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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冰蔣巖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和創新需要厘清的幾個問題

點擊：3516 作者：孫立冰蔣巖樺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發布時間:2017-09-15 15: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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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迫切的時代要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不斷豐富和發展，又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提供了堅強的理論支持和指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逐漸被邊緣化，是與這一時代主旋律不相適應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必須要糾正目前已經成為主流的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視為根本指導思想的錯誤性傾向，在此基礎上堅持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重點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從不同的角度，探索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并取得了許多積極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原則性問題沒有統一認識，這種狀況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都有不利的影響。本文試圖對其中幾個重要問題進行探討，以期能夠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構建作出應有的貢獻。

　　一、中國經濟學“西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南轅北轍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變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的。改革開放之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經濟學界是不承認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有任何科學因素的。因此，在1978年之前，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領域里基本上沒有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位置。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推進，我國學者試圖在原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框架下把西方經濟學的有關內容引進來。20世紀80年代，在大學課堂上出現了“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90年代后出現了范式危機和范式綜合論的討論。21世紀初，中國經濟學教育“失控”，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主導面不再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有什么批判，而是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全盤接受和吸收，并試圖對其有所發展。那么，究竟應該怎樣正確對待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如何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在當代中國的發展，以及如何正確處理這兩個經濟學范式之間的關系，不妨首先結合學術界的幾種有代表性的錯誤觀點來做些分析。

　　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我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問題。當時中國經濟學界熱議的話題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在回答這一重大問題時，一部分經濟學家偏離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正確方向。他們主張將西方經濟學的“本土化”或“中國化”作為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構建目標，將中國經濟學“西方化”作為“與國際接軌”的標志。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而不是學術，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中國經濟學的改革方向，就是以現代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此，需要從三個方面予以厘清。

　　（一）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不是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方向

　　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決定了中國經濟學必然走向現代化。但何為現代化？怎樣才算實現了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

　　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是從引進、介紹和研究現代經濟學開始的。最先引進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接著是各非主流學派的學說。”[1]（pp.2-3）

　　因此，在他那里，現代經濟學就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正統理論的西方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改革自然就指向西方經濟學。并且他認為，理性行為假定是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一切經濟分析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必須、也只能由此出發”，[1]（p.4）所有致力于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學者也都應該自覺地堅持這一基本立場，中國目前已經取得的成就也都是以此作為基本的理論前提，中國未來的發展更是不能離開這一根本基礎。 [1]（p.4）

　　同時，該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學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中國經濟理論工作者隊伍重組和整合的過程。”[1]（p.6）他把“接受國外資助”和“進行合作研究”作為中國經濟學術團隊形成和發展的關鍵因素，并認為中國當前之所以還沒有“形成獨立的學術團體和學術派別”，“傳統經濟學的正統地位尚未動搖”，“經濟學者的知識更新”[1]（p.7）還未完成，也是因為中國“經濟學研究工作的組織方式、經費來源基本未變”。 [1]（p.7）

　　這種觀點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利益指向性，誰出資即為誰代言、為誰服務。近些年來，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通過項目基金資助的方式，逐漸蠶食并俘獲了少數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使其喪失了共產主義信仰，而成為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等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言人。

　　現代化思潮起源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美國企圖以經濟援助拉攏和影響戰后新獨立國家，將其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的戰略產物。現代化思潮受到美國政府和大財團的大力資助，直接服務于美國“第四點計劃”。①現代化理論將美國、歐洲等資本主義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簡單地界定為現代化國家和傳統國家，并把美國、歐洲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奉為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唯一道路，把人類現代化進程描繪為世界范圍內不發達國家向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看齊和過渡的過程。帕森斯（T.Parsons）曾經指出： “現代化只有一種模式，那就是美國領導的西方社會體系……全世界的現代化，不僅應是‘西方化’更應是‘美國化’。”②

　　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以美國的發展模式為圭臬，不斷西化的過程。事實證明，20世紀60年代后，一些亞非拉國家所謂的“現代化”進程，正是在這一理論的裹挾下進行的，這些國家非但沒有走上現代化之路，反而成為新殖民主義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因此，現代化理論與其說是一個學術問題，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是美國資本主義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西方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的工具和手段。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

