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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自由化的結果必然是金融危機。在世紀金融大危機爆發之后，自由主義者不得不哀嘆：“金融自由化時代已經結束。”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似乎覺得金融自由化時代剛剛開始，因此仍在鉚足干勁，積極推動中國金融愈發走向自由化。鑒于此，連自由主義的堅定擁躉馬丁·沃爾夫都在自由主義的重要輿論陣地《金融時報》上撰文警告：下一次大規模的全球金融危機將源自中國！

      金融危機是“機會均等的威脅”，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在經歷金融自由化之后能夠避免金融危機。

       自從20世紀70年代金融自由化理論問世以來，諸多國家紛紛把這一理論奉為圣經、圭臬，金融自由化實踐由此迅速展開，席卷了從美英到歐洲大陸、從拉丁美洲到東南亞、從俄羅斯到東歐等大半個世界。在曇花一現般的經濟繁榮后，接踵而來的便是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動蕩乃至金融危機。被自由主義鼓吹百利而無一害的金融自由化，給相關國家帶來的卻是無窮無盡的災難。但是，時至今日，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仍在極力鼓吹在中國推行金融自由化，仿佛中國例外，仿佛中國免疫，仿佛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無關。

       打開潘多拉匣子

       金融自由化是指不斷減少政府對金融部門的管制和干預，轉而由市場力量決定的過程。在實踐中，金融自由化主要集中在金融商品價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匯率等限制）、金融業務經營自由化（即取消分業經營限制）、金融市場準入自由化（即減少直至取消金融機構入市限制）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即放寬直至取消外國資本進入限制）等四大方面。隨著金融自由化理論的不斷發展，金融自由化的內容也不斷拓展，鼓勵金融產品創新、貨幣自由兌換等等逐一納入金融自由化的范圍。

       金融自由化是產業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金融資本尋求擴張的必然要求。因1929-1933年“大蕭條”而被束縛的金融資本，一直在尋求時機擺脫束縛、實現自由（利益極大化）。20世紀60年代，美國與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差距迅速縮小，資本的逐利機會不斷拉大，在相關利益集團的極力游說下，美國在60年代末啟動了為金融資本松綁的進程。

       金融自由化理論的一個重要指向是，金融自由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抑或，要有力促進經濟增長，就必須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理由是，一個受市場調控的金融體系的效率要遠遠高于受政府管制的金融體系。更有相關鼓吹者，除了進行大量歷史及案例分析外，還裝模作樣，搭建模型，通過對若干國家若干年的分析研究，得出一個明確而清晰的結論：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經濟增長。

       在自由化理論的指導下，美國逐步推出了一系列新金融政策，旨在消除在“大蕭條”后形成的金融管制——以《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1933年）為代表。1980年美國國會批準通過了《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案》（即《1980年銀行法》），成為美國金融制度的歷史性轉折點。此后，美國金融自由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標志著美國金融自由化完成近乎所有的法定程序。

       西方金融模式有兩大類：一是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以傳統商業銀行業務為中心的間接金融模式，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雖然地位突出，但是并不作為支柱產業，而是為實體經濟、國民經濟服務；二是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以資本市場為中心的直接金融模式，金融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在國家經濟、社會、政治生活中居主導地位。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德日模式”因為不讓金融業自由發展而飽受詬病，“美英模式”因為“能賺錢”而被廣泛推崇。

       美國的金融自由化顯著地增強了金融資本的實力，在近乎沒有任何監管的前提下，華爾街金融機構開發（創新）了大量的高杠桿的金融產品，通過高額利潤的利益鏈條，將各類企業、機構、政府、大眾都綁架到自己戰車上。如此，金融資本不僅統領了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而且操縱著輿論與政府，使整個國家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生活，都依照華爾街的意志、金融的邏輯來運行。

       金融自由化令整個美國發生了實質性的裂變與蛻變，國民經濟更加向金融服務（FIRS金額、保險與地產）傾斜，華爾街取得的利潤占美國所有公司利潤總額的40%，虛多實少、虛大實小、虛熱實冷情形更加嚴重，20世紀70、80年代美國的金融產業所創造的利潤是非金融部門的1/5，到了2000年這一比例已達到1/2。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數十年后，美國在經濟基礎、經濟結構以及經濟行為上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世界最大的制造國、最大的出口國、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為基本放棄了儲蓄、退出了制造、放緩了創新而熱衷于金融服務、高消費與高負債的國家。

       華爾街努力將金融自由化推向世界，拉美國家從70年代、歐日自80年代、阿拉伯國家由80年代末、東亞與蘇東國家在90年代相繼開啟了范圍和速度不同的金融自由化進程，由此被逐一納入華爾街主導的國際資本大循環。那些盲從盲信的國家紛紛向市場（實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繳械投降，放棄對本國金融事務的主導權，與華爾街為代表的國際金融體系對接，打開了“潘多拉匣子”，釋放出魔鬼。

