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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

——駁各種妖魔化國有企業的言論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12-31 17:16:03

[摘要]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炮制了許多否定公有制、妖魔化國有經濟的“理論”，諸如公有制沒有效率，私有制才有效率，國有企業是壟斷，阻礙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與民爭利，公有制產權不明晰、無法與市場經濟相容，國有經濟必須退出競爭性領域等等，不一而足。諸如此類言論，充斥報章雜志，一時間，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被搞臭了。在這種輿論環境下，私有化就變成有道理的了，似乎勢在必行。對于這些由新自由主義引申出來的言論，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一一予以澄清。

2017年12月12日，習近平視察徐工集團時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要按照黨的十九大部署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使國有企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1]

“頂梁柱”，這形象地表明了國有企業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中心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不要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必須不斷發展壯大，這個問題本來應該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上指出的，“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針對國有企業的奇談怪論，大談‘國有企業壟斷論’，宣揚‘國有企業與民爭利’，‘國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國有化’、‘去主導化’，操弄所謂‘國進民退’、‘民進國退’的話題。特別是各種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重點拿國有企業說事，惡意攻擊、抹黑國有企業，宣揚‘國企不破，中國不立’，聲稱‘肢解’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些人很清楚國有企業對我們黨執政、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亂人心、釜底抽薪。而我們有的同志業對這個問題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錯誤的觀念。我們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決不能認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所有制問題，或者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那就太天真了!”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關系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關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2]

不要把國有企業當作純粹的經濟問題，而要從政治上看問題，要不要發展國有經濟，事關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途。事情的實質就在這里。敵對勢力和新自由主義者實際上也是從這個角度談論國有企業問題的。記得201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了一個《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的文件，強調“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要求“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問題導向，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切實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指導意見》一公布，立即遭到新自由主義分子的指責和攻擊。反映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益的天則研究所所長，公開指責《指導意見》規定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說這“完全是反改革，打著改革的旗號，做著反改革的事情，是又一次欺騙輿論。”他認為，“更嚴重的是，國企存在就是問題。”在他們看來，改革應該以消滅國有企業為目標，搞好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當然是反改革了。有人則認為國企改革應該朝著“國退民進”的方向走，那樣“還有一二十年的高速發展。”否則“中國經濟前景就不樂觀”。理由是什么，他也講不出來。倒來倒去，一句話：不消滅國有經濟，就不能算做改革。他們集中攻擊加強黨的領導，認為加強黨組織的作用“與市場化改革方向”是相悖的。還有外國人表示，《指導意見》是證明“既得利益勝過整體經濟利益的又一個事例”。敵對勢力跳出來反對，恰恰證明《指導意見》是正確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一再證明：凡是敵對勢力叫好的東西，一定是錯誤的，或者是有毛病的，總之是違反人民利益的。階級立場決定了這一點，事情大體上就是如此。

(一) 為什么我們要把國有企業當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頂梁柱？

我們先從正面論證一下，為什么我們堅持要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理由大體如下。

第一， 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是客觀規律的要求，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是逆歷史潮流的反動

改革開放以來，總有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主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需要國有經濟。說法不大一樣，矛頭指向卻非常一致：改革必須消滅國有企業。各種妖魔化國有企業的言論，幾乎成為輿論的主流，于是一段時間里，刮起了一股出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某些私營企業主的第一桶金就來源于此。這一點，是任誰也否定不了的。

鼓吹社會主義不需要國有企業，最堅決、最激進的，也許要算吳敬璉了。他從新自由主義出發，怎么看國有企業都不順眼，非要徹底消滅不可。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他評價我國的改革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怎么說是最壞的時代?他說，搞了30多年的改革，結果形成了“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3]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體制?除了沒有實現徹底市場化之外，就是還保留了一些國有企業。他說，要徹底地改革，必須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國有經濟。最可惡的是他制造了鄧小平主張社會主義不需要有國有經濟的謠言。吳敬璉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時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這個國有這個詞。”[4]造謠、撒謊，連眼睛都不貶一下，這就是他的本事。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開河。1985年8月，在談到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5]這里他雖然沒有直接講國有經濟，但誰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經濟就是國有經濟?！稇椃ā返?span lang="EN-US">7條載明：“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另外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92年7月23、24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時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6]你不贊成國有經濟，就說是你不贊成，把謠言造到鄧小平身上，其人格之卑劣，可見一斑。

有一位省統計局副局長在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時，公開說，國有企業確實是個“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營企業爭奪資源，改了那么多年，問題不斷。經過多年的改革，好像國有企業減少了，但不斷派生出新的國有企業，而且原來的國有企業不斷做大。他認為，中國改革應該接受科斯的忠告，徹底消滅國有企業，讓私營企業自由競爭。這是“最重要的”。消滅國有企業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堅決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環境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義的老祖宗科斯來論證自己的主張。要按照新自由主義進行改革的頑固勁頭還真不小。

一位曾經擔任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經濟學家”說，國有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恩格斯批評過，如果說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那么俾斯麥就是社會主義者了，因為俾斯麥主張煙草國營。他強調，說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那是“冒牌的社會主義”。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定義：“民有、民營、民享”，這新三民主義才是社會主義。他主張消滅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民營化”。這里，他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實際上要說的是，不是任何國有化都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國家的性質。這是有道理的。國有經濟，古已有之。封建社會的國有經濟，例如漢武帝的鹽鐵官營，那是為地主階級統治服務的，屬于封建主義性質;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是總資本家，資本主義的國有化并沒有改變資本的屬性，沒有改變雇用和剝削工人的關系，這種國有經濟是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運用這些生產資料為人民謀福利，這時國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的。這位“經濟學家”是拉大旗當虎皮，歪曲恩格斯的原意，為消滅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制造輿論。其用心極其險惡。

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來掌握生產資料，建立國有經濟，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來的。

大家知道，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與空想社會主義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類社會必然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并不是基于倫理道德觀念，也不是訴諸人類的理性，而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實際存在的矛盾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累、生產的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每一件產品都不是個人生產出來的，而是由一群工人生產的;生產的產品不是生產者個人消費的，而是供社會消費的;生產上需要的物資，也不是自己生產的，而是由社會提供的。整個國民經濟逐漸融合成為一個各個企業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由社會按照全體人民的利益組織國民經濟的運行。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歸資本家個人所有，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因而使得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的這種要求無法實現。這樣，資本主義社會就產生了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占有方式同生產方式發生矛盾，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弊端的總根子，在資本主義范圍內是無法克服的，它只有通過革命，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得到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敲響了私有制的喪鐘，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一種客觀的規律性，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因為只有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才能夠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在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所在。[7]

那么，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哪個組織能夠代表整個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調控整個國民經濟呢?顯然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以及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階層的總代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實際工作中怎么實現這一要求呢?他們提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8]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國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后都把國家所有制確定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據就在這里。主張消滅國有企業，從理論上講，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也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思想和行為。

我們再來看看我國國有企業建立與發展的歷史。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根據地、解放區就有少量的公營企業。全國解放前夕，我們黨提出了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政策，并且明確在新中國，國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要大力發展國營經濟。在1949年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確定，進城以后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把國營工業生產放在第一位，批評了“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的糊涂觀念。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我國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要建立和發展具有高度社會化性質的大工業，尤其是要建設像蘇聯援助的156項那樣的大工程，這時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了。黨中央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偮肪€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逐步把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營經濟。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這項任務，這件事情，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形式單一、工作過粗的弊病，總體上說，正像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工作做得很好”。正是通過“三大改造”，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為后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從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有經濟就一直牢牢保持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發揮著主導作用，成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支柱。我國經過60多年的奮斗，根本改變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同強大的國有經濟是分不開的。

