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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糧食安全形勢在惡化，一篇從知網撤下的文獻

點擊：作者：劉明國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6-08-13 11:16:47

【作者按】本文是2007年在《改革》第9期上發的文章，原題《糧食安全視野的政府與市場分工》。但不知何故，現在知網上查看不到。本文成功預測了我國2015年糧食供求缺口量約1.2億噸。這說明我國糧食供求的悲觀情況出現。如果這種悲觀的趨勢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那我國最遲在2025年后就會面臨糧食危機（因為五六十年代那一批農村勞動力失去勞動能力，年輕人不愿意種糧和不會種糧，無人種糧驟然加劇）

摘要：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除了國際糧農組織的糧食安全定義所包含的含義外，糧食安全還應該加入另外一層含義，即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增長所需要的兩個必要條件——足夠穩定的糧價和足夠低的糧價。從我國目前糧食供求的動態趨勢來看，我國未來糧食不能自給的基本形勢是可以肯定的。而我國糧食安全問題能否得到有效解決，關鍵因素是政府行為，其中又有兩個難題需要解決：一是構建起可持續的糧食生產足夠補貼機制，二是構建起可持續的公共財力高效率使用機制。

導語

對于糧食安全的含義，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定義——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品——基礎上，還應該加入另外一層含義——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增長所需要的兩個必要條件：（1）糧食價格要足夠穩定，以避免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2）糧食價格要足夠低，社會最低收入群體不會因為獲得足夠的糧食而陷入貧困。如果說國際糧農組織的糧食安全定義僅僅揭示（或強調）了糧食安全對人（在生命和健康上）的可持續的意義，那么后面增加的含義則強調的是糧食安全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的意義。糧食供給不足，會帶來一系列的經濟后果，最終導致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潛力下降（甚至崩潰），見下圖。

總之，在糧食供給缺乏保障的情況下，增加（價格意義上）一定產值的工業產品并不能代替或者補償所犧牲的同樣（價格意義上）產值的糧食在國民經濟中的價值（因為糧食的正外部性比工業產品大得多），換句話說，只有建立在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才可能持續（或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不能跨越農業的充分發展）；這也正是“挖肉（犧牲糧食自給能力）補饑（提高工業化水平乃至提高人均GDP）”式的工業化戰略失敗的原因；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在此得到部分體現。

而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持續高速增長的情況下，自2006年下半年以來的糧食價格的全面上漲和肉類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清楚表明了全面清楚認識、并切實解決我國糧食安全問題已經刻不容緩了。

一、威脅我國糧食安全的主要原因

首先，對于我國是否存在糧食安全隱患問題，國內有不同的看法。朱澤和黃季焜等人認為，我國是糧食安全性很高的國家；而田野、魯靖和許成安等人認為，我國的糧食安全形勢嚴峻；楊萬江、黃佩民等人還預測了我國未來的糧食供求呈總體上供小于求的趨勢。^【1】如果說，僅僅著眼于過去（1978年至今）的糧食供求情況來分析我國糧食安全問題，那么，我國糧食供給總體上是安全的結論是可以的接受的，因為，我國1978年至今的經濟增長歷程說明，我國在這段時期既沒有出現饑荒、也沒有出現糧食價格的上漲導致經濟增長滯緩的狀況。但是，僅僅因為過去的糧食安全性就斷定我國不久的將來不存在糧食安全隱患或糧食安全性高，是非常草率和不負責任的。

要判斷我國未來是否存在糧食安全隱患，必須要從糧食的供給和需求的動態趨勢來看。

糧食供給呈下降趨勢：（1）從生產技術來看，進一步地大幅度提高糧食單產的可能性很小，雖然以袁隆平為首的超高產育種已取得不小成績，但是，要大面積地提高單產的可能性仍然很小；（2）水資源不斷枯竭、耕地的日益減少和肥力不斷下降，國內生產糧食的能力呈下降趨勢；（3）自然災害加劇，使得糧食產出能力下降；（4）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持續大量轉移（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出現和新生代農民對農民身份的反叛），使得誰來為城鎮居民生產糧食成為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

