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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有效開展經濟斗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點擊：作者：江涌來源：《國有資產管理》發布時間:2017-12-28 15: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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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我們必須積極主動、未雨綢繆，見微知著、防微杜漸，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做好應對任何形式的矛盾風險挑戰的準備，做好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社會上、外交上、軍事上各種斗爭的準備，層層負責、人人擔當。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

　　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安全的基礎。維護經濟安全，核心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不斷提高國家的經濟整體實力、競爭力和抵御內外各種沖擊與威脅的能力，重點防控好各種重大風險挑戰，保護國家根本利益不受傷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通過）對于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做了原則性規定，既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總體框架（例如第十九條），又涉及國家經濟安全主要領域（如第二十條的金融安全以及第二十二條的糧食安全），為有效開展經濟斗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法律準繩。

　　一、違背經濟規律是最大的不安全

　　價值規律、價格供求競爭機制、效率優先、兩大部類平衡等都是基本的經濟規律。發展是最大安全，不按規律搞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經濟領域最大的不安全來自對經濟規律的無視與違背，尤其是將社會規律（如群眾運動）與政治規律（如階級專政）片面地運用到經濟領域。革命與運動，為經濟發展掃清障礙；民主與專政，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但是，社會規律與政治規律都不能等價或替代經濟規律，不能越俎代庖，經濟事務必須老老實實按照經濟規律來辦，不可遐想存在某種“萬能鑰匙”或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違背經濟規律必然要遭受經濟規律的懲罰，資本主義發展史與社會主義發展史都有深刻教訓。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與消費觀念的快速更新，商品（研制生產消費）更新越來越快，商品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全球化信息化導致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企業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商品與企業壽命越來越短決定了經濟領域的變化越來越快，因此認識、分析、解決經濟問題更需要與時俱進、及時更新。那些抱守過去經濟建設成功經驗，一成不變地用于解決新的經濟問題的教條主義、狹隘經驗主義，通常就是經濟領域風險形成的重要源頭。當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的一系列有用經驗，很可能成為國民經濟不安全的重要源頭；當歷史的車輪邁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階段后，抱守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一整套治理經驗，很可能就是國民經濟不安全的重要源頭；而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階段后，過渡時期形成的一整套治理經驗，也往往成為國民經濟不安全的重要源頭。管理者（無論是政府的還是企業的）一旦思想思維滯后，不能適應經濟形勢變化的需要，經濟安全問題便由此生成。

　　更好認識和遵循經濟發展規律——

　　“實現我們確定的奮斗目標，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1]

　　有效遵循與積極利用經濟規律就能推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引致財富積累，財富積累通常都是算術級數，一分一分地積攢，一個量級一個量級地增加。違背經濟規律則會不斷積累風險，風險不斷積累而又不能及時有效降解，最終必然會爆發危機，危機的破壞力往往是幾何級數。“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增長如登，危機如崩；財富積累如登，財富消散如崩。在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中，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人們辛苦勞作幾十年而積累的財富，一夜之間，便人間蒸發，消失殆盡。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能量守恒，物質不滅。財富并沒有消失，而是被轉移，被買辦勢力輸送，被國際壟斷資本竊取。防控經濟風險，應對經濟危機，看好自己的財富，防止被竊取被掠奪，所以經濟領域中的斗爭復雜尖銳。

　　當前，我們在改革和發展中遇到很多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有的還比較突出。比如，經濟發展方式粗放、資源約束加劇、環境壓力增大、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務繁重等矛盾和問題，正在日益顯現出來。又比如，在對外開放中涉及的貿易摩擦、貿易保護主義、技術封鎖問題，以及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和長遠發展的種種矛盾和斗爭，也越來越多。[2]

　　二、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公有制經濟應是前3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成果，非公有制經濟應是后30年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共同組成當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也是“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原因。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的一項大政方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3]

　　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關系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但是，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以來，一些部門和地方以“產權明晰”“增強活力”“混合所有”甚至“僵尸企業”等各種名義，積極推動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企業）私有化國際化，導致公有（國有）資產不斷流失、公有（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降低，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受到侵蝕，“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憲法準則不斷受到破壞。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因此，要堅持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就必須與新自由主義思想以及不法侵占國有資產分子作堅決的斗爭。

　　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為國家建設、國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貢獻，是全體人民的寶貴財富。我們有無比充分的理由要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繼續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我們國家這么大、人口這么多，又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干，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4]

　　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中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

　　“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5]

　　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國有企業能夠搞好、也必須搞好。要通過加強和完善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6]

