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論金融危機（16）： “互聯網+”極可能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大危機
點擊： 作者：李慎明 來源：《紅旗文稿》 發布時間:2017-07-31 12:33:18
【編者按】本文是“李慎明論金融危機”系列文章的第十六篇，也是最后一篇。前十五篇推出后，引起讀者較強烈的反響。“21世紀中葉前后，極可能是全球范圍內民族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又一次復興”（李慎明語）！這句話應該是我們最好的結束語。本文最初刊登于《紅旗文稿》2016年02期，修改增補后刊登于《中國人大》2017年07期，原題為《“互聯網”發展的最終結果必然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大危機和生產關系大變革》。
作者指出：“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發展程度的‘測量器’和‘指示器’”，“從這個意義上講，石器時代決定原始社會形態，青銅器時代決定奴隸社會形態，鐵器時代決定封建社會形態，蒸汽機和電力時代決定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而“當今世界又處在生產工具大變革的前夜。這一大變革主要表現在互聯網的誕生和發展。從生產工具的角度看，全球已開始進入‘互聯網＋’時代。在工業領域，主要是互聯網＋機器人＋3D打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太空技術＋傳統制造業等；在農業領域，是互聯網＋智能農業＋生物工程等；在第三產業，是互聯網＋金融＋商務＋教育＋醫療＋媒體＋各種新興服務業等；在社會領域，是互聯網＋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的交往方式＋人們的思維方式等。”
作者指出，“互聯網＋”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之內將加劇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其結果就是加劇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給資本主義帶來“大災難”。第一，“互聯網＋”的迅疾發展，使得資本所雇傭的人數愈來愈少，使得全球范圍內更多的民眾與高新的甚至傳統的生產資料相分離，從而使得社會的相對需求逐步減少甚至銳減。第二，“互聯網＋”的迅疾發展，使得壟斷產品的價格和質量卻愈具競爭力，因而壟斷產品的市場便愈具全球性。第三，“互聯網＋金融衍生品”模式的泛濫，使得國際資本流動速度以幾何級數加快，在瞬間就能掠奪別國和他人的大量財富。
作者指出：“‘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的大變革必然引發生產關系大變革。”“完全可以預見，隨著‘互聯網＋’的大發展，隨著全球工作崗位的逐漸減少，隨著貧富兩極分化的逐漸加大，隨著各國廣大普通民眾購買力逐漸下降，隨著各國主權債務突破無法承受的極限之時，隨著全球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廣大的中等收入階層被拋入絕對貧困行列，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動亂也就不可避免了。不僅工人階級隊伍在數量上不斷壯大，其思想覺悟和組織程度也必將會在斗爭中不斷提高。”
作者指出：“‘互聯網+’引發生產關系大變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無疑無比光明。”“‘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的大發展必然引發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生產的社會化的基本矛盾必然會更加尖銳，并與現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終必然發生大沖突，從而引發生產關系的一定變革甚至大變革。”“從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上說，經濟全球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不但不是距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越來越遠，而恰恰相反，卻是日趨接近。”
“互聯網+”極可能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大危機
這是一個繁榮浮華的時代，又是讓人驚愕驚嘆的時代。
在全世界范圍內，貧富兩極分化的現狀，幾乎讓全世界的所有人都瞠目結舌。
為了說明本文的觀點，請允許筆者一開始就接二連三地引用西方報刊所報道的西方政要、研究機構和學者所講出的事實。
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在就職典禮上就抱怨說：“長久以來，我們國家首都的一小群人收獲了執政的好處，卻要人民來承受代價”；“華盛頓欣欣向榮，人民卻沒有分享財富，政客們飛黃騰達，但工作流失，工廠關門”；“當他們在我們國家的首都慶祝時，全國各地掙扎奮斗的家庭卻沒有什么可以慶祝的”。
2017年1月17日，世界經濟論壇（WEF）在瑞士達沃斯召開之際，國際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發布報告：去年全球貧富懸殊已達歷史最嚴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家竟等同于36億貧窮人口的總財產，占全球總人口一半。全球最貧窮的10%人口，在1988年至2011年間，每年收入只增加少于3美元，而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卻暴增182倍。報告稱：“若再不處理，愈來愈大的財富不平等恐會撕裂社會。”
