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宣恭：對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再理解——警惕有人渾水摸魚、販賣私貨
點擊： 作者：吳宣恭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17-11-30 16:17:09
自從恩格斯的解釋被懷疑，“個人所有制”被說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觀點開始流行之后，一向想把公有經濟私有化的一些人，敏銳地覺察到理論缺口，便一擁而上，炮制一篇篇文章，名為深刻理解馬克思的設想，實質卻是篡改馬克思，盡量塞進他們的私貨，大力鼓吹生產資料歸個人私有。
恩格斯認為馬克思設想的未來社會的“個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協作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生活資料的所有制，這個解釋同馬克思的系統理論是相一致的，對它的幾種質疑是站不住腳的。
對此問題要得到科學的答案應該準確認識公有制的主體和基本特征。公有制的主體不是單獨、分散的個人，而是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社會整體的個人。
在這場討論中，有些人利用對恩格斯解釋的否定，篡改馬克思的觀點，大力鼓吹生產資料歸個人私有，對此必須加以揭露。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闡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被替代的趨勢以及未來社會所有制的特點。他說：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在這段話里，馬克思設想未來社會仍然存在個人所有制，但它不同于以前的、生產資料歸勞動者私人所有的個人所有制，而是建立在協作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
這個論述在當時就遭到杜林的攻擊。他辱罵馬克思主張“既是個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是“混混沌沌的雜種”。
恩格斯運用唯物辯證法，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多方闡述了否定之否定的客觀發展規律，還擊了這種污蔑，指出：
“對任何一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包括產品即消費品。”
恩格斯的解釋完全符合馬克思設想的本意，得到馬克思的首肯，無論在辯證邏輯或形式邏輯上都是正確的，在很長時期被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所接受。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出于對改革方向的不同主張，對馬克思那段論述作了多達幾十種的不同解釋，在我國引發了如何理解“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爭論，把馬克思本來已經表達得很清楚、很容易理解的話，攪成混亂不堪的所謂經濟學的“哥德巴赫猜想”。
對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意見分歧是從質疑恩格斯的解釋開始的，要澄清認識就得從這個源頭開始。
一、恩格斯的解釋符合邏輯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認為恩格斯將“個人所有制”解釋為消費資料所有制是一種誤解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馬克思在考察社會變革時，一貫側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消費資料所有制只是派生的。在“重建個人所有制”問題上，馬克思論述的主題應該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不可能僅僅指消費資料所有制。
第二，馬克思講的是“個人所有制”的辯證發展，即否定之否定。初始是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到最后階段卻變成消費資料，在邏輯概念上是不一致的。
第三，即使在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下，消費資料也是歸工人個人所有，不存在重建的問題。所以，只用消費資料去解釋“個人所有制”是行不通的。
這些質疑是從概念的邏輯辨析入手的，但它們本身就存在邏輯上的錯誤（當然還有理論上的錯誤）。
1、剖析第一個質疑
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人類歷史發現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的確是始終強調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的基礎性決定作用。他們一貫地沿著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分析資本主義從發展到最終必然趨于滅亡的過程。在設想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時，首先考慮的當然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
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指出：“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
在那段否定之否定的名言中，馬克思的立足點正是這樣的。他明白無誤地指出：
“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
表明他正是以生產資料為客體設想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即生產資料歸社會共同占有的所有制。
在這里，馬克思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即從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個人所有的私有制發展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第一個否定；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建立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否定之否定。至于這段話提到的“個人所有制”，只是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后在新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礎上”形成的。