糧食需求不斷增多：（1）人口增多；（2）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糧食的需求由“吃飽”向“吃好”轉變；（3）工業對糧食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

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就在這一增一降的變化趨勢中日益嚴峻起來，而且，最為關鍵和嚴峻的是因為耕地和水源缺乏所帶來的糧食生產能力的持續下降趨勢，見下圖。

資料來源：國土資源部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就算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不占用耕地、沒有水土流失，只要耕地的沙漠化（24.6萬公頃/年^【2】）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從2006年（1.218億公頃）起，只需要七、八年時間我國的耕地面積就會突破“十一五”規劃的耕地面積底限（1.2億公頃）。更不要說受市場因素影響導致的耕地拋荒和農民對糧食生產的輕視了。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糧食總產量從1998年以來也表現出下降趨勢，雖然2004年有較大幅度的反彈，但到2005年增速就表現出了下降（見上圖），這說明進一步提高糧食產量仍有部分潛力但難度增大。

而對于糧食需求的增加，就算人口增長得到有效控制或者增長率自然下降（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可能性極小），人們生活水平由“吃飽”向“吃好”轉變必然帶來更多的肉、奶、蛋和水產品需求，而生產肉、奶、蛋和水產品要消耗比其質量大得多的糧食（約4－5倍^【3】），雖然增加肉、奶、蛋的消費會減少對谷物類糧食的消費，但減少幅度卻很小（如我國90年代比80年代人均糧食直接消費量減少約4％^【4】，換算為人均糧食直接消費量的收入需求彈性系數則更小——約－0.01，其絕對值遠小于肉、奶、蛋等收入需求彈性——達到小康生活水平分別為0.54、1.189、0.673^【5】），這使得國民經濟對糧食的需求會加速增加，更不要說隨著經濟的增長工業對糧食的需求也會增加了；而現實中我國從1980年以來糧食進口的總體上升趨勢也說明了我國糧食自給能力呈下降趨勢（雖然谷物進口從1995年以來有所下降），見下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1985-2003年*資料來源于聯合國糧農數據庫（轉引自高帆：《中國糧食安全的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0-311頁）；2006年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

二、對我國糧食供求狀況的預測

首先，預測我國未來的基本糧食需求：人均糧食需求量按照400公斤/年計算，人口按照聯合國2002年和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所預測的數據計算，舍去預測人口數居于前兩者之間的中國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2003年的預測數據；預測結果見下表。

糧食需求預測（單位：億、億噸）

人口資料來源：轉引自高帆：《中國糧食安全的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3頁。

1、糧食供給和供求缺口保守預測

假定：所有適宜糧食作物生產的耕地都得到了有效耕種（即沒有因為糧食生產的比較收益低和農村勞動力缺乏而拋荒的問題），糧食播種面積和有效灌溉面積穩定在2006年的水平（分別為10538萬公頃和5610.94萬公頃），2006年糧食單產（4720.6公斤/公頃）為基數、技術進步率為單產年增長1.2％，氣候等自然災害因素帶來的產出風險系數為0.3^【6】。這實質上是假定：政府積極作為并能穩定住目前的生產糧食的資源狀況、城市化和工業化（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按照目前的速度勻速推進、技術按照保守速度進步（即沒有類似雜交育種、化肥等跳躍性的技術進步，也沒有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樣的組織大變革）和人口正常增長。