習近平同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60多年的經驗，明確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9]

無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歷史和現實的實際情況看，我國建立和發展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既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又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那些消滅國有經濟的主張，不僅理論上是錯誤的，違背社會發展規律，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國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為基礎的，不是建立在那位“經濟學家”杜撰的“民有、民營、民享”基礎上的，他的新三民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私有化，是破壞社會主義的。他的這種言論也是違背憲法的，因為憲法第六條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生產產資料公有制。

第二，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是鞏固共產黨執政基礎的需要。

每一個政黨、每一個階級執政必須有自己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政權是不牢固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必須把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公有制作為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不積極發展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后果是十分可怕的。一旦沒有了公有制，共產黨喪失了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還能夠繼續掌握政權嗎?設想一下，假如我們搞了私有化，我們的政權怎么維持和運轉呢?公有制經濟消滅了，只有私營經濟了，我們的政權勢必不能靠公有制經濟交納說收、上繳利潤來維持，而只能靠私營經濟來養活了。拿了人家的錢就要為人家辦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只有兩個出路：一是改變黨的性質，改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政黨，這也許可以繼續執政，但這個黨和政權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了，不能再搞社會主義了，這就違背了初衷，忘記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了;二是如果還想堅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還想搞社會主義，那時在經濟上占優勢的資產階級就不會容忍你繼續執政了，必然要把你趕下臺。只要你相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必須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道理，這兩種情景，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現實的危險。

我們黨看到了這種危險。2000年江澤民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座談會上特地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能動搖，否則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和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就很難鞏固和加強。”[10]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俗?”[11]搞私有化絕沒有好下場，它會導致葬送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

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從政治上看，我們黨要做“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就要有關鍵時刻聽指揮、拉得出，危急時刻沖得上、打得贏的基本隊伍。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就是這樣的隊伍。關鍵時刻，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是靠得住的。國有企業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如果把國有企業做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怎么堅持和發展?對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

我們堅持發展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堅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絕不搞私有化的政治理由就在于此。

第三，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才能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情況下，怎么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呢?毛澤東告訴我們，在一個存在多種矛盾的矛盾綜合體里，必然有一個是主要矛盾，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事物的性質正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所以，哪種所有制經濟占主體，決定著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體地位，是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而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是公有制為主體的重要標志，按照十五大的說法，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二是國有經濟具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談不上公有制為主體。如果國有經濟被削弱、甚至被私有化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不復存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社會主義也就保不住了，社會就會改變顏色。我們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情況下，必須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這樣才能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才是鞏固的?？梢哉f，越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越要強調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越要重視把國有經濟做大做強做優。

必須明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中主體與補充是客觀存在的，只有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而存在，整個社會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里，要求“不分老大老二”，不區分主體與補充，是做不到的，也是危險的。

必須把不同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地位與它們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區分開來。在市場經濟的運行中，不同所有制經濟是平等的，它們之間進行平等競爭，市場的規則適用于一切所有制經濟，不能一種所有制一個規則。但在所有制結構中，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其中必然有一種所有制居于主體地位，起支配作用，其它所有制則處于從屬地位，起補充作用。正是這一點，決定了社會制度的性質。要求“不分老大老二”，不管主觀意圖如何，實質上是要求改變社會制度的性質。

第四，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才能發揮和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我國憲法規定，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應該起主導作用。這主導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中，它能夠控制經濟運行的方向;二是在各種所有制的相互關系中，它能夠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方向。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國有經濟才有能力控制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按照預定方向運行，才有能力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鼓勵和支持，才有能力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市場經濟講的是經濟實力，口頭上說得再多也是不管用的。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有誰會理你呢?文件上講的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會落空的。只有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國有經濟才有可能履行憲法規定的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職責。

第五，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

社會主義要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種分配方式、分配原則，而不是具體的分配政策。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制的建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人們參與分配的標準只有一個：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獲得消費品，因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人都改善生活，人人都提高生活水平。這就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同剝削、兩極分化相對立的，存在剝削、兩極分化，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公有制排除了剝削和兩極分化，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私有制基礎上只會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決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只有積極發展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才能達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有人一方面侈談共同富裕，一方面卻鼓吹私有化，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有人認為，不消滅私有制，不發展公有制，只要調整一下分配政策，例如多搞一些社會福利，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

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是憲法賦予國國家機關的神圣職責。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一段時間里，某些國家機關不關心國有經濟的發展，一提到改革，就是為發展私營經濟創造條件，看到國有經濟有所發展，就譴責說“國進民退”了。他們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削弱國有經濟，甚至推行私有化，這是違法憲法的行為，必須糾正。

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宣傳，并在實際工作中堅決貫徹執行，而不應該有任何顧慮和猶豫。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沒有任何理虧的地方。在這個問題上要理直氣壯，不能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二）駁各種妖魔化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的言論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炮制了許多否定公有制、妖魔化國有經濟的“理論”，諸如公有制沒有效率，私有制才有效率，國有企業是壟斷，阻礙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與民爭利，公有制產權不明晰、無法與市場經濟相容，國有經濟必須退出競爭性領域等等，不一而足。諸如此類言論，充斥報章雜志，一時間，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被搞臭了。在這種輿論環境下，私有化就變成有道理的了，似乎勢在必行。對于這些由新自由主義引申出來的言論，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一一予以澄清。

國有企業沒有效率論。這是上世紀80—90 年代最流行的看法。一些經濟學家利用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出現的暫時困難，大做文章，喧嚷國有企業注定缺乏效率，理應消滅，必須實行私有化。

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在改革開放前是沒有爭議的。那時國有企業創造了許多輝煌業績，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上強調;“我要非常明確地說，我國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勛卓著!功不可沒!這是絕對不能否定的!也是絕對否定不了的!如果沒有長期以來國有企業為我國打下的重要物質基礎，就沒有我國的經濟獨立和國家安全，就沒有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就沒有我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在世界東方的巋然屹立。”

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國有企業出現許多困難。一些“著名經濟學”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鬧得紛紛揚揚。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其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一段時間里國有企業確實遇到許多困難。這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原來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是按照計劃經濟這種運行機制設計的。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由國家通過指令性計劃規定，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國家調撥，生產出來的產品，由國家包銷。創造的利潤，上交國家，生產上需要的資金，由國家撥給。企業只是一個計劃執行單位，既沒有經營自主權，也沒有經濟責任。這種體制是符合當時歷史條件的，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展，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計劃的作用日益縮小，市場調節的范圍不斷擴大。到黨的十四大，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整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帶根本性的變化。這時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顯然不適應整個經濟運行機制的需要了，迫切需要轉型。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由于不適應新機制需要所造成的困難是難免的。此外，我們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國有企業難以承受問題，例如“撥改貸”，國有企業利潤上交給國家，但生產經營上需要的資金，國家不再撥給，而靠銀行貸款取得，一下子使得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急劇上升;稅收政策向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傾斜，國有企業的稅率高于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享有各種優惠，改革的成本主要壓在國有企業身上。加上國有企業的歷史包袱沉重，包括離退休職工的負擔、企業辦社會的負擔，一下子擺脫不了。所有這些，使得一些國有企業陷于困境。但這并不是國家所有制造成的，這些困難，主要是具體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以及具體政策層面上產生的，而同公有制本身沒有必然的聯系。它僅僅表明國有企業必須改革，而不能證明國有經濟注定沒有效率。

