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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回頭再談張五常，可以對他下這樣一個結論：他本來就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代表人物，早年對契約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作過一些學術上的貢獻，以后就不務正業，靠在大眾媒體上寫一些似是而非甚至胡說八道的驚人之語騙取社會名聲。他后期所說的胡言亂語，典型地代表了“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

有朋友邀我寫一篇與張五常進行“學術商榷”的文章，令我真有點哭笑不得。張五常之所以出名，之所以驚動了我的朋友們而要與他“商榷”，實在是因為他在報刊(但絕非“學術”報刊)上發表了許許多多文章，放出了許許多多頗能蠱惑人心的奇談怪論。這些東西，稱之為胡說八道則可，要說是“學術”，那可差了遠遠不止十萬八千里。正是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學術商榷”的對象應當是發表在正宗學術刊物上的學術論文。張五常的這些東西全都是發表在大眾媒體上的胡言亂語，本來就沒有什么“學術性”可言，又怎么能同他搞什么“學術商榷”呢!

講良心話，我也實在沒有興趣與張五常的那些胡說八道“商榷”。對張五常發表在大眾媒體上的文與論，我頂多也就瀏覽一下，幾乎沒有認真讀過幾篇。張五常的那些流行書，我一本也沒有仔細看過，今后也不想讀。僅就我瀏覽過的那點東西而言，我就認定張五常的報刊文章只能騙騙經濟學上的無知者，研究他的這些胡言亂語，費筆墨來和他“商榷”，簡直是在浪費我那有限而寶貴的精力。

我之知道張五常其人，大約是在1989年前后。那時我在某個公開場合看到一位年輕的研究生在讀張五常的《賣桔者言》，就要過來隨手翻了翻。瀏覽了幾篇之后，得到一個總的印象：這本書不過是結合一些日常生活的實際，解說西方正統微觀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常識而已。于是我就把張五常看成了一位“經濟學常識普及者”，認定他的書是在把西方經濟理論作通俗化的宣傳。我當時的經濟學水平已經遠遠超過需要看這一類通俗化講解的程度，當然就不想再浪費時間讀這種小兒科的讀物。而且我在內心里一直很看不起這些靠寫通俗化讀物出名的人。這樣通俗化的講解我絕不是不能作，但我總想把時間省下來干點更重要的事。在我看來，那些靠寫通俗化讀物過日子的人，一定是已經相信自己干不了正經研究了才退而求其次的。

但是在90年代初的某個時候，我在什么地方偶爾看到了張五常對中國經濟改革道路提出的主張，才認識到我對張五常的最初印象實在有誤。原來他在80年代下半期，就開始鼓吹要中國政府送資產給高級干部作他們的私產，以換取共產黨的干部支持私有化的“經濟改革”;原來他一直對劃分官員的貪污權力以推進私有化進程情有獨衷。近年來國內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們一直在批判“權力資本化”的社會現象，而張五常卻早就是“權力資本化”的鼓吹者。他不僅公然主張權力資本化，而且公開鼓吹將權力私人資本化合法化。要說張五常真有什么與眾不同的特殊之處，那就是他在無恥這一點上創造了世界紀錄：在出身于西方正統經濟學界的那些人里，還沒有誰敢提這樣與當代人的公平觀如此對立的主張。

這時我才認識到，我過去把張五常看成是一個西方經濟學常識的普及者，這在學術上抬高了張五常，而在社會作用上卻太低估了他的能量。

說在學術上抬高了張五常，是因為將權力私人資本化合法化的主張根本就不能算經濟學上的“學術”，更不能算西方經濟學中的“常識”;鼓吹將權力私人資本化合法化根本就不是在普及西方經濟學的常識，也根本就不是研究和普及西方經濟學的學術活動。從學術活動這個標準來看，將權力私人資本化合法化的主張沒有任何學術氣味，低于任何學術標準的水平，不過是胡思亂想而已。這是我不想與張五常進行任何“學術商榷”的根本原因。

