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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事物的出現都有其合理性，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因此，任何一個事物的出現也有消極的方面。一個事物的積極的方面和消極的方面的消長決定著這個事物的發生、發展。“塘約道路”出現只有兩年左右時間。它的出現的積極意義決定了這個道路的合理性，而它作為一個客觀存在，消極的方面很快為許多新老同志所指出。[1]即使這些同志、前輩對“塘約道路”的這些消極方面的關切事后證明沒有發生，但也許正是這些同志、前輩的關切使得“塘約道路”固本培元，積極方面強過了消極的方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這些同志、前輩的關切是正確的，是起到了重大的積極的作用的。本文也是基于此點，并在這些同志們、前輩們的研究基礎上，對“塘約道路”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一、“塘約道路”的有無問題

　　有人曾質疑，中國經濟發展有無自身道路、模式。

　　魯迅先生說：“世界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從中國革命的經驗看，在某些情況下，魯迅先生的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在這些情況下，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世界本沒有路，有一個聰明人走了，也就成了路。”

　　毛主席搞革命，在一開始，他所選擇的正確道路并不被很多人看好，事實證明卻是成功的，并且引導許多人走了他的路。毛主席在新中國搞建設，更是前無古人。他搞的人民公社和鞍鋼憲法也是“敢為天下先”。實際上，道路的有無和成敗是一個共性和特性的問題。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從少數先進人士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英明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核心。這個英明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鋒隊，體現在這個黨中央能夠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見微知著、不失時機地把全黨并通過全黨把中華民族引導到光明的前途。所以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暫時看起來還非常弱小、渺小的積極因素往往最后發展成強大的力量。從這個理論分析上看，即使現實中的道路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有的問題還極為嚴重，中國經濟發展也必然有自身優化的甚至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道路和模式。由此推理，“塘約道路”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二、“塘約道路”的優化性程度問題

　　“塘約道路”的概念可以成立并不代表當前所概括的“塘約道路”必然就是可以在中國廣大農村普遍推廣的道路。要推廣“塘約道路”，必須盡最大可能利用“塘約道路”中的積極因素，盡最大可能克服其消極因素。否則，可能因單個事例的成功中有偶然因素，有特殊條件因素，導致簡單化理解下的過度推廣引起政策改革的失敗。因為在其他農村中，可能不存在這些偶然因素和特殊條件因素。而且，中國悠久的歷史文獻表明，許多事業的一時的成功經過一段時間后卻歸于失敗。太平天國起義如此，李自成起義也是如此。人民公社也大都解體了。因此，正確認識“塘約道路”中的可復制積極因素、不可復制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是為中國農村發展找出正確道路、模式的前提。

　　據文獻，塘約村是國家二類貧困村，直到2014年還是。2014年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災，使這個貧困村雪上加霜。[2]據此推測，“塘約道路”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塘約人在危機時刻所做出的應激反應。“塘約道路”的興起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表明了“塘約道路”的獨特性。也就是說，無論是由于自然條件也好、人文條件也好、社會政治條件也好，塘約人表現出了戰勝大自然的卓越能力。在這里，在全國其他農村可復制的積極因素是，塘約道路的形成表明了在塘約人中存在著長期未能表現出的因而可以說是被壓抑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并且這些人就存在于村黨支部之中。

　　孟子說：“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

　　中國農村的黨支部存在大量的英雄人物，這是不用統計、不用數據、不用證明的事實。中國有句話叫時勢造英雄。中國現在農村出現凋敝現象，這就為中國農村出現大批英雄人物提供了土壤。從這種意義上說，“塘約道路”的典型性具有全國的代表性。這些農村即使不出現百年不遇的洪災，也會因窮則思變為中國農村新的發展模式的建立提供社會基礎。這就使得農村黨支部建設問題成為重中之重。

　　從2014年到至今（2017年），只在短短的三年中，塘約人實現了相對自己歷史成績的快速的經濟發展。

　　一方面，從很多其他指標看，這些指標也只是使塘約人脫貧而已。所以，“塘約道路”到底能使塘約人在今后的五十年乃至百年中發展到何種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探討。小崗村依靠國家支持似乎也未能得到長足發展的事實提示出這樣一個問題：“塘約道路”到底能夠走多遠？當然，這并不是說，塘約人應該期待把塘約建成紐約一樣。筆者赴美訪學期間，看到美國著名大學所在的小鎮居民生活也只是一般，自然風光較好而已。

　　另一方面，從塘約人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所使用的方法看，離不開資本（如大棚）、技術。然而，資本和技術如何組織？由誰來提供？這是關系到塘約經濟發展利益由誰來享受的重大問題。塘約經濟發展不假，但如果塘約的農民們只能拿到每月一千元或兩千元的工資，他們的收入確實比幾年前十幾年前高很多，但是在他們的辛苦的勞作下所創造出來的價值對資本的擁有者和技術的擁有者拿走了，那么塘約的道路其實就包含了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恐怕就正是許多同志們看到的“塘約道路”中的消極的方面。

