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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遼寧省省長陳求發在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承認,遼寧省所轄市、縣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財政數據造假問題。圖為2014年5月30日,遼寧省沈陽市渾河鳥瞰。東方IC 資料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一般被歸功于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但是有一些簡單化的觀點認為,市場化改革就是破除國有經濟、發展民營經濟,這顯然是將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對立起來了。這種觀點指出,公有制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造成效率低下,政府干預導致資源錯配。
顯而易見,各路經濟學家在論及當下中國的經濟問題時,答案難免都驚人地一致:要么是政府干預造成的,要么是國有經濟的罪過。甚至最近有人算錯了天津的財政收支,得出的怪異結論也是,天津的國有企業太多。
經濟學家搞錯過的東西太多,統計數字帶給人們的真相還更多一些。經濟數據可能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論。不過統計口徑比較復雜,而且中國不同地區公布的統計內容也不盡一致,經常使人犯暈。經濟數據使用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各地公布的統計數據中,有些數據歸入“私營”,有些歸入“民營”,筆者這里只好照搬,無法在下文中統一起來。
沈陽提供了什么教訓
東北經濟衰退是眼下經濟學界和社會人士討論的焦點之一,東北三省以遼寧為首,因此我們就先看遼寧。說到遼寧,這幾年真不太平。經濟增速連年下滑,公開數據是2016年GDP同比減少2.5%。2017年上半年,遼寧GDP增速再次全國墊底;而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沈陽GDP負增長,大連增速倒數第三。
很多人認為,遼寧經濟差是因為深受老工業基地計劃經濟傳統的影響。再就是遼寧國有企業太多,民營經濟太少,導致經濟缺少活力。還有,遼寧的第三產業太落后。
其實,遼寧的民營經濟并不少。2015年1月發布的《遼寧省第三次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是經過國務院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審核確認的,數字不會太離譜。據該公報,在2013年末,遼寧全省共有二、三產業企業法人329733個,其中私營企業211704個,占了全部企業法人的64%。(參見圖1)
私營企業在工業企業和建筑業企業中分別占了69.1%和63.6%。服務業企業法人中,更有90%以上都是私營的,而且有57%的就業人員在從事服務業。
沈陽市是遼寧省會,貢獻了遼寧省23%的GDP和28%的財政收入。沈陽的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對比強烈。在沈陽,2015年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42%是私營企業創造的,而公有制企業只貢獻了29%。工業增加值(通俗講就是工業創造的GDP)中,公有制企業(包括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和集體企業)只貢獻了26.6%。主營業務收入和營業利潤方面,私營企業分別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1.4倍和1.2倍。
可見,就沈陽市來講,雖然通常國有經濟較為集中于工業,但國有企業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實力上仍不敵私營企業。第三產業自然就更不用提了。沈陽的經濟困難確實不能怪國有經濟太多。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營業收入和利潤少于私營企業,沈陽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稅金、應交所得稅、應交增值稅等項目金額卻遠遠超過私營企業。
在沈陽2015年的地區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占47.5%,略低于第二產業的47.8%,差不多相當于上海1998年的水平。而且,2014年以來,沈陽GDP的增長都主要是靠第三產業驅動了。主要到什么程度呢?2015年GDP增長的92.6%來自于服務業,大概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了。
所以,沈陽的民營企業不算少、實力也不算弱,服務業也不太差。可是沈陽的經濟還是越來越不好。沈陽經濟的特征,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衰退”。在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還有89個國有企業,到2015年只剩下了29個。在這段時間里,沈陽的民營企業個數也下降了,工業總產值、營業收入、營業利潤等指標都下降了。當某種所有制企業崩潰之際,其他所有制企業不可能置身事外。
沈陽的教訓告訴我們,國有經濟衰退留下的空白不會被自動填補,相反,連鎖反應會導致一切失控。在災難來臨之際,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的民營經濟不會充當“救世主”的角色。沈陽經濟衰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這里不做探討,但顯然并非國有經濟太多造成的。如果說國有經濟在沈陽的經濟衰退中有什么責任,無疑不是國有企業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無法通過政府調控起到穩定器的作用。