       通過金融自由化，美國牢固地綁架、有效地掠奪相關國家。這些國家通過出口得到的美元，因受到種種限制而無法順利地在美國實現直接投資或購買實物資產，只能購買美國制造的有價證券——包括美國國債、政府機構債和其他各類金融產品。如此，在金融自由化導致的國際資本大循環的態勢下，世界的養分、財富不斷向美國、華爾街集中，而美國的風險則持續向世界擴散。華爾街金融大鱷愈發膘肥體壯，新興市場中產階層日益瘦骨嶙峋。資本在長歌，魔鬼在起舞，大眾在哭泣。

       金融自由化的災難一而再上演

       金融自由化也并非一無是處，在一定的前提下與范圍內（嚴格限制在一定的前提與范圍非常重要），可能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理論上，金融自由化強化了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便利了資金流動與融通，為國民經濟的增長準備了條件。但是，實踐中，金融自由化會使金融資本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力，金融投機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投機邏輯壓倒生產邏輯，創造財富的效率被創造價值的效率所取代，市場將資源配置到最有效賺取價值而不是創造財富的領域，有力地促進了非生產性活動的增長，短期投機逐漸取代了長期投資，形成經濟泡沫。如此經濟基礎逐漸崩塌，加劇了金融體系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脆弱性。而當泡沫膨脹到一定的程度后，必定會爆破，隨之而來的就是危機。

       金融自由化便利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巧取豪奪。國際壟斷資本進入、布局東道國金融市場，進而進行金融操縱。操縱手法主要有：利誘相關國家的機構、企業到境外上市融資、海外投資，賺取巨額傭金；或用金融投資、國際避險（如掉期、套期等）為誘餌，誘使相關國家的機構、企業進入他們早已設局的國際金融市場，借助做空機制進行圍獵。國際金融資本進入東道國后，往往使用龐氏騙局、或威尼斯商人的傳統把戲，對東道國進行金融獵殺，制造金融動蕩甚或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金融大鱷就把印尼等國辛苦數十載而積攢的財富洗劫一空，等到滿目瘡痍即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后，再來一個回馬槍，實施廉價收購。

       金融自由化便利東道國金融利益集團參與掠奪與分贓。金融自由化導致的金融風險有共睹、引發的經濟災難比比皆是。然而，迄今依然有不少國家在積極迎合美國金融家及其豢養學者鼓吹的金融自由化理論與政策，不顧后果地打開“潘多拉匣子”，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相關金融利益集團及其代言人，通過引狼入室，借機參與對本國財富的獵食與分贓。他們積極迎合、配合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鼓吹與要求，把金融自由化理論與政策在精心包裝后推銷給相關政客，讓本國政府愛不釋手，欲罷不能，最終吃下了整個“毒蘋果”——實施包括國際資本流動在內的金融自由化。實踐中，本國金融利益集團，往往只能獲得不到5%的收益，而將95%甚或更多的本國財富拱手奉送給國際金融壟斷資本。

       金融自由化導致弱小國冢對強大國家的嚴重經濟依附。20世紀90年代中期，克羅地亞、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和斯洛文尼亞等東中歐國家，外資銀行的資產平均占銀行全部資產的11%，其中，克羅地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亞只占4%以下。但是，到2000年，上述9個國家的外資銀行資產占有率平均已達64%，其中愛沙尼亞高達97%。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引發西歐大國的流動性緊缺，其銀行等機構紛紛從中東歐國家回調資金，直接引發拉脫維亞等國金融危機。

       20世紀70年代中期，拉美開始第一次金融自由化，信奉自由主義的相關各國政府先后采取了放松金融管制、利率市場化、取消定向發放貸款、降低銀行儲備金比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金融自由化導致儲蓄和信貸迅速增加，外資流入大幅增長，利率快速上升，大幅提升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在虛熱實冷、頭重腳輕的情勢下，金融市場日趨動蕩。1982年墨西哥債務危機引爆拉美經濟危機，由此結束了第一次金融自由化。

       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拉美自由主義者重整旗鼓，開始第二次金融自由化。自由化幾乎遍布整個拉美大陸，除了采取放松利率管制、取消定向貸款和降低銀行儲備金比率等措施以外，還采取了對國有銀行實施私有化、積極引進外國銀行以及加強中央銀行獨立性等措施。自由化結果既沒有實現金融穩定，又沒有達到經濟增長。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快便將拉美卷入危機旋渦。20世紀60、70年代拉美實施保護主義，經濟增長達到3.1%，然而自80年代實現新自由主義后，拉美經濟增長率只有1.7%。