不難看出，這里談到的所有制實際上包含了兩個層次：前一個是歸屬于全體勞動人民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新建立的生產關系的基礎，是否定之否定的主題；后一個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形成的“個人所有制”，是從屬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主題，由主題派生出來的。這兩種所有制的主體、客體及其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是不相同的，不可能都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可以從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的系統理論和那段話的行文得到佐證。
先從理論上看。
馬克思這句話的中心是“在協作和……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個設想是同他關于生產關系組成部分及其相互關系的理論一脈相承的。他對未來社會生產關系的一些論述應該有助于了解各個領域的所有制關系（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毫不相干”）。
馬克思指出：“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
這是對未來社會的生產關系的要點所作的概括描述，即勞動者自主結合組成聯合體，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共同占有和使用屬于他們共同所有的生產資料，在直接生產過程中建立平等合作關系，共同占有協作勞動創造出的產品。為了保證社會生產的持續，生產資料還要由社會共同占有和使用，不能分給勞動者個人，歸個人所有，但是屬于生活消費的產品則要分配給個人，由個人占有和使用。
從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理論看，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后，歸勞動者“個人所有”的就不可能是生產資料，而只能是經過分配的消費資料。這樣理解，既可消除“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建立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的邏輯矛盾，也可回答為什么馬克思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還要提出個人對生活資料的所有。
從馬克思主義其他著作的論述看，也可證明這種理解的正確性。
如《共產黨宣言》就講到，消滅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后：“我們決不打算消滅這種供直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的個人占有，這種占有并不會留下任何剩余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支配別人的勞動。”
“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顯然是指生活資料的所有。
馬克思在稍后發表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指出：在“勞動資料是公共財產，總勞動是由集體調節的”社會里，“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也指出，在社會發展規律的作用下，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必然讓位于同現代生產力相適應的新的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
總之，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生產關系的分析，個人財產或“個人所有制”的客體是消費資料。
再看看《資本論》的遣詞用語。
在德文版，接著Es ist Negation der Negation（否定之否定）后面的話是：“Diese stellt（建立） nicht （不）das Privateigentum wieder her（重新）, wohl aber das individuelle Eigentum auf Grundlage der Errungenschaft der kapitalistischen ra : der Kooperation und des Gemeinbesitzes der Erde und der durch die Arbeit selbst produzierten Produktionsmittel.”
在這里，前一個Eigentum是同大寫的Privat（私有）連在一起的，明顯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因為它才有重新建立（stellt wieder her）以及私有或公有的差別（如果是生活消費品，就天然地歸個人而不能公有了）；后一個Eigentum 則是同individuelle分開的，強調的是“個人的”，與前一個Eigentum用法不同，而且沒有“重新建立”的字眼，不一定指生產資料所有制。有的專家建議將它翻譯為財產，不是沒有道理的。
為了得出更加準確的結論，不妨仔細分析一下馬克思親閱過的《資本論》英文版。馬克思的話在英文版是：
“This does not re-establish private property for the producer, but give him property based on the acquisitions of the capitalist era:i.e., on co-operation and the possession in common of the land and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這個表述有兩點值得重視：
其一，那段話里的individual property（“個人所有制”或個人財產）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由共同體give（分給）個人的，由于生產資料還得由共同體重新投入生產，不能分給個人，能分給個人的當然只是消費資料了。
其二，話中的re-establish只用過一次，是針對private property講的（即“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后面針對個人財產的動詞則是give（分給），根本沒有重新建立（re-establish）的意思，亦即，不存在中文版所謂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提法。恩格斯在德文修訂版中，把那段話中缺少動詞的地方加上“給予”或“分配”，與英文版的措辭正好相同，說明英文版用give表示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個人財產的關系，不是沒有根據，而是更加恰切的。可見，如果根據這兩個版本的表述，“個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資料的判斷就毋庸置疑了。
2、辨析第二個質疑