說在社會作用上低估了張五常，是因為他鼓吹將權力私人資本化合法化對中國社會的大多數人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鼓吹這種主張已經不是在簡單地教給人們什么知識，而是在將犯罪說成神圣并公然號召人們去犯罪。今日中國中下層民眾遭受的幾乎所有苦難都與這種權力資本化合法性的觀念有著不解之緣：政府官員相信權力資本化是正當的，就吃著回扣揮霍國家的錢財，同時用一切手法逼迫人們為此而納稅;國有企業的領導追求將權力私人資本化，使盡了各種花招將國有資產變成自己的私人資本，結果是在他們這少數人暴富的同時無數的國有企業倒閉，大批工人下崗失業而銀行積累起巨額的壞賬;連農村的小小基層干部都要將他那一點權力私人資本化，于是就強行甚至使用暴力來攤派、收費、掠奪鄉鎮企業、收走并出賣農民耕種的土地，搞得大批農民活不下去。在90年代的中國，將權力資本化合法化的主張起的作用之大，確實沒有哪一種觀點能望其項背。只不過這種社會作用真正是罪大惡極的作用：它一面使少數人暴富，另一面讓絕大多數人貧窮。張五常鼓吹有如此之大作用的主張，我最初卻把他看作不過是教人點社會科學的常識，豈不是太小看了他的社會能量了嗎?

當然，社會作用與學術研究并不是一回事。誰也不能否認希特勒寫的《我的奮斗》的社會作用之大，但是這本書當然與任何學術無緣。就象我們與希特勒的對立是在社會理念上的根本對立一樣，我們與張五常的分歧主要是社會和思想立場的分歧，而絕非經濟學上的學術分歧。其原因就在于我們與張五常代表了社會中兩種互相沖突的利益，而在利益的沖突中，學術的推理已經沒有用武之地。

張五常主張將權力私人資本化合法化，這是明目張膽地要將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其好處的公共財產變成少數人的排他性私人產權，是要通過讓大多數人變得經濟上求告無門來保證少數人致富。這根本就不是什么經濟分析，而是為偏向一類人的財產贈與找借口。是否同意這種主張，其實根本就不涉及什么經濟學上的分歧，而是關系到維護誰的利益。這里涉及的是爭奪產權的沖突，而不是“帕累托改進”的經濟活動。張五常要將權力資本化合法化，就象讓一個大家庭中的當家人把其它人都掃地出門而自己獨霸家產一樣。我們今日有大批原國有企業的職工不但失去了工作，連最后一點社會保障都已經喪失，而另有許多人卻靠侵吞國有企業資產而一夜暴富。這就是張五常主張的那一套所帶來的后果。

自亞當·斯密那個時代起，西方的經濟學界就分成了“學院派”和“社會活動家”兩個集團，后者中的一大部分是寫寫通俗小冊子的人和專欄作家。我們說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通常是由“學院派”的理論學說構成的，西方經濟學界的“學術活動”更是被學院派所把持。這些學院派已經把經濟學的學術活動納入了極嚴的規范之中：學術論著必須注明所有的文獻出處，每一個論點都要以詳細的推理來論證，而且通常必須以數學模型來進行論證。按照這一套規范來衡量，使張五常在中國大陸出名的那些文章和書籍只能算作通俗小冊子和專欄文章，登不得“學術研究”的大雅之堂。

其實張五常自己也很清楚，他現在所寫和所想的已經遠遠偏離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學術研究的正宗。他在大罵馬克思的同時，也在拚命貶低整個的西方經濟理論界，其中當然也包括西方的主流經濟學界。他甚至說自己“30年不讀書”，這種“不讀書”，當然主要不是不讀馬克思的書(他是否讀過馬克思的書是很可懷疑的)，而是不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書。由于他這樣作，對于現在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數學推導，他更只能是一無所知了。當代西方經濟理論的研究發展極快，理論體系也日新月異，象張五常這樣30年不讀書，他在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上也只夠作一個落伍者。

2002年初一個年輕的經濟學人夏業良在報上批評了幾句他的學風，竟引來“張五常迷”們聲勢浩大的圍剿。其實真正按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經濟問題的每一個人，都不會不象夏業良那樣評論張五常。張五常迷們封殺對他的任何批評，封住的其實是真正按西方主流經濟學進行研究的實實在在的學術努力。