2015年9月，教皇方濟各的首部宗座勸諭書《福音的喜樂》在梵蒂岡出版。在這份長達84頁的報告式的著作中，方濟各措辭犀利地批判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顛覆了不少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深信不疑的市場和經濟學理念。他說，現代資本主義是“一個新的專制”。方濟各在這本著作中提及，“資本主義專制”將導致更廣泛的社會動蕩；由這個體制造成的不平等性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崩潰和死亡。他表示，西方金融體制需要“全面整頓”，并指責這個體制鼓勵毫無節制的消費主義思想。
何種原因導致全球范圍的如此貧富懸殊的現象？
美國《外交》雙月刊2015年7/8月號刊登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題為《為什么說技術樂觀主義者錯了》的文章，文中指出，有這樣一個“樂觀的版本”：“人類將在信息技術、機器人、人工智能等領域取得的突破令過去兩個世紀所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人類將過上更像神一樣的生活。”但馬丁·沃爾夫并不贊成這樣的觀點，他認為，“從理論上講”，“真正智能機器”“能夠使人類過上比現在好得多的生活。它們最終能否做到這一點，取決于這一成果如何產生和分配”，“首當其沖的就是經濟增長疲軟與不平等顯著加劇的并在”，“最終結果也可能是產生極少數大贏家和大量失敗者”；“畢竟，決定結果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經濟和政治制度。如果我們現有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不能給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就必須修改它們”。
盡管上述結論極有可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之內的改良主義的主張，但筆者讀到此文，仍然感到欣慰。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入發展，隨著世界左翼和馬克思主義思潮有所復興，在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區，在美國主要的刊物上，竟然也出現了對現行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及分配制度必須修改的觀點。這對現在一些仍執著篤信“新自由主義”能夠救中國、救世界的人應該是一個提醒。
一、當今世界處于“互聯網＋”為領銜的生產工具大變革的時代
從一定意義上講，任何社會的發展變化，往往是從生產工具的發展變化開始的；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發展程度的“測量器”和“指示器”，生產工具的大變革必然引發生產力的大發展；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的大發展最終必然要求變革現存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不變革，就會極大地破壞社會生產力；人民群眾是實現和體現社會生產力的最終決定性力量，必然最終刺破現存的生產關系的外殼，要求建立與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新的生產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石器時代決定原始社會形態，青銅器時代決定奴隸社會形態，鐵器時代決定封建社會形態，蒸汽機和電力時代決定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迄今為止的舊的生產關系的廢止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人民群眾在其中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在階級和有階級的社會里，重大的科學技術，往往是先從軍工領域誕生，因為這一領域是生死搏斗的最前沿陣地，同時又是“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優越性”的集中表現地。美蘇爭霸，美軍誕生了互聯網。蘇聯亡黨亡國后，美國的軍事實力在全球取得絕對統治地位，當時的美國政府把“互聯網主干的運營管理交給了商業性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用風險資本家約翰·多爾的話說，這是“地球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合法財富創造行動”。
筆者認為，當今世界又處在生產工具大變革的前夜。這一大變革主要表現在互聯網的誕生和發展。從生產工具的角度看，全球已開始進入“互聯網＋”時代。在工業領域，主要是互聯網＋機器人＋3D打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太空技術＋傳統制造業等；在農業領域，是互聯網＋智能農業＋生物工程等；在第三產業，是互聯網＋金融＋商務＋教育＋醫療＋媒體＋各種新興服務業等；在社會領域，是互聯網＋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的交往方式＋人們的思維方式等。
這也就是說，在今后若干年內，“互聯網＋”這一新興和先進的生產工具的誕生與發展，將極大地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勞動效能，并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迅疾地沖擊全球人類的時空觀念和交往思維方式，改變著經濟社會運行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改變著軍事作戰模式等。“互聯網＋”已經并正在成為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最為重要的新生領域。
筆者認為，以數據海量采集、存儲及其分析應用為基礎的“大數據”理念和技術，也是繼云計算、物聯網之后全球信息產業的又一次聚合和提升。但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等，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些都是以互聯網為領銜或作派生或作基礎，都屬于“大互聯網”的范疇之中。