否定之否定是“一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歷史和思維的發展規律”。它是與形式邏輯不同的辯證發展觀，體現事物發展的曲折性和前進性的統一，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是唯物辯證法基本規律的綜合體現。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發展表現在量和質的變化，量的變化到達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質的變化，但與“是即是，非即非，是非非，非非是”界限分明、狹窄的形式邏輯不同，質變并不是簡單的否定或舊事物的徹底消滅，新事物還會保留或繼承某些舊時期的特征或者基因。經過幾個階段的質變，事物運動會出現幾個周期，每個周期都會在更高的階段上發展舊時期的某些特征，由此構成事物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周期性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進的發展過程。就一個階段的變化而言，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正、反、合的生生不息的曲折過程。
辯證法將事物發展的這種規律形象地稱之為否定之否定。
因此，正確理解唯物辯證法，一方面，要看到它與形式邏輯的區別，不能把事物的變化當成絕對的否定或消滅，還要看到它的內在基因的延續和變化；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否定之否定看成原事物的簡單再現，是舊有特征的簡單恢復或全部重現，更不能認為它必須在概念上也完全同一。
例如，蝶卵在一定的條件下孵化成為幼蟲，是形態上的質變或否定；幼蟲成長成熟后（經過成蛹階段）化為蝴蝶，又是一個否定之否定。蝴蝶與初始階段的蟲卵無論是形態或概念完全不同，但在不同時期，無論是卵、幼蟲、蛹和蝴蝶，卻都保存著蝴蝶的基因，一步步地向前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并不因為蛹或者蝴蝶與蝶卵截然不同就否認它是蝶卵的否定之否定。
在這些相繼發生、環環相扣的變化中，否定之否定的形態和名稱不一定都要與初始階段完全相同。總之，如果要求“否定之否定”階段的狀態一定要與初始階段完全相同，那就是停滯，而談不上發展了。
在最早的原始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個人只能依靠集體的力量對付自然界才能獲得起碼的生存資料，集體也才能存在。那時，共同勞動，平等分享產品，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都是公有的。隨著生產力的較大提高，勞動條件發生變化，個人（家庭）勞動逐步取代部落全體成員的共同勞動，生產資料（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就從共同所有、共同占有變為共同所有、個人占有，勞動所得也歸個人所有。這樣就發生了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共同所有關系的否定。
以后，生產力有了更大的提高，歸家庭所有的財產不斷增多，而且財產差別迅速擴大，有些窮人為了生存，把對公有生產資料的權利甚至是自己勞動力或人身的支配權出讓給富人，生產資料公有制就瓦解了，出現少數人擁有較多生產資料并驅使別人勞動的關系。這就是原始公有制的否定。
從較長階段看，原始公有制變為奴隸制是生產關系的否定，奴隸制被封建制度或資本主義制度所代替，各個階段又都經歷了社會經濟形態的否定之否定。從每個階段的變化具體分析，后續社會經濟形態雖然都保留或繼承了前一經濟形態的某些因素，可是否定之否定階段的稱謂與初始階段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即使是從更長的歷史時期看，原始部落公有制——私有制——全社會公有制，在概念和內涵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可見，不能用形式邏輯的思維對待唯物辯證法，認為最終階段的概念必須與初始階段完全同一才叫否定之否定。
3、剖析第三個質疑
有些專家認為消費資料所有制歷來都是個人所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也有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就消費資料而言不存在否定之否定。
以這個為理由否認恩格斯的解釋是片面的。
的確，受產品的使用價值決定，絕大部分的消費資料歷來都是個人所有的。但是，從消費資料的構成，特別是消費資料的獲得方式看，不同社會卻存在巨大的差別。
例如，奴隸是會講話的工具或牲口，他們個人所得的消費資料是奴隸主用喂養牲畜的方式和低劣的質量、有限的數量給予的，以至于很難說是完整意義的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封建社會的農奴得到的消費資料，是向領主繳納地租后留下的勞動產品。由于農奴還處于人身依附狀態，他們的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仍是不完整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只能通過出賣勞動力獲取相當于勞動力價值和價格的工資，然后換取生活必需的消費資料。雖然比起以往的勞動者，雇傭工人的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是較為完整的。但由于他們只能靠被雇傭謀生，能否獲得消費資料要取決于就業狀況，因而這種消費資料所有制的基礎也是不穩定的。
總之，在以前的社會里，勞動者獲得消費資料的方式，都因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差異而彼此不同，歷次的變化都可視為消費資料獲得方式上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生產資料歸少數人所有的私有制以及在其基礎上產生的剝削關系被消滅，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社會根據共同需要有計劃地安排勞動產品的用途，其中一部分用于生活消費，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分配給個人，是更大輪回的否定之否定。
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它與先前各種社會的消費資料所有制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斷言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不存在否定之否定而反對恩格斯的解釋，是不符合辯證邏輯，也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的。
其實，如果根據上述《資本論》英文版的用語去理解，生活資料按社會主義公平原則分給個人是公有制替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自然結果，不是個人所有制的“重建”，這一質疑也就沒有必要了。
誠然，恩格斯對馬克思理論的闡述不一定全部符合馬克思的原意，但從以上對幾種質疑的分析，表明他在《反杜林論》中對“個人所有制”的解釋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是準確的、經得起推敲的，既不違反形式邏輯也符合辯證邏輯。因此，不能因為恩格斯在個別地方對馬克思的理論可能存在解釋不周全之處，就懷疑恩格斯對未來社會“個人所有制”解釋的正確性
二、準確認識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和基本特征
