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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從敘事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的必要性、合理性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9-29 1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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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敘事為什么重要

　　任何偉大歷史進展都離不開敘事。在媒體越來越發達的時代更是如此。所謂敘事，就是指用書面文字或口頭語言對一系列已經發生的或未來將要發生的事件加以靜止或動態的描述。敘事本來是文學用語，是指講或真或假的故事。但在國家、社會、民族發展層面，敘事首先不是講故事，而是與人民過去的和未來的實踐有著緊密的聯系甚至是等價的關系。

　　從實踐創新看，它總要有一個理論（敘事）的指導。越科學、越系統、越可信的敘事指導，實踐創新就越容易取得真正的成功。從實踐創新的復制需要看，反映這種創新的敘事越科學，復制的可能性和規模就越大，實踐的范圍就越大。好敘事反映實踐并幫助推動實踐。任何具體的實踐都是局部的，只有通過敘事，才能把具有偉大意義的實踐在全社會盡快推廣開來。在戰爭年代里，埃德加·斯諾所著的《西行漫記》是對中國革命的生動敘事，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渠道。而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是構成了革命得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必然性的敘事。從斯諾個人的成功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其它敘事構成了斯諾《西行漫記》敘事的基礎。而斯諾敘事的成功又幫助推動了中國革命敘事的發展。敘事與實踐的這種關系帶有一定的等價性。

　　宏大、頂層敘事需要有問題、路線、風險、對策、人物、投入、產出、發現、校正等元素。這就如一個故事有挑戰、冒險、行動（救助、逃跑、復仇、思考、愛情）一樣。任何敘事都不是孤立的。比如，中共一大的敘事出來后，又被槍桿子里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土地革命、三座大山、減租減息、精兵簡政、為人民服務等敘事所支撐。可以說，中國革命正是在這個基本敘事和一系列子敘事逐次展開的過程中成功的。

　　好敘事不易產生。一般的敘事（如小說）可以基于不同程度的真實性，宏大、頂層敘事則必須保持真實性。[1]最大限度地保持真實性是使宏大、頂層敘事得到認可的唯一方法。在這里，沒有善意謊言的余地。一個謊言的出現通常意味著更多的謊言，就像蘑菇一般不會單獨生長一樣。太多謊言就可能使敘事失去公信力，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即敘事虛假。因為一個敘事的虛假往往意味著眾多敘事的虛假，因為一個虛假需要其它虛假來掩蓋。宏大、頂層敘事必須義正詞嚴、光明正大，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歪曲，防止經過歪曲后起到反面的作用。

　　敘事具有對實踐的催化、放大功能，因為它通過言語、演講、文獻、文學（詩歌、小說等）、戲劇、音樂、歌曲、新聞、電影、電視、視頻、游戲、廣播、繪畫、雕塑、攝影、研究不僅反映了行為、思想，而且把它們凝練成范例、形象、偶像，從而使其有效傳播。好敘事必須易于傳播、易于接受、易于記憶，因此，一般不能過長。過長的敘事不能過多。許多個人所喜愛的敘事也可能對于一個社會是有害的。[2]

　　在敘事的框架下，可以說，中國不僅有革命敘事，還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敘事，還有改革開放敘事。現在，中國則來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敘事的進程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作為一個敘事，一個宏大的頂層的敘事，既是對中國正在發生的社會變化的概括，也是對中國即將發生的社會變化的規劃。它是中國領導者基于人民群眾對中國社會發展所處階段的集體認知智慧與成果對中國社會發展所處階段做出的偉大戰略判斷。

　　二、作為宏大、頂層敘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

　　在改革開放前30年發展的基礎上，中國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生產力有了令世界矚目的發展。GDP達到世界第二，甚至第一（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許多科技領域取得長足發展，一些科技已經開始領先世界，獲得制定國際規則的權力。特別是央企的科技創新，如昆侖策研究院宋方敏副院長所說，“從太空、高空到低空，從地上、地面到地下，從海上、海下到海底，從宏觀世界到微觀世界，從軍用裝備到民用產品，涉及領域之廣，科技創新品種之多，且水平之高，令人驚喜、贊嘆。”[3]更是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科技和投資雙輪驅動下所取得的經濟增長已經根本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這種物質基礎的增強使得中國為應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變局有了更好的物質準備。

　　在認識到我國已經取得的發展成就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內部的矛盾也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積累了。特別是，改革開放中進入到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產生了強大的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命題的提出，意味著我們國家的發展到了一個要適當地對受到新自由主義干擾的路線、方針、政策、戰略、道路做出調整的新階段了。

　　首先，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下，片面追求GDP的增長導致了偏向少數人的分配結構。從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歷程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生產力矛盾、改革開放、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多種所有制并存等構成中國這一時期的基礎敘事。在這些基礎敘事中，初級階段這個敘事的作用又非常獨特。正是在此基礎敘事的基礎上，延伸、衍生出一些可見新自由主義影子的次要敘事（如市場化、貨幣化等）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分配格局起到了扭曲作用。而當中國分配格局被扭曲后，人們反過來也可以進一步思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敘事究竟是什么含義！這應該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談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指向所在。

