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對中國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思考
點擊： 作者：王今朝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11-30 16:11:45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已經到了一個突破的臨界點了。在筆者看來，似乎如下的幾個問題的解決有助于實現這個突破。
一、關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總體水平的思考
我認為，關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水平總體評價，習近平總書記的“現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不斷健全，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取得豐碩成果”的判斷是非常正確的，也是有針對性的。
針對性就是，軟骨病還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還普遍存在，其突出表現就是多個一級學科被西方理論滲透乃至壟斷，中國自身的成功經驗（如管理中的鞍鋼憲法、經濟中的公有制成分）沒有被中國自身的一級學科所吸收，反而被冷落，甚至被否定。結果導致這些學科脫離中國實踐、中國經驗，無法產生中國自身學術成果，更不能走向成為世界學術中心。
學術研究沒有什么神秘、不可逾越之處。盡管有上述不足，但由于國際經濟、政治等學界，特別是廣大的各國人民對中國毛澤東一代人理論和實踐高度評價，中國本來早就可以借機成為世界學術中心。盡管由于經驗不足等而有此遺憾，放到世界和我國發展大歷史寬廣視角中去看，中國學術在介紹西方甚至過度照搬西方的過程中已經接近甚至達到世界的前沿。這突出表現在，既然中國介紹西方、照搬西方已經極為發達，必然引致中國的學術批判較為甚至極為發達，涌現出許多著名的學者。當批判言之成理的時候，它們就打破了西方的學術神話，從而抬高了中國學術界、中國學者的國際地位。
有人說，批判容易構建難。但實際上，西方的錯誤的構建稱不上是構建。中國有了對西方所謂主流的批判，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自己的構建。西方大量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學術名人既無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批判，又無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構建，只有諾貝爾獎之類的虎皮而已。
比如，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等西方學者實際上批判、打破了諾獎得主薩繆爾森等人所構建的新古典綜合派理論體系。這表明，諾獎得主薩繆爾森等人一生的著作等身的理論工作可能多是錯誤的。斯蒂格利茨盡管有所進步，也未能達到馬克思主義者可以達到的水平。
這樣看來，我們應該這樣理解諾貝爾獎：諾貝爾獎總是要頒發，如果無人可頒（比如按照馬克思的學術標準），那就只能在矮子里拔將軍。這樣看來，中國一些名人把中國人能否獲得諾貝爾獎作為評價中國學術水平的標準是極其錯誤的。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衡量學術水平、學者水平的標尺！按照這種標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的經濟學水平已經處于世界的最前沿。
比如，他的《論持久戰》就與經濟發展戰略理論具有同構性！他的《論十大關系》的科學性也遠超西方的一般均衡理論。因為實踐已經表明，經濟發展沒有均衡，有的反而是比例失調，長期無法自行修正的比例失調，更不用說經濟危機了。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也是政治經濟學的杰作?？梢哉f，超出了西方所有諾貝爾，超出了除馬恩列斯外的西方所有的政治家、學問家。只不過，毛澤東主席本人沒有時間做學術性發表罷了。
在德國的一部電影中，一位退休的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覺得自己的學術成果著作沒有意義，因為并沒有多少人對這些著作真正感興趣。中國未來的哲學和社會科學，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培養這樣的教授。畢竟，毛澤東主席在晚年還在應用自己早年的作品，還深感、痛感自己事業未竟！
未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的水平不僅是在與西方的對抗中提升自己，而且是在研究解決和回答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提升自己。這是因為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矛盾，獨特的解決方案。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重大貢獻只可能是中國人。
二、科學確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水平的衡量標準
導致中國雖然有世界級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卻缺乏數量的一個關鍵原因（如果不是最重要原因）是中國缺乏衡量哲學社會科學水平的科學標準。在西學東漸中，在中國學界一些人的缺乏自信中，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水平的衡量標準被嚴重扭曲了。SCI、SSCI的作用被嚴重高估了。