我們完全可以說，以互聯網技術為領銜的信息革命與先進制造業技術相結合帶來生產力的巨大提高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圍內興起和迅猛發展，充分彰顯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威力。
二、“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正在加劇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主導著“互聯網＋”，推動著新的高科技革命，似乎不可一世。一些人也與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弗朗西斯·福山相呼應，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于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倡導全世界都應向美國看齊，并以此來規制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
有的同志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擁有“互聯網＋”這一高新科技并滲透全球的經濟、政治、文化及軍事、教育等諸多領域嘆為觀止，從而對馬克思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復興信心不足。還有的同志則為此歡呼，認為僅僅依靠“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自身的大發展，不需要變革生產關系，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滅剝削，從此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其實，對馬克思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復興信心不足的同志，只是看到歷史的局部空間和時段中的現象；而認為僅僅依靠“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自身的大發展就可以消滅剝削，從而實現共產主義的想法則是忘記了任何生產力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的框架內存在或發展或遭到破壞的，或是有意“忘記”這一基本常識而誤導他人。
1853年，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談到英國資產階級在印度采用的新技術時就明確指出：“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
讓我們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觀點放入當前全球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框架里，放入歷史的長河中，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在特定條件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基本觀點來考量，我們就可以得出與上述兩種結論完全相反的結論來。
前些年，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泛濫，資本主義一路凱歌行進，不少國家以學習美國為榮。但天上突然掉下個“林妹妹”：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七年過去，依然故我，何時見底，至今撲朔迷離，前幾年的各種“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研討會也都了無蹤跡。這也使得國內外不少知名的大牌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瞠目結舌，使得全球有識之士特別是廣大民眾“有所思”。
2008年爆發的至今仍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哪呢？相當多的人原本以為馬克思這個“幽靈”早就離我們而去，但絕沒想到，他一直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上空“徘徊”，冷峻而自信地俯瞰著茫茫宇宙中我們這個“小小寰球”。讓我們看看馬克思140多年前在《資本論》中所言：
“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正因為資本認識不了列寧所說的“不是生產食物更加困難，而是工人群眾取得食物更為困難”這一基本道理，所以資本所遇到危機也就不可避免。
讓我們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擁有的“互聯網＋”為領銜的高新技術作如下簡要分析，來看看“互聯網＋”這一高新科技與生產工具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運行，將如何逐步削弱甚至給資本主義基本制度帶來“大災難”。
第一，“互聯網＋”的迅疾發展，使得資本所雇傭的人數愈來愈少，使得全球范圍內更多的民眾與高新的甚至傳統的生產資料相分離，從而使得社會的相對需求逐步減少甚至銳減。
在今后一些年內，“互聯網＋”的大發展，必然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也必然根本改變各個產業的生產方式和運行方式。互聯網＋商業，必然使傳統的大商場大量倒閉；互聯網＋金融，必然使傳統的不少銀行破產；互聯網＋醫療，必然使傳統的醫院生存困難；互聯網＋教育，必然使傳統的教育陷入窘境；互聯網＋媒體，必然使傳統的紙質出版物大量萎縮；互聯網＋文藝，必然使傳統的文化娛樂場所“門庭冷落”；互聯網＋交通，必然使人們的出行便捷價廉；互聯網＋軍事，必然使傳統軍隊的組織形式、作戰樣式等發生質的變革；等等。
以亞馬遜公司這一網絡電子商務公司為例，它堅持“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秉承“天天低價,正品行貨”信念，顧客們對其效率和便捷的喜愛無可厚非。但美國著名媒體人安德魯·基恩在《互聯網不是答案》一書中說，“實體店產生1000萬美元的營業額平均需要47名員工，亞馬遜只需14名雇員”；僅“亞馬遜2012年在美國大概毀掉2.7萬個工作崗位”。“汽車共享服務公司UBER有1000名雇員，市場價值達182億美元，其估值相當于租車業巨頭安飛士和赫茲兩公司之和。所不同的是，這兩家汽車租賃公司雇傭了大約6萬名雇員。”
