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發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撫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的富裕。”
這就是習總書記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人民為中心”思想。
“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徹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人民的利益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出發點也是歸宿。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由全體人民共有共享。
“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是對“以人為本”思想的否定。當然,這個否定是哲學意義上的否定。“以人為本”,意味著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替代了階級社會里各階級、各階層事實上的不平等,體現的是恩格斯早就指出的資產階級理性王國的思想;“以人民為中心”,意味著既承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更承認社會主義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實上是不平等的,體現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
既然“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具體體現,那么,辯證法和中國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人民內部,是有階級和階層的,是有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在人民內部諸多矛盾之間,總有一個是主要矛盾的;必須抓住人民內部的主要矛盾以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和保護好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也只有這樣,才更能維護和保護好在人民中占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利益。
既然“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具體體現,那么,辯證法和中國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有人民,就必然有人民的敵人;有人民內部,就必然有人民外部;有人民內部矛盾,就必然有人民與人民的敵人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既是是非關系,更是對抗關系:有了人民的敵人的利益,就少有了或沒有了人民的利益;有了人民的利益,就少有了或沒有了人民的敵人的利益。或是人民的利益,或是人民的敵人的利益,二者不可兼之,二者只能選擇之一。不言而喻,以人民為中心,只能選擇人民的利益。不言而喻,只有清除人民的敵人,才能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也只有清除人民的敵人,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在人民中占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利益。
因此,必須分清敵我矛盾,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只有在分清敵我矛盾的前提下,清除敵人,只有在分清是非的前提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維護和保護好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人民中占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利益。
一、“人民”是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人民
“人民”一詞,自古就有。其基本含義,一是指平民百姓。《詩.大雅.抑》里的“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的“人民”就是這個意思。二是指人類。唐李冗《獨異志》里的“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昆侖山,而天下未有人民”的“人民”就是這個意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語境中的“人民”是對古已有之的“人民”一詞中“平民百姓”一詞的引申和發展。
“人民”是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人民,人民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其內涵和外延是在不斷發生變化的。毛澤東根據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結構,對“人民”曾下過兩次定義,第一次定義,可以看作是對當時“人民”內涵的說明,說的是:“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1962年,毛澤東又指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人士,這些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這些人,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下面,都屬于人民范圍。”(《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這一次的定義,可以看作是對“人民”內涵的展開,因而毛澤東的兩次定義共同完成了對當時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的界定。