預測結果如下：

糧食供給和供需缺口保守預測（單位：億噸）

注：安全供求缺口，指保證糧食安全情況下的供求缺口（下同）。

2、糧食供給和供需缺口樂觀預測

假定：所有適宜糧食作物生產的耕地都得到了有效耕種（即沒有因為糧食生產的比較收益低和農村勞動力缺乏而拋荒的問題），糧食播種面積為1978-2003年間我國最大的糧食播種面積（12058.7萬公頃），有效灌溉面積穩定在2006年的水平（5610.94萬公頃），2006年糧食單產（4720.6公斤/公頃）為基數、技術進步率為單產年增長1.2％，氣候等自然災害因素帶來的產出風險系數為0.3。這實質上是假定：政府積極作為并能將糧食播種面積恢復到曾經有過的最高水平（其它同上）。

糧食供給和供需缺口樂觀預測（單位：億噸）

3、糧食供給和供求缺口中位預測

假定：所有適宜糧食作物生產的耕地都得到了有效耕種（即沒有因為糧食生產的比較收益低和農村勞動力缺乏而拋荒的問題）、有效灌溉面積穩定在2006年的水平（5610.94萬公頃），糧食播種面積穩定在1978-2006年間平均值（11082萬公頃）水平，2006年糧食單產（4720.6公斤/公頃）為基數、技術進步率為單產年增長1.2％，氣候等自然災害因素帶來的風險系數為0.3。這實質上是假定：政府積極作為并能將糧食播種面積恢復到曾經有過的平均水平（其它同上）。

糧食供給和供求缺口中位預測（單位：億噸）

4、糧食供給和供求缺口悲觀預測

假定：以2006年我國糧食播種面積（10538萬公頃）和單產（4720.6公斤/公頃）為基數，并按1999-2006年的糧食播種面積年均下降率0.92%遞減計算各年糧食播種面積，有效灌溉面積穩定在2006年的5610.94萬公頃，技術進步率為單產年增長1.2％，氣候等自然災害因素帶來的風險系數為0.3。這實際上假定：政府在我國耕地面積和糧食播種面積急速下降面前無能為力或者沒有積極作為（其它同上）。

預測結果如下：

糧食供給和供求缺口悲觀預測（單位：億噸）

由以上預測可知，樂觀預測假定我國未來糧食播種面積維持在1978-2006年間的最大糧食播種面積，這在現實中是一個非常苛刻的條件；中位數預測假定政府在保護耕地和水資源、提高糧食生產比較收益等方面采取了近乎完美的政策措施，這對政府的期望似乎有些過高了；悲觀預測雖然與布朗（1998）和日本海外合作基金會（OECF）等悲觀派的預測比較接近（仍遠沒有他們悲觀），但認為我國糧食播種面積會按照1999-2006年的年均下降率遞減，完全不考慮政府對糧食安全的積極作為，似乎過于悲觀了；比較容易接受的是保守預測——我國2010-2030年的糧食供求缺口大體在每年0.11-1.02億噸之間，但這仍然是建立在政府切實有效保護好現有的耕地和水資源、將有效灌溉面積和糧食播種面積維持在2006年的假定上的。

總之，不管是保守、中位數、樂觀還是悲觀預測，我國未來糧食不能自給的基本形勢是可以肯定的，悲觀預測的結果是供求缺口呈擴大趨勢，而保守、樂觀和中位數預測的結果是供求缺口呈縮小趨勢，影響其結果的關鍵因素是政策，保守預測值與悲觀預測值構成了我國未來安全糧食供求缺口的可能性最大的區間：2010年是0.97-1.15億噸，2030年是0.11-1.58億噸。

三、如何解決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

既然我國的糧食安全存在隱患，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要想切實化解我國糧食安全存在的隱患，我們必須在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的基礎上，充分估計困難并探尋最優對策。

（一）對我國目前比較流行的糧食安全問題解決方案的評析

1、農業現代化

通過實現農業的現代化來解決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其以農業生產機械化、規模化、資本技術集約化以及信息化為內容或特征。這個觀點可追溯到我國曾經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戰略規劃，再加之現有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普遍表現為高度的機械化、規模化、資本技術集約化以及信息化的特征，就往往使人們以為農業現代化是發展中國家解決農業落后（包括糧食安全）問題的萬靈藥膏。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機械唯物主義的表現。