英國牛津大學的兩名研究人員評估了美國700個職業“計算機化”的可能性，得出結論：“‘美國47%的就業機會面臨危險’。在今后10年至20年的時間里，半數工作都有可能自動化！”無人駕駛汽車“是作為一種技術壯舉出現的”，“司機這個職業在美國是最普通的（開重型汽車、轎車、客車和出租汽車的司機多達400萬）”。
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和勞倫斯·科特利科夫甚至認為：“即將到來的變革所導致的生產力提高，可能使未來幾代人的生活總體上變得更加糟糕。工人被機器人取代，他們的收入也可能落入機器人的所有者手里，大多數工人將‘被退休’，而他們的儲蓄想必比年輕人還少。”
隨著“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的大發展，完全可以想見，在未來幾十年內，無人工廠必然會大量涌現，這些無人工廠的機器人，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時，每時每刻都在生產著物美價廉的產品，但這些工廠都不雇傭或很少雇傭工人了，都不給工人發工資了，誰還會有錢再來買這些物美價廉的產品呢？
消費決定生產，這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條鐵則。“互聯網＋”的發展，無人工廠的出現，必然逐步帶來就業人口和社會相對需求的衰減；社會相對需求的衰減，必然導致更多的企業破產和更多就業人口的衰減；導致新的社會相對需求的衰減和更多企業的破產。
這正如159年前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疲勞。”
第二，“互聯網＋”的迅疾發展，使得壟斷產品的價格和質量卻愈具競爭力，因而壟斷產品的市場便愈具全球性。
“互聯網”＋現代制造業＋傳統制造業，必然使得工業產業形成新的百舸爭流之勢，也必然使得資本主義的競爭必然產生壟斷的經濟規律這一鐵則得以新的充分的展現。所謂自由競爭本質上是廝殺的過程，而壟斷則是廝殺后的必然結果。
在“互聯網＋”進程剛剛開啟的首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即看到從現代化交通工具、通訊工具、計算機軟件等高科技產品到牙膏、洗衣粉等簡單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處于壟斷地位的大都是那幾家國際知名品牌。連世界各國底層民眾在普通日用品上都能與當年美國的總統小布什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平起平坐：他們都喜歡并使用高露潔牙膏。
隨著“互聯網＋”的深入發展，物美價廉的產品會層出不窮，這就使得國際壟斷資本通過超額壟斷利潤或薄利多銷積聚著大量財富，從而在生產與銷售領域又迅疾地加劇著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
第三，“互聯網＋金融衍生品”模式的泛濫，使得國際資本流動速度以幾何級數加快，在瞬間就能掠奪別國和他人的大量財富。
圣經《新約·馬太福音》中的“凡有的，還要加倍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的“馬太效應”在當今國際金融壟斷領域表現得異常充分。
國際壟斷資本可以脫離實物經濟和生產環節，在金融及其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領域，僅僅通過小小的鼠標輕輕地一點，從而實現自己的價值成幾何級數的增長。從一定意義上講，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占主導的情況下，當今世界上所有股市、期貨、匯率、種種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是世界統一大賭場的有機組成，都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坐莊”。金融是經濟全球化和當今幾乎所有國家經濟的命脈和血液。
“互聯網＋”既是金融帝國主義找到使它登上自己所要登上的頂峰的最為有力的工具，又是造成當今全球范圍內貧富兩極分化的最為直接、最為便捷、最為重要的通道。
正是主要基于廣大民眾就業崗位逐步減少、產品市場的全球化和國際金融的高度壟斷，以上這吮吸窮國、窮人的“三管齊下”，使得在當今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時代里，在全球范圍內，與其說必然，不如說已經出現這樣一個最基本的經濟現象：窮人愈來愈多、愈來愈窮，富人愈來愈少、愈來愈富；幾乎所有國家都愈來愈窮，愈來愈窮的根本標志，就是各國主權債務都在急劇增多。換句通俗的話講，日益貧窮的絕大多數普通群眾已經沒有多少錢可供富人再來榨取。這是“互聯網＋”引領的生產全球化（其中包括金融衍生品的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帶來的必然結果。
為了維持本國GDP一定的增長率和就業率，世界各國的貨幣發行量幾乎都在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松，但這些寬松的貨幣的絕大多數最終又都打進了極少數人的賬戶。人類財富掌握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2013年全球個人財富掌握在百萬富翁手中的有40%，2014年則為41%，而波士頓咨詢公司預計，到2019年，這一比例將上升至46%。全球85位富豪積累的財富超過了35.7億這一半數的世界人口的財產。
本次美國總統大選之前，美國富有階層的各個陣營都在談論美國的貧富差距。共和黨的總統熱門候選人特德·克魯茲說：“從全國范圍來看，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據的收入份額之大超過了1928年以來的任何年份。”
不少戰略家都在判斷，國際局勢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應該說，全球范圍內的絕大多數人相對貧困與絕對的貧困和極少數人暴富的兩極分化，這是國際局勢深刻變化中最深刻、最基礎的變化；這一變化是其他所有變化的基礎和根源，其他所有變化都是這一根本變化的派生。