　　其次，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下，偏向少數人的分配結構通過內需不足阻礙了繼續增長。[4]一個地方原本是農業經濟，甚至是小農經濟，通過吸引一些外資、僑資發展一些小工業、輕工業，就可以在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中迅速地實現經濟發展（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承接外國產業轉移）。但當這種以近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生產能力發展起來，市場得到迅速的滿足后，生產力的發展就受到了需求因素的制約了。有些需求因素在收入分配平等之后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放大，有些需求因素則無需放大了。而通過發展新生產力（企業）擴大需求的辦法需要有已經變得稀缺的土地，有本來就稀缺的高級勞動力，有亟待提升的研發，有政府政策的偏向性支持（可能越來越困難）。正是基于這些原因，經濟發達地區的一些城市經濟增長出現了“難以為繼”。這種經濟增長障礙的出現是與新自由主義的敘事分不開的。

　　第三，在西方所標榜的自由、民主的蠱惑下，在西方燈紅酒綠、車水馬龍的誘惑下，在原罪等所引起的心理不安的驅使下，一些“先富”把通過“改革紅利”、實業或投機得到的財富向國外轉移，而留在國內的則有不少開始了金融投機（與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創新理論有莫大關系），引起了經濟的脫實向虛。這種資源配置格局的形成難以脫離原來的敘事來解釋，而解決它們顯然需要新的敘事。

　　第四，在新自由主義核心理念市場化（作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是聚焦市場的理論）下產生的入不敷出（人們的收入只限于微薄的工資，缺少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事業的支持）和過度勞累的壓力下，腐敗引起了更大的社會不滿。有西方學者指出，腐敗在全球日益嚴重有三個原因：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毋庸諱言，中國發展模式中也有這三個成分及其所產生的腐敗和無效率。從腐敗作為市場化的結果看，市場（化）確實是一種手段。[5]但當這種手段所形成的結果落地后，市場化就不只是一種手段，而代表一種格局了。它包含有既得利益的成分。這不是原來的敘事所能解決的。

　　第五，原有的敘事的不足由一系列對立的敘事的出現表現出來。裙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僵尸企業、中等收入陷阱、劉易斯拐點、尋租、新常態、GDP、政府干預、新供給經濟學、減稅、就業、增長、通脹、市場化、貨幣化等原來用于外國的敘事被一些人引入中國，指代中國的現象。不在吸收這些敘事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消解這些敘事的不合理性因素，使其退回到一個合理的水平上，中國可能將步履維艱。因為每一個敘事的不合理性因素都可能構成中國科學決策的阻礙。而一個個敘事累積起來，構成了一個難以穿越的雷場。而且，中國受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產生敘事（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的能力越來越強，不整合這個力量，將來就麻煩了。當前，我國感受到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危險，正在予以校正。但意識形態的概念較為抽象，而轉化為一個個敘事，它可以變成婦孺皆知的事實、道理，從而使人民戰爭的原理可以得到應用。

　　由于已經存在的矛盾和這些矛盾在敘事上的表現，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原有的敘事就更不夠了，中國需要一個新的宏大的純粹化的頂層敘事來統領其它的敘事。這將決定未來十幾年、幾十年中國社會中的言語、演講、文獻、文學（詩歌、小說等）、戲劇、音樂、歌曲、新聞、電影、電視、視頻、游戲、廣播、繪畫、雕塑、攝影、研究、行為的主題、頻率和旋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是一個很好的敘事。它隱含了一個舊階段存在（新自由主義確實對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命題，同時也承接了社會主義這一命題，因此是在繼承中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6]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的命題本身是對過去階段的揚棄，也是一種自我革命。這是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所必需的。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敘事開辟了其它重要敘事變動的可能性

　　我黨已經充分認識到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和對中國所造成的危害。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十九大上，“我們黨要明確宣示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擔負什么樣的歷史使命、實現什么樣的奮斗目標。”[7]很顯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這一宏大、頂層敘事已經蘊含了要消除新自由主義影響的重大命題。限于篇幅，本文無法對這些可能變化的敘事都一一展開。這里，圍繞經濟運行機制的敘事來說明其它重要敘事變化的可能性。

　　中國1992年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制。表面上看，它針對的是原來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物資調撥體制而提出的。而它的理論基礎之一無疑是鄧小平同志關于“市場是手段，計劃也是手段”的論述。這里，不否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提出還有其它原因。但基于事物的一分為二的辯證法原理，市場本來只是交換的場所，很顯然，用此概念，市場經濟的敘事是無法成立的，因為在實踐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交換場所的經濟，也沒有任何國家是純粹交換經濟。純粹交換經濟只是西方經濟學的一種抽象研究。再從西方經濟學看，市場由供給方和需求方構成。而供給方由于有企業組織可以依賴，因此，通常在市場中起到主導作用。也因此，西方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由供給方主導的經濟。而西方的供給方大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于是西方的市場經濟就是由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支配的經濟了。