有些專家為了論證“個人所有制”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引用了幾段話，如：
《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制”；《共產黨宣言》中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要將“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中”；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認為，資本家的所有制“只有通過他的所有制改造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滅”。
他們認為“全部生產力總和”、“全部生產”、“資本家的所有制”等，顯然主要指生產資料，而且僅靠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也不能取代和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因而個人所有制指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
不錯，這些引文講的所有制客體的確是生產資料，但是，想引用它們去證明未來社會“個人所有制”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理由卻不充分。關鍵就在于擁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主體是誰。
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可區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孤立的、單個人的勞動者的個人所有，一是“聯合起來的社會的個人”所有；前者屬于私有制，后者則屬于公有制。兩種所有制的主體，從而所有制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
上述專家引用的語錄里講得很清楚，即未來社會擁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主體，不是作為私有者的孤立的個人，而是“聯合起來的個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即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社會整體的個人。但是，有些專家卻用后者去證明作為私有者的個人在未來社會占有生產資料，這在邏輯上明顯地犯了概念變換的錯誤，是不足為據的。
為了解決“生產資料既是公有又是個人所有”的矛盾，有些專家解釋，重建的“個人所有制”指社會個人所有制，是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的對立統一。講生產資料公有或共同占有是從社會主義聯合體的整體來著眼的，講“個人所有制”是從構成聯合體的勞動者個人著眼的，是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中整體和個體的關系。它是一個整體的統一的所有制概念，不是相互不同的兩個層次的所有制概念。
這種意見仍然回避不了“在一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公有制）基礎上建立一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個人所有制）”的邏輯矛盾。因為，如果真的像他們所稱“公共占有和個人所有是統一整體的兩個方面”，那么，只講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就足夠說明所有制的性質了，何必再說在公共占有的“基礎上”建立個人所有制呢？反過來看，如果說“個人所有制”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它本身就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了，何必為它再規定一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呢？實際上，這兩者是互不相同的范疇，前者是后者建立的基礎，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建立的，它們是不同層次的經濟關系，而不是同一個概念的不同著眼點或觀察點。
不僅如此，籠統和抽象地以“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去描述公有制的主體或公有制內部關系，也是過于簡單，難以講清公有制更為根本的特點。
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其他所有制的差別，首先在于所有者根本不同，即生產資料不歸占人口少數的剝削階級所有，而屬于全社會的勞動人民，因而它徹底改變了勞動者被奴役、被剝削的狀況，確立了勞動者在生產、流通和分配過程中的主人翁地位，滿足勞動者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保證勞動者日益全面的發展。
此外，在其他方面還具有一系列重要的特點。
從所有權的結構和存在形式看，其特點：
一是所有權構成的直接社會性，即它將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改變為歸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馬克思在論述資本必然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時指出：
“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
二是權利享有的平等性，全體勞動人民在歸屬權上都處于同等的地位，沒有任何個人可以在生產資料的歸屬上多占一份或取得特殊的權力，并借此為個人牟取私利。
三是產權結構的統一性，全體勞動人民組成一個整體，成為全民所有制資產的共同所有者，它的財產是聯合體整體所有的，是全體人民的“集體財產”或“公共財產”。它雖然是人人有份，卻不是分散地歸單獨的個人，也就是說，是勞動者共同所有而不是單個人所有。
四是產權存在形式的集中性和不可分性。雖然全民所有制中每個成員都能得到一份平等的權利，但社會不把每人應得的權利分解給個人，不搞財產權利的分散化或是“量化”到個人，也就是《共產黨宣言》所說的“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個人不能將自己的份額轉讓給別人，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都不得瓜分全民所有制的財產并將其據為己有。
再從所有權的行使方式看，全社會所有制的財產根據整體的意志和整體的利益，由整體的代表行使產權權能，獲取產權利益，然后根據一定的方式和原則使個人公平地分享共同獲得的利益。
《德意志意識形態》寫道：“現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受全部個人支配不可能通過任何其他途徑受一個個人支配。”
《共產主義原理》指出：“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協議來分配全部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