三、“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的大變革必然引發生產關系大變革
在任何時候，社會生產力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中存在并運行的。鄧小平作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判斷無疑是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的科學技術，我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這一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框架之內，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有著永恒的魅力。
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之內，以“互聯網＋”為領銜的高新科技革命和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于國際壟斷資產階級而言，無疑是一柄雙刃劍。
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在一段時日內，可以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基本矛盾轉嫁其他發展中國家，使其內部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在一定條件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可以保護和促進高新科技這種生產力的存在和發展，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和超越一定的時段，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即必然造成的廣大人民群眾相對的甚至絕對的貧困，必然容納不下新科技帶來生產力的急劇增長，則必然抑制甚至破壞生產力的存在和發展。
馬克思明確指出：“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毋庸爭辯的事實。”
科學技術本身沒有階級屬性，但科學技術必然為科學技術占有者所服務。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條件下，資本為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還必然利用和占有科學技術，技術和科學的進步就意味著資本榨取血汗的藝術的進步。
以工業生產為例，“互聯網+”時代的生產模式可以表述為：勞動者＋智能機器＋智能網絡＋智能終端。其中，“勞動者”是人，“智能機器＋智能網絡＋智能終端”則是資本所擁有的生產工具，這些智能生產工具，都是資本的承擔者。在當今世界，在短時期內，智能機器人還一時無法全部代替人工，因此工業生產仍然離不開大量工人。“智能機器＋智能網絡＋智能終端”將使得流水線上的生產速度加快，結果則是工人的勞動節奏和緊張程度明顯加大。由于智能機器、智能網絡和智能終端的發展，工人操作也將日益簡單化、工人可替代性明顯增強，加上過剩勞動力大量產生，使得勞動力價值又最大化地貶值，工人的實際工資都將降低。
因此，“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的大發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會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加劇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
隨著這一矛盾的進一步加劇，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壟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圍內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等世界性難題，也將進一步趨向激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進一步強化，只會使這些矛盾與難題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加劇。
正因如是，我們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之內，放入歷史的長河中，從根本上說，科學技術的本質是資本的奴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最終制約甚至破壞科學技術這一第一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引起社會的革命。也正因如此，馬克思說，對于資本主義社會而言，
“蒸汽機、電力和自動紡織機甚至是比布朗基（見文末注釋）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
這也就是說，“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必然造成富國、富人愈來愈富，窮國、窮人愈來愈窮這一狀況的加劇，就必然會造就一批又一批對于國際壟斷資本來說是“比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等，并進而發展壯大由先進理論武裝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隊伍。隨著資產階級掘墓者隊伍的不斷發展壯大，資本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則是可想而知的了。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互聯網＋”這一新生技術力量只有歸還人民大眾，才能使其更好地發揮作用。所以，從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上說，經濟全球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不但不是距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越來越遠，而恰恰相反，卻是日趨接近。當然，誰也不否認，這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其中還可能有較大甚至更大的曲折。