至于所謂計劃經濟的殘余,因為國有經濟在沈陽經濟中的分量已經不多,那么就只能理解為政府的胡亂作為破壞經濟環境了。可是,稍微有些經濟史知識的人都知道,真正的計劃經濟,恰恰不會出現亂作為,因為經濟計劃是從上至下一層層制定和布置下來的,講究綜合平衡,企業和政府要做的是嚴格完成計劃,而不是擾亂計劃,除非飯碗不打算要了。
去東北投資所遇到的種種亂象,并不是什么計劃經濟的殘余,而是計劃經濟終結之后良性的市場經濟沒有建立起來的結果。像國有企業死了民營企業不會去自動填補空白一樣,計劃經濟結束了市場經濟也不會自動出現。九十年代以來,東北地方政府在建設市場經濟機制和營造市場經濟秩序方面乏善可陳。
天津耀眼人均GDP數據的背后
其他地區的經濟形勢遠不像東北這樣嚴峻,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失衡會呈現出另外的問題。天津是國內GDP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2011年至今,年均GDP增速達到10.9%。2011年,天津人均GDP達到85213元,第一次超過了上海(當年是82560元)和北京(當年是81658元),排名全國各省區市第一。此后連續5年蟬聯榜首。2016年,天津人均GDP達到115053元。無疑,天津取得的成績是非常耀眼的。
GDP是收入。按收入法核算,GDP被劃分為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四大部分。與其他三個直轄市相比,這四部分在天津的GDP中呈現出兩個極端。2011年,勞動者報酬在天津GDP中的比例是38.7%,是四個直轄市中最低的,當然了,它的人口數和就業人口數也是最少的;營業盈余在天津GDP中的比例是33.1%,是四個直轄市中最高的,雖然它的法人單位數也是最少的。而且,營業盈余的絕對數字超過了重慶和北京。
事實上,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天津GDP中勞動者報酬比重低、營業盈余比重高的現象也很突出。2011年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天津GDP中的勞動者報酬比重僅高于黑龍江、吉林和山東,位于倒數第四;而營業盈余的比重僅次于黑龍江,位列第二。也就是說,那時候黑龍江的勞動者報酬比重倒數第一、營業盈余比重正數第一。(參見圖2)
但是黑龍江的第一把交椅沒坐穩。到了2015年,天津GDP中勞動者報酬的比例是40.7%,只提高了2個百分點。相比之下,北京提高了6個百分點,上海提高了4個百分點。重慶下降了7個百分點,但是仍然高于天津。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天津取代了黑龍江,成為GDP中勞動者報酬比重倒數第一、營業盈余的比重正數第一的省級行政區。(參見圖3)
很明顯,生產稅凈額與固定資產折舊的比重各地都差不多(多數地方有著相同的稅務法規和會計準則),營業盈余主要是依靠擠壓勞動者報酬得到提高的。這種收入分配格局的直接后果是,雖然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天津人均GDP高居首位,但是居民收入顯著低于北京和上海。2016年,天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海低幾乎2萬元。在四個直轄市中,只有重慶比天津低。不過這算不上成績,因為重慶不只比天津低,它比全國平均水平都要低。天津的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也不高,2015年末低于重慶和成都,比成都少1000多億元,而成都的人均GDP只有74273元,遠低于天津。(參見圖4)
天津城鎮居民家庭收入增長得尤為緩慢。2010年,天津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還比全國水平高出5184元,到了2016年卻只高出3493.4元了。天津居民收入偏低的事實,導致天津的消費水平也不高。2016年,天津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四個直轄市中最少的,與北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幾乎是一個云南省的差距。(參見圖5)
如果說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經濟中心,這兩地的數據有特殊性,但是重慶地處西南,人均收入又比天津低一大截,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仍然顯著高于天津。
按支出法核算各地區GDP,從2011年到2015年,天津的最終消費率在四個直轄市中是最低的。2015年,天津的最終消費率是43.3%,比全國平均水平(51.6%)還要低,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倒數第五。
與居民收入低、消費水平低相反,天津GDP中營業盈余比重高,所以企業實力強。2016年,天津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為12756.36億元,遠超北京(7888.69億)和上海(6751.68億),略少于重慶(15931.78億)。在天津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到位資金中,來自國家預算的部分很少,國內貸款也低于其它三個直轄市,但是自籌資金很多,2015年金額是上海的三倍,天津企事業單位的經濟實力可見一斑。
與一般印象相反,在天津經濟中,民營經濟已經占了主導地位。2016年民營經濟增加值8579.87億元,占全市比重達到48.0%,遠超國有經濟。可以說天津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很高。由于只有工業的統計數字較為全面,所以下邊只談工業企業。