最近SCI被轉賣即是一個證明！這顯示，做SCI的公司已經不看好SCI的市場價值了。為什么？我推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學術界的興起，必然使得中國發展出自己的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雜志體系，而中國人的學術水平和學術作品的數量必然讓SCI、SSCI相形見絀。
因此，可以說，SCI被轉賣應該是在歷史的高價位。多年從事SCI生產的公司已經深深地感受到來自中國的這種挑戰，才套現出場。這一方面證明，中國的學術水平確實已經無需再自感羞澀，另一方面也證明，西方的學術評價體系本來也不應該成為中國的學術評價標準。這對于思考中國目前的學術界生態是有意義的。
中國也許有大量從美國最著名大學回來的博士、教授、副教授，可是，當他們只知道照搬西方理論的時候，當他們把SCI、SSCI發表作為最大追求的時候，他們與文字搬運工相差多少呢？即使他們的作品按照西方標準不是抄襲、不是學術腐敗，他們本人也早就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甚至關鍵的方面屬于思想上的奴隸了。
中國學界所達到的學術水平不是用發表的論文的總量、刊登的刊物的名聲、論文的數量來衡量，而是要用所達到的智識的水平來衡量。當我們用極為簡單的數學表達式把西方視為圣人、大師處心積慮構建出來的體系打倒的時候，我們的水平就是世界頂級了。毛澤東沒有國際公法、私法的多少知識，但當他劃定中國領海12海里進而建立了世界領海域標準的時候，他的水平比國際公法、私法的專家的水平高多了。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要達到世界級水平，首先就是要聯系中國實際，顛覆西方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一些所謂主流理論。
比如，西方市場經濟理論是西方的一個理論體系，涵蓋了宏微觀經濟學。摧毀這個體系就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重要任務。讓中國廣大人民認識到，西方所宣揚的市場經濟理論根本不是一個科學的理論，就是中國學界的一個巨大成就。這是因為做到這點，要求中國人精確定位市場經濟理論本質痛點，又要有方法和方法論上的優勢。
又比如，比較優勢在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中地位神圣。簡潔、徹底地推倒這一理論，也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重要任務。這樣，中國也就無需納入西方所劃定的國際分工體系了。當中國人把勞動價值、階級這些概念推向世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舞臺的時候，全世界也會因此受益。而在此類研究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才能與中國具體實踐做最緊密、最廣泛、最深刻的結合（比如，中國無需追求讓西方承認自己的市場經濟地位）。
在經濟學理論的進攻戰基礎上，政治學中的西方民主理論體系就能被有效瓦解，中國特色的政治體系和政治理念才就可能被推向世界，成為世界各國可以效仿的模式。這些研究讓中國人創造并享用了自己的勞動成果，從而向全世界人民展現中國人的聰明才智。
衡量任何一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水平的最好、最根本的指標就是這個，即它是否讓該國人創造并享用了自己的勞動成果。離開這點，所有其他指標都是空談！在中國經歷了百年屈辱、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八國聯軍、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更加清楚自己的世界定位、戰略定位。中國具有世界級水平的大量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已經呼之欲出了。
不要因為中國在西方所劃定的指標上遜于西方就自認無能。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因為西方人有牛頓、愛因斯坦而自慚形穢（中國應該推掉愛因斯坦等西方人塑像）。中國自然科學水平的落后是中國經濟發展落后的必然結果和表現，但它也只不過是一個中國歷史的頓挫而已。
不用去思考產業革命為什么沒有發生在中國！思考產業革命為什么沒有發生在中國是歐美中心主義的產物，甚至可能隱藏推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之禍心！從歷史的長河看，也從理性思維的角度看，產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只是“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依”的道理的一個體現而已。
明清時期，中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統一，根本沒有必要如歐洲國家那樣為了自身安全而想方設法、千方百計。西方自然科學、工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時的發展不過是西歐國家為了自身安全而想方設法、千方百計的時候所找到的相對真理而已。當中國看到歐洲人現代科學這個路徑之后，中國只要設計方案來經歷（而不是遍歷）這個路徑上的一些事件就可以實現追趕了。在此基礎上超越西方只是時間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當中國因為經濟落后、科學落后而挨打的時候，中國產生了處于世界最高級別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毛澤東思想。一個沒有上過正規大學的師范生取得了美國哈佛耶魯大批哲學社會科學教授難以望其項背的成就。毛澤東主席的著作為什么能夠流傳到國外？那是因為他分析解決了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令外國人欣羨不已同時又覺得高不可攀。西方有毛主義，卻沒有基辛格主義的事實就能夠說明一個道理，即當中國人把一切不必要的學術研究拋到腦后的時候，中國人的學術界就可以集中力量來研究我們鮮活的生活了，它必將產生世界級的成果。