　　三、防范周期性經濟波動與經濟危機

　　經濟活動是人類直接作用于自然（即認識、適應與改造自然）的社會活動，經濟規律是最接近自然規律的一類社會規律。自然與自然規律有顯著的周期性，如周而復始、新陳代謝，經濟（典型如畜牧業、農業）與經濟規律相應地也有它的周期性。市場經濟放大了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則將經濟波動的周期性演繹到極致。1844年，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寫道：

　　“經濟學家用他那絕妙的供求理論來證明‘生產絕對不會過剩’，但是實踐卻用商業危機來反駁它，這種危機就像彗星一樣有規律地反復出現”。[7]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的經濟周期現象具有內在必然性，他認為：“正如天體一經投入它們的軌道就會無限地圍繞著軌道運轉一樣，社會生產一經投入這個膨脹和收縮的交替，也會由于機制的必然性不斷重復這一運動”。[8]

　　上下五千年，縱橫數萬里，在人類文明中，中國自成一體，獨樹一幟。中國人民很早就認識到經濟社會的周期性，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甲子，周而復始，十分接近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周期性規律面前，中國古人并不是碌碌無為，任由規律擺布，而是逆周期干預調節，以此來熨平經濟波動的消極影響。中國西漢元封元年（前110年），大農丞（相當于財政部長）桑弘羊在京師長安專設機構，執行平準業務。

　　據《史記·平準書》記載：“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中國在兩千多年前，政府就擅長用賤買貴賣的方式平抑物價、穩定市場。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政商學界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周期波動現象避而不談，甚至諱莫如深。改革開放后，客觀規律驅使中國經濟學界探索“禁區”。200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使用“經濟周期”概念來分析和判斷宏觀經濟運行態勢。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幾起幾落，甚至有時大起大落，具有明顯的周期性。

　　從1976年至2016年40年間，中國經濟增速的波谷出現在1976年，為-1.6%，波峰則出現在1984年，為15.2%，波幅高達16.8%，明顯高于同期印度、德國、日本、美國等世界經濟大國經濟的波幅，形成了1977-1981年、1982-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至今共五個明顯的經濟周期。前面4個周期的平均長度為8.3年，中間3個周期長度分別為9年、9年和10年，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性，與馬克思“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較為接近，也與8-10年的以固定資本更新重置的投資周期（也稱為朱格拉周期）相符。[9]

　　周期性經濟波動乃至經濟危機是商品生產與市場經濟的必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奉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國民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乃至一定程度的危機難以避免。只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有效制約，其中的關鍵在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企業）之堅實基礎，以及黨的領導（有效地實施經濟調控）之堅強核心，周期性波動由先前的“大起大落”型逐漸趨向“高位平緩”型，沒有釀成大危機，導致大沖擊，這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的體現。然而，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廣泛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使中國與世界市場的關聯越來越緊密，周期性世界經濟的波動以及國際金融動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奉行市場經濟的中國，除了一般周期性外，更有結構性與系統性，防范經濟波動，特別是系統性危機是維護經濟安全的重中之重。

　　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炮制的一個概念--炮制概念或命題是西方搶奪話語權的一個重要體現--蓋言，在阿根廷等拉美國家、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埃及等非洲國家出現一種現象，即這些國家在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動態指標，2015年7月1日世界銀行的歸類在4126-12735美元之間）后，由于種種原因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國民經濟進而國民收入長期徘徊不前，甚至還有所倒退。讓諸多新型市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領頭羊）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多種多樣。

　　資本跨國流動自由化，國際市場一體化，經濟全球化，使得資本積累規律（一端是財富積累一端是貧困積累）的作用愈發突出，世界范圍內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富裕的孤島被貧窮的汪洋大海所包圍。在國際分工處于總體不利、利潤積累微薄的情勢下，一些視“政治民主化等同國家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受民粹主義的影響，相關政黨在競選中，不顧國情，肆意向選民作出許諾、亂開福利支票，長此以往，嚴重透支國力。

　　“國際上特別是拉美國家的教訓表明，民粹主義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它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政治上搞盲目民主化，意見紛雜，無法集中力量辦事；二是過度福利化，用過度承諾討好民眾，結果導致效率低下、增長停滯、通貨膨脹，收入分配最終反而惡化。”[10]

　　對于一般中國民眾來說，“坐吃山空，立吃地陷 ”，“艱苦奮斗，勤儉建國”，都是齊家治國的淺顯道理，但是對于一些國家政治精英而言，政治民主很容易被極端化為政治民粹，政治短視難以避免。

