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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從中國腐敗、無效率的規模還是從中國已經達到的GDP（讓我們在這里不去深挖這個指標的嚴重缺陷）水平看，無論是從中國兩次“內需不足”看，還是從未來中國平穩、持續發展的需要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是完全言之成理的。資本主義本身也經歷了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具有本質性差異的“最高”的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本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今天的中國有它自己的本質性差異的“中級”或其它什么階段是毫不奇怪的。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的政治經濟學支撐

　　從術語的名實一致的要求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從新中國建立就開始了。按照這種觀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通過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若干五年計劃，建立起以公有制為主體和為支撐的國民經濟體系。而從1978年開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理論的指導下，中國開始了長達30多年的商品化、市場化、利潤化進程。也就是說，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衡量，1949年至2017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身就已經劃分為兩個階段了，并且這兩個階段是以生產關系的兩次逆轉為特征的（一次是轉向公有制，一次是轉向私有制成分不斷加大）。就是從生產力水平滿足社會需求的程度來看，中國1998年第一次出現內需不足，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生產力也有兩個階段了：1949到1998年間的中國經濟總體“短缺”，即“供不應求”階段和1998年后的總體過剩或平衡階段。這種供求平衡關系的變化無疑也是與中國生產關系的第二次逆轉相聯系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對生產關系具有決定性作用。當中國1998年、2008年兩次出現內需不足時，就表明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已經受到生產關系的阻礙了。任何生產力都是發生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之中的，中國1978-2008年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生產關系格局中發生的。當兩次內需不足出現后，就表明，中國生產力發展所依賴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生產關系格局本身存在巨大矛盾。這種矛盾與西方的經濟危機具有相似之處。

　　西方凱恩斯主義和中國宏觀調控理論對這種矛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擴大政府支出，放松貨幣供給。然而，政府支出擴大、貨幣供給放松如果發揮作用，就會使原來的生產力進一步擴大，但如果沿著原有的生產關系格局擴大，就必然使人民的收入愈加分化，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就必然使“富者累巨萬，貧者食糟糠”，這不僅必然使內需不足周期性出現，而且最終必然使歷史周期律再次發生。因此，不僅傳統意義上的中西方宏觀經濟政策無法解決這個矛盾，而且，打著各種旗號的私有化更是加重、加速這個過程。

　　事實上，西方解決這個矛盾的主要方法，即開拓國際市場、破壞既有資本、擴軍備戰，甚至發動戰爭，也只是暫時緩解其矛盾而已。西方發生的種種系統性、根本性的危機說明，[1]中國不能走這條凱恩斯主義的道路，更不用說中國走這條道路的空間已經基本沒有了。因此，中國宏觀上的供過于求必須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來加以解決，否則將可能不再是事倍功半、勞而無功，而是南轅北轍、雪上加霜了。

　　從哲學上看，馬克思主義認為，量變會引起質變。基于上述的量變、帶有向西方資本主義趨同性質的質變過程，如果我們辯證地、動態地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命題，就名不正而言不順，就不足以真正的實事求是地解放思想，就不足以支持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就無法應對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的決策科學化支撐

　　以上是從結果、后果來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的合理性。任何結果、后果的產生都是有原因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命題相聯系，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提出的了一些帶有權宜之計性質的命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利潤掛帥；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等）。這些命題在提出時得到了許多贊成，有的甚至寫進了書本。而待到實踐后產生問題、發現問題試圖修改時，卻發現積重難返。

　　比如，盡管一些私人企業憑借研發取得卓越成績等而發展迅速，但也有大量私人企業和受私人企業機制污染的一些國有企業生產出大量假冒偽劣產品，污染環境，并使少數人借助股票發行、房地產、貪腐、賤買國有企業暴富起來。[2]這種現象在十八大以前可以說愈演愈烈，甚至在十八大后都有股票市場的非正常波動。這說明，這些命題不適合作為在整個國家層面時時處處適用、須臾不可違背的指導理論。在經濟水平較低時，這些問題還不突出，而隨著生產力擴大，經濟規模變大，國企數量變少，這些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已經到了不改變戰略判斷就積重難返的階段了。

