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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的中共滿洲里秘密交通站

點擊：6515 作者：佚名來源：忘情歷史記憶發布時間:2018-01-27 10:19:07

滿洲里，一個從二十世紀初因邊境鐵路交通而逐漸成長起來的北方名城。它“一眼望俄蒙，雞鳴聞三國”。

在今天的中國，凡是做小商品交易的，都知道這個著名的邊貿集散地及口岸城市。融匯著中俄蒙三國風情，被譽為“東亞之窗”。翻開中國版圖，宛如一顆璀璨的鉆石，鑲嵌在昂首的雞冠之上。

作為城市，它是年輕的，而在中國革命史上，尤其是中共早期斗爭史上，它更是一座英雄之城，且是“無名英雄”之城。以其對中國紅色革命而言，它和上海，北京等中共早期組織萌發地一樣，見證了一個政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歷史變遷。

這個魅力無限北疆邊陲城市，蒙語原名“霍勒津布拉格”，意為“旺盛的泉水”。

1901年因東清鐵路的修建而得俄語名“滿洲里亞”，隨著來往于中俄蒙的國人日益增多，念成漢語發音，“亞”字發音越來越輕，變成了今天的“滿洲里”定名。

偽滿洲國時期的滿洲里一景

百年前的滿洲里，有一條通向前蘇聯（今俄羅斯邊境）方向的小土路，在1920年到1937年的十八年間，年輕的中共與共產國際、前蘇共，就是通過這條紅色國際秘密交通線完成了人員往來，取得了紅色“普羅米修斯火種”。

滿洲里，迎來送往了幾乎囊括了中共初創開始，早期所有的領導人，以及各類重要干部、文件（情報），物資等，被譽為“一座紅色的國際橋梁”。毫不夸張的說，這條中國邊城的神秘小道，曾左右過中國共產黨的命運。而這座“無名英雄之城”，當與上海、瑞金、延安，西柏坡等并肩而立在中共斗爭史上，毫不遜色。

滿洲里紅色國際秘密交通線遺跡碑

民國初年，中國軍閥擁兵自重，各霸一方。

1918年，張作霖任東三省巡閱使，他在東三省的勢力得到北洋政府的承認。不久，張作霖又兼任蒙疆經略使、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

東北軍閥張作霖

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俄國已經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后，隨著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建立，帶動了世界共產主義的蓬勃發展。當時的滿洲里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羊的地方，地廣人稀，反革命勢力相對薄弱，并且交通便利，距前蘇俄國境站86號小站只有9公里，每天有一列從滿洲里經哈爾濱開往海參崴的旅客列車對開，前蘇俄86號小站則每天有一列開往赤塔至莫斯科的旅客列車。因此，這條經哈爾濱、滿洲里到蘇聯莫斯科的路線要比乘輪船節省很多時間和經費，也相對安全。

當蘇俄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世界上首個紅色政權后，中國最早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愛國者們，就即開始尋求革命成功的真理，并因此接受了共產國際和前蘇共的幫助，為自己積弱積貧，并屢受帝國主義和舊軍閥壓榨的祖國，尋找一條光明的出路。

這些在民眾中逐漸覺醒的新的革命意識，包括因為前蘇俄的成功，大量涌入中國境內的白俄盲流，讓張作霖感到不安，它向呼倫貝爾等邊境地區派遣了軍隊。

1920年，蘇俄紅色政權愈益強大，前蘇國內戰爭已經分出勝負，遠東紅軍對白俄武裝（謝米諾夫白費武裝）的追殲勢如破竹。謝匪兵敗，但武裝騷擾滿洲里等中蘇邊界地區。

1920年3月，張作霖任命張奎武為呼倫貝爾鎮守使，丁超為海滿（海拉爾，滿洲里）警備司令，加強了一度消失了的邊境防務，嚴格盤查來往行人。

白匪及首領謝米諾夫，披大衣坐椅子者

1921年，張作霖決定，不許華人越境回國，也不許無官方證件的人出境，對邊境實行戒嚴。以后還曾在滿洲里四周掘壕為界，不許任何人隨便出入，以防止被蘇俄“赤化”。

隨即，張作霖召開了軍事行政特別會議，決定從東三省抽調5個旅的兵力組成臨時邊防軍，分駐滿洲里至綏芬河一線中蘇邊境。從此，中俄邊境上的交通要道哨所林立，軍警密布，車站、旅店、飯館等處設有許多密探，嚴防中俄“赤色分子”出入中俄邊境。整個滿洲里猶如龍潭虎穴一般，機關重重。