　　西方發達國家以及部分新型工業化家的發展經驗充分表明，工業化是實現民富國強的關鍵，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灣里所有的船。發展中國家在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后，其中一些國家走上了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國民經濟增長與國民收入得到了同步而較快提高。但是，在接下來的新自由主義開放大潮中，由于沒有把握好對外開放（尤其是金融開放）的時、效、度，在蜂擁而至的跨國公司的強大競爭下，在廣泛滲透的國際金融資本的肆意操縱下，民族資本不斷退卻，實體經濟不斷萎縮，與此同時，虛擬經濟不斷膨脹，金融經濟風險不斷增加。不可避免的危機，最終使得本土企業、行業乃至到整個產業，逐一被跨國壟斷資本所掌控，有限的經濟增長收益更多地被輸送到境外。經濟增長停滯，或有增長無發展，國民收入踟躕不前，實際淪為跨國壟斷資本的經濟附庸。因此，諸多新興市場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本土工業化停滯或中斷、民族經濟金融化的陷阱。近些年來，中國經濟脫實向虛、虛熱實冷的態勢日趨明顯，境外資本風光無限，民族企業舉步維艱，經濟金融化如火如荼，半途的工業化面臨停滯與中斷的威脅。

　　當然，在經濟全球化、國際分工日益專業化與深入化的今天，僅僅滿足于發展一般制造業、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是遠遠不夠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不僅體現在經濟存量上（擁有的蛋糕大小），而且還體現在經濟增量上（做大蛋糕的速度），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經濟增長收益的占有上（蛋糕的切割分配）。在商品利潤分配上，商品的流通、銷售與商品的生產一樣，都是重要環節。會計學上，三者比較平均地分享三分之一的利潤。但是，在跨國公司的強大競爭壓力下，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的框定中，一些日趨開放的新興市場面臨著前有強敵（鞭先著的發達國家），后有追兵（奮起直追的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壓力，基本上停留在附加值甚低的制造環節，產業升級上不去，研發（科技支撐）與銷售（渠道與品牌）掙不來。老是在產業鏈條的低端打拼，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摸爬，總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環節而占領不了附加值高的研發和銷售這兩端，不會有根本出路。當然，還有一類新型大國，如中國多年來重視生產，而且是跟蹤模仿生產，忽視流通與銷售，存在明顯的經濟短板，產生明顯的利潤洼地，制造業規模龐大，經濟規模龐大，但是

　　“塊頭大不等于強，體重大不等于壯，虛胖不行。我們在國際上腰桿能不能更硬起來，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取決于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11]

　　五、防范系統性風險，有效應對金融攻擊

　　金融系統本身具有內在不穩定性特征，容易形成單向預期，漲，一漲再漲，跌，一跌再跌，投資（機）者總是追漲殺跌，而且在追漲殺跌的過程中，很容易形成“羊群效應”與“踩踏現象”。當利率、匯率、通脹率等經濟指標發生變化，尤其是出人預料的變化后，金融市場尤其是已經處于動蕩中的金融市場，容易發生過度反應，由此極有可能對金融體系產生沖擊，導致金融危機。經濟金融化使得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甚至處于核心地位，即金融成為國民經濟的核心。這個經濟核心有這樣一個明顯特征，成事可能不足，敗事一定有余，即金融立不了國，更立不了大國，但是金融可以毀國。金融危機一旦爆發，很容易對實體經濟進而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沖擊，將相關國家拖入災難深淵。

　　二戰之后，由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抑或毀滅性核武器的出現，大國之間兵戎相見的熱戰概率越來越低，以戰場——軍事沖突為代表的傳統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逐漸地、越來越多地被以市場——經濟競爭為代表的非傳統國家安全所掩蓋，舊殖民主義被新殖民主義所替代。舊殖民主義的邏輯是，軍事占領-政治統治-經濟剝削掠奪-財富積累，輔助以“不等價交換”，即通過信息不對稱、壟斷定價等手段，進行商品與服務交換。新殖民主義一方面繼承了以市場為基礎的“不等價交換”，但是“不等價交換”有了新進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用沒有任何內在價值的紙幣或電子貨幣，與其他國家的商品服務相交換；另一方面，華爾街銀行家控制的金融機構利用日趨開放的市場，伺機或制造機會對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貨幣、股票、債券等資產價格，發起金融攻擊，進行金融掠奪，兵不血刃，合理合法地占有他國財富，達到昔日軍事占領與政治統治的目的。

　　“金融已成為一個國家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工具和基礎”，“已日益成為國際政治經濟較量的工具”，“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金融安全，最終就沒有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12]

　　長期以來，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主流學者專家與相關管理者，在監管市場風險時不接受“操縱風險”，在系列金融風險中不接受“金融攻擊”或“金融戰爭”，理由很簡單，就是無稽之談的“陰謀論”。然而，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家安全實踐越來越清晰的表明，“操縱風險”與“金融攻擊”不僅存在，而且還越演越烈，威脅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的經濟安全。