工業在天津經濟中是相當重要的。近幾年來工業增加值占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始終位居各行業之首,保持在42%-48%之間。這個比重與沈陽接近,但天津沒有經濟衰退,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沈陽的經濟衰退不是因為工業比重太大。2015年,天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只相當于上海的59%,利潤總額僅相當于上海的32%。可天津的民營工業企業,其主營業務收入是上海的1.6倍,利潤總額是上海的2.5倍。天津民營工業企業雖然主營收入低于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可是利潤總額是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1.2倍。這個對比也和沈陽是差不多的。
天津市統計局編纂的《天津統計年鑒》分類完善,對本文的研究很有幫助。天津民營工業企業實力強大。截至“十二五”末,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數占全市比重已達到三分之二(66.4%);完成工業總產值12604.53億元,占全市比重45%(來自《天津統計年鑒2016》的附錄《匯聚發展能量 天津工業譜寫新篇章》,與下邊引用的數據略有差異)。2015年,在全市977個大中型工業企業中,民營及民營控股企業有464個。(參見圖6)
雖然就業人數和總資產少,但是民營及民營控股企業的個數、收入和利潤都很高,收入與外資企業不相上下,利潤總額則占到大中型企業利潤總額的45.3%,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近2倍,這個數字是相當可觀的。在全部天津民營及民營控股企業中,有這樣一些數字(參見圖7):
相比而言,天津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利稅總額只占全市比重25.2%,但是主營業稅金及附加卻占到64.7%。可見,同樣與沈陽相似,天津的民營及民營控股企業的利潤多、納稅少。
2015年天津城鎮民營單位從業人數為188.27萬人,占了全部城鎮從業人數的26.5%。由于各個統計年鑒在平均工資的數字上出現了混亂,筆者無從判斷哪個數字是準確的,只能從千奇百怪的數字中推測天津的民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比非民營的低26000元左右,比國有的低更多一些。
所以,天津的民營經濟強與居民收入低、消費水平低、企業實力強都是相關的。這樣的結構導致天津的財政收入也有點問題。在2015年,稅收收入占天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59.2%,是全國各省區市中比例最低的。稅收收入比重最低,非稅收入比重自然就是最高的。那年天津的非稅收入達到1089.05億元,超過北京與福建非稅收入之和,幾乎相當于黑龍江省的全部預算收入。所以,GDP與天津差不多的江西和廣西,一般預算收入都比天津少很多。而一般預算收入與天津差不多的河北、湖南,GDP又比天津高得多了。
國有經濟并不弱的廣州和國有經濟可有可無的深圳
在南方,廣東省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2017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8%,其中廣州市同比增長7.9%。廣州市GDP不但是全國副省級城市中的第一名,而且在2015年已經超過香港。深圳2017年上半年GDP更是同比增長8.8%。廣深地區是中國內地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一點沒人會否認。而且廣東的民營經濟也很發達,2017年8月24日公布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前100名中有19個位于廣東省,排名第一的更是位于深圳的華為。
經濟快速增長的廣州市,國有經濟卻并不弱。廣州公有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主要指標甚至超過沈陽。(參見圖8)
廣州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在工業中的比重略少于沈陽,但是所有者權益比重大大高于沈陽,說明廣州的這些企業負債率要少,資本相對充足。此外,廣州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多數效益指標在廣州各種所有制工業企業中都名列前茅。
很奇怪的是,廣州的統計數據中,沒有民營企業的信息。所以我們無從得知廣州民營經濟的情況,也就無法與國有經濟做進一步比較。但是從廣州市公有制經濟為GDP貢獻40.6%這一數字可以推測出,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很難超過公有制經濟,因為還有其他所有制經濟與外資。此外,雖然廣州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以及其中的稅收收入都少于天津,但是廣州市的稅收總額(國稅加地稅)卻超過天津1000億元左右。
與廣州非常不同,深圳的國有經濟幾乎是可有可無的。2015年深圳市登記企業總數為1133953家,其中有1083063家是民營企業,占了幾乎96%。即使在通常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扎堆的工業部門中,民營企業也有78%。雖然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但是應當可以說,深圳的經濟增長與國有經濟關系不大。深圳是個經濟特區,有著它自己的特殊性,又差不多從一窮二白起步,非公經濟更加發達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過,至少在工業企業中,民營企業在大中型企業數量和總產值等方面,不如三資企業。所以,深圳經濟之所以快速增長,民營經濟大概需要與三資企業分享榮光。