這就是所有權行使方式的整體性。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不得違背整體的意志和利益，在沒有得到授權的情況下獨自行使所有權，否則就是對共同產權的侵犯或破壞。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公有制雖然是由勞動者個人組成的，但勞動者能夠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以及他們的發展只能依賴于聯合起來的整體，聯合和組織是單個勞動者改變其弱勢地位并獲得發展的根本條件，能夠將公有制與非公有的其他所有制區別開的就是勞動者的聯合。
因此，在公有制中勞動者不是一個個像散沙一樣地湊合在一起，而是一個高度聯合的整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有機體。在公有制內部整體與個人的關系中，上述的共同性、整體性、集中性、統一性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們決定和反映了公有制的本質屬性，維護和促進公有制的發展。只有把公有制理解為這樣一種生產關系，才能懂得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個人共同所有的含義，明確個人成為共同所有者的含義。
反之，不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籠統地抽象地說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的統一，過分強調個人所有，甚至以個人所有去概括公有制的特征，正是看不清這些重要特點的重大意義。這不僅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分析方法，在所有制理論上也是有缺陷的。想用它論證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駁斥杜林關于“混沌雜種”的污蔑，自然會捉襟見肘，沒有說服力。
三、從爭論中吸取有益的啟示
在這場持久的辯論中，涉及的內容很廣泛，有許多文章實際上不是正面回答如何解釋馬克思那句話，更多地是聯系當前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際，議論公有制理應如何處理社會與個人的關系。主張未來社會的個人所有制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本觀點雖然值得商榷，但其中的一些論者有個共同點：都肯定馬克思所講的否定之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勞動者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他們在辯論中提出的許多論述，對如何理解公有制的內涵和正確處理公有制的內部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對認清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有著積極的理論意義。
有些專家提出，“否定之否定”后形成的個人所有制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它雖是個人所有的，但不屬于任何單獨的個別的人，不是勞動者個人的私有制，個人所有是建立在聯合的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只屬于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個人，成為生產資料所有者是全體的個人，所有者和勞動者是合一的、同一的。
這種意見值得重視之處在于他們指明全社會公有制的基本屬性，強調要維護這種公有制的聯合所有。
第一，全社會公有制是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所有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是勞動者，排除了任何人利用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剝削的條件，不像有些人把它混同于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甚至歪曲為“俾斯麥”式的政府所有制或官僚所有制。
第二，全社會公有制的歸屬權主體遍及全體勞動人民，每個勞動者個人都是公有制主人的一分子，公共的整體的利益與每個勞動者個人切身利益密切相關，這就批判了所謂公有制“人人皆有、人人皆無”的說法。
第三，聯合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使勞動者個人重新成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條件，也是區別勞動者個人私有與勞動者共同公有的關鍵，為此，必須努力維護所有制的聯合性質。只有這樣，公有制才名副其實，才具有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優越性。
有些學者認為，之所以把未來社會的所有制說成是“個人所有制”，是為了強調這種所有制應體現在勞動者的個人權利上，認為個人的權利是否得到充分實現是衡量公有制是否成熟的一個基本標志，個人權利愈是得到充分實現，公有制就愈加完善。
還有些學者認為，未來社會的個人所有制指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勞動者個人對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和支配。就是說，勞動者個人不僅是共同所有者的一分子，還應擁有公有制的其他權利，應該有權參與生產資料的占有和支配，做到這一點，勞動者個人才是真正的所有者，才可能在生產中既有勞動者的身份又有所有者的身份，新的社會生產才談得上是自由的平等的協作。
提出這些意見具有重要意義。
過去很長時期，我國的公有經濟沒有處理好整體和個人的關系，往往過分強調整體而忽視個人。雖然在理念上也提出要尊重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充分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作用，提倡勞動者參加管理，但實際上卻偏向于講個人作為勞動者對社會和集體要多作貢獻，很少提到要確立和保護勞動者的個人權利（即使提到，也主要指每個人享有的公共權利），更沒有從產權的層面確立勞動者個人在公有經濟中的權力和利益。
在改革過程中人們經常講要解決公有經濟“產權虛置”的問題，其重心也僅僅停留在公共所有權（實指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歸屬權）的落實，如歸屬權主體或代理人的明晰化等等，忽略了勞動者個人權利的確立。
于是，在再生產的各個領域，勞動者除了按照共同所有者的身份獲得集體的權利并共同享有協作勞動創造的成果以外，作為個人，缺少明確規定的實際參與占有和支配的權力和機會以及了解生產和分配實際狀況的權利和監督的權利，很難充分表達個人的要求和愿望。領導人可以輕易地以共同意志、共同利益代表的身份發號施令，甚至凌駕于普通勞動者之上。結果，主人翁思想容易只掛在口頭上，難以真正在勞動者的頭腦和行動中體現出來。這些都會削弱勞動者對公有制的認同感，導致一系列的矛盾和弊病，妨礙公有制優越性的發揮。