進入21世紀，隨著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逐漸適應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經濟效益迅速提高。無論資產的增值速度、利潤的增長速度都超過了私營企業。一大批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不斷壯大，有的還躋身世界500強的行列。在事實面前，國有經濟沒有效率的言論，逐漸消退了。但那些主張消滅國有經濟的經濟學家并沒有停止對國有經濟的攻擊。只是換了一個說法。他們說，國有企業效益好，是“與民爭利”。在這些經濟學家的眼里，國有經濟左右都不是：效益不好，應該消滅;效益好了，又是“與民爭利”，還是應該消滅。論調的這種變化，恰恰暴露了這些經濟學家一心要搞垮國有經濟的本質。他們是不講道理的。

國有企業“與民爭利”論。這是反對國有經濟、主張“國退民進”的人經常喜歡談論的理由。問題在于，這個“民”指的是什么，怎么“爭利”?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

在我國歷史上，“與民爭利”一說源自董仲舒。漢武帝時，豪族冶鐵鑄錢，危及國家鑄幣和稅收，成為朝廷之大害。漢武帝堅持由國家鑄幣，反對私人鑄幣，董仲舒就攻擊漢武帝“與民爭利”。董仲舒所謂的“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貴族和富商大賈?？梢?，在“民”字上做文章古已有之。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民”(即人民)是分為不同階級的。要把勞動人民同資本家區分開來。就勞動人民來說，國有企業與“民”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它用不著、也不會“與民爭利”。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是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的。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國家占有生產資料是為人民服務的，國有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當然需要獲得利潤，但利潤并不是國有企業的生產目的，何況國有企業獲得的利潤最終仍屬于人民所有。不可否認，國有企業在實際經營活動中也會同人民群眾發生一些矛盾，但這種矛盾在人民政府的協調下通過改革是比較容易解決的。鼓噪國有企業“與民爭利”的人居心叵測，他們歪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性質，制造國家與人民的對立，煽動人民反對國有企業，以便最終削弱以至消滅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對此，我們必須保持警惕。

其實，對于工人農民而言，真正存在“與民爭利”問題的，恰恰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是以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雇用工人進行勞動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經濟成分，它的生產目的是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資本的本質就是追逐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而不是滿足人民的需要。盡管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經濟上公有制占主體、政治上共產黨處于領導地位，私營經濟的經營環境，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發生了很大變化，因而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也有很大不同，但追逐剩余價值這種資本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除了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因而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一面外，由于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還存在剝削，資本家同工人之間還存在著利益對立的一面。在新創造價值一定的情況下，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與工人的工資在量上是一種彼此消長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家與“民”(即工人)是一種爭“利”的關系，因為只有把工人的工資控制在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內、甚至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才能保證資本家獲得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在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現實經濟活動中，不能不承認這種矛盾是客觀存在的。

如果“民”是指私營企業主、外資企業主(資本家)的話，那么國有經濟同它們之間確實存在一種“爭利”的關系。這一點，也無須隱諱。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上各種經濟成分相互平等競爭，這種競爭，歸根結底就是“爭利”，最終是優勝劣汰。哪個企業經營得好，個別勞動耗費低于社會必要勞動耗費，它就獲得“利”，得到發展;相反，哪個企業經營得不好，個別勞動耗費高于社會必要勞動耗費，它就失去“利”，得不到發展，甚至破產。這是市場的無情的規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在市場上相互“爭利”，這是正常行為，無可非議，否則就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一見到國有企業盈利，就說“與民爭利”，要求只準資本家賺錢，不準國有企業賺錢，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總不能認為是合理的吧!

鼓噪國有企業“與民爭利”，是新自由主義分子制造國有企業與人民的對立、搞臭國有經濟的一種手法。對此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國有企業是壟斷企業論。自200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開始審議《反壟斷法》以來，有人就利用這一機會，把國有經濟稱之為“壟斷行業”，把國有企業稱之為“壟斷企業”，竭盡攻擊、污蔑國有經濟之能事。在反壟斷的旗號下，要求“國退民進”，還“利”于民。一時間輿論紛紛揚揚，造成了一定的聲勢。

我們且不說大量國有企業是處于競爭領域的，不能一說國有企業，就是“壟斷”，即使是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我們應該怎么對待呢?這是一個需要明確回答的問題。

應該看到，隨著市場競爭的開展，由于大企業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需要，在一般情況下，效益高于小企業，從而生產勢必出現集中的趨勢。只要是市場經濟，就會有“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這是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而生產集中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壟斷，這是客觀的、不可避免的、帶規律性的現象。問題并不在于有沒有壟斷，而在于：第一，誰壟斷好，是私人壟斷好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壟斷好?第二，《反壟斷法》反對的“壟斷”指的是什么，是大企業的控制地位，還是市場上的壟斷行為?

我國的國有經濟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有著根本的區別。我國的國有經濟是革命斗爭中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一開始就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并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后來又隨著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展而不斷壯大。改革開放以來，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國情，我們提出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但我們始終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地位。而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起主導作用，恰恰是體現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重要內容。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發展生產力的前提。國有經濟是全體人民所有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國有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企業，它的發展也完全符合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私人壟斷則是在資本家無限度地追逐剩余價值的推動下，市場自由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出來的，它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加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兩者性質根本不同，不可同日而語!

把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當作“壟斷”加以譴責是錯誤的。如果國有經濟沒有控制力，公有制為主體就是一句空話;如果國有經濟不做大做強做優，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就會站不住腳(要知道私營經濟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怎么也競爭不過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把國有企業當作“壟斷企業”反對掉，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自己的經濟基礎，就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失去立足之地。

必須指出，我們要反對的“壟斷”是指大企業在市場上濫用支配地位、排斥其他企業進行競爭的一種行為，而不是凡是大企業就是要作為“壟斷”予以反對。針對在制定、實施《反壟斷法》的過程中某些新自由主義分子把《反壟斷法》的矛頭指向國有企業的種種喧嚷，有關方面曾明確指出，我國的《反壟斷法》“從來不以一個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作為是否壟斷的判斷標準，而是以一個企業是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作為壟斷的情形之一。”我們要反對的“壟斷”，并非反對大企業的控制力，而是反對利用控制地位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最常見的就是操縱價格，從中獲取壟斷高額利潤。而我國在關鍵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雖然在市場上處于支配地位、對市場有控制力，但對它們生產的產品大多數卻并沒有定價權，油、電、氣、水、運等都由國家征求群眾意見后定價的。人民政府首先考慮的當然不是企業利潤有多高，而是人民的承受能力。因此，正如我國兩位經濟學家指出的，把國有經濟當作“壟斷行業”來反對，把國有企業當作“壟斷企業”來反對，那是別有用心的“偽命題”![12]

順便說一下，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反壟斷”也不是反對大企業在行業中的支配地位，也不是要消滅大企業，而只是反對大企業在市場上的壟斷行為。在一貫高舉“反壟斷”大旗的美國，從來沒有一個人主張把微軟、波音、蘋果等企業消滅掉!一到中國，“反壟斷”就要消滅控制國民經濟的國有企業，真不知道持有這種主張的“著名經濟學家”在想什么!