也正是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年輕的中共黨人，與共產國際，前蘇共一起，完成了中共建黨初期及以后多年的“紅色大動脈”。

紅色交通線從上海為起點，滿洲里為國內最后一站，漫長而兇險。而從滿洲里所負擔的任務，以歷史節點來看，則可以分成三部分。

分別是，建站前時期，滿洲里秘密交通站（即“晉豐泰”雜貨鋪）時期，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站群時期。

建站前時期：

1920年至1931年。1920年前后，共產國際和蘇共為了幫助還在襁褓中的中國共產分子統一思想，建立政黨，即中國共產黨。便是利用了滿洲里的地利之便，開辟出了早期紅色國際交通線。

共產國際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責成國際聯絡部的麗雅.伊薩耶芙娜專門主持該項紅色國際交通工作，以來保證來往于中蘇之間革命者的安全，在長長的旅途中，分別從上海、北京、哈爾濱等地設立了交通聯絡站（處），并在赤塔、86號小站、滿洲里和海參崴、格羅捷闊沃、綏芬河等地設立了秘密交通點。在蘇俄境內，前共產國際方還負責協調好中蘇（前蘇）邊境駐防的前蘇邊防部隊和保安部門（格魯烏）做好接送工作。

滿洲里老火車站

當時在哈爾濱的前蘇俄駐滿代表阿勃拉姆松采取多種方式經常來往于這條“紅色交通線”，派交通員護送許多中國革命者赴蘇俄和接送從蘇俄入境的中俄革命者。

舊滿洲里郊區鄉鎮街道上的路人景象

1921年夏始，中共正式建黨后，中共的革命事業開始了第一輪蓬勃的發展，為了取得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幫助，在中共早期第一代滿洲省委的領導組織下，實際上在東北地區開辟了3條地下交通線：

1.綏芬河徒步進入前蘇。

2.黑河到蘇聯，

3.滿洲里徒步出（入）境，由共產國際遠東部門匯同前蘇保安機構護送，火車至莫斯科。

這第三條通道，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線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經過這條交通線進出中蘇國境的人數今天已經無法確切統計。

如早年幫助成立中共，指導中共早期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馬林、越飛、李德等

而中共的創建者和早期領導人基本也都是經滿洲里去共產國際和蘇聯以及從蘇聯回國的。

中共創建人、早期領導人，重要干部如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張聞天、劉少奇、何叔衡、林伯渠、吳玉章、王明、張國燾等，也是由滿洲里出入國境的。其中，還有越南，朝鮮的共產主義者。

“紅色交通線”通過滿洲里的具體通道一般為：

一，由上海乘海輪到大連（或營口），然后乘火車經沈陽、長春抵達哈爾濱。

二，由北平乘火車經天津、沈陽、長春抵哈爾濱。

三，哈爾濱作為中轉總站，乘中東鐵路火車北至滿洲里，由滿洲里中共秘密交通站負責等待時間的起居和聯絡，后秘密交接給前蘇接應人員，徒步出境，到達奧特波爾（今俄羅斯后貝加爾斯克鎮）上火車、經過赤塔等站點，在西伯利亞鐵路上行駛，向著莫斯科行進。

往來于中蘇之間的革命者隨時都有被逮捕的危險。為了保證他們的安全，在當時，共產國際，前蘇共和年輕的中共都為建立和保障這條最為重要的秘密國際交通線付出了最大努力，甚至是血的代價。

該線在這個時期，完成了中共歷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護送使命，即中共唯一一次在境外的全國黨代會，中共六大的代表們安全出境。該項任務由中共中央委派楊之華、龔飲冰和滿洲省委唐宏經（六大代表）共同負責。

該時期，這條交通線在滿洲里并沒有建設成固定的交通站，全憑人脈關系和臨機應變進行護送任務。

滿洲里秘密交通站（即“晉豐泰”雜貨鋪）時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關東軍為了完成在東北（含東蒙地區）地區實行殖民化統治，并根據日本戰爭總策略，對前蘇嚴格實行軍事隔離（對峙）。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哈爾濱特務本部（關東軍情報本部），滿鐵等日軍，日特機構加強了中東鐵路東西兩線嚴查和防諜事務，這條工作了十余年的國際秘密通道受到了干擾。