所以，應當把勞動者個人的權利是否能得到充分實現作為衡量公有制是否完善和成熟的一個基本標志，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處理好國家、集體與個人的關系，明確勞動者個人作為公有制成員的各種權利，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落實。只有勞動者的個人權利能夠得到真正的實現，才能證明他們在公有制中是真正的主人，勞動者才同時具有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的身份，才能充分發揮其熱忱和才能。
有的學者強調要從勞動者得到自由的全面的發展去認識公有制。他們援引《共產黨宣言》的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高理想就是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即知識、能力、素質的全面發展和個性、獨立性和人格不受阻礙的發展。而這種發展，首先必須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如《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指出：“生產者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之后才能獲得自由。”《德意志意識形態》寫道：“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提出個人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歸“自由人聯合體”的所有制。
這種意見雖然不是直接從馬克思那句話引申出來的，不能直接解釋那句話的含義，卻道出全社會公有制的重要特點及其發展的目標，對我國社會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資本主義私有制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廣大勞動者擺脫了被奴役、被剝削的地位，成為生產過程的主人，享有自己勞動的成果，收入日益提高，生活不斷改善，人人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這種基本關系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對待物與人的關系時更多地是將技術條件和物質發展擺在首位，而忽略人的發展的根本作用；在生產和生活的關系中，重生產、重積累而放緩人的物質文化生活的提高，更沒有將（全社會的）人的全面發展當作一切工作和活動的終極目標；在集體與個人的關系上，強調個人利益依存于集體利益，恥于談論個人的利益；在紀律與自由的關系上，偏重于服從組織和紀律，諱言個人的意志和自由。當然，在許多方面，重視對立統一關系的主導方面是應該的，但過分和片面地偏向一方也是背離唯物辯證方法，不符合“自由人聯合體”的本性和根本要求的，必須通過體制改革，使用各種方法克服這些偏差并且在法規上加以確定。
中國共產黨根據毛澤東思想，在《黨章》中提出要“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個主張在幾次的黨章修訂中始終沒有更改。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遵循馬克思主義原理，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將“以人為本”確定為一切工作的根本方針，就是為了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求和促進社會發展，逐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終極目標。必須堅持這一目標，為它的實現不懈努力。
四、警惕有人利用爭論渾水摸魚、販賣私貨
自從恩格斯的解釋被懷疑，“個人所有制”被說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觀點開始流行之后，一向想把公有經濟私有化的一些人，敏銳地覺察到理論缺口，便一擁而上，炮制一篇篇文章，名為深刻理解馬克思的設想，實質卻是篡改馬克思，盡量塞進他們的私貨，大力鼓吹生產資料歸個人私有。
有些人主張，《資本論》提出要重建的個人所有制是指生產資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即社會的生產資料歸每個社會成員私有，“人人有份”。認為這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構想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內核”。這種觀點認為，私有制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部分人的私有制”，即社會生產資料只被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所有；一種是“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即“個人所有制”，硬說馬克思否定的只是第一種類型的私有制，而沒有否定“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他們還搬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把它說成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個人占有生產資料。
這種觀點閹割了馬克思的原話，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馳。
首先，自從人類社會出現私有制以后，由于經濟規律的自然作用，很快就發生了分化，一方面，數量日益增加的個體所有者喪失了生產資料，另一方面，產生了掌握大量生產資料剝削廣大群眾的大私有者。從此之后，所謂“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就根本不存在了。
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都是剝削階級的所有制，是“部分人”的私有制，而那些幸存的小私有制，只是一種從屬的占有方式，而且還不斷地被剝奪被消滅，勞動者淪落到無產者的隊伍。因此，讀遍《宣言》，根本不見“人人皆有的私有制”的蹤影。相反，《宣言》這樣講：
“你們說的是資產階級財產出現以前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小農的財產嗎？那種財產用不著我們去消滅，工業的發展已經把它消滅了，而且每天都在消滅它。”
實際上，在現代生產力條件下，生產資料和生產已經高度社會化，再也不可能形成“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了。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指出：
“我把生產的歷史趨勢歸結成這樣：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制。”“結果就會是他們社會地占有而不是作為各個私的個人占有這些生產資料。”
其次，斷言馬克思講未來社會時沒有一概否定私有制是沒有根據的。
馬克思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的確肯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作用，但他剖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論證資本主義必然被消滅，代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制度。