　　何為現代化？從社會形態的客觀發展規律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暴露出來的種種弊端和危機說明，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所代表的現代化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矛盾，正在走向衰敗；而代表社會主義文明的現代化方向正在逐漸向人們顯現它的基本輪廓，如新型工業化道路、城鄉化一體化發展、生態文明、共同富裕、以人民為中心的自主發展等，這是社會發展的現代化方向，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走和正在走的現代化道路。

　　目前，我國理論界一些學者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沒有分析，對經濟學現代化問題更沒有深入地思考。有學者簡單地把西方經濟學等同于現代經濟學，等同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學，認為西方經濟學是唯一科學反映現代化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生產方式的理論，是優越于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無異于給西方經濟學貼上了科學的標簽，要知道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是導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全球性經濟危機和拉美國家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罪魁禍首。僅以此方面看，西方經濟學何談優越、何談現代、更何談發達。正像有學者所指出的，把經濟學的現代化簡單歸結為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和使經濟學數量化，是根本錯誤的，這些態度和做法已經成為“妨礙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新障礙”。[2]

　　因此，對于“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和中國經濟學如何實現現代化問題的正確回答，就絕不是如何與西方經濟學的接軌、使西方經濟學“本土化”的問題。歷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早已證明，一方面，無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存在嚴重的理論缺陷，在兩者主張下建立的國家經濟制度在歷史發展中逐步顯露出局限性；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并不是經濟學的現代化指向，它所代表的階級的狹隘性限制了其對現代化生產發展規律和未來經濟發展趨勢作出正確的總結和預期。因此，西方經濟學不可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也不可能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和中國經濟的現實難題。毫無批判地隨意照搬西方經濟學，只會將中國經濟帶入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爆發的怪圈中。中國經濟學的唯一出路在于順應時代的發展要求，在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合乎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和中國國情的理論創新。

　　（二）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有國界

　　經濟學有無國界，在西方經濟學界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德國歷史學派都是有鮮明的國家界限的。事實上，即使在中國鼓吹經濟學無國界的觀點，也應區別對待，即真正堅持的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無國界，可以適用于任何國家，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卻有嚴格的國界性，絕不能被用于指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建設。

　　例如，有學者在《解讀經濟學在中國的現狀》一文中認為：“據本人在美國以及其它國家跟各國人的交往，我不覺得人的本性會因膚色、語言或國界而異，只要人的本性是無國界的，經濟學就只有人類的經濟學，像物理、化學、數學不分種族和國家一樣。”③

　　另有學者也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與國際經濟接軌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而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正是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因此，“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方法和框架適用于研究中國的改革。”[3]

　　可見，兩位學者都將現代西方經濟學看作是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普世經濟學”。這里不能不提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西方資本主義。西方經濟學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都未能做出正確合理的解釋和指導，又怎能指望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所建樹。

　　馬克思曾經批判19世紀30年代的德國經濟學家，“別國的現實在理論上的表現，……變成了教條集成”，并“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4]（p.15）那些無視經濟學國別之分、企圖用西方經濟學指導中國經濟改革實踐的學者們豈不就是馬克思在這里所批判的“德國先生們”。

　　首先，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的經濟形態，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者確實存在一些共性的東西，即市場經濟的一般性，比如價值機制和競爭機制等，但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卻不可獨立存在，它總是而且必須是內置于一定的社會制度，也就是必須通過市場經濟的特殊性表現出來。因此，市場經濟特點的一般性概念是從歷史上和現實中市場經濟的特殊性中抽象出來的，它是作為一種思維而存在，我們運用這種思維來認識和改造現實的市場經濟的時候，必須緊扣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必須把市場經濟和具體的社會制度聯系起來。從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出發，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普世性的經濟理論，可以適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其實是顛倒了存在與思維、個性與共性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反映；只有存在特殊性的市場經濟，才能從中抽象出市場經濟的一般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摒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糟粕，而不是根據一般性的市場經濟特征來塑造出一個具體的市場經濟。