　　按照市場由供給方和需求方構成這一共性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是什么呢？社會主義如果體現在需求方，社會主義的消費者的收入應該是大致平等的，而大致平等的消費者只能由公有制社會產生（在私有制下，少數人拿走遠超工資的利潤，因而消費者不可能平等）。社會主義如果體現在供給方，那么，作為供給主體的企業只能是公有制企業，如果允許有私有制企業，也只能允許作為公有制企業的補充。這樣，從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修飾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公有制企業作為供給主體而公有制企業的勞動者作為消費主體的經濟。很顯然，這是一種不同于現在中國經濟格局的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的敘事有了它的獨特的不同于以往的市場供給主體和消費主體。這體現了新階段確實是“新”的。[8]

　　有了這樣的理解，其它的敘事就容易理解了。全國政協陳元副主席在首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主論壇上所做的主題演講中認為，開發性金融是為實現國家戰略而發展出來的一系列金融方法，是完全用市場的方法來實現國家戰略。[9]也就是說，開發性金融所支持的項目要能產生收入流來補償其投資，而不是依靠不斷輸血。這里的市場是指供給者和需求者之間的交易所產生的收入中有一部分用于彌補開發性金融投資。陳元副主席還呼吁商業性金融機構也要用市場化方式實現國家戰略，不要去做那些亂象叢生、沒有理性的投資業務，而要圍繞國家戰略，去做一些有實質內涵的、為實體經濟和國家戰略增磚添瓦的項目。[10]這種敘事是較難實現的。漢武帝也曾希望有錢人支持他的事業，但響應者了了，最后依靠算緡才達到目的。[11]而陳元副主席提出的“對于符合國家安全信用評級的金融機構，不能完全按照財務指標決定其融資水平，而應該在法律和制度上明確要求，保證其優先得到融資”則是完全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的敘事的，[12]是它的重要構成部分。

　　有了上述的對市場的本體論（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分析，我們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就明確了：它一定是以公有制企業為供給主體而人民主要在公有制企業中勞動的經濟。這或許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的一種澄清，也是對今天私企成分過大的市場經濟的一種否定。由于本體論是一種哲學分析，很顯然，這種哲學分析也不難應用到其它重要敘事中去。比如，我們要不要孤立地談論改革而不談改革的方向？我們要不要“現實主義”地認為當前中國的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的比例格局就是最好的呢？對于已經出現的問題是要更加私有化來解決嗎？能夠解決？這些對中國至為重要的敘事，不難使用本體論方法加以分析。有了這些新分析所產生的新敘事，是不難消解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的。

　　四、結論

　　以上分析也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這個新敘事最重要的內涵應該是針對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生產關系的變革。我們可以預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這個新敘事下，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所產生的消極敘事、疑問敘事將會極大減少，中國將會有更多的社會同意、良知，更好的法律善治，更加開放的心態，更加合理的政治正確。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黨的新的核心的領導下，在消解了新自由主義對中國影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階段完全能夠開拓出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Robert J. Shiller, Narrative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23075, January 2017.

注釋：

[1]敘事應該是基于事實的，但敘事在現實中常常是被操縱的。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敘事被證明是一個編造，而他的光輝業績的敘事中往往沒有對他作為一個奴隸主的敘述。完全競爭市場的敘事排除了企業家為了生存操縱消費者的可能，這等同于取消市場營銷學的存在的合理性。

[2]鄧麗君敘事愛情的歌曲是與革命歌曲的敘事對立的，因此，稱其為靡靡之音是正確的。

[3]宋方敏：《讓科技創新驅動國企制度機制創新——“央企科技創新成就展”觀感》，https://m.huanqiu.com/r/MV8wXzExMjU4NjUxXzEyNjRfMTUwNTcxNjAyMA==?from=timeline，2017年9月19日。

[4]王今朝、龍斧：《從消費結構扭曲與家庭收入分層看中國內需不足內涵和根本影響因素》，《管理學刊》，2014年第12期。

[5]關于市場經濟的內涵及其在西方經濟增長中起到的微薄作用，參見王今朝、張藝、龍斧：《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再思考》，《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

[6]轉引自曲青山：《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品格和最大的優勢》，《紫光閣》，2017年第3期。

[7]轉引自劉少華：《中共明確宣示了什么？》，《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8月2日。

[8]詳見王今朝：《關于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學術認知》，http://ex.cssn.cn/jjx/jjx_gzf/201612/t20161208_3305679.shtml，2016年12月08日。

[9]陳元：《開發性金融與“一帶一路”建設》，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12198，2017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