《共產黨宣言》就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再次，從“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邏輯看，在資本主義之前“人人皆有的私有制”早就不存在了，并不是否定之否定的初始階段，如果消滅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后建立的還是“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也不是初始的階段的否定之否定。即使出現這種狀況，在個體生產的經濟規律的必然支配下，也一定重新發生上述的生產者的兩極分化，重新出現“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和剝削大多數人的私有制。
可見，這些人不顧馬克思一開頭就說的“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硬是將重建個人所有制解釋為“人人皆有的私有制”，是完全與馬克思的基本思想相對立的私貨，其目的是要為排擠公有制、實行私有化提供理論依據，必須堅決批判和抵制之。
與此相類似，有些學者主張，在現有的公有制中，勞動者的所有權是抽象的、虛置的，重建個人所有制就是把生產資料量化給個人。
按照這種意見，國有資產就會被瓜分完，國家所有制就被瓦解了，然而最終獲得利益的絕不是廣大群眾而是一小撮富豪。
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實行過這種瓜分國有資產的改革，每個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羅斯人，都可以獲得一張面額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這個改革嚴重破壞了國有經濟，導致國民經濟的巨大倒退，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工業生產減少了64.5%，農業生產減少了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五千多倍。“私有化證券”發放時每張差不多可以買一輛汽車，但過不久就形同廢紙。老百姓并沒有由此就建立起人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而少數權貴和富人則趁機攫取巨額資產，成為掌控國民經濟的新資產階級。
我們必須以此作為殷鑒，切莫輕信所謂“生產資料量化給個人”的蠱惑，重蹈他人的覆轍。
《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一文中說道，“馬克思設想革命勝利后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道路分為兩步：第一步，把原屬于資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廠等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由政府控制起來；第二步，政府要尋找一定的形式將社會財富回歸社會，回歸人民，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這是把自己的妄想強加在馬克思頭上的徹頭徹尾的捏造。試問，馬克思在什么論著講過這種“兩步走”的設想？根本沒有！這樣胡說亂造的目的是要引出他們后面想說的話：
“列寧、斯大林，包括毛澤東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后……把公有制異化為政府所有制，實際上變成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剝奪”，“名為公有制、國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一較真，一落實，實際上蛻化成一種‘官有制’。把本該回歸社會的財富抓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控制全部資源，政府包辦所有企業，政府成為高度壟斷的總資本家，全國人民都成為政府的打工仔。恩格斯早就告誡不要把‘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
這就暴露出，他們把中國共產黨領導勞動人民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等同于資產階級國家，把“剝奪剝奪者”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污蔑為“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剝奪”，“政府成為高度壟斷的總資本家，全國人民都成為政府的打工仔”，是要不得的“俾斯麥的國有化”。
但是，一看到這些話以后就可發現，他們連自己講過的“第一步”也自我封殺了。他們根本反對社會主義的國有化，剩下的就是他們要走的“第二步”。他們剛開始講這一步的時候還含糊地說是要“將社會財富回歸社會，回歸人民，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但到后面就露出尾巴了，原來他們要的“就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人人有份”，即生產資料歸單個個人所有的私有制，而不是歸全社會共同所有的公有制。這表明他們參加“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討論，只是為了乘正確理論被攪亂之機，將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冒充為馬克思的設想，借此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
《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一文捏造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還不僅這點。為了宣傳以股份制替代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他們說：
“股份公司的出現，使馬克思不僅找到了把生產資料‘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股票這種占有方式，是‘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
只需簡單對照一下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就可馬上很容易地揭穿他們的造假。
原來，他們所引用馬克思關于“直接的社會財產”的話，前一句應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而不是《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一文所說的“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這樣改是為了混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生產者），而且文中也沒有談“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這是他們強加的）。