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論。有人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之機，鼓吹國有經濟應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改造成為“民有民營”的企業，這就是他們鼓吹的所謂“改制”的含義，實際上就是要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半賣半送”、“明賣實送”)，實行私有化。令人擔心的是，近年來，“全面退出論”成為一種十分流行的觀點，一段時間里在某些領導機關的文件中也出現了這種提法。這已經對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工作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導。

主張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人的理由是，私有制經濟天生適于競爭，而國有經濟則天生不適于競爭，因為公有制是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所以，國有經濟必須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有一篇文章說：“按照國有經濟應有的地位和應起的作用來說，它只應該是在特殊性、自然壟斷性、非盈利性(公益性)等領域存在的一種形式，實際上也就是市場配置資源失靈或不利的領域。”因此，“國有資本從原有體制內的競爭性領域退出”應該是全面而徹底的，既包括小型國有企業，也包括中型和大型國有企業，目的是使“民有民營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

“全面退出論”的根據是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而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這一論斷的理論依據又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對于這種理論依據的錯誤，我們將在下面分析。這里，需要分析的是，“全面退出論”的實踐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

什么叫“競爭性領域”?如果放眼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還有多少領域不是競爭性領域?電力、交通、金融、外貿、航天等等過去一直是被稱為非競爭性的“壟斷行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現在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競爭了，有的甚至已被公認為是競爭性領域了。迄今為止，非競爭性領域已是屈指可數，如果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它還有多少立足之地呢?國有經濟又如何發揮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呢?“全面退出論”實際上主張的是，把賺錢的買賣都讓給私營經濟，而讓國有經濟專門去干不賺錢的、賠本的買賣，反過來又咒罵國有經濟沒有效率，這難道符合市場經濟平等競爭的邏輯嗎?

國有經濟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國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一旦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僅僅從事不賺錢的、賠本的買賣，國有經濟就不能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和提供財政收入，它不僅不能引導、帶領其他經濟成分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相反，要靠非公有制經濟繳納的稅款來養活，這時國有經濟就必然成為非公有制經濟的附庸。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就失去了經濟基礎，我國千百萬烈士犧牲性命才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這種后果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其實，對某些經濟學家來說，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只是第一步，最終目的是要消滅國有經濟。有一位經濟學家(一所著名大學的副校長)不僅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而且要求國有企業退出壟斷性行業。他在2007年9月一次會議上就以美國所有行業都是“民營的”為參照系，說：“進一步講，石油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有的集團來經營?我們現在進入世貿組織以后，面臨著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就是我們的產業結構里到底還應該保留多少國有企業?”照他的說法，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應該退出;壟斷性行業，國有企業也應該退出。那么，國有企業還有生存余地嗎?真是趕盡殺絕!另一所著名大學的教授倒是直言不諱：今天的大國企應該“民營化”，或實行“撒切爾夫人式的私有化”。正如一位學者批評的：這些人“雖然拿著中國重點國立大學的職位和錢，卻貫徹了‘華盛頓共識’要求全面私有化的美國‘中央精神’。”[13]真是一語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頭面人物公開杜撰中央文件，宣布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是中央的精神。他們在報刊上說：“黨的十五大即確定了國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競爭性行業退出，而目前是進一步進入。”[14]還有人說：“中共十五大已經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里面發展，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退出。”而且威脅說，“部分行業國進民退將付出沉重代價”![15]這些在普通老百姓看來是知道內情的頭面人物，一再宣布中央早就定了“國退民進”，然而查遍黨中央的文件，我們卻找不到他們說的內容。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那個時候起，就有人開始制造“國退民進”的輿論了。我們先看一下中央提出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緣由和內涵吧。國有經濟布局和國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是國有企業難以搞好的重要原因。布局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分布過寬，戰線過長，各行各業無所不包，力量過于分散，整體素質不高。企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重復建設嚴重，企業大而全、小而全，沒有形成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體系和規模經濟，缺乏市場應變能力。在這樣的格局下，要把幾十萬家國有企業都無一例外地搞活搞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中央要求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是完全必要的。從力圖搞好每一個國有企業，到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這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在理論上、實踐上和工作指導上的一大轉變，也是搞好搞活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部署。這里絲毫沒有“國退民進”、“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意思。謂予不信，那么，讓我們重讀一下十五大以及專門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吧。

十五大報告指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16]十五屆四中全會更是明確規定：“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17]四中全會還具體規定：“要區別不同情況，繼續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在努力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同時，國家給予必要的支持，使其更好地發揮應有的功能;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面投資加快發展;對產品有市場但負擔過重、經營困難的企業通過兼并、聯合等形式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盤活存量資產;產品沒有市場、長期虧損、扭虧無望和資源枯竭的企業，以及浪費資源、技術落后、質量低劣、污染嚴重的小煤礦、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等，要實行破產、關閉。”[18]這些文件里，哪兒有什么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話!中央主張對國有經濟作戰略性調整，而從來沒有“國退民進”的說法。即使是一般競爭性領域，中央文件也是主張“有進有退”，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搞好重點。當時主持國有企業改革工作的吳邦國同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還專門撰文指出，將國有企業改革簡單演繹為“國退民進”，籠統說“國有企業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等等，是完全違背中央精神的，必須堅決加以糾正。[19]

把自己的主張冒充成為中央文件的話，拉大旗當虎皮，似乎有點招搖撞騙的味道。采取這種手法，難道能說是學術研究嗎!

應該看到，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總的精神是搞好國有企業。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堅定不移地貫徹十五大精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0]真不知道那些假借貫徹中央文件精神的名義、竭力鼓吹“國退民進”的“名人”，讀了這段話是什么感想!這不是同他們的想法完全相反嗎?

國有經濟產權不明晰論。十四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即“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是一個完整的思路，應該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

對于“產權清晰”的含義，我國報刊上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有的經濟學家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來解釋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產權清晰”的要求，認為全民所有制是“產權虛置”，是“人人所有，人人皆無”，說是大家都有，實際上誰都沒有直接占有。他們用私有制產權理論來觀察和分析我國公有制的產權，怎么看產權都不清晰。他們認為，只要是公有的，不是私有的，產權就是不明晰的。因此，要明晰產權，就必須把國家的財產落實到每一個人，也就是所謂“量化到個人”。按照這一理論，產權明晰的結果必然是私有化。這恰恰是西方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經濟學的核心理論。

必須正確理解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產權清晰”的含義。

首先要明確，產權即財產的權利，是一個法律概念。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法律是經濟關系的反映。產權是有關所有制的經濟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所有制的經濟關系決定產權，不同所有制的經濟關系就有不同的產權狀況、不同的產權理論，因而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抽象的，脫離經濟關系的產權界定和產權理論。公有制有公有制產權的界定、公有制產權的理論，私有制有私有制產權的界定、私有制產權的理論。決不能用反映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產權界定來規范公有制的產權，也不能用西方私有制的產權理論來指導我國的全民所有制的改革。這是理解“產權清晰”的前提。鼓吹公有制產權不明晰的經濟學家，恰恰是把私有制的產權界定、私有制的產權理論當作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并把它作為判斷公有制產權是否明晰的標準了。按照私有制的產權界定原則來看公有制的產權，那么公有制的產權始終是不明晰的，只有落實到個人，產權才能夠明晰。他們對“產權清晰”的要求就是這樣提出來的。

其次要指出，產權(即財產權利)是一個內容復雜的概念，它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多種權利的結合體。從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角度來考察，產權這一概念至少包含兩組權利：一是財產的所有權(這是根本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權利)，一是財產的使用權、支配權，即經營權(這是由所有權決定的，但又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權利)。[21]

從財產所有權來考察，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應該說是清晰的。任何一個國有企業的工人都知道，國有企業的財產歸國家所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全體勞動人民并按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對國有企業的財產行使所有權。有人說這種所有權是不清晰的，其實他想說的是，凡是全民所有制產權總是不清晰的，因為個人并沒有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只有私有化，產權才能清晰。囿于私有產權理論的人，怎么也理解不了全民所有制財產所有權這種產權。這樣解釋“產權清晰”，實際上就是要求取消全民所有制。