這不問可知，不需要用什么衡量指標來考察。應該廢除那些繁瑣無用的考核體系！至少要降低它們的作用！
當前，西方政界在女性化。女性化并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肯定不能都解決問題。武則天很厲害，那與她處于盛唐時期有密切關系，那拉氏不行，是她個人能力不足以分析更談不上解決大清所面對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西方人女政治家今天或許面臨當年那拉氏所面臨的局面了。這恐怕也顯示出，中國沒有必要把西方做標準。當中國把衡量哲學社會科學水平的標準搞正確后，中國的學術發展就能夠實現上下同心。
三、推進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長足進步需要注意的幾個具體問題
盡管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的總體水平還沒有達到本來可以達到的水平，但教育的發展、識字率的提高，甚至學術垃圾的多產都使得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水平的普遍提高達到了一個臨界點！盡快突破這個臨界點既需要中國涌現出大批的學術千里馬，也需要給千里馬以展現自己的機會，還需要有識別千里馬的伯樂。
為此，如下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只有真懂、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才能成為學術千里馬。
學術研究浩如煙海，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把繁重任務簡單化。“刪繁就簡三秋樹，標新立異二月花”，可以理解為，對待研究任務，要刪繁就簡、單刀直入，不能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比如，研究中國今天的基尼系數的具體數值是沒有多大必要的。研究如果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聚焦人民實踐創造，就等于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科學的思維方法。企業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體和最主要的經濟組織載體。企業的所有權、產權是歸全體人民或集體還是歸私人所有，決定著根本的利益分配和市場容量和供需關系。
從今天中國改革的方向看，供需關系平衡的實現主要不是由價格來調整的，而主要是由生產和分配關系，特別是所有制的變革，即公有化來調整的。哲學社會科學就不會有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生命力是建立在人民市場的基礎上的。
中國正在做的事情是建設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應該贊美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這應該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基礎。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兩大基本定理都隱含著對“資本主義不能被打敗”這一論點的支持（威廉·鮑莫爾：《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跡》，郭梅軍等譯，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1頁）。
社會主義可以貧窮，但不會永遠貧窮，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作品不能用貧窮來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享樂主義，可以用功利主義來對社會主義進行學術分析，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作品不能因為不能如西方一樣享樂就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消費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作品不能用中國沒有加入西方俱樂部來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作品沒有必要要西方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作品沒有必要主張特別積極地加入西方所設定的包括WTO、世界銀行等在內的國際組織，反而應該主張創造條件瓦解這種國際組織。亞投行的工作、一帶一路工作都是如此。和為貴不能適用于所有的國際關系。
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去發展中國自己的傳統學科、新興學科、前沿學科、交叉學科、冷門學科等，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系統性、專業性才有意義。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才能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才能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才能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所形成的戰略、政策、實踐才能讓中國的社會主義越來越強大，我們的理念、思想、文化、政策、戰略才能得到世界的廣泛承認，西方人才不能小瞧，他們才真正研究中國，把中國作為令人尊敬的對手。更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也才會把我們作為真正的朋友。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必然產生，帶有繼承性、民族性的文化必然形成。