　　其次，從經濟思想史來看，無論是主流經濟學還是非主流經濟學，都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個性的某種反映。事實上，經濟理論的個性即為國別性，經濟學本身是對現實經濟發展的反映，中國經濟學自然應是反映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理論，而西方經濟學在其發展歷程中也曾出現過奧地利學派、瑞典學派和德國新自由主義學派等以國別命名的理論范式。每個國家應用什么樣的經濟學理論，最終是由生產力水平和具體國情決定的。18世紀英國較為發達的經濟水平和對外貿易催生了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經濟學，而同時期生產力水平較為落后的德國便產生了以落后國家如何發展為主題的、以貿易保護主義為特征的李斯特經濟學。同樣，在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中也能縷析出美國經濟發展和運行的特點。 [5] 因此，經濟學并非無國界，而是具有顯著的國別特征。強調經濟學無國界的觀點是用經濟學的一般性否定經濟學的特殊性，否定經濟理論作為意識形態取決于社會存在的辯證關系。要知道，即使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蘇聯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也存在很多不同之處，反映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中國傳統經濟學和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有很多差異，它們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的，并為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實踐所檢驗。因此，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該充分考慮到經濟理論的國別性、階段性和歷史性，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獨特性。

　　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是有無國界的問題，它們更是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經濟理論，這是由國家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決定的。雖然西方經濟學總是標榜自己的無階級性和無意識形態性，但其所服務的經濟制度的基礎和社會生產的總過程，已經包括了最為尖銳的階級矛盾。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 “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4]（p.序言10）因此，階級性是經濟學的本質屬性。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首先明確經濟學的階級屬性問題。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導的分配制度，決定了我國的經濟學只能是代表廣大無產階級利益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理論。

　　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不僅是國別問題，更重要的是階級性問題。對經濟學是否有國界問題的探討，是關于中國經濟學發展方向問題的變相提法，是西化學者在中國兜售西方經濟學的詭辯手段。按照西方經濟學的邏輯范式，中國改革的唯一可行之路就是推行以私有化為基礎的“休克療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之路是沒有希望的。然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早已證明了這一觀點極為荒謬。

　　（三）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經濟學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折中或綜合

　　1994年，有學者在其著作《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中提出了重建中國經的界限，將本質上庸俗的西方經濟學美化為科學的范式，這已經不是講不講階級性的問題了，而是講不講科學性的問題。

　　因此，中國經濟學的構建不能搞“大雜燴”式的理論綜合，不能把已經被實踐反復證明是庸俗的理論，與“基本范式最為科學、最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9] 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相提并論，甚至妄想糅合為一個新的理論范式。這是典型的折衷主義綜合范式，是根本錯誤的觀點。必須明確的是，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要搞馬克思主義新綜合，而是要搞馬克思主義新發展”，不是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作一個綜合因素，而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和基礎，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同時，對包括西方經濟學的一切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因此，對待西方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不是綜合，而是批判性吸收；我們要建立的中國經濟學新體系不是偏離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而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發展和創新中存在的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新的社會生產方式，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因此，對這項事業進行理論反映和指導的經濟學，自然應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最新成果，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從大的學科格局來看，至多也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反映，而且總體上說是非真理性的反映，盡管它的某些個別的分析方法和某些個別的結論也有一定的科學成分可供我們借鑒。但作為一個思想理論體系來講，現代西方經濟學仍屬庸俗經濟學范圍。因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西方經濟學來指導必然會犯方向性的錯誤。

　　清醒認識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發展和創新中存在的問題與摒棄錯誤的發展思想同樣重要。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相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創新還是存在滯后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經濟學理論體系和概念不成熟

　　在理論建設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存在著主體性發揮不足，能動性、創造性發揮不夠的問題。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學者一直充當著理論搬運工的角色。改革開放以前，一部分中國經濟學家照搬、照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范式；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近年來，中國一部分經濟學家又陷入了不加論證地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還有一部分經濟學家把不經過理論加工的政策文件直接搬進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應該承認，我國已經有了6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即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有了30多年的時間。然而，我國理論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基本上處于較為簡單化的復制狀態，這導致我國理論經濟學建設始終存在著創新不到位、貫徹不徹底的問題。