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采取高度的機械化、規模化、資本技術集約化以及信息化的農業生產方式是由其國內的客觀條件——（與石化資源相比）較高的工資水平、人少地多、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極大容納能力——決定的。而我國目前的客觀條件是：人多地少、工資水平較低、勞動力大量過剩。用高價的石化資源替代廉價的勞動力、并擠出更多的剩余勞動力是不符合理性（或經濟）原則，在現有的耕地制度下也是不可行的。

雖然，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我國農業生產也必然會走上機械化、規模化、資本和技術集約化以及信息化的歷程，但是，這是（經濟增長導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提高的結果，我們不能因果倒置。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以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條件？

2、依靠市場

崇尚市場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當糧食供不應求時，提高糧價就能提高糧食產量；就算是國內糧食供給不足時，我們可以從國際市場購買，只要有足夠的外匯就行了（比如香港）。

這種觀點在那些“海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信徒中比較流行，其理論基礎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標準的向右上方傾斜的供給曲線——價格高，供給就高；價格低，供給就低。但是，他們在應用這條標準的供給曲線時，忽視了以下約束：（1）糧食價格的單向性——上漲后難以恢復到原位；（2）糧價在物價水平中的基礎地位，提高糧價最終演繹為提高整體物價水平，提高糧價對促進糧食供給的作用隨著物價水平的整體上升而消失；（3）由于耕地、水資源缺乏以及自然災害等引起的糧食產量下降，提高糧食價格對提高糧食產量幾乎沒有作用；（4）由于農業勞動力的缺乏引起的糧食產量下降，糧價提高的幅度不夠時提高糧價也對提高糧食產量無濟于事；（5）提高糧食價格的幅度要受到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低收入群體購買力）的限制；（6）糧食生產需要時間，不能在瞬間完成，而糧食需求卻是連續的；（7）從國際上購買糧食是有風險的（世界谷物播種面積從1997年的7.02億公頃連續下降至2001年的6.67億公頃、世界谷物產量從1998年的18.9億噸連續下降到2001年的18.4億噸^【7】，而這種下降趨勢在世界生態環境日趨惡劣、城市化和工業化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推進的歷史條件下未見有逆轉的趨勢，而眾多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的增長其糧食需求量又呈上升趨勢，這都會加大從國際市場上獲取糧食的風險）；（8）由于糧食的極低需求彈性，大量進口糧食必然降低本國在國際上的談判勢力（從上述我國糧食安全供求缺口的保守預測來看，0.97-1.58億噸是2003年的世界谷物進口數量2.687億噸的36.1％－58.8％，這足以改變世界糧食市場的格局，而在1999-2003年的世界谷物市場中，我國進口僅占世界進口總額的10％以下）^【8】。

他們不僅忽視了上述各個約束條件和糧食的公共產品屬性，也忘記了阿馬蒂亞.森的告誡：“不幸的是，由于市場不能提供足夠的糧食，因而常常使市場機制倡導者失望”^【9】。當然，我們不能依賴市場來解決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這并不是說，我們就不能利用市場、不能從國外進口糧食，就應該走忽視人的自利性的、封閉的計劃經濟的老路。

3、技術進步與生產組織創新

主張這種觀點的人強調通過提高糧食單產來解決或者緩解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10】，從理論上講，這原本是提高糧食供給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作者從1994年至今在貴州、四川所看到的糧食生產事實是：新品種、新種植技術（如除草劑、殺蟲劑、化肥、半旱式育秧、寬窄行栽植、薄膜覆蓋等）的應用，只不過是將單產維持在曾經達到的水平和減少勞動耗費（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我國糧食單產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情況下沒有出現持續下降的事實），持續的單產提高卻沒有發現，這或許就是技術進步的極限性或非連續性。而他們往往將我國過去的單產平均增長率當作未來的單產增長率，無異于假定在我國糧食生產中曾經發生過革命性的變化（如，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組織變革、雜交品種的推廣、化肥和農藥以及薄膜的廣泛使用）還會在未來按照平均分布發生，從而必然高估未來可能的糧食單產增長率。