按理說，張五常本人在美國的名牌大學接受過長期的正規經濟學教育，應當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那一套學術研究非常熟悉。他早年也確實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作出過一點小小的貢獻。他最初的著作研究了農業土地租佃中的分成制，被視為對土地租佃制度理論研究的經典之作;以后他又對許多行業的訂價和契約結構進行了研究，在這些研究中他特別偏好使用科斯的交易費用方法。這些研究使他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成了契約理論的先驅者之一。張五常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那一點小小的名聲就來源于這些研究成果;他早就宣稱自己可以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得獎的可能性也來源于這些研究成果。

但是張五常的問題在于他不老老實實地作學問。在寫出并發表了幾篇規范的學術論文之后，他就開始在大眾傳媒上亂寫一些胡聊的文章。這就斷絕了他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繼續進行研究的道路。他現在的名聲，完全靠在大眾媒體上進行自我炒作，靠對經濟學和經濟問題沒有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人發一些似是而非的驚人之語。他的許多論斷，聽起來淺顯易懂，似乎完全正確，仔細分析起來卻很難經得住推敲。

張五常曾經在《經濟學家茶座》最初幾期發表過一篇談自己治學的文章，這幾乎是我有耐心好好讀過的他寫的唯一一篇文章。我讀此文的目的只是想看看他如何概況自己對分成租佃制理論的貢獻，但是讀完之后卻極端失望，因為他這篇文章大半是吹噓自己如何受美國教授們賞識，對真正的經濟理論問題卻根本沒作系統的介紹，而且其中的論斷也經不住進一步的推敲。初讀此文時我甚至懷疑自己的理解能力是否出了毛病，竟然跟不上如此善于通俗化的“大師”的思路。但是就在那前后我還讀過許多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名經濟學家的論文、講演，并沒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可見我自己的思考能力沒有毛病。后來我又讀了文貫中寫的《發展經濟學的新動向——農業租約與農戶行為的研究》(載于湯敏、茅于軾主編的《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第一集》)，才明白張五常對分成租佃制理論的貢獻到底何在。盡管文貫中的文章中有大量的數學公式，但是我讀起來沒有感到絲毫的困難。我此時才領悟到，張五常的論述是以生動驚人收攬人心，讓那些沒有周密思考的人掉入對他的迷信。其實他根本就沒有把道理簡潔無誤地說清楚的能力，這就難怪我這種追求深刻準確的人無法接受他的論斷了。

我相信，張五常的許多文章都象我讀過的這篇文章一樣，看去生動易懂又很有道理，實際上提出的論點多半似是而非，經不住嚴格仔細的推敲。真正的問題倒在于，張五常到底是本人也沒想明白這些問題就在那里云天霧地地亂扯一通;還是自己心里其實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為了某些別的什么目的而大講這些似是而非的東西。這樣的問題，只能讓那些有志于研究張五常的人去回答了。

張五常靠給大眾媒體寫亂聊的文章出名，這在中國大陸的知識界、特別是經濟學界頗具代表性。當今中國經濟學界的名人，幾乎都象張五常那樣，不僅靠給大眾媒體寫通俗易懂的聊天式文章出名，而且以此來建立自己在經濟學界的“學術地位”。這就造成了一個極壞的后果：許多在真正的學術研究上最有造就的人，甚至某些在國際頂尖學術刊物上獲得了承認的人，在國內名聲很小，甚至在學術界也地位很低，而那些學問和學術實在不怎么樣的人往往卻被人當成了“學術泰斗”。筆者本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我在中國經濟學界多少也有點名氣了，但是最使我出名的，卻是那些在大眾媒體上的驚人之語，而不是我對經濟理論的扎扎實實的研究。

這種靠在大眾媒體上胡說八道來混成“學術權威”的現象，可以概括為“張五常戰略”，因為張五常本人是這種戰略的典型代表。這種戰略現在已經發展到不僅靠在大眾媒體上胡聊來出名，而且拉攏和收買在媒體中的代理人進行炒作，搞小圈子進行肉麻的吹捧。妨礙當今中國經濟學學術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礙，就是那些奉行張五常戰略的人。搞這樣一種戰略，已經成了中國經濟學界根深蒂固的惡習。