顯然,毛澤東的人民概念是一個以經濟地位為前提和基礎的歷史的政治的概念。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必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將“人民”以經濟為前提和基礎的歷史的政治的概念轉化為以職業為前提和基礎的歷史的政治概念,也就是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它包括產業工人、產業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勞動者、管理者階層、大中小企業主和其它愛國人士等。
二、對人民內部各組成部分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
為了維護和保護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尤其是維護和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有必要對人民內部各組成部分及其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作一個必要的分析。
產業工人階層
產業工人階層,在現代歷史上,也就是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由于現在的工人概念主要是指在現代工業勞動條件下,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者,是故這里用工人的職業特征替代了工人的政治特征而稱之為產業工人。不過,根據習總書記的論述,產業工人還是工人階級。
產業工人在我國人數眾多,各行各業至少分布3億以上,而且其背后還站立著一個以產業農民和青年學生為主要成分的龐大的候補大軍,因此,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其中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就是維護產業工人的利益。
產業工人是社會先進生產力的集中代表,他們與勞動和先進生產力天然地聯系在一起,不僅創造著龐大的物質財富,而且創造著豐富的精神財富,在極大地滿足了人民大眾的物質文化需要。
產業工人作為政治上的工人階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階級。他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正是依靠無產階級的這種精神,才克服了一個個艱難險阻,從勝利走向了勝利。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沒有了他們的支持、擁護,共產黨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反之,如果共產黨不以工人階級為主要代表的人民大眾的利益為依歸和出發點,那么共產黨就是社會民主黨,就是資產階級政黨,就站到了人民大眾的反面,就易了幟、變了質、換了顏色。
產業工人從其從事的經濟產業和社會行業來說,主要有工業產業工人、交通運輸業產業、服務業產業工業、建筑業產業工人和農業產業工人。按其用工性質來說,有終身制工人、合同制工人和臨時工工人。按所有制性質來說,有公有制企業工人、私有企業工人和外資企業工人。公有制企業和終身制工人,仍然享受著較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但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一類工人的占比是越來越少了。
私有制企業和合同制工人,他們占了當今中國工人的絕大多數,有資料表明,產業工人在私人和外資企業、部門的從業人數的占比達到了74.5%(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建設現代化體系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所謂合同制的實質,就是將工人和企業主的權利交給市場和建立在市場之上的法律制度。然而,市場說到底是資本權力的市場,因而在資本權力和工人權力相對立的地方,受損的基本是工人權力。工人權力受損,就意味著產業工人國家主人翁地位的部分喪失。私有制企業的臨時工工人,則連基本的市場平等的權利也沒有,因而他們不僅沒有了國家主人翁的地位,而且喪失了一些做人的尊嚴;他們忍受著一些不法私人企業主的壓迫和剝削,這種壓迫和剝削,迫使工人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反抗。最悲慘的是那些身陷和深陷“黑磚窯”、“黑煤窯”的工人,這些工人剝去了資本最后一件圣衣和最后的一點榮光,讓我們看清了資本血淋淋的面孔。
因此,當前一項基本任務,就是擺正勞動和資本的關系,正確處理產業工人與私人和外資企業主之間的矛盾,以捍衛產業工人的權利。
農民階層
產業農民,在現代歷史上,就是農民階級。不過,現代農民的政治特征已經基本消失而他們的職業特征,即居住在農村并從事有機農業生產的勞動者的特質明顯凸出起來,故稱之為階層農民。
歷史上,農民階級是中國其他社會階級的母體,是中國社會的主要階級,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和后備隊,是共產黨執政的重要基礎。現實中,農民由于直接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因而農民具有先天的先進性。
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某種意義上就是消解和分化農民階層的過程。改革開放加劇了消解和分化農民的進程。我國農民中的相當一部分早已成為城市“農民工”,他們事實上就是產業工人,這樣的農民產業工人,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數據》,2015年農民工數量已達2.77億人,因而農民事實上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主力軍。農民中的一部分是“亦工亦農”,即農閑時做工農忙時做農,他們或許是季節性的工人或者是季節性的農民。農民中的一部分還種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成為典型意義上的產業農民。農民中的部分人走出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成了小商店、小工廠的廠主即城市個體勞動者。
然而,農民不論怎樣消解和分化,都將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支持者、擁護者、參與者和建設者。可是,農民的權益在相對意義上卻是受損最為嚴重的階層:由于他們姓“農”,便基本被排斥在社會管理者之外;由于他們姓“農”,便基本被排斥在經濟管理者之外;由于他們姓“農”,便基本包攬了城市和廠礦企業的臟活、苦活、累活而拿著最低檔的社會工資;由于他們姓“農”,因市場的嚴重波動相當一部分農民會因農產品豐收而成為豐收的貧困。
因此,當前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加速對農民的消解和分化,使農業成為“黃金戰略產業”,提高農民工或曰農業產業工人的勞動所得,切實維護和保護農民工的權益。
知識分子階層