從法律角度說，我國有關法規對國有企業的財產所有權也有著明確的規定。例如，《國有企業財產監督管理條例》指出：“企業財產屬于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對企業財產的所有權。”這怎么能說“不清晰”呢?規定得清清楚楚的嘛。你可以不贊成，但不能說“不清晰”。當然，在具體工作中，這種所有權仍需要落實，不僅要從數量上清產核資，界定產權，例如，要把國有資產與企業辦的勞動服務公司等的集體資產分清，在實行租賃、承包時要把國有資產與個人資產分清，當時這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要建立國有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管理體制，即明確哪一個具體的國家機關代表國家來行使所有權。在這個意義上講，所有權需要進一步明晰化。但不能由此籠統地得出結論，國有企業的財產所有權是不明晰的，更不能由此把“產權清晰”理解為取消國家對財產的所有權，把生產資料“量化到個人”。

從財產的使用權、支配權即經營權來考察，當時國有企業的產權是不夠清晰的，需要明晰化。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指出：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同經營權要適當分開，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正是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的。這一改革思路，既堅持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又符合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然而直到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我國國有企業還沒有做到這一點，國有企業的財產使用權和支配權即經營權沒有完全落實，因而這方面的財產權利仍不夠明晰。這表明，市場主體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產權清晰”的重點是明確國有企業應該擁有的財產使用權和支配權，把企業各項經營權利和責任落到實處。

可見，“產權清晰”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搞好國有企業的重要措施，把“產權清晰”理解為私有化，是與中央關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思想南轅北轍的。

應該指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是適用于所有國家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國有企業的管理制度還應該反映社會主義的特點和要求。因此，有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曾經指出，在這“四句話”的前面還要加上三條原則，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在這三條原則的前提下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制度。對于“產權明晰”也應該作這樣理解。離開三條原則抽象地講“產權明晰”是不妥當的。

公有制是可以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在討論市場經濟問題時，經常聽到一種說法：市場經濟同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實行私有化。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形象地表達這一思想：“市場經濟增長一分，國有經濟就萎縮一分;市場經濟建成之日，就是國有經濟消亡之時。”這是某些經濟學家反對公有制、鼓吹私有化的一個重要論據。在中央召開專門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前夕，《中國改革》雜志接連發表了三篇評論員文章，宣傳“國有企業不能構成市場經濟的主體”，把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稱之為“悖論”，提出改革必須走出“悖論”，結論是：“按照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國有企業)改革的出路只能是非國有化。”所謂“非國有化”，就是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實行私有化。這幾篇評論員文章理所當然遭到中央領導人的批評。遺憾的是，我國實際負責經濟改革工作的領導干部，也持有這樣的觀點。例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體改司司長就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國有企業只能在市場之外的領域存在和發展。他說，近期“討論國有企業、央企的邊界，其實多年前已經形成共識，只有市場做不了或者不經濟的領域，國有企業才可以參與，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本經濟是基礎和主體。”[22]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大前提，我們的改革是要把計劃經濟體制改成市場經濟體制;小前提，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同市場經濟不能相容，兩者是對立的;結論自然是，私有化勢在必行。非常遺憾的是，這些經濟學家從來不從理論上論證，為什么市場經濟同公有制不相容?而只是把這一點當作不容爭辯的公理來推銷。這說明這些經濟學家缺乏理論修養，不講道理，只是固執自己的偏見。

其實，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明確說，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方法、手段，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這就等于說公有制基礎上是可以運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手段的，公有制是可以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主張公有制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那些“著名經濟學家”，在90年代的時候，總是標榜贊成鄧小平理論的，甚至把鄧小平理論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座標”。然而他們對鄧小平理論采取的是實用主義的態度，有選擇地摘取對他們有用的片言只語，不符合口味的就不提鄧小平理論了。說市場經濟同公有制不相容，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我們從理論上分析一下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對進入市場的行為主體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公有制能不能滿足這種要求。

在社會化生產的條件下，經濟運行無非是兩種方式：一是計劃經濟，一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要求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完全聽從國家統一安排，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由國家下達指令性計劃加以規定，企業只是計劃執行單位，它既沒有經營自主權，也沒有經濟責任，盈虧都由國家負責。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運行方式則不同。市場經濟是這樣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樣生產，不是由國家規定的，而是由企業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根據市場上商品供求關系，自主地作出經營決策。各種生產要素(包括生產資料、勞動力、技術等等)都通過市場進行配置。在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中發揮作用的是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建立市場經濟有一個起碼的前提，即進入市場交換的主體是獨立的，擁有自主的經營決策權，并具有自己的經濟利益，能夠根據本身的利益對市場信號自主地做出反應。私有制是符合這一條件的，而且歷史發展的事實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以前，市場經濟一直是與私有制結合在一起、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人們很容易因此就認為，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些國家取得勝利以后，在相當長時期內，由于受國際國內形勢的制約和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一直采取“國家所有，國家直接經營、統負盈虧”這種實現形式。在生產上，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由國家下達指令性計劃加以規定，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國家按照計劃進行調撥，生產出來的產品，由國家統一包銷;在財務上，生產所需要的資金，由國家撥給，企業獲得的利潤，基本上全部上交國家，而虧損則由國家補貼。這樣，企業就成為國家機關的附屬物，沒有經營自主權，也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都與市場無關。公有制這種實現形式顯然是與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相排斥的。由于在社會主義國家里計劃經濟體制實行了幾十年時間，人們習慣了這種公有制實現形式，這也容易給人們一種公有制不能搞市場經濟的印象。然而這種印象是不正確的。

問題在于，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能不能塑造市場機制運行所需要的行為主體?如果公有制能夠塑造這樣的主體，它就可以同市場經濟相結合;如果不能塑造這樣的主體，它就同市場經濟不相容了。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國有經濟按照計劃經濟的要求，一直實行“國家所有，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的體制。公有制的這種實現形式確實是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它確實不能搞市場經濟。但是公有制可以有不同的實現形式。早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提出，以往的觀念往往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管理混為一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決定》要求國有經濟進行改革，目標是“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力和義務的法人。”[23]這就是說，國有經濟的改革是在保持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的前提下，由“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改為“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國家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實行這樣的改革，就可以塑造市場機制運行的行為主體，就可以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創造前提條件。

所以，理解公有制(國家所有制)能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從認識上說，關鍵是要把公有制本身與它的實現形式分開。我國的實踐表明，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這種實現形式，只要通過改革，改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改為“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公有制(國家所有制)就可以搞市場經濟。

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正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的。經過30年的改革，我國已經有一大批國有企業按照市場經濟的需要，改革了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組織結構、領導制度、資本組織形式，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不斷壯大、發展，有的還躋身世界500強。這方面的典型很多，例如中國建材集團、中國醫藥集團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們用實踐證明了，公有制不僅可以同市場經濟相結合，而且可以結合得很好。

順便說一下，公有制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某些西方經濟學家也是承認的。記得199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夕，中央曾派記者采訪西方12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聽取他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意見。在采訪中，薩繆爾遜就從理論上論證了公有制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他說：“市場主體的最基本特征是自負盈虧，只要分清了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實現真正的自負盈虧，就可以形成一個正常的市場主體，而與其所有制性質并無直接關系，公有與私有都是沒有區別的。” 連國內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最崇拜的科斯也說：“由于西方經濟學的整個理論體系是以私有制已經存在為假定前提的，這就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場經濟唯一前提的結論。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也只有私有制一種。但歷史并沒有對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作出證偽。”他還吹捧說，“如果中國能做到把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

理論與實踐都表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公有制不能搞市場經濟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這種觀點，從理論上說，它是退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基本制度范疇的傳統觀念上去了，仿佛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實行市場經濟;從政治上說，它是直接反對十四大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策，因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那等于說，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經濟上說，它是為私有化鳴鑼開道的。某些經濟學家至今還在使勁鼓吹這個觀點，不過是為他們推行私有化制造輿論罷了。