　　（二）作為應用經濟學基礎理論地位逐漸弱化

　　自20世紀90年代高校開始普及西方經濟學教學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在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應用經濟學的內在聯系，就呈現出不斷弱化的趨勢。到今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發展到了與財政學、金融學、國際貿易學等并列的一門學科，其應用范圍被限制在非常狹小的范圍內。在很多應用經濟學的教科書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基本理論的指導地位早已被西方經濟學所取代，在政策制定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被束之高閣。這其中有應用經濟學“唯西方經濟學是瞻”的錯誤傾向的原因，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也反映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為應用經濟學提供理論支持的發展滯后問題。

　　（三）對經濟建設實踐指導存在滯后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這些對我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形成了巨大沖擊。傳統經濟學以計劃經濟為核心，是關于建設社會主義較高階段的理論闡述，超越了我國生產力發展階段。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充分利用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來發展生產力。因此，我國目前經濟理論建設的迫切需要是，構建立足于我國生產力發展現狀基礎上的、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者在這方面雖然已經做了很多努力，在理論內容和框架上也實現了一些質的突破，但相較于實踐的蓬勃發展，理論建設仍然處于“實踐先行，理論總結其后”的狀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對經濟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進行有效的解釋和指導，是目前中國經濟理論發展存在的最大問題。

　　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要有一個由剛剛產生、到逐步成長壯大、再到最后戰勝資本主義成為典型的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過程。相應地，作為反映這一客觀社會形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要經歷一個從理論體系不成熟走向理論體系成熟的過程。因此，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總是呈現一種交錯發展的狀態。但就一個較長時期來看，理論創新跟不上實踐創新的步伐，必然導致實踐創新因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引而迷失方向，甚至出現類似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顛覆性錯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吸取這些慘痛教訓，高度重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創新，盡快構建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創新

　　2015年11月23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10]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般來說包括發展以《資本論》為基本范式的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和發展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就目前來講，最為迫切的任務是發展和創新著眼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因此，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開拓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新發展。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坐標定位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必須端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性質的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理論淵源上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在總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在理論內核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而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體系。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反映，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和發展的階段性成果，其面臨的時代任務是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規律，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和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支持和指導。這是一項全新的事業，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們共同努力創造，而不能由以往的任何經濟學說進行代替或包辦。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它總結于并直接服務于中國經濟建設實踐，因此必須處處體現中國的特性，按照中國的國情特點去應用。毛澤東在 1938年10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曾明確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④

　　（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二者是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的關系。[11]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講話中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12] 把理論探討看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施工方案及其完善，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看作施工方案的落地生根，是實踐過程。那么，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邊施工建設，一邊修改施工方案”，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說建設的特點。

　　一方面，實踐創新為理論創新提供了認識的實踐基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把實踐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把改革開放總結形成理論的過程；另一方面，理論創新又有力地指導實踐創新，蘇聯、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和理論指導的實踐結果，這是良性互動。當然也有惡性互動，如果我們誤入歧途，比如陷入西方庸俗經濟學泥潭，理論沒有創新，實踐也就得不到正確的理論指導。反過來實踐出了問題，也會阻礙理論前進。因此，我們要追求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的狀態：一方，實踐發展為理論創新提供實踐基礎；另一方面，理論探索又會有力地推動實踐創新。只有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新發展。

　　（三）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有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12]它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不同于以前的任何社會形態。因此，在實踐中我們必須要有當年蘇聯和中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精神境界和勇氣，勇于創新，大膽實踐。尤其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上，更不能囿于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唯西方經濟學是從。我們要開創屬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而且，3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經在事實上證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僅可以結合，并且優越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在道路和制度選擇上，我們要有充分的自信。理論來源于實踐。習近平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理論的作用，增強理論自信和戰略定力，對經過反復實踐和比較得出的正確理論，要堅定不移堅持。”[13] 因此，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突破西方經濟學自詡為現代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在全球范圍內推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我們同樣要有充分的自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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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N].人民日報，2015-11-25.

[11]丁堡駿.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兼論做好高校意識形態工作[J].當代經濟研究.2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