類似農業產業化、新型農村合作社的“生產組織的創新”，在我國現實中也沒有發現有明顯證據表明糧食單產因之而有顯著持續提高的。唯一有顯著性提高的組織創新是改革開放之初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但是其潛力早已充分表現出來了。

簡而言之，鑒于我國目前人地資源結構特征（農村居民人均耕地不足0.2公頃），希望通過技術進步和生產組織創新來提高單產的效果是不會明顯的，但是對于維持現有單產水平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

（二）政府干預與市場相結合

1、切實保護耕地、水資源與改善公共財力使用機制

沒有足夠的糧食生產資源，糧食安全無從談起，因此，解決糧食安全的首要任務就是切實保護生產糧食的資源——耕地和水。雖然，我國政府確實制定了許多保護耕地和水資源的政策，但其效果卻是不盡人意的：北方耕地的沙漠化趨勢沒有改變，南方耕地的水土流失依然嚴重、全國范圍內的耕地肥力不斷下降、長江源頭的（如諾爾蓋草原）植被開始退化。對于政府對耕地和水資源保護的軟弱無力，根本的原因或許不在于人們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不足或存在分歧，而在于其產權的公共特征和政府職能的缺失（政府職能的缺失又是由于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個人利益與切實保護耕地和水資源的社會收益的不一致所致）。在如此產權結構下，具有極大外部正效應的耕地和水資源的租值不斷耗散就成為必然。當公共支出（因為缺乏明確的受讓主體，或者即使有明確的受讓主體、而這些受讓主體的權利卻不能得到有效保護）成為政府官員們尋租的“蛋糕”時，公共財力的使用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要保護好我國的耕地和水資源，除了必須投入足夠的公共財力外，還必須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立足于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盡可能相統一、盡可能減少產權的公共部分——即改善在公共財力在使用過程中的產權結構。當然，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接受專家的意見、減少行政干預也是必要的。

2、立足于市場的政府干預

首先，足夠的政府補貼。

有了足夠的糧食生產資源，并不見得就有足夠的糧食生產出來，理性人只選擇對他最有利的經濟行為。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深化，農村勞動力因為非農業的較高收益而離開農村。沒有政府足夠的補貼，勞動力是不可能從非農產業或城鎮轉向農業或農村、也難以阻止農村勞動力脫離農業生產。然而，政府要補貼多少才算是足夠呢？

這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來看：（1）在農村勞動力瀕臨缺乏的情況下，按照城市工人平均年收入補貼生產糧食的農民（留住足夠糧食生產所必須的勞動力）；（2）在農村勞動力仍然過剩情況下，按照糧食生產的成本價（包括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成本）補貼農民（避免生產糧食的農民陷入貧困，從而避免糧食再生產萎縮）。

我國目前可以說是處于農村勞動力瀕臨缺乏的情況。雖然說，我國農村耕地－人口比仍然遠小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是，我國農村耕地－農村勞動力比卻同比下降很多，而且，我國農業生產方式并沒有多大變化（雖然平原地區的機械化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在丘陵、山區和高原地帶仍然是比較原始的粗放型生產，而這類耕地占了我國耕地總面積的2/3^【11】。

但是，要想政府支出足夠的財力補貼糧食生產，按照作者提出的談判勢力理論，在我國農民處于國民財富再分配中的弱勢地位情況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切實解決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除了在理論上認識到糧食的公共產品屬性和政府補貼有效的最低標準外，切實提高農民在國民財富再分配中的談判勢力——即改善我國農民與其它利益集團之間的談判勢力結構——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國內市場保護。