“互聯網＋”的大發展，往往會首先和主要沖擊著所謂的“中產階級”即本質上的“中等收入階層”。在當今世界語言霸權中的所謂“中產階級”的“產”，實質上應該是指生產資料的“產”，而“中等收入階層”中所謂“中產階級”的“產”，卻是生活資料的“產”。因此，把“中等收入階層”這一概念偷換成“中產階級”，實質上是剝削階級為了掩飾自己階級的剝削本質，把“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從而遮掩甚至企圖顛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把西方社會的穩定寄托在所謂“中產階級”即中等收入階層的不斷壯大上。這就是建立所謂的“貧富兩頭小，中間‘中產階級’大”的“橄欖型社會”。
在全球經濟繁榮時期，在西方發達國家，一般說來，所謂的“中產階級”是發展壯大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的金融、貿易規制、科技等霸權，一方面源源不斷地從海外獲得物美價廉的商品特別是生活必需品以供給國內各個階級階層購買；另一方面用海外獲取的豐厚壟斷利潤又為所謂非“中產階級”的窮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待遇，建立所謂的“福利社會”；三是用海外獲取的豐厚的壟斷利潤為所謂的“中產階級”支付比生存工資要高的薪水，使他們在就業期間享受更多的物質生活資料。
在發展中國家，所謂的“中產階級”也會處于正常的發育之中。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所謂“中產階級”經濟上的標志，就是有著相對較高的工資等較為穩定的收入，并以此作為抵押，還可以進行“車貸”“房貸”等，以提前支取和享受自己甚至是子孫后代的“資源”。但經濟一旦進入下行通道，甚至步入停滯和危機階段，就不僅造成大量普通勞動者的失業，而且會把大量的所謂“中產階級”拋入失業大軍。
美國《外交政策》首席執行官戴維·羅特科普指出，“信息技術與先進制造業技術的幸福結合帶來生產力的巨大提高，將在創造就業方面產生前所未有的可怕效應”；“換句話說，律師和會計師很可能要感受到流水線工人幾十年來感受到的痛苦”。
據美聯儲統計，由于房價、股市等暴跌，2007年至2010年間，美國家庭中位數凈值就縮水39%；有50%的“中產階級”在經濟衰退期間與原有的經濟地位相比有所降低甚至明顯下降。
從一定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對于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依據，就是建立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等收入階層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深化而必然不斷出現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階級分化上。完全可以預見，隨著“互聯網＋”的大發展，隨著全球工作崗位的逐漸減少，隨著貧富兩極分化的逐漸加大，隨著各國廣大普通民眾購買力逐漸下降，隨著各國主權債務突破無法承受的極限之時，隨著全球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廣大的中等收入階層被拋入絕對貧困行列，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動亂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僅工人階級隊伍在數量上不斷壯大，其思想覺悟和組織程度也必將會在斗爭中不斷提高。更何況，這里所說的中等收入階層絕大部分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白領階層”。這些人年紀輕，學歷高，掌握著各種高科技技術，當這些人被拋入貧困行列之時，他們與本來就處于貧困行列的“藍領工人”階層相結合，其斗爭的反抗形式和效果便與以往經濟危機中有很大的不同。
2015年7月2日，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國家安全問題研究員布倫達·M·西弗在一篇文章中對總統奧巴馬的“中產階級經濟學”表示如下憂慮：“決策者一般都頌揚全球中產階級崛起所帶來的長期好處”，“不幸的是，中產階級擴張在短期內的破壞性和不穩定性一直被相對地忽視了，而且這兩者還因全球化和數字革命而被放大”；美國“中產階級”“仍然面臨薪酬增長停滯、裁員、大學費用飆升以及債務等諸多問題”；“其他發達的工業國家中的中產階級也承受著類似的或者更糟糕的厄運”；“這一趨勢可能助推關鍵國家發生社會革命”。這位學者在文中還引用了《文明的沖突》的作者亨廷頓這樣的觀點：“中產階級甚至是最具革命性的社會階級。”
美國這位學者和亨廷頓是站在為資本主義補天的角度而擔憂的，筆者認為，他們不是杞人憂天。當然，這是全球范圍內所謂的“中產階級”在全球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多年積蓄在股市、房市等各種金融衍生品市場上被洗劫一空，又被拋入失業大軍之后的絕望、覺醒與反抗。
四、“互聯網+”引發生產關系大變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無疑無比光明
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被國際金融及產業等壟斷資本所占有和主導，它們主導和規制著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的全球化。在通往“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大變革的路途中，不僅不同的國家、民族和階級有著不同的合作、競爭直至較量，而且不同的國際金融、產業等壟斷資本之間同樣有著不同的合作、競爭直至較量。互聯網無國界，但互聯網企業往往有“國籍”。就是一國之間的互聯網和“互聯網＋”領域的本身也在十分激烈地廝殺著。