滿洲里是通往前蘇的最重要節點，中共北滿特委高度重視國際交通線工作，建設穩定的滿洲里秘密交通站工作迫在眉睫。危難時刻，依然用盡最大的努力，保證該通道的暢通。

1931年11月初，中共北滿特委負責人李大昌（即武胡景，后任上海中央軍委書記，曾是中央特科后期領導人）親自選派具有多年秘密工作經驗的紀中發（化名司杜其卡）、李芳（原名關玉梅，又名關碧云。曾化名王媽、李蘭芳、麗達等）以夫妻的名義到滿洲里開設“晉豐泰”雜貨鋪（道北三道街北頭，今83號），以此為據點，季中發負責外聯，李芳負責“住機關”，建立了滿洲里秘密交通站。

滿洲里紅色紀念館里仿制還原的“晉豐泰”雜貨鋪

1932年初到1934年5月，滿洲里秘密交通站共送走了70余名中共最重要的高級干部去往前蘇。同時，經滿洲里秘密交通站過境的還包括朝鮮、越南等國的革命志士。

采用的形式或者是馬車，或者是徒步過境。為了安全，該站只負責出境，不負責入境護送聯絡事宜。

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站群時期：

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的組織遭到巨大破壞，加之東北（含東蒙地區）全境淪陷，并在日寇的策劃下，建立了偽滿洲國。中共滿洲省委與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系，這條由上海經哈爾濱、滿洲里去前蘇聯的交通線被迫中斷。

偽滿洲國時期滿洲里一景

1934年4月，原中共滿洲省委交通局吉東交通站的站長楊永和（原名楊殿春，化名王玉山）、林鳳珍（又名李秀貞）夫婦調到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站接替紀中發和李芳的工作，仍以“晉豐泰”雜貨鋪為掩護。

1935年，中共中央與滿洲省委終于聯絡上，根據東北地區的形勢，立刻通知滿洲省委，原上海經哈爾濱去前蘇的交通線由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領導，聯絡工作（具體業務）由共產國際交通局負責。

1935年8月，國際交通線完全由共產國際所屬的國際交通局領導，在哈爾濱設哈爾濱國際交通局。

1936年1月，根據形勢要求，中共滿洲省委撤銷，設置了哈爾濱特委，韓守魁（后叛變）任書記。共產國際根據國際交通工作的迫切需要，從人力、財力方面加強了國際交通組織，在哈爾濱成立了哈爾濱國際交通局。在前期，共產國際國際交通線已經在扎賚諾爾地區完成了交通站建設，作為滿洲里交通站的輔助線，負責人楊殿成（楊永和之兄），助手是王化民（后調張發接任，對外一般稱老李頭）。

為了完善交通線，和保障交通線沿途的安全，由共產國際哈爾濱國際交通局出資，在中東鐵路東西兩線和中蘇邊境地區接管和新建了5個交通站和5個聯絡處。

5個交通站是：

滿洲里交通站。

扎賚諾爾交通站。

滿洲里直通交通站。

博克圖交通站。

密山交通站。

5個聯絡處是：

滿洲里及扎賚諾爾方面聯絡處。

滿洲里直通交通站聯絡處。

外國人會見處。

哈爾濱特委聯絡處。

密山方面聯絡處。

每個站（處）都配備了一至兩名專職交通員，并制定了嚴格的工作程序，各交通站都必須按國際交通局的規定，在指定的聯絡處，按照事先規定好的暗語接頭。

1936年4月，哈爾濱國際交通局委派前滿洲省委交通局李子文、宋恩來負責建立了“滿洲里直接交通站”。該站設在滿洲里道北三道街，以開承和順估衣鋪為掩護。這個交通站不與滿洲里交通站發生橫向聯系，建站的目的作為備份，如果滿洲里和扎賚諾爾交通站發生意外，則由此站接過滿洲里國際交通站的任務，保證中共同共產國際及前蘇的聯系不再中斷。

滿洲里傳統的俄式木質建筑木刻楞

而在滿洲里的各類國際秘密交通站（點）不少于10個，形成了以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站為中心的交通站群（網絡），包括“承和順”沽衣鋪、俄國人浴池、蘇聯人修鞋鋪、蘇僑診所等等都曾安全護送過各類革命干部和國際友人。

如同中共工農紅軍一般，在艱難困苦中以長征的大無畏氣概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到滿洲里的紅色國際交通線，在十八年間，何嘗不是一條中國革命的“秘密長征路”。

從上海為起點，至滿洲里為國內終點，再由滿洲里出境，經86號小站（托利亞小站，即奧特波爾，今俄羅斯后貝加爾斯克），由西比利亞大鐵路經赤塔等地去往莫斯科的中國紅色交通線，“