　　回首經濟發展歷程，盡管中國GDP取得了快速增長，但從執政教訓看，如果我們原來不提出那些帶有權宜之計性質的命題，我們的發展應該會走得更好一點。這不是假設歷史，而是在歷史中尋找未來前進的正確方向。從哲學看，真正的唯物主義既重視現有物質基礎、客觀條件，又重視未來發展前途和方向，是一種優中選優的哲學，所以，它是在事前排斥簡單的享樂主義、在事后排斥為現實辯護的哲學，它是最具有革命性、優化性的哲學，它是成就偉業的哲學；它不是抱殘守缺的哲學，不是只在現有基礎上僅僅賣出一小步隨時還準備抽回腳的哲學，它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哲學。根據這種哲學，本來，在中國經濟還不發達時，我們沒有必要為了GDP就過分地發展私人經濟成分。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指導理論中，我們應該也對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政策的實施抱有更為謹慎的態度（比如，不大規模賤賣國企就代表著謹慎地實施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政策）。這是因為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不能讓負面的因素過度發展，以至于影響正面因素，更不能讓負面因素起主導作用、支配作用，否則，就可能是飲鴆止渴，甚至在不渴時卻來飲鴆（比如，不缺少資本卻引進外資；對外資的消極作用早就有西方學者給出明確地討論）。

　　這種決策科學化的哲學分析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的命題其實早已蘊含在中國已有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命題相聯系的一些實踐中了。這毫不奇怪，任何理論在實踐中都有可能變形、走樣（如大躍進等）。把一些具有權宜之計性質的命題永恒化，就會加重這些變形、走樣。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的政策蘊含

　　“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黨努力的方向。最廣大人民群眾不想要環境污染，不想要兩極分化（有多少人想生活在奢靡富人的支配、使喚之下？富人越多越富，必然說明和導致富人權力不受制約，最終必然激起民變），因為他們在環境污染后無法移民海外，他們也無法掙到移民海外所需要的資產。即使那些移民海外的人也面臨著被追捕、被邊緣化的命運，即使毫無良心譴責之痛（他們又會因此而恨誰呢？），也常懷惴惴不安之心。

　　對執政黨來說，這就涉及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問題了。如果不能“科學制定適應時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動綱領和大政方針，完善發展戰略和各項政策”，我們就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續推向前進。為此，提出新的階段正是對“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回應。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意味著經濟政策必須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

　　中國許多家庭中罹患癌癥，因病致貧。即使沒有致貧，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是難以衡量的。毋庸置疑，這種發展的代價本來很多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產品質量好一點，生產產品的技術高一點（讓廢水廢氣廢渣少一點），生產產生的廢水廢氣多處理一點。毫無疑問，這需要資金、技術、人力、物力的投入，需要成本的增加。這不是一般的小微企業、民營企業所能承擔的。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必須普遍地擴大規模的階段了。這意味著不能簡單地為了就業，就要鼓勵小微企業的發展。普通工人如果從小微企業中得到微薄的工資，卻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又生活在污染的環境中，就業的利益又有多少呢？

　　實際上，許多人的“就業”概念就是馬克思主義所堅決反對的資本主義的資本雇傭勞動。從這個角度看，那些開口閉口“保就業”的人早應該閉嘴了。除了他們所說的就業外，我們有辦法讓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大大增強。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意味著經濟政策必須貫徹以共同富裕為指向的“共享”發展理念。

　　中國人不僅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更還有兼濟天下的雄心。也就是說，在中國優秀的文化基因中，真正優秀的人物不矜其能，不憑借自己的“能力”獲取非分的收入。就連中國古代許多皇帝都知道要限制自己的收入、享受。而也有西方著名學者（如錢納里）在20世紀70年代指出，20世紀中葉獨立的國家中，只有中國等少數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平等化的發展。對比這些皇帝的作為和西方學者所指出的事實，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貧富差距也是歷史的倒退。

　　在中國大學曾經極度流行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公然鼓吹“贏者拿走一切”的制度安排；中國有國企領導人公然支持鼓吹“時間就是金錢”的拜金主義（表面上看是鼓吹效率[3]）。中國的貧富分化是與這種鼓吹分不開的。

　　中國應該采取摧毀“贏者拿走一切”、拜金主義價值觀的政策，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共享。在這里，還應該指出，“贏者拿走一切”、拜金主義價值觀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具有相通之處。即使后者的提出者是主觀上是好意的，是科學的，但考慮到在實踐中可能的變化，就對此應該更加慎重。指出這一點，有助于中國在新階段避免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題。

　　歷史表明，一個命題是由一系列其它命題支撐的。如果其它命題錯了，原命題就錯誤了。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意味著經濟政策必須貫徹以補短板、筑潛力、裁冗余為目標的按比例協調發展理念。