2000年左右，美國的互聯網是以每年2300%的速度在增長；2000年3月10日，以互聯網為領銜和主要內容的納斯達克指數創下5132點的歷史最高紀錄。但隨后一路狂瀉到1500點以下，超過5萬億美元的市值隨之蒸發。但是，“互聯網＋”在今日的美國重新又在“崛起”。
這說明，互聯網和“互聯網＋”領域既是新的生產力孕育和壯大的“搖籃”，也是金融衍生品孳生和冼劫的“樂園”。“互聯網＋金融”在美國的泛濫，使得金融壟斷資本首先在美國不僅不是為物質商品生產服務，反而不斷吞食工商業資本，使得美國逐步失去物質商品的生產能力與創造能力。它還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權，進一步吞食世界工商業資本，從而在美國與全球范圍內釀就失業的加劇和全球各國有效需求的衰減。美國自身失業的加劇和社會有效需求的衰減，才是其近年來遲遲不敢加息的根本緣由。所以，美國近期的戰略也只能是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松，通過濫發美元，向世界各國借債度日。
全球化不是始于今天，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的《共產黨宣言》中，已經宣布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的開始。新一輪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始于蘇聯亡黨亡國之后。這與“互聯網＋”這一嶄新的生產工具登上全球舞臺幾乎同步。
經過20多年的實踐，不僅廣大發展中國家，而且除美國之外其他發達國家，也都開始品嘗美國主導的“互聯網＋”的苦頭，即使美國統治者自身也在嘟囔著“互聯網＋”帶來的諸多“麻煩”：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經濟增長放緩和失業率的上升，全球“恐怖主義”和所謂“恐怖主義”的增多，國家和私人信息受到驚人的攻掠，發達國家的孤立主義和不少國家的民族主義、反移民情緒的急遽上升，等等，這些都似乎成為全球需要共同治理的“新的公共安全領域”。
更為重要的是，主導經濟全球化的“領袖”即“地球村”的“村長”的“領導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世界上有的學者甚至判定：“全世界已進入‘去全球化時期’”；“在2013年，最富裕的國家比2009年多采取了23%的保護主義措施”；“互聯網的自由度正在降低，許多政府給本國互聯網筑起了圍墻”；“去全球化時期過后，世界最終都會恢復正常，但有時要到發生全球沖突（如二戰）之后”；“歷史表明，當前這樣的去全球化時期可能會產生持續數十年的影響”。
筆者贊同上述判斷。筆者更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講，世界就是在“全球化”與“去全球化”的不斷交替中曲折前進的。我們十分清醒地知道，資本主義社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的發揮還有一定的潛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力量的合作、競爭、較量還在進行之中；從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交往方式的角度講，“互聯網＋”與反“互聯網+”的合作、競爭、較量也都在進行之中。但是，“互聯網＋”這一生產工具的大發展必然引發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生產的社會化的基本矛盾必然會更加尖銳，并與現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終必然發生大沖突，從而引發生產關系的一定變革甚至大變革。
這種變革在未來一些年內有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一是實質上的“小變革”，就是說，國際壟斷資本“割肉”，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較大的調整，為絕大多數窮人讓利，則可以延緩資本主義的生命，羅斯福新政的本質之一就是如此。
二是實質上的“不變革”，即國際壟斷資本不作讓步，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將被全世界絕大多數的窮人所變革。在21世紀乃至22世紀，世界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潮乃至運動必將有較大的復興。這一復興，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國際壟斷資本無論是“小變革”還是“不變革”，社會主義的全球化必然最終取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互聯網還會使先進的革命理論的傳播變得如同國際金融資本通過互聯網掠奪別國和他人財富一樣便捷和迅疾。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高度評價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在工人的越來越擴大的聯合中的作用。
他們說：“中世紀的市民靠鄉間小道需要幾百年才能達到的聯合，現代的無產者利用鐵路只要幾年就可以達到了。”
如果說在馬恩時代，鐵路使工人們聯合幾年時間就可以達到，那么在當今時代，互聯網會使當今工人階級的聯合幾個月或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內就可以達到。特定條件下的“蝴蝶共振”的效應足以使整個地球卷起“當驚世界殊”的風暴。
當然，我們深知，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帝國主義在全球經濟政治領域占據統治地位，那么，它們也必然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統治地位，金融帝國主義的這一經濟基礎決定政治的上層建筑，并進而決定意識形態這一文化的上層建筑。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對蘇聯的演變中，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技術和辦法。其中，它們運用廣播電臺以及電視、報刊發揮了獨特、重要的作用。