知識分子從來就是一個依附在社會階級身上的社會階層。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也發生了劇烈的分化。這里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指從事科學技術研究、文化教育衛生體育新聞出版等事業的腦力勞動者,他們早已是一個龐大的隊伍。
知識分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中堅力量,按照毛澤東的觀點,就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離開知識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進。”(《毛澤東年譜》 第三卷 第149頁)知識分子,是科技創新的主力軍,是培養各類人才的主力軍,是社會主義文化創造和繁榮的主力軍,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理論的主要創立者。
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的地位得到了較大的提高,因而對知識分子的權益主要是一個保障的問題。當然,還有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就是中、小知識分子的待遇不是很高。
因此,當前還有一個任務,就是提高中、小知識分子待遇,以保障知識分子的權益。
管理者階層
管理者階層,是國家和社會各行各業中的管理者和勞動者,是黨政軍機關、各人民團體、各群眾組織、文化教育科技衛生機構、國有企事業等機關、部門和單位的管理者和勞動者。
管理者階層,擔負著精神的生產、國家和社會公共產品的供給,黨和人民將權力交給了他們。管理者階層,由于他們的“知識”和地位,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國家和社會的“精英”,并且成為了改革開放最顯著的受益階層。
管理者階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也成了分化比較顯著的階層。他們中的大多數忠于共產主義的理想,充當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實行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經受住了執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和市場經濟的考驗,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開拓者、領導者、管理者、參與者和建設者。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變得尸位素餐、自私自利,成為了錢理群先生描繪的精致的功利主義者。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更是結成貪腐賣國集團,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罪人,也成為國家和民族的罪人。這部分人實質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本性,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
個體勞動者階層
個體勞動者階層是這樣一個階層:他們占有小量的生產資料,雇傭少量的工人,但他們又親自參加管理和勞動的階層,具體如微小服務店、微小工廠、微小農場的等微型企業的所有者,就是個體勞動者階層。
個體勞動者階層已成為人數較為龐大的階層。這個階層不僅解決了自身的就業問題,而且解決了一部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不僅在發展著經濟和在為社會服務,而且他們做出的經濟貢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因而個體勞動者階層總體上是勞動人民中的一員。正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中的一員,因而他們的社會地位是相對低下且很不穩定的。
因此,當前的一個任務,就是如何保障個體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提高個體勞動者的社會地位。
私有企業主階層
私有企業主階層是這樣的一個階層:他們占有較多甚至是大量的生產資料,雇傭較多甚至大量的產業工人。一方面他們吸納了眾多的社會勞動力、促進了勞動力就業,另一方面又無償地占有了產業工人的剩余勞動;一方面他們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另一方面由于資本的逐利性又造成了資源和環境的破壞;一方面他們禮拜趙公元帥、發家致富是他們的信條,另一方面他們又能為國家和社會獻出一些愛心。
私有企業主階層的兩面性決定了他們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參與力量而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依靠力量。因此,當前的重要任務,就是發揮私有企業主階層的積極方面的因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抑制和逐步消除私有企業主階層的消極因素,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得更健康;就是要實行“勞資兩利”的政策,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適當降低資本所得,提高勞動所得。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基本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現階段,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管理者和個體生產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依靠力量,是人民中的勞動人民,也是人民中的主體;私有企業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參與力量,是人民中間的一員,但不是勞動人民中間的一員。在勞動人民中間,產業工人之間、農民之間、知識分子之間、管理者之間、個體勞動者之間,是有矛盾的,但他們之間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之上的矛盾,因而是非對抗的人民內部矛盾,也不是勞動人民內部的主要矛盾。勞動人民各組成部分之間是有矛盾的,但他們之間的矛盾也是根本利益一致之上的矛盾,因而也是非對抗的人民內部矛盾。