　　前面已經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本身就是與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實協調。而從發展戰略、發展模式看，最重要的協調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協調了。當生產力發展了，生產關系就應該變革；當生產力更大了，生產關系的社會化程度就應該越高。所謂生產社會化，也就是生產不能只是為了交換從而獲得私人利潤，而是要共享，要為社會經濟的更大發展（考慮條件和需要）預備空間。

　　比如，現代經濟發展需要許多社會基礎設施，而這些基礎設施一般是私人企業不愿、不能、不宜從事的，這就需要準備社會基礎設施發展基金。而按照西方的財政體制，這些基金必然入不敷支。在整個20世紀，西方國家只是由于先行發展而積累起令人炫目的社會基礎設施。中國作為一個經濟落后國家，不可能采取西方的私人所有制基礎上的財政體制來有效獲得、管理這種基金。就連西方國家正在遭受這種基金入不敷支的折磨。

　　協調發展理念決不是只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協調，而是還有其它協調，如城鄉協調、區域協調、產業協調、勞逸協調、工農兵學商協調。但只有在協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這些其它重要比例關系才能協調。比如，如果沒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協調，軍隊就會發展成雇傭軍，工農兵學商協調就不可能真正實現。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意味著經濟政策必須貫徹以“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基礎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圭皋的開放發展理念。

　　究竟什么是開放？一個可供選擇的開放定義應該是毛澤東講的“學習國外一切先進的東西”。這個定義意味著，中國應該學習一切外國的先進的東西，而不只是某個國家的先進的東西。這個定義還意味著，中國應該學習的是先進的東西，而不是落后的東西。

　　然而，這個命題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在落實時卻有新的因素要考慮：外國和本國容易區分，但先進和落后并不容易區分，在實踐中，完全可能把落后的當成是先進的。比如，美國經濟發達，可能就被誤認為其發展模式先進，由此產生了“美國月亮比中國圓”的錯誤思維，而許多實踐就可能變成一切向美國看齊了。[4]

　　這樣看來，如果我們以更高的抽象水平看，開放的發展理念就是要永遠注意其它選擇的可能性，發展理念要對不同模式開放，即允許和必須對不同模式進行不斷的比較。如果沒有對不同模式的開放（特別是對新中國建國后的前30年的發展模式開放），已經出現的問題就難以校正，而新產生的問題就難以發現。

　　根據這種理解，中國的開放不能是僅僅對發達國家甚至某個發達國家開放。而打破這種謬誤，本身就是發展理念的開放。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也是一種開放，打破這種全球化而實現一種第三世界的協調、長足發展本身更是開放。這種開放的理念也應該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應有之義。

　　第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意味著經濟政策必須貫徹以馬克思主義“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基礎的創新發展理念。

　　發展不是少數人的發展，不是只有少數人才有創新能力。馬克思主義認為，人人都有主觀能動性，也就是承認人人都能創新。這與西方的本質上屬于個人英雄主義、為少數精英唱贊歌的創新理論（即只有資本家才具有創新精神，西方的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就在于此）具有本質性差別。而就是從掌握著社會政治經濟權力的少數人來，此創新也不否定彼創新，而且可能彼創新比此創新更好。

　　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十八大后五年來所做的工作很多是開創性的，所解決的問題很多是深層次的，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得到解決，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辦成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發生了深刻變化，全黨全國人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這就為中國工農兵學商各界人士提出來一個較高的卻又是完全現實的創新要求。這個創新要求將來能否更好實現，就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是否能夠發展得更快、更好、更得人心。

注 釋：

[1]王今朝：《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系統性和根本性》，《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第20期。

[2]歷史表明，貪腐應該反對，但一些反對貪腐之人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推翻國家的基本制度。在當前大力反腐的階段，尤其應該注意防止這個可能性。

[3]在中國實施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戰略中，一些人鼓吹效率不就是讓自己拿走社會的巨大剩余嗎？國企高管、金融高管拿走的高收入就是這種現象，而私人老板拿走的巨額利潤就更是了。普通工人的勞動效率的提高不正是給他們做了嫁衣裳嗎？

[4]在某個階段，一個領導人要為中國解決的重大問題可能只有一個。在這時，不可能所有的國家的模式都進入到這個領導人的視野。于是，理論上的“學習國外一切先進的東西”就變成向一個國家學習。這是難以避免的。關鍵的問題是要及時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如果問題確實存在的話。在這方面，毛澤東從提出一邊倒到破冰中美關系的實踐堪稱典范！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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