駁私有制才有效率論。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制永恒論，所講的具體理由是，只有私有制才有效率。這個理由是從“經濟人”假設推理出來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個人利益便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動力，因而只有符合人的本性的私有制才有發展的動力，才是有效率的。如果消滅了私有制，人就沒有積極性了，沒有動力了，當然也就沒有效率了。其實，這是一種美化私有制、為私有制辯護的資產階級理論。所有資產階級學者都竭力鼓吹私人產權制度是唯一有效率的制度，把這一條作為研究經濟問題的不言而渝的信條，似乎無需加以論證。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專門批判了這個信條。早在19世紀中葉有人就說：“私有制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據此反對公有制、反對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反駁道：“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你們的利已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從歷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系變成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利已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24]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用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利己觀念來觀察問題，當然只能得出私有制即個人擁有生產資料的產權才有效率的結論，而永遠不會理解、也不愿理解公有制即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這種所有制的發展動力。對于一個普通工人來說，在公有制基礎上當家作主、相互之間建立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實行按勞分配，與私有制條件下的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相比，其積極性、主動性顯然要高得多。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不妨回顧一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個時候廣大職工出于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責任感，出于對社會主義的由衷熱愛和執著追求，出于對國家美好前景的熱烈憧憬，煥發出的積極性和主動精神令市儈庸人為之咋舌。這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調動勞動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上，確實具有不同于以往剝削社會的獨特優勢。這一點也是囿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人所無法理解的。

有人認為，只有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個人才會關心生產資料的保值和增值，個人才會有積極性，生產才會有效率，因而主張把公有財產量化到個人。其實，在人類歷史上，只有在個體小私有制的情況下，生產資料才真正歸個人所有和使用。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個體經濟應該是效率最高的。然而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個體小私有制的效率并不高，也正因為此，它不可避免地為資本主義所摧毀。在今天的資本主義企業里，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領導人常常不是企業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會聘任的經理人員，他們并不是因為企業是自己的私有財產才去關心生產資料的正確使用和增殖的，而是有其他的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動機。這些企業的工人就更不是因為企業屬于自己所有才去勞動的。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廣大勞動者不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經濟效率應該低于個體經濟，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只有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企業的效率比之個體經濟不知要高多少倍!

顯然，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關系的原理來說明哪一種所有制形式具有經濟效率的問題：一種生產關系，當它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的時候，它就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是有效率的;當它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的時候，它就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就是沒有效率的。事情并不像執迷于私有化的人想象的那么簡單，仿佛只要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就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就能提高經濟效率，而無需分析它是否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在我國，在生產力已經具有社會性質的地方，與生產力的這種性質相適應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在這種條件下，實行私有化，把生產資料分散歸私人所有，是一種倒退行為，是不可能提高經濟效率的。

有人提出，保護私有制，社會才能進步，經濟才能發展。這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說法。他們忘記了私有制不管還要存在多長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終歸只是暫時的現象，而不是永恒的。某種私有制形式，當它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當它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就會成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障礙。在當今歷史的條件下，生產社會化程度空前提高，就整體來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早已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絆腳石。一再發生的經濟危機早就證明了這一點。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并不否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在一定范圍內還有積極作用，然而這種積極作用只有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才能顯示出來。如果沒有公有制為主體，沒有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為主導，如果資本主義私有制占統治地位，那就必然使得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社會就會出現生產無政府狀態，而且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斗爭會越來越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俄羅斯改革時期那樣的政局動蕩、經濟凋敝、社會不穩的狀態。

必須旗幟鮮明地批判“經濟人假設”。一切妖魔化國有經濟、鼓吹私有化的理論根子是“經濟人假設”。“著名經濟學家”都主張，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國有經濟都違背了人的本性，因此改革的任務就必然是按照人的本性，消滅公有制，實行私有化。為了澄清各種妖魔化國有經濟的言論，必須旗幟鮮明地批判“經濟人假設”。

西方經濟學研究經濟問題有一個前提，即認為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追逐個人私利的理性的利己主義者，換句話說，都是“經濟人”，這是人的不可更改的、永恒的本性。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尤其是新自由主義者，都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論斷作為研究一切經濟問題的出發點。這就是所謂的“經濟人”假設。這個假設，不是指“可能是這樣”，而是指一種經濟學研究中不應有爭議的公理，好比勾股弦定理，是研究幾何學的人一致公認的定理一樣。正如我國一位受西方經濟學影響甚深的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人”假設，“反復經過實踐檢驗，顛撲不破”，無需加以論證的了，可以由它推論出其他結論，并可以作為判斷其他結論是否正確的標準。

這種“假設”，從亞當·斯密以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斷重復著。亞當·斯密研究經濟學時，就是以人的利己主義為出發點的。他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們在自己的經濟活動中考慮的只是個人的利益，只受個人利己主義的支配。個人彼此之間需要互相提供幫助和交往，但這種互相交往只是為了自己獲取個人利益。每個人都按照利己心去追求個人利益，人與人之間便形成一種共同利益，增進了社會福利。他把自私自利當作一種亙古不變的自然現象，每一個人生來俱有的本性，一切經濟范疇都從人的利己主義本性中去尋求解釋。所以，亞當·斯密的整個經濟學說的理論體系就是從這種人的本性中演繹出來的。馬克思對斯密的“經濟人”和他所活動其中的社會特征是這樣描述的：“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25]自斯密以降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包括古典經濟學家、庸俗經濟學家(也就是有的人所說的“現代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人的自私本性當作天經地義的事情,當作分析一切經濟問題的最基本的前提(盡管有人對此作一點修改補充，但基本思路是一樣的)。

把個人利己主義理解為抽象的永恒的“人的本性”，提出“經濟人”假設，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理論。應該指出，斯密的“經濟人”不是人與生俱來的、不變的本性的體現，而是在當時“市民社會”里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的本性，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生產者的本性，是資產者的本性。斯密對此有過具體的描述。他說：“資本已經在個別人手中積聚起來，當然就有一些人，為了從勞動生產物的售賣或勞動對原材料增加的價值上得到一種利潤，便把資本投在勞動人民身上，以原材料與生活資料供給他們，叫他們勞作。……假如勞動生產物的售賣所得，不能多于他們墊付的資本，他便不會有雇用工人的興趣;而且，如果他們所得的利潤不能和他們所墊付的資本額保持相當的比例，他就不會進行大投資而只進行小投資。”[26]這里的“人”，不是典型的資產者嗎!問題在于，斯密不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引申出他所說的“人”，而把這種人的行為歸結為人的永恒的天然的本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于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27]

資產階級學者提出“經濟人”假設，其目的是掩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關系。這種理論斷定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都是自私的，從本性上講，是沒有什么區別的。之所以有富人與窮人之別，那是由個人聰明與愚笨、勤奮與懶惰、節約與浪費等等差別引起的。我國一位經濟學家就說，“富人之所以有錢，那是因為他聰明;窮人之所以沒錢，那是因為他愚笨。”這里根本沒有什么“剝削”!資產階級學者正是用“經濟人”假設來解釋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生產關系的合理性，以便把資本主義制度說成是符合人性的永恒的制度。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提出這一理論，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中曾經起過進步作用，他們用“人都是自私的”這種平等觀取代了封建等級觀念，因而在當時，一定程度上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隨著資產階級統治的鞏固，經濟學家的基本任務不再是揭示社會發展規律了，而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性、合理性進行辯護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這一“經濟人”假設，由于它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從而掩蓋了剝削關系，正好符合為資本主義辯護的需要，符合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因而這一假設不斷得到強化，被當作研究經濟問題的不言而喻的、無需論證的前提。