這一點上蘇州表現得更加明顯。工業增加值在蘇州的GDP中比重相當大,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比例關系與沈陽相近。可是蘇州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與民營工業企業合在一起,實力上仍遠遜于三資工業企業。
不過在深圳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資本的比重卻不低,2015年高達31.0%,和全國平均水平相當。只是國有資本固定資產投資絕大多數都投向了建筑安裝工程。2015年深圳的GDP相當于北京的四分之三,但房地產業增加值超過北京。
深圳有靠近香港的得天獨厚的優勢,特區的崛起受益匪淺。這種優勢很難復制到其他地方。此外,深圳到底有多少常住人口尚存爭議,有學者指出:“深圳統計年鑒公布的人均GDP明顯異常,最近五年公布數字比當地GDP除以常住人口數的數字高于(出)22%。”如此巨大的差異,不能用統計誤差來解釋。很有可能,那些從事低端工作、日結工資的人口沒有進入統計之中。為深圳打拼的不光是創業者,還有眾多普通勞動者。
杭州的經濟發展速度也較快,非公經濟發達。但是杭州的三資企業實力大不如深圳,所以相對而言,杭州的民營經濟實力更強。在2016年GDP中,民營經濟貢獻了59.6%。
可見,哪種所有制能實現經濟健康增長,這個問題無法用一個結論簡單回答。在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同的,因此答案也是不同的。
沈陽的情況說明經濟衰退不能歸咎于國有經濟,蘇州的情況說明服務業比重低經濟仍然健康,廣州的情況說明國有經濟強同樣可以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天津的情況說明民營經濟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問題,而杭州和深圳的情況卻表明在國有經濟較弱的條件下實現的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問題可以不像天津那樣典型。簡單化地說哪種所有制好或者不好,遇到問題就追溯到計劃經濟,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上海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成功典范
最后,不得不提一個對很多人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上海。上海是如此耀眼,很多收視率很高的都市白領劇比如《歡樂頌》、《我的前半生》等等都在上海取景,人們都見識了上海的燈紅酒綠。但是上海的另一面,很多人,即使生活在上海,卻并不了解。
作為經濟中心,上海是中國國有經濟最強大的地區之一,2015年上海GDP中有48%是公有制經濟貢獻的。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單位數只占全市工業企業單位數的7.7%,但是創造了36.8%的總產值、39.3%的主營業收入、55%的利潤和78.2%的稅金。在全國各省區市中,上海稅收收入在預算收入中的比重最高。
信息經濟是杭州市著力發展的產業,其中最重要的是電子商務和云計算與大數據,但這兩塊正在遭到上海的強力挑戰。2016年上海完成電子商務交易額20049.30億元,相當于全國交易額的7.7%。上海建成了覆蓋2400萬常住人口、200多萬家企業以及涵蓋全市域的人口、法人、空間地理基礎數據庫;全市醫聯數據共享系統擁有250億條數據,交通數據流量每日新增30GB;上海大數據交易中心日均數據交易量3000萬條。在大數據資源方面,上海有著巨大優勢。
上海集聚了全國近三分之一的人工智能領域專家,要推動人工智能成為上海建設全球科創中心的引擎。上海在機器人制造業方面也有巨大優勢,已形成機器人研發、生產(整機和零部件)、系統集成、檢測認證、服務應用等較為完整的全產業鏈,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的機器人產業集聚區。上海還在建設以亞洲一流、世界先進為目標,現代化、國際化、綜合性的國家級醫學示范園區。占地面積94平方公里的張江科學城要建設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新知識、新技術的創造之地和新產業的培育之地,現代新型宜居城區和市級公共中心,世界一流科學城。
所有這些恢弘成就和愿景背后,是強有力的國有經濟和政府規劃。2017年8月28日下午,在國務院國資委和上海市政府簽訂共同推進上海科創中心協議會議上,時任市委書記韓正更是明確表示,中央企業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主力軍。上海制定了詳細的五年規劃。
同時上海的民營經濟也在快速發展。2015年,上海市非公有制企業集團中,雙五億(資產總計和營業收入均達5億元及以上)企業集團有124家,66.9%的企業集團是非公經濟。民營企業還是上海對外投資合作的主力軍,2016年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三是民營企業進行的。可以說,上海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成功典范,而且隨著先進制造業的布局,未來上海還有望加快經濟增長速度。
上海居民也這一模式中受惠。雖然上海市的人均GDP不如深圳和杭州,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卻高于深圳和杭州。不會有居民出于意識形態的偏好而拒絕這樣的實惠。(參見圖9)
(本文所用統計資料出處:《中國統計年鑒 2016》、《中國統計摘要 2017》;沈陽、天津、廣州、深圳、上海、杭州、蘇州市的各年度統計年鑒及統計公報;《遼寧省第三次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
(作者系經濟學者、上海市經濟學會會員;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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