　　如果在“塘約道路”中的每一個企業、項目都采取了資本的擁有者和技術的擁有者拿走巨額剩余（至少是相對農民工資收入）的模式，那么，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角度看，這種道路具有看似新實際舊的本質，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相悖。很顯然，它是非創新的、非綠色的（將會污染環境）、非協調的、非共享的。而且，“塘約道路”中如果包含著不需要使用巨型機械、高級技術的地方卻使用了巨型機械和高級技術（巨型機械中就有高級技術）（可能性見下圖；當然，下圖并不一定真實），資本的擁有者和技術的擁有者拿走的剩余就越多。這種現象越普遍，帶有這種現象的“塘約道路”的消極性就越強。如果推廣，就會產生不必要的后果。如果再由政府推動推廣，則中國農村發展就可能掉入新的陷阱。

　　“黨支部+合作社+公司+農戶”模式下孵化的塘約村育苗基地（資料來源見尾注[1]）

　　三、何為中國農村發展模式的根本制度問題

　　首先，發展不是GDP的無限增長。就農村、農業發展而言，更不是農業產量的無限增長。在糧食、農副產品等基本滿足國家的工業需要和人們的吃穿住行需要之后，農村、農業的維持性變量的屬性就增強了。超出了國家需要的農業增長對環境不利，對可持續發展不利。

　　其次，農業的生產組織就如工業企業和服務業企業一樣，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體。任何一個企業都具有一定的生產力，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生產關系，它的生產力是在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產生的。生產力表現為產量以及投入產出比關系。生產關系則表現為誰擁有什么生產資料（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誰能夠以什么條件使用誰的生產資料（使用權問題）、使用什么樣的生產資料和輔助資料進行生產（技術選擇和經濟選擇）、產品如何在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分配的問題。當前，中國農村的土地所有權歸集體或國家所有，這一點已經確定。然而，在集體或國家所有權基礎上，由哪些家庭或企業使用這些土地是用于生產農產品還是進行工業生產或商業經營，是生產哪些農產品以及是生產哪些工業品或從事哪些商業活動，成為今天決定中國農村收入分配的重大經濟基礎，成為所有制確定基礎上決定中國農村發展模式的根本制度。按世界的普遍經驗，生產資料所有制一旦確定，生產關系就基本確定了。這在中國城市工商業中實踐中也是如此。比如，城市中的私人企業一旦建立，私人企業老板實際上就憑借資本的所有權獲得企業利潤，而工人得到工資。農村的工商業企業實際上也是如此。這樣來看，農村土地，作為集體或國家所有的生產資料，實際上已經成為少數人發財致富的唐僧肉。這反過來就使得農村土地的集體或國家所有制成為虛設。也就是說，如果把農村土地的集體和國家所有制落實，那么，使用農村土地進行經營的所有個體、企業不應該向集體或國家交納一定的收入所得。這種收入所得可以稱為租金。但這種制度下的生產方式依然不是優化的生產方式，因為租金可能很難合理地獲取。而在農村成立集體制企業，沒有人能夠獲得私人利潤，才是最具有生產力和最具有人性人道人本特征的共享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集體財富可以積累，可以用于照顧農村中需要照顧的老人、小孩，可以實現更大的發展，國家也可以借此機制在必要的情況下向農村征收剩余。而資本下鄉或者農民創辦企業一方面所得剩余普遍很低，另一方面獲得剩余高的則由其本人及家庭享用。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土地的兼并甚至都有可能。而這是私人利潤支配下的農村的農業和工商業生產不僅導致農民破產、農村環境惡化、土地無法改良，而且導致這種私人資本與當地政權緊密結合，破壞黨在農村中的執政基礎。

　　第三，由于上面所分析的原因，農村發展模式的根本制度問題不能獨立解決。實際上農村中的生產組織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屬性也是城市中的生產組織的屬性。如果城市中生產方式的選擇使得私人資本做大，私人資本必定下鄉，從而掌控農村。因此，農村發展模式的根本制度問題也是整個中國發展模式的根本制度問題。

　　第四，蘇聯解體經驗告訴我們，確權可能是陷阱。把集體資產分割給每個人后，這些人所擁有的資產可能會通過市場交易被大資本家拿走。實際上，中國在毛主席時代之所以要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也是因為無償分配土地的確權制度無法根本保證貧困農民的利益。而中國農村在革命勝利后的確權比美國的確權還徹底：因為毛主席實行的是無償分配土地，而美國人實行的是賣地。美國人賣地表面上的低價格實際上也是許多貧窮的美國人所無法享受的，結果導致了美國大農場制度的出現。基于這種種國內外的對比，農村的土地的集體所有、集體使用、集體共享制度應該是世界最為先進的制度。

注 釋：

　　[1]如見崔鳴：《塘約之變冷熱觀——烏有之鄉赴塘約村參觀學習紀實》，http://www.wyzxwk.com/Article/sannong/2017/05/379575.html）。

　　[2]安平云：《塘約“四問”》，《黨建研究》，2017年第5期。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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