實際上，他們引文出處的整段話講的是以股份公司作為“過渡點”的未來的聯合生產者的財產公有制，而不是股份公司本身。經過他們的篡改，以個人私有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股份公司卻變成“直接的社會財產”，等同于未來社會的“個人所有制”了。至于他們引用的恩格斯的話，原來講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被消滅以及代替它的公有制占有關系的特點，整句甚至整頁都沒有股份公司的字眼。怎么卻變為“股票占有方式”呢？這不是明目張膽地篡改嗎？他們連這段話出處的前后頁都顧不得看看。如在這段話的前一頁就寫道：“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引者注）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后一頁就明白地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前后文都寫得這么清清楚楚，作為教授和研究員不至于看不懂吧，用這種拙劣的手法，除了企圖欺騙讀者還能作什么解釋！
再說，他們把馬克思設想的“個人所有制”說成是股份制也是移花接木，胡亂推測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對當時的股份制的性質做了明確的判斷，指出：
“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
因此，它雖然在形式上表現為一群人所有，但只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與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性質上和產權結構上是截然不同的。在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企業中，可能有部分工人購買了少量股票，但是，他們的入股并不會改變他們作為雇傭勞動者的地位，沒有消除資本主義剝削關系。所以，這里并不存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
總之，馬克思對股份制作過詳細的分析，始終沒有把它同“重建個人所有制”聯系在一起，《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一文把它當作未來社會的所有制的藍本，也是為了反對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
此外，有些人主張用現代合約經濟學去解讀“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認為企業是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社會主義在勞動者對自己人力資本占有的基礎上，否定物質資本所有者對物質資本的占有，實現人力資本所有者以集體的名義對物質資本的占有，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既是分離的又是合一的，斷言這就是馬克思所言的“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真正含義。
這種依靠西方經濟學的庸俗觀點去解釋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設想，未免荒謬和可笑。
首先，所謂的“人力資本”就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悖謬概念。
資本不是物，而是無償占有別人剩余勞動的關系。個體生產者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創造出剩余并歸自己所得，其中并不存在資本關系。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人已經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他們創造的全部價值，包括剩余價值，都歸資本家所得。在這種條件下，勞動力已經按照資本家的意志，同資本家所有的生產資料相結合，成為資本的可變部分，為資本家牟取最大限度利潤服務。因此，它是資本家的資本，根本不屬于雇傭勞動者所有。就是說，無論在什么條件下，人力都不是資本。馬克思從來沒有講過勞動者擁有“人力資本”，而且揭露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回避資本是對勞動者無酬勞動的剝削關系，把它僅僅當成能夠用來進行生產并得到更大價值的物，并進而把占有無酬勞動的功能荒謬地賦予提供無酬勞動和被剝削的對象身上，指出：
“它們的這個資本主義靈魂和它們的物質實體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況下，甚至當它們正好是資本的對立面的時候，他也把它們稱為資本。”
其次，所謂“企業是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無非是西方經濟學“企業契約論”的一種翻版。
這種理論把企業說成是“合約的集合”，其謬誤在于不懂流通過程與生產過程的聯系與區別，混淆了市場關系和企業內部關系，看不到雇主與雇員從市場進入企業后雙方地位和相互關系的巨大變化，將企業內部資本家憑借其購買到的勞動力支配權和使用權驅使雇傭勞動者的關系，說成與市場一樣的自由平等的協商關系，從而歪曲了企業的本質，掩蓋了資本的剝削關系。
以上兩種論調與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系統分析是互相對立的，其理論基礎曾經被馬克思多次揭露和批判過。這些論者罔顧不同理論范式的根本對立，企圖拾西方經濟學之牙慧去解讀馬克思的觀點無異狗尾續貂，只會為馬克思原已非常清楚的設想加謎添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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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rl Marx, Capital,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Vol.1,1959, p.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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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周宇、程恩富：《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思想探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1期。
[6]胡鈞：《“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所有制關系——兼評把它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股份制等同的觀點》，《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1期。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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