不能不指出，“經濟人”假設，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論斷，在我國經濟學教科書、專著中，也相當普遍地被接受了，似乎也成了研究我國經濟問題的無可懷疑的前提。有人把這個假設稱作是“經濟學的結晶”，或者說是經濟學的“精髓”，稱它“反復經過實踐檢驗，顛撲不破。”有人更提出：“中國共產黨經過改革開放最大的收獲可能在于弄懂了人都是‘經濟人’。因此一切的政策策略都要以此為出發點。”這反映了西方教條主義、洋迷信危害之深。所以，有必要對“經濟人”假設做一點分析。

從哲學上講，“經濟人”假設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命題，因而是反科學的。

關于人的本性問題，我國的先哲們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孟子說，“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告子上》)也就是說，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性惡》)有人把它概括為：人之初，性本惡。墨子根本不承認人有固定不變的永恒的本性，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爭論了幾千年，誰也說服不了誰。這一歷史事實至少可以說明一點：人的本性問題，并不是只有“自私的”一種回答，“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論斷并不是無可爭辯的、無需論證的真理。“經濟人”假設本身是可以而且應該討論的。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就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這個問題。

與其他動物不同，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人是在社會中從事生產活動和進行其他活動的，他必然要同其他人發生一定的關系，形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像魯濱遜那樣的孤立地、不與其他人發生關系地生活的人，只存在于幻想的小說中，在現實生活中是找不到的。人們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決定了他的本質。所以，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8]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全人類共同的“人的本性”，存在的只是具體的、由現實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也就是階級性。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人性，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人性，不同階級的人性是不同的。資產階級學者經常把資產階級的人性冒充為全人類共同的人性，由此推論出仿佛適用于一切社會、一切階級的結論，這種做法對資產階級是有利的。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針對當時文藝界盛行的“文藝應該描寫人性”的錯誤觀點，明確指出：“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的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29]

只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那么我們很容易得出結論：亞當.斯密以及后來所有鼓吹“經濟人假設”的人所提出的“經濟人”都是資產階級，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經濟人”的本性，只是資產階級的本性，而不是所有人的本性、全人類共同的本性。

應該看到，“自私”是一種觀念形態、一種思想意識，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自私、利己主義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來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不是任何社會的人都是自私的，在同一個社會里也不是人人都是自私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一種觀念、一種思想的“自私”，是由社會存在、經濟基礎決定的。在原始社會，極其落后的生產力以及原始公社的生產關系決定了人們毫無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切勞動成果，人們都會自覺地在整個部落中平均分配。這一點早已為許多原始部落的調查報告所證實。原始社會瓦解后，私有制的出現，使得剝削階級有可能利用所掌握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產品，也就是說產生了剝削，在此基礎上，才形成了自私自利、利已主義的思想。大家知道，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它的思想也必然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統治地位。幾千年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使得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響到勞動人民。自私自利、利已主義思想的普遍化是私有制長期統治的結果，而不是人的不可改變的“本性”。隨著私有制的消滅、公有制的建立和發展，人們必然會逐步擺脫自私自利這種剝削階級思想的束縛，樹立起與公有制相適應的大公無私的觀念?？梢?，人并不是天生就是自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自私觀念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是私有制的產物，將隨著私有制的消滅而消失。自私的人，即“理性經濟人”，是歷史的結果，而不是歷史的起點。資產階級學者把自私當作人的天然的本性，并以此作為不可更改的假設(公理)來推斷一切經濟問題，從哲學上講顯然是一種反科學的歷史唯心主義觀念，而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相悖的。

從政治上說，“經濟人”假設是資產階級學者反對社會主義的重要工具。

“經濟人”假設并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觀點，它具有強烈的政治功能。資產階級學者從來都是利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經濟人”假設來反對社會主義的。說遠一點，李嘉圖就是以此來反駁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提出的按新原則改造社會的方案的。李嘉圖在給自己的朋友格隆的一封信中以提問的形式表述了這一點：“如果人們的發奮努力的動力是社會利益而不是他們的私人利益，這種社會用原來那么多的人能比已往任何時候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難道說，幾百年的經驗不是證明恰恰相反嗎?”歐文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然而李嘉圖由于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不可能科學地分析歐文的錯誤，他是把資產階級社會的經驗(即自私才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作為亙古不變的真理，由此出發來對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進行批判的。

在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制度以后，資產階級思想家更是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命題作為反對現實社會主義的重要工具，他們用這種抽象的人性論(實際上是資產階級人性論)來論證社會主義是一種違反自然的空想，從而必然要垮臺的。我們舉一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張五常在北京狂妄地宣稱，“我一句話就可以把共產主義駁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他從“人是自私的”這一假設出發，斷言“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涂地”，“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張五常就是把“人的自私本性”作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借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之際，向這些國家推銷各種各樣的改革方案，這些改革方案無一不是以“經濟人”假設作為前提的。這些方案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把社會主義制度改造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最典型的就是向蘇聯東歐國家推銷的、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休克療法”。這清楚地說明，“經濟人”假設、“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種理論，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在當代的現實生活中恰好是壟斷資產階級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工具。

但是，不能不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我國一些經濟學家全盤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設，大力鼓吹抽象的人性論，宣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把它當作經濟學的“結晶”、“精髓”，主張由此出發來制定經濟改革方案，作為駕馭經濟的理論支點。這種狀況不由得使我們想起了1983年鄧小平同志的一段話。他說：離開具體情況和具體任務來談人，“這就不是談現實的人而是談抽象的人，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會把青年引入歧途。”抽象地談論人的本性，“實際上只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他提出：“有的現象可能短期內看不出多大的壞處，但是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采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的事業將由什么樣的一代人來接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30]這段話，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宣傳作為抽象的人性論的“經濟人”假設會帶來什么樣的政治后果。

從經濟上說，“經濟人假設”是為私有化提供理論依據。所有私有化的觀點都是由這里推論出來的。這個問題，上面已經詳細講過了。

從思想上說，“經濟人”假設是在宣傳沒落腐朽的剝削階級思想。

我國一些經濟學家根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經濟人”假設，宣傳人人都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進而提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別看這只是一句俗話，卻是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濟行為的總結，揭示的是一個淺白而又深刻的經濟學原理。”公開宣布“人為財死”是人們正常而又合理的追求，把剝削階級的最腐朽的思想推崇為人人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其實，人為財死，這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思想意識;利潤最大化，這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是資本的本質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有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才有可能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也才會有追逐最大利潤的動力;而喪失生產資料的工人是沒有條件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他們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他們不會去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利潤最大化，是資產階級經濟行為的總結，反映的是資本的本質，而不是一切社會制度下的人們經濟行為的總結，即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也不是人人都去追逐利潤最大化，而只是資本家才會有這樣的想法。“人為財死”，是剝削階級的思想，并不是所有的人的“本性”。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31]這種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的，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而決不是追逐利潤最大化，決不是“人為財死”。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國家，人們有自己的個人利益，因為在按勞分配的條件下，勞動仍然是謀生的手段，還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但是，在公有制基礎上，除了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外，還存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三者“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32]必須分清無產階級利益觀與資產階級利益觀的界限。鄧小平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我們提倡并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多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來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來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來追求暫時利益，那么，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33]一些經濟學家從“人的自私本性”出發提出個人利益最大化，甚至公開鼓吹“人為財死”，完全忽視和否定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存在，這是違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利益觀。正是在這種資產階級利益觀的影響下，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泛濫，不僅損害了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而且導致某些人腐化墮落，甚至鋃鐺入獄，毀了一生。

更加令人氣憤的是，有的人居然由“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個假設，推演出“高薪未必一定養廉，但低薪肯定導致腐敗”的結論。這真是荒謬絕倫!按照這個結論，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在連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往往都難以滿足的情況下，必然是腐敗盛行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正如毛澤東在比較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區和我們解放區時所總結的：“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34]試想，如果當時的共產黨人，不是無私奉獻的革命戰士，而是自私自利的市儈庸人，我們能夠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嗎?中國人民豈不是只能在國內外反動派的剝削壓迫下輾轉呻吟?“低薪肯定導致腐敗”的言論，是公然為貪官污吏開脫和張目，是對革命先烈和前輩的褻瀆和誣蔑!由此可見，所謂“經濟人”假設會把人引向何等乖謬的方向!