       東亞于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開啟金融自由化，1997-1998年便爆發了金融危機。“過快地推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和資本市場自由化可能是這次危機唯一最重要的原因”。1960-198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平均GDP的增長率為1.6%，而奉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后，光景一年不如一年，1980-1998年平均GDP增長率為-0. 8%。威廉森研究了1980-1997年間35個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案例，發現有24個金融危機案例與金融自由化有關。特別是阿根廷（1980）、智利、墨西哥（1994）、菲律賓、泰國、土耳其、美國、委內瑞拉更加突出，這些危機導致了數千億美元的損失。

      自由化時代是金融危機格外頻發的時代，是資產價格形成大泡沫的時代。縱觀這幾十年來，大凡實施金融自由化的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視四大自由化的程度不同，而陷入烈度不等的金融危機，包括金融自由化的大本營——美國，1987年發生儲貸機構危機，2007年爆發次貸危機，尤其是2008年9月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后直接引爆國際金融大危機。

      中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2007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主導的以金融自由化為基礎的全球化戰略已歸于失敗。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仍在極力鼓吹在中國推行金融自由化，仿佛中國例外，仿佛中國免疫，仿佛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無關。“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逐步走向金融市場開放，自由化的空想家已經逐漸占領了陣地。雖然暗藏風險，但是自由化步伐越來越快”。

       中國的金融自由化早先更多來自外部——中國加入WTO的金融開放承諾，以及美國政府在華爾街游說下所施加的巨大壓力。“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便是傳遞壓力的有效渠道。理由無非是中國巨額貿易順差以及人民幣嚴重偏離所謂“均衡匯率”。在一輪接一輪的對話、一波接一波的施壓過程中，中國的金融自由化步伐被不斷推向前進。

       美國在中國金融市場的滲透和擴張是華盛頓經濟政策中的一項長期戰略目標。實際上，美國針對中國的大部分貿易摩擦、經濟刁難，都可以被看作是換取中國金融市場徹底開放的籌碼。美國的金融戰略，第一步是獲得中國對金融集團購買股權的開放許可，這樣就為占領銀行、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搶占了灘頭陣地。第二步是把美國的金融巨人引入到中國巨大的投融資渠道，讓其投資于本地的制造業、商業、技術和金融部門，從而控制中國各戰略經濟部門。最后，通過企業并購最終獲得對中國經濟施加金融壓力的能力。目的就是爭取中國金融部門的自由化，通過直接的制度介入，以及對中國海外投資資金的管理施以間接影響，進入并控制中國的外匯儲備、儲蓄和投資資本領域。

      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中國的金融利益集團獲得極大的好處，逐漸加入到金融自由化的內外大合唱中，積極主動邀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到中國“自由行”，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做貢獻”。他們聯手用一個又一個議題，來誘導中國金融開放、金融自由化。例如，資本項目管制，過去是中國抵御國際金融動蕩的防火墻，是國際金融資本巧取豪奪中國財富的最大障礙。如今，國際金融資本便積極用人民幣國際化的誘餌，鉤釣中國政府積極推動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沒有公開的資本賬戶，人民幣國際化甚至還達不到其潛力的10%。如果不取消對資本的控制，資本控制將在今后幾年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瓶頸。”他們高度稱贊深圳前海地區貨幣自由流通的實驗：“為建立新的深圳特區而提出的貨幣改革也可能證明是朝著人民幣更大范圍的自由化方向邁出的第一步。從理論上說，這一進程將以人民幣完全實現自由兌換收官。”

      里應外合積極推動一波接一波的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國際金融資本倒打一耙，甚至渲染“中國國內存在強大利益集團，反對實現金融自由化”。

       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埋頭苦干，努力發展實體經濟，70-80%的勞動者辛勤勞作在實體經濟，第一、二產業占國民經濟的60%，中國一直被稱為“世界工廠”，“中國制造”遍及世界，價廉物美譽滿全球。相反，美國經濟嚴重空心化，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只有10%多一點，以金融、保險、房地產（FIRS）為代表的金融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超過60%。但是一波接一波的金融自由化，加速中國財富的外流與稀釋，中國的通貨膨脹遠遠高于美國，同樣的“中國制造”在美國售價遠比中國便宜。這種嚴重不合常理的經濟現象，恰恰是中國財富持續流失的結果。

       隨著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推進，資本的自由流動，中國的金融主權如貨幣發行權也在逐漸喪失。如果我們不能阻止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執著推動中國金融自由化行動，那么我們便一起見證中國金融危機在某個時刻到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