　　“金融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重要基礎，金融改革成敗取決于金融安全，社會公眾對金融體系具有充分信心是金融安全的基本內涵。建立國家金融安全審查機制，健全金融安全網，完善存款保險制度職能，建立風險識別與預警機制，以可控方式和節奏主動釋放風險，全面提高財政和金融風險防控和危機應對能力。完善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監管措施，建立金融處罰限制制度，有效應對極端情況下境外對我實施金融攻擊或制裁。有效運用和發展金融風險管理工具，降低杠桿率，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13]

　　金融風險攸關經濟安全、攸關國家安危，金融危機一旦生成，極易誘發系統性風險，誰遭遇金融敗戰，誰就會滿盤皆輸。

　　“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14]

　　近些年來，由于實體經濟基礎不牢，虛熱實冷不斷持續，中國的金融風險不斷攀高，薄弱環節不斷增多，因此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六、反經濟制裁，反保護主義，反不正當競爭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根據自己的強權需要，依據國內立法，有時憑借聯合國的名義（授權），動輒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不聽話國家（如朝鮮、伊朗等“無賴國家”）實施諸如限制或禁止對外貿易、凍結或沒收境外資產等經濟制裁，這種制裁時常會波及第三方（國家或企業）。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對華實施包括貿易禁運、資產凍結等一系列經濟制裁，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限制對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包括中國）出口先進設備、產品與技術。冷戰結束后，“瓦森納爾協議”替代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繼續對中國實施相關限制。隨著中國國力的持續快速提升，中美之間由昔日意識形態價值紛爭，越來越多地轉向勢力實力競爭。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應然并實然地成為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重大的現實與潛在的分歧摩擦不斷增多，中國在努力保持與美交往、增進與美合作的同時，要積極應對愈發激烈的對美博弈，防范美國凍結沒收中國在美資產、破壞損害中資企業海外投資。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然而，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強勁動力，促進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化進步、各國人民交往和合作；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切身感受到日益增加的壓力和沖擊。2008年金融大危機引致的大沖擊前所未有，美國等少數西方國家一馬當先，舉起貿易保護主義旗幟，很多國家紛紛效仿，全球范圍市場保護主義漸趨盛行，逆全球化態勢越發明顯。

　　“經濟全球化曾經被人們視為阿里巴巴的山洞，現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15]

　　以地產富商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標志，起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一輪全球化，似乎正在面臨新的轉折。

　　“20年前甚至15年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今天反而是我們被認為是世界上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積極主動同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作斗爭。這說明，只要主動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不但能發展壯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潮流。”[16]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市場保護主義，已經成為國際范圍內一場現實而艱巨的斗爭。

　　“經濟全球化確實帶來了新問題，但我們不能就此把經濟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17]

　　隨著國際經濟交往、人員交流、文化交融日趨增多與頻繁，國際間的摩擦也會不斷增多，尤其是在世界經濟低迷甚至下行的情形下，涉及（反）傾銷、（反）補貼、（反）壟斷、（反）敵意并購等（反）不正當競爭的事例不斷增多，這需要相關各國投入越來越多的人力、智力、物力、財力加以應對，斗爭在各個可以預見以及不可預見的領域展開。由于中國不被認可為“市場經濟國家”，因此很容易成為相關貿易救濟手段的受害者。中國已經連續21年成為全世界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19年成為全世界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諸多嚴重不合常理的貿易救濟措施，給中資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造成極大干擾，給中資企業造成數百億美元計的經濟損失，而且嚴重影響中國國際形象。依照中國加入WTO時的規定，中國“入世”15年后，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然而美歐等西方國家無視WTO有關規定與相關承諾，公然否定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在中國市場以很不正常的價格銷售產品與服務，涉嫌傾銷、補貼、壟斷、敵意并購等行為也越來越突出，中國爭取公正經濟待遇、公平貿易環境的斗爭依然復雜嚴峻。

　　此外，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蓬勃展開，市場經濟規則與秩序仍有待完善，法治有待健全，各種形式的經濟違法犯罪日趨活躍乃至猖獗，與作經濟違法犯罪斗爭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注釋：

[1]更好認識和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2014年7月8日）。

[2]習近平《關鍵在于落實》，參見《習近平黨校十九講》，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頁。

[3]習近平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時的講話（2016年3月4日），參見《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425頁。

[4]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2016年3月4日）。

[5]《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習近平對國有企業改革作出重要指示》（2016年7月4日）。

[6]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10月10日）。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4頁。

[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頁。

[9]黃濤《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的分析》，國家統計局網站，發布時間：2011-11-09。

[10]習近平《圍繞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做好當前經濟工作》，《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