如果要在勞動人民內部確定一個主要矛盾,只能是管理者與勞動人民其它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矛盾,這是因為管理者在勞動人民內部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在人民內部,勞動人民與私有企業主階層是有復雜多變的矛盾的,他們之間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這是一個既對立又一致的矛盾,因此,勞動人民與私有企業主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的主要矛盾,并且私有企業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勞動人民則處于矛盾的次要方面。
三、人民外部各種力量及其關系分析
對于現階段,我國人民外部各種力量及其關系的分析,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程恩富教授在他的《當前我國西化、買辦等利益集團問題分析》一文中,已經做了一個比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這里不妨加以較詳細的概述。
程恩富教授認為,中國目前存在九大利益集團。
一是損害公企利益集團,這是在公有企業改革中化公為私、損害公有資產的利益集團,其成員包括貪腐官員、公企高管和非公企業高管等。
二是損害中國利益的集團,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損失的外來利益集團,主要包括外資企業、外國基金會和外國金融機構等,他們控制了中國的主要產業,并通過企業并購、品牌控制、控股參股等形式,攫取了中國巨大的財富,給我國造成了巨大的資產流失。
三是黑商利益集團,也就是由不良的廠商和個人組成的利益集團,他們雙軌制、官倒、騙取貸款、欺行霸市、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大肆謀取非法利益。
四是買辦利益集團,這是與外國勢力勾結、為其牟取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中間人和經紀人,主要包括經濟買辦、官僚買辦、民間買辦和知識買辦等,他們打著“規范招股”“引進戰略投資者”等旗號,為國際資本輸送了巨量的利益,單是前些年中國各銀行的所謂股權改革就造成上萬億的損失。
五是貪腐利益集團,就是一些公職人員以各種非法手段貪污受賄、腐敗腐化。
六是西化利益集團,就是那些主張走改旗易幟邪路的利益集團,主要是西方培植的代理人和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官僚及私有企業主。
七是分裂國家的利益集團,這是國內那些企圖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的分裂勢力,主要是藏獨、疆獨、臺獨和港獨等分裂勢力。
八是官僚利益集團,這是因公權力的運用而產生、以官僚主義為特征、以維護狹隘利益為目的的統稱,主要表現為:有官方利益背景的“自利性組織”、權力資本化和家族化、官本位和官僚主義作風。
九是僵化利益集團,這是一個贊同社會主義但不贊成社會主義需要科學改革的群體,主要表現為:思想僵化、行動保守、安于現狀和缺乏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銳氣和勇氣。
程恩富教授認為,一些利益集團存在利益交集,因而會形成更大的利益集團,即形成所謂的“分利聯盟”。
程恩富教授認為,與經濟上的“分利聯盟”相適應,在政治上各種利益集團,尤其是前七種利益集團,有可能演化為一個新的敵對階級,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因而利益集團是與階級和階級斗爭密切關聯的。
在我看來,程恩富教授語境下的可能演化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利益集團,就是官僚精英、資本精英、學術精英和黑社會集團結成的對內大肆貪腐、壟斷市場和資源,對外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充當“第五縱隊”的“分利聯盟”集團。就官僚精英來說,從趙紫陽,到后來被揭露出來的陳希同、成克杰、陳良宇,再到周永康、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等貪腐集團,直到“政令不出中南海”,表明共產黨內隱然存在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集團(即官僚精英);就學術精英來說,從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到吳敬璉、張維迎、賀衛方、茅于軾、高尚全、李銳,再到“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逼入墻角”,表明中國社會以形成一個強大的為利益集團鼓吹和張目的意識形態精英集團(即學術精英);就資本精英來說,從萬潤南到顧雛軍、李開復、潘石屹、任志強,再到“國務院110次調房價,房價漲110次”,表明中國已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買辦資本集團(即資本精英);就黑社會利益集團來說,他們上要找官僚貪腐精英做“保護傘”、中要壟斷市場和資源、下要敲詐魚肉平民百姓以及合法經營的各類私有企業主,從而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這四股勢力,不是孤軍作戰,而是互有需求、狼狽為奸。這個“分利聯盟”集團,人數不多,但能量極大。當他們決意蛻皮、脫掉共產黨的外衣的時候,置共產黨于死地的必然是這個可能演化為自由派資產階級“分利聯盟”集團,變中華民族重新為帝國主義附庸的是這個“分利聯盟”集團,踐踏人民民主權利、讓中國人民失去做人尊嚴的也必然是這一個“分利聯盟”集團。
因此,可能演化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分利聯盟”集團,是中國社會的心腹之患、腠理之疾,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的敵人。
因此,在現階段,中國人民內部與中國人民外部的主要矛盾是:中國人民與可能演化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分利聯盟”集團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對抗性的:有了人民的利益,就少有或沒有這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有了這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就少有或沒有中國人民的利益,二者必居其一,沒有調和的余地。
四、 不忘初心就必須切實捍衛勞動人民的社會主人翁地位