比如，用許多虛假信息和錯誤東西對蘇聯人民反復灌輸，并使許多人深信不疑。但互聯網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新式媒體，它的最大特點不僅是速度快、容量大，而且顯然更是發布者與受眾之間的雙向互動。信息發布者發布了虛假信息和錯誤東西，知情者就有可能對此立即進行揭露和反駁。這種雙向互動，恰恰是單向灌輸的廣播、電視和報刊等其他媒體所缺乏的。毫無疑問，對于這些揭露和反駁，世界文化霸權主義的發布者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進行控制，但只能在一定范圍內和一段時日內取得成效。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能不能這么說，由于互聯網的誕生，世界文化霸權者企圖運用互聯網對其他國家進行文化侵蝕，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西化分化遇到了極大的障礙。
當然，互聯網上各種觀點都有，可以說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但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辟了坦途。人們在爭鳴中可以比較、鑒別、提高，這對提高世界各國全社會的政治覺悟和思想理論水平有極大的好處。從局部和短時段看，互聯網有著很多弊端；但從長遠、根本上講，互聯網可是個不可多得的好東西。這一嶄新的生產工具的出現，有可能會使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距離我們越來越近。使得全球各地零散的“社會主義復興的幽靈”長上在全球迅速傳播和集聚的翅膀，這無疑有助于極大地推動全球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反抗與斗爭由自在轉為自為，并進一步更加緊密地團結和聯合起來。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還宣布：“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讀到馬克思這樣的論述之時，只要不是站在資本而是站在勞動的立場上，都會發出贊許而又會心的微笑來。誰還會再持“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的觀點呢？當然是有意無意站在資本的立場上，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來。
從一定意義上講，正確或錯誤的理論都是自在，都是古今中外不同階級和不同利益群體的特定代表人物對事物的本質與規律不同的把握與不同的表述，而人們的認識才是自為。人們不被正確的理論所說服和掌握，就必然會被錯誤的理論所說服和掌握；不把正確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就必然把錯誤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人們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只能來源于社會實踐；人們的錯誤思想如何才能被拋開去？也只能通過社會實踐。舍此都沒有它途。人們實踐的結果，一個是成功，一個是失敗。而失敗，則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
我們決不是為苦難和災難本身唱贊歌，但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沒有五萬多名將士血染湘江、中央紅軍從八萬多銳減為三萬余人，就沒有后來的遵義會議。人們不僅需要正面說教，反面教材的作用往往比正面教材來得更為刻骨蝕心。從一定意義上講，在通往世界社會主義復興的道路上，可能還會發生蘇聯亡黨亡國這樣震驚全球的災難，但我們也會牢記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所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這樣的警世恒言。
真正的共產黨人正是在各種災難中汲取深刻的教訓而不斷成長的。通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無疑是曲折的，但前途無疑無比光明。
【注】布朗基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財產私有制度，在其76歲的生涯中，他多次領導起義，多次失敗，曾兩次被判為死刑，其中有36年在30所監獄中渡過。布朗基主張通過政治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但其基本策略是少數人的起義或陰謀手段，這與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奪取政權是根本不同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恩格斯是群眾史觀，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布朗基是英雄史觀，是歷史唯心主義者。但他無疑又是19世紀法國反對封建君主制度的偉大旗手，是早期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頭腦和心臟”（馬克思語）。1870年巴黎公社革命取得初步勝利后，他缺席被選為公社名譽主席。1881年1月1日布朗基去世后，巴黎20萬群眾自發為其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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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原副書記、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原載“思想火炬”微信公號；本文最初刊登于《紅旗文稿》2016年02期，修改增補后刊登于《中國人大》2017年07期，原題為《“互聯網”發展的最終結果必然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大危機和生產關系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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