“經濟人假設”是極其錯誤的資產階級觀念，它在世界觀上是反科學的歷史唯心主義，在政治上是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有力工具，在經濟上是為私有化提供理論依據的，在思想上是販賣腐朽沒落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經濟人假設”同社會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用這種“假設”來研究經濟問題、指導經濟改革，豈不是荒唐絕頂了嗎?

（三）應該充分認識圍繞著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還是實行私有化問題上斗爭的嚴重性

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還是實行私有化的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是充滿著斗爭的。這種斗爭過去有，現在也有，將來也會有。這是很好理解的，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里，不同所有制是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他們的命根子。雖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各個階級(敵對勢力除外)的共同利益，但是每個階級的具體利益還是有差別的，每一個階級總是竭力想維護和加強自己利益的經濟基礎，發展和擴大自己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下，斗爭是不可避免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發展，哪種所有制經濟應該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公有制為主體、還是私營經濟為主體，這個問題成為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的焦點。我們一再申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支柱，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不能動搖;但代表私營經濟利益的經濟學家卻要求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讓私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國有經濟只是作為保證私營經濟發展的工具才需要存在和發展。一股又一股的私有化浪潮就是這樣鬧起來的。制造這種輿論的人多得不勝枚舉，由于有一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著名經濟學家”充當吹鼓手，這種輿論甚至一度成為主流。有一位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公開主張要以私營經濟為主體，說只有這樣，國民經濟才有活力。他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全國性黨報上，宣傳違反《憲法》的言論，真是難以想象。

應該指出，讓私營經濟作為我國國民經濟主體的主張，是得到西方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支持的。上世紀末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就說過：“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而且“戰斗還遠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消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35]2000年，前總統克林頓也講，美國要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機會，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給中國內部“為人權和法治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以使中國做出美國所需要的那種“選擇”。[36]美國政要為什么那么關心我國哪種經濟成分應該占主體地位呢?因為他們從階級本能上感到只有私營經濟成為主體，才能從根兒上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從而實現和平演變的目的。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政治敏感性是十分強烈的。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生產力不夠發達，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建立在資產階級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同工人存在雇傭、剝削的關系，因而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這種兩重性反映到它同公有制經濟的關系上也有兩個方面，即兩者之間既有統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在目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兩種經濟成分都可以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各自的作用，都可以在發展經濟、滿足人們多樣化需要方面做出各自的貢獻，因而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但是，公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成分，它們的所有制基礎、生產目的、與勞動者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不同的，因而他們在發展過程中也必然會產生各種矛盾、磨擦甚至沖突。哪種經濟成分應該占主體地位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這種矛盾的集中表現。誰應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這種斗爭恐怕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會存在，也許只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級，隨著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現象的消失，這種斗爭才會消失。

在我國所有制結構中，應該由那種所有制充當主體問題的斗爭，反映到理論層面上，就是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馬克思主義要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而反映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則要求實行私有化，大大削弱公有制經濟。甚至消滅公有制，由私有制充當主體。

應該看到，近年來由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發展，資本家經濟實力的增強，這種斗爭越來越明顯和激烈了。

這種矛盾和斗爭已經不僅僅停留在理論上，而且表現在經濟改革的各項實際政策上了。

現在，經濟工作經?？梢钥吹?ldquo;兩張皮”的現象，一方面，在《黨章》、《憲法》、中央文件上明明寫著，必須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主流宣傳輿論也強調要劃清基本經濟制度與私有化的界限;另一方面，在制定改革的具體措施時，卻往往把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置諸腦后，一味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采取私有化的措施，化公為私。有的領導機關接連發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幾個文件，唯恐下面不重視，而對發展公有制經濟、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卻毫無興趣，一個文件也不發，兩屆任期，沒有采取過一項有關發展國有經濟的重大措施，沒有開過一次研究國有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會議，對私有制、公有制這兩種所有制的態度，親疏分明，誰都感覺得到。這種狀況，對于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來說，豈非咄咄怪事!前幾年還刮起了一股出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大量國有企業在“改制”的借口下，被“半賣半送”、“明賣實送”地賣給“有經營能力者”(也就是“管理層收購”)、“戰略投資者”，讓他們得以趁機肆意侵吞國有資產。“改制”成為某些人盜竊國有資產的饕餮大餐，許多私營企業主的第一桶金就是這么得來的。這就是代表私營企業主利益的某些“著名經濟學家”一再要求“赦免原罪”的緣由。同時許多領導機關還出臺了各種各樣的優惠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政策，而對國有企業則進行種種刁難和排擠，使非公有制經濟相對于公有制經濟具有明顯的政策優勢。這類事例，近年來屢見不鮮。這種種措施使得私營經濟高速度膨脹，導致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下降。這個歷史教訓值得總結。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后，又有人蠢蠢欲動，試圖利用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機會，再一次化公為私，瓜分國有資產。有人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是要突破舊的觀念，“用民營經濟參股的辦法來激活國有經濟”，搞一場新的“國退民進”運動。早已垂涎優質國有資產的私營和外資企業更是摩拳擦掌，想趁機分得一杯羹。例如，他們制造鐵路總公司資不抵債的謊言，企圖像上一輪國企改革中故意低估國有資產價值、然后低價收購那樣，分批低價吃掉國有鐵路。他們正在醖釀著一場新的瓜分、控制國有企業的浪潮。如果讓這種企圖得逞，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很難保持了。不幸的是，我們一些領導干部對此麻木不仁，甚至推波助瀾。然而一旦出現私有制經濟取代公有制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的情況，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會變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自己的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現實的危險。

出現這種狀況，也不是偶然的，它是改革開放以來新自由主義泛濫的惡果。近二、三十年來，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占領了我國經濟學領域，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有的人(包括一些領導干部)言必稱西方，忘記了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忘記了理想信念。他們把西方國家的理論、政策、措施當作我國改革的圭臬。他們根本不相信公有制的優越性，妖魔化國有企業，把發展經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私營經濟身上。一說到經濟改革，就只想到出賣國有企業，發展私營經濟，仿佛除此之外就談不上改革。但中央的態度十分明確，中央文件一再申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絕不搞私有化。他們不能或不敢公開反對中央文件，于是就出現了“兩張皮”：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但是這樣搞多了、時間搞長了，給人們一種印象：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只是嘴上說說的，自己也不信，實際干的是另一回事。這就敗壞了共產黨的形象。這種事情，一段時間里在某些領導干部身上是經常可以見到的。

當務之急是要大力批判新自由主義，把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落到實處，采取切實措施，發展公有制經濟，剎住公有制比重下滑的趨勢，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國有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頂梁柱。削弱國有經濟勢必導致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的垮塌。當務之急是，務必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鞏固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發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注釋：

[1]《人民日報》，2017年12月13日。

[2]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10月10日。

[3]吳敬璉、馬國川：《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第3、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

[4]吳敬璉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的紀錄。

[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293頁。

[9]《人民日報》，2014年8月19日。

[10]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11]見《人民日報》199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