社會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歸根結底,是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個體勞動者當家作主的社會。
但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是空洞的口號,也不是一紙空文,而是人民民主權利和實際利益的切實實現。當然,這個人民民主權利和實際利益,不能超越歷史階段,不能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社會實際。
要將人民民主權利和實際利益落到實處,就必須正確估價當前我國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堅決清除可能演化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分利聯盟”集團這個社會毒瘤。
第一,依照憲法規定制定一系列方針政策,將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實際利益落實到社會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
全國政協俞正聲主席說,我國現在的憲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憲法。自然,最好的憲法,更需要切合中國實際、切實維護勞動人民民主權利和實際利益的最好的方針、政策去執行和落實。必須制定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將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規定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逐步創造條件,賦予勞動人民管理國家、管理企業、管理機關、管理學校的民主權利;要堅持以經濟工作為中心,在經濟發展中,加大對民生的投入和分配;要大力發展公益事業和公共事業,加速打造“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七有”社會;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義,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加速推進共同富裕。總之,我們的方針政策必須體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要人民共有共享。
第二,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速發展公有制企業。
理由簡單明了卻顛撲不破: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公有制企業,不僅是勞動人民就業的基本載體,更是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根本保障,因為,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得到鞏固和公有制企業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才與勞動人民的權益根本一致。在當前,我國公有資本大約只占社會總資本的1/3,公有制企業創造的GDP大約也只占1/3,在公有制企業和單位就業的勞動力總數只有大約1/4。這組數據表明,我國現階段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被嚴重削弱了,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很不合乎勞動人民的實際需要。必須增加公有資本,必須毫不動搖地發展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必須增強公有資本對國民經濟各產業的主導力、支配力和控制力,必須保證公有經濟對私有經濟的相對優勢地位乃至絕對優勢地位,必須增強職工管理公有企業的民主權利,必須在發展的前提下相應地增加職工的勞動所得。只有這樣,才能將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實際利益落到實處。
第三,在支持私有企業發展的前提下,相應地提高勞動所得。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市場體現的必然是資本邏輯,必然天然地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必然有內在驅動力恨不得將工人的勞動工資降到最低的水平我國私有經濟的生產方式也是如此。在私有企業主那里,一方面是資本的強勢權力,另一方面是勞動者的弱勢權力。在強勢權力與弱勢權力激烈碰撞的地方需要政府公正無私的權力裁決。而真正公正無私的裁決,是既能促進私有經濟的發展,又要促進勞動所得的增加。因此,政府要制定一系列切合實際的方針政策,在支持私有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實現私有企業創造的利潤分配向勞動者傾斜。
第四,依法依規打擊和清除“分利聯盟”利益集團,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和實際的利益。
上面的分析表明:我國社會可能演化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分利聯盟”集團,必然要成為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的敵對勢力,必然要成為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潛在的強大力量,必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毒瘤,必然是最廣大人民尤其是勞動人民的天然敵人。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說指出:“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覺地維護人民利益,堅決反對一切損害人民利益、脫離群眾的行為。”當前我國企圖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損害、侵犯全體人民利益的勢力的,主要就是這個“分利聯盟”集團。因此,必須下定決心,痛下殺手,依法依規打擊和清除“分利聯盟”集團這個毒瘤,還中國社會的河清海晏、和諧安寧。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行穩致遠,從根本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實際利益。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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