對此觀點許多人或許會反對，尤其是崇尚自由市場者。但是，只要比較一下我國與諸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糧食生產方式和政府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力度、以及墨西哥和西非國家在美國廉價農產品的沖擊下農業生產（如墨西哥的大米生產、西非國家的棉花生產）的（幾乎崩潰）現狀，自由主義者們就應該明白在兩個不對等的國家之間實行農產品自由貿易的結果是什么了，除非他們認為市場原教信仰（莫明其妙的效率至上）比國家利益和民眾福利更重要。

雖然我國加入WTO至今，農業生產并沒有遇到“狼來了”那樣的沖擊、也沒有出現對開放我國農產品市場持悲觀態度的人所預言的狀況^【12】，但因此就認為我國農業對經濟全球化具有“免疫能力”、甚至不用擔心發達國家農產品對我國農業的沖擊、或者仍然認為全面開放我國農產品市場對我國農業乃至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沒有什么大礙，那就大錯特錯了。之所以我國農業在加入WTO后表現出了一定的“免疫力”，是因為我國農業生產中的商品化程度還比較低，很大成份仍然是為了滿足農民自身的口糧需求（約7億農村居民和約2億的沒有永久定居在城鎮的農民工的口糧需求）而生產，這就使得我國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隨著農產品市場價格的變化，從而表現出了對國際市場上農產品低價格的不敏感。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可逆轉的推進，人口將從農村向城鎮、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迅速轉移，從而使得農業生產的商品化程度相應提高，我國農業對經濟全球化的“免疫力”也將隨之逐漸喪失，我國農業的脆弱性也將完全暴露無遺。而我國商品化程度比較高的棉花生產，近年來因為國際棉花的沖擊而表現出了衰退、棉花供給深陷“海外依賴癥”^【13】，已經為我們敲響了“狼來了”的警鐘。

第三，足夠的糧食儲備。

對此基本沒有什么分歧，有分歧的只是像我國這樣的大國究竟應該維持多大的儲備率，而這卻沒有先例可尋，因為人口居世界之最、耕地等資源卻居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1974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制定的標準是：當年庫存至少要相當于次年消費量的17-18％。而我國多年來一直維持在18％以上，有人認為我國的糧食儲備率過高了。

其實，一國究竟需要儲備多大比例的糧食才能確保糧食供給的安全，主要需要考慮以下因素：（1）國內和國際糧食產量的變化趨勢，（2）國內和國際糧食生產受自然災害的影響的變化率，（3）國內糧食需求的變化趨勢，（4）從國際上獲取糧食的風險。簡單的說，糧食安全的最少儲備量就是由預期的安全糧食供求缺口與在確保糧食安全下從國際上預期可獲取的糧食數量之差決定。

我們不能因為曾經在某個糧食儲備率下國內市場表現出糧食供給過剩就認為來年這個比例也會過高，相反，要真正實現糧食安全，糧食供給過剩必須表現為常態。然而，在糧食供給過剩（以及糧價穩定）的情況下仍然有人因為缺乏購買力、糧食調運不及時而出現饑荒，那就不是糧食安全問題了，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反貧困和政府應急反應能力的問題了。

四、結論

如果政府不當機立斷、下定決心、投入足夠公共財力并改善其使用機制、切實采取措施以遏制我國耕地的下降趨勢、保護和有效利用水資源、按照農民的機會成本來補貼糧食生產、抵御發達國家農產品的沖擊，在可以預見的不久將來，中國必將因為糧食安全問題而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誰來養活中國人？”將成為現實的世界性難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也就更無從說起了。但是，政府要做好上述這些事情，其中有兩個難題需要解決：一是構建起可持續的糧食生產足夠補貼機制，二是構建起可持續的公共財力高效率使用機制。

參考文獻：

【1】【2】【3】【4】【11】聞海燕：《糧食安全——市場化進程中主銷區糧食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4 、28、43、4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