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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寶貴的外匯資金究竟應如何投資，是通過中投統一使用，還是通過其它主體對外投資，投資過程又應該如何監管，還是可進一步討論的。如果世界上本沒有足夠我國外匯儲備投資的，那么明智的做法，毫無疑問是讓人民幣在外匯市場上升值到貿易平衡的合理水平。

最近，有關我國外匯管理制度的問題，央行與黃奇帆懟上了。對黃奇帆的二元架構外匯儲備管理建議，央行的徐忠和盛松成皆予以反對。作者在此對我國外匯管理制度談幾點認識。

第一，為什么儲備外匯?

任何一個國家，只要需要進行國際交往，在非金銀本位制的時代，那就必須要儲備外匯，以備商品進口、國事交往、出國交流留學旅游等對外支付。這是儲備外匯的原始目的。從這一個意義上講，盛松成是對的——“外匯儲備管理首先不是考慮盈利性，首先考慮的是安全性和流動性，比如在必要的時候用以調節匯率和防范資本流動風險。盈利當然要考慮，但盈利是第二位的”。但是，當你儲備的外匯遠超過你的這些國際交往的必須需求，那新的問題就出來：你為什么要儲備那么多外匯?與此密切相關的問題是，中國外匯究竟應該儲備多少才是合理的。

第二，中國外匯究竟應該儲備多少才合理?

這是有關我國外匯管理制度的核心理論問題，但是金融學界似乎不太關心。盛松成的觀點很有道理，外匯儲備要考慮調節匯率和防范資本流動風險。但是，我國究竟應該儲備多少外匯儲備才能確保調節匯率和防范資本流動風險呢?他沒有說。事實上，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在遭遇政治危機、戰亂、泡沫經濟破滅和經濟危機、饑荒等嚴重影響經濟社會正常運行的破壞性事件下，再多的外匯儲備也不夠防范資本流動風險的。這一點，只需要看看東南亞和拉美金融危機就知道了。

所以說，依靠儲備外匯來防范資本流動風險，是似是而非的、不靠譜的，真正能夠防范資本流動風險的，是要避免出現上述破壞性事件，留住資金。但是，在全球經濟不平衡發展態勢下，私人資本永遠是趨炎附勢的，而不會有國別姓氏的，也絕不會永遠滯留在某個國家的。這實際上涉及的是，資金應該掌控在誰的手里的問題——即如何才能讓資金具有國別性，或對于資金國家應該如何管控的問題。看看我國2014年以來資本的持續大規模外逃這個鐵的事實，任何一個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應該明白了。

在不能判斷我國外匯儲備的合理范圍情況下，儲備外匯，已經不是因為需要了，而是只能被動儲備。

第三，為什么會被動儲備外匯?

這實際上，已經不僅僅是央行外匯管理制度的問題了，而涉及到中國經濟運行模式的問題了。根子上，可追溯到我國供給外向型工業化戰略。繼1985年我國糧食過剩后，1995年我國出現了輕工產品的過剩，曾經的短缺型經濟演變為結構性過剩行經濟，表現為“內需不足”，國家為了解決這一難題，采取了在外匯市場上貶值人民幣的做法(實際上1994年就大幅貶值了)，這是一種挖肉補饑的做法，其帶來的問題就是黃奇帆所指責的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通貨的膨脹和人民幣發行的被綁架。

如果我們承認這樣一種做法，那么盛松成就是對的——“一方面，投放貨幣是央行購買外匯的結果，如果不這樣做，當時的人民幣匯率很可能會大幅飆升，對經濟的影響會很大。我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進出口國，之所以能維持較高的國際貿易份額，與當時我們不放任人民幣升值是有關系的”。但問題是，我們真的需要維持那么高的國際貿易份額嗎，真的需要通過人為在外匯市場上貶值人民幣乃至補貼出口來維持這么高的國際 的貿易份額?這對于我國的國強民富而言，有利嗎?賈根良教授的觀點比較有代表性——這是一條窮國之路。

不能再繼續這條窮國之路了——補貼出口、保持本幣在外匯市場上處于低位、再把外匯借給外國投資。

第三，我國的外匯儲備究竟該如何管理?

如果我國的外匯儲備僅能維持國際交往基本需要，那么毫無疑問，所儲備的外匯不存在投資的問題，外匯只能留在金融系統以被兌換。或者說，如果我國不存在利用外匯對外投資的需要，那么，外匯留在金融系統以備國內兌換，就是無可厚非的。

就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情況來看，隨著2014年至2017年1月資本的持續凈流出，外匯儲備由3.993萬億美元銳減到了2.998萬億美元。盛松成說得對，我國外匯占款不是在增多，而是在減少，對于經濟處于新常態的中國而言，是一個很不利的因素。但是，是不是說外匯儲備就應該完全由央行管理呢?這還得看我的外匯儲備是否超過了國際交往基本需要。

如果單純從國際交往而言，經常項目理應保持平衡才對，但是，我國多年來一直保持順差，這充分說明，我國的外匯儲備超過國際交往基本需要了，那就存在過剩外匯的投資問題。從近十年來看，我國進口總額最高年份也沒有超過2萬億美元。那么，按照近年來的進口規模，2萬億美元是我國外匯儲備的上限，如果考慮出口創匯，那么我國外匯儲備1萬億美元足夠。這一點上講，黃奇帆的建議無疑是有道理的——“財政管外匯儲備，是自己發國債拿來的錢，就可以給中投進行投資，這種投資不講15%回報，不講10%回報，就最起碼的5%回報，一年就會有上萬億(人民幣)的收入。而央行的外匯儲備是不能投資的，只能買國外比較好的債券，利息比較低”。更不要說，讓司職一國貨幣供應的央行去考慮投資盈利的事情，原本就是職能的錯配。

但問題是，我國現在的外匯儲備究竟還有多少是真金白銀、又有多少是賬面價值?如果考慮我國購買外國的難以兌現的債券(有人估計約1.6萬億美元)，那么我國真正能夠具有購買力的外匯儲備，不超過1.5萬億美元。如果這個計算準確，那么我國外匯儲備至少有0.5萬億美元的資金可供對外投資。也就是說，黃奇帆的外匯儲備管理改革并不是莫須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要求必須打破“斯蒂格利茨怪圈”，必須做強我國金融。

當然了，寶貴的外匯資金究竟應如何投資，是通過中投統一使用，還是通過其它主體對外投資，投資過程又應該如何監管，還是可進一步討論的。如果世界上本沒有足夠我國外匯儲備投資的，那么明智的做法，毫無疑問是讓人民幣在外匯市場上升值到貿易平衡的合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