其次，要利用組織效能來發揮伯樂作用。
中國其實千里馬常有，伯樂也常有，但是，伯樂的作用往往未能通過組織手段來加以擴大、放大。
毛澤東主席說，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習近平總書記說：“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既要有比較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又要有比較豐富的社會科學知識，以不斷提高決策和領導水平。”
現在，這個條件不斷成熟。
早就有我國社會科學的老同志指出，為了搞好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既要懂中國，又要了解西方，既要懂馬克思主義，又要懂西方經濟理論（看出他們的問題和正確的地方），既要懂數學，又要懂文科。既要懂英文，又要懂中國歷史。每一個條件實際上都會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同時滿足所有這些條件的人是很少的，但也不是沒有。
問題是，歷史經驗也嚴肅地說明，干部升遷問題不是一個容易解決好的問題。還應該指出，具有潛質的干部被提拔到一個高位之后，還是要補充各種知識，因為有待解決的問題是極為復雜而層出不窮的。這也與黨的政治生活有關。但不管怎樣，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表明，只要有了正確的領導，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好的領導就要像毛澤東一樣反對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經驗主義。
歷史已經表明，只要中國真正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的聲譽來一定能夠樹立起來！發掘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人才，并把他們推到各級領導崗位，把那些假學者、假人才拿下，是讓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風正氣清的事倍功半之舉。
第三，要解決老年人和年輕人矛盾以及單位內矛盾，使千里馬能夠奔跑。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需要許多人來完成，需要有心人，特別是年輕的有心人，付出艱苦的努力！資歷很重要，資歷要尊重，但對于重要的成果，有資歷的人應該支持年輕人署名在前。年輕人的成果即使使用了有資歷的思想，也應該可以做第一作者，甚至唯一作者?？梢酝ㄟ^承認通訊作者或者發必要的聲明等來解決這個矛盾。出版界不能以利潤為導向，追求所謂名人效應。出版界一個重要任務是推出新人，而不是過度追捧舊人。不解決老年人和年輕人矛盾以及單位內矛盾，中國學術界就可能出現年齡斷層。
中國學術界不乏這樣的現象：學者在國內、在中外、在西方的國際會議上得到高度認可，卻得不到本單位類似的承認，得不到自身周圍學者的承認。這不是簡單的文人相輕，而是個人利益支配下的山頭主義、門戶之見、宗派主義使然，也可能是秉承上意使然。一些學術組織領導甚至對馬克思主義者鄙視、敵視，對毛澤東主席污蔑、攻擊。在這樣的領導的組織內部，矛盾必然突出，結果必然阻礙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
學者成為高官后，似乎不應該去評獎。因為官高就會影響評審。奧巴馬如果沒當總統，就不可能獲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并不意味著奧巴馬就是和平總統。給高管頒獎容易變成欺騙世人。如果連學術界都充斥欺騙，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就難以真正發展，即使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有長足進步。院長、校長評獎等也應該加以限制！不能利益全得！
第四，個人要努力成為千里馬，解決志大才疏問題。
中國悠久的歷史、深邃的思想、豐富的語言（比如，高度的批判現實精神，這種精神在西方學界似乎較缺[1]）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但沒有個人努力，一切都是空談?？茖W研究主要不是來自于靈感，而是來自對事物的認識，對不同事物的同構性的感受，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由此及、彼舉一反三和在此基礎上的提煉拔高。也只有在個人努力、嚴謹治學基礎上，互學互鑒、積極向上的學界氛圍才能形成，然后在具有世界級水平的期刊隊伍、編輯隊伍、領軍者隊伍的支持下推出精品、多出精品，才能把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打造成世界學術的中心。
注 釋：
[1]中國古代大量的文學作品實際上是文人不得志的產物。中國古代文人的申訴、控訴能力可說世界第一。而《安徒生童話》、莎士比亞戲劇只知道敘說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個人英雄主義之類的故事。
?。ㄗ髡呦?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系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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