2002年中國的許多媒體上盛傳“張五常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公布之后，這種謠言當然不攻自破。其實明白內幕的人早就知道，這種傳言是想靠炒作張五常發財的媒體造出來的泡沫。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根據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貢獻而頒發的，這種學術貢獻一般都以在學術文獻中的援引率來衡量。張五常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那點“貢獻”，集中在新制度經濟學和契約理論上。在這個理論領域，公認張五常的老師阿爾奇安和威廉姆森比他的貢獻要大得多。這兩位還沒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的資格怎么會排到張五常頭上?就是在華裔經濟學家中，張五常得獎的可能性也排在后頭，因為在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的論文中，澳大利亞經濟學家黃有光的援引率比張五常的援引率要高得多。

其實連“張五常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傳言是如何造出來的，都十分可疑。各種諾貝爾獎項的評審甚至提名，都有極嚴格的程序，絕非大眾媒體的胡亂炒作可比。例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提名，就不可能讓被提名者自己知道，因為評選委員會規定不準獲獎候選人自己申報(自己提名自己或“自薦”)，其他人提名要得到評審委員會邀請其提名的信件，而且提名必須保密，不準向被提名者泄漏推薦了誰。明白這一套程序的人都不能不懷疑，“張五常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傳言是從哪里來的，是否真有根據，是不是望風捕影的炒作。

當然，我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的成員，也從未參與過與評獎有關的活動，不敢斷言張五常不會僥幸被評上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我敢斷定的是，張五常如果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受損失的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學術上的權威地位本身。那時在中國人心目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將與30年不讀書劃上等號，這個獎項的獲得者們將被等同于那些在大眾媒體上胡說八道的中國“侃爺”;人們將會進一步問，為什么諾貝爾經濟學獎不被這些在大眾媒體上神侃的專欄作家們包攬，而要發給那些傻乎乎地搞推導的學術呆子。

順便在這里提一下：在中國，真正正確地預測了并且能夠正確預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不是炒作張五常的媒體，而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學術刊物——《經濟學動態》，具體地說，是它的編輯李仁貴。

在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于10月份公布之前，《經濟學動態》搶先于9月號上以一半的篇幅介紹了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及其領袖人物，并且明確指出他們有可能在近幾年中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就正確地預示了這兩門新興的經濟學科的領頭人10月份將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所差的只是明確地預報他們將獲獎。沒有作這樣明確的預報，只是因為李仁貴生性謹慎，不想冒預言不準的風險。其實早在7、8月份，李仁貴就在私下對我說，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概會授予實驗經濟學的奠基人史密斯等人;因此他必須趕快在頒獎之前于《經濟學動態》第9期上介紹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免得發獎之后再作此種介紹而成為馬后炮。

李仁貴是我的老同事，他多年以來就研究和預測誰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這方面的專家，其預測已達到十拿九穩的地步。他以這種預測指導《經濟學動態》的組稿工作，使近幾年的《經濟學動態》往往能在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前夕預先詳細地介紹該年將獲獎者的學術貢獻和成果。

回頭再談張五常，可以對他下這樣一個結論：他本來就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代表人物，早年對契約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作過一些學術上的貢獻，以后就不務正業，靠在大眾媒體上寫一些似是而非甚至胡說八道的驚人之語騙取社會名聲。他后期所說的胡言亂語，典型地代表了“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至于這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個什么樣子，讀者可以參考我著的《混亂的經濟學》一書(石油工業出版社出版)。

【左大培，男，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1952年8月出生于遼寧省大連市。1982年畢業于遼寧大學經濟系，獲學士學位;1982-1988年就學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5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兩度受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資助赴德國從事博士后訪問研究。1988年之后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為西方經濟思想史和當代西方經濟學，近十余年來主要從事當代西方經濟理論的研究，同時也研究各種經濟體制的形成和運行、中國的宏觀經濟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對外經濟關系等。著有《混亂的經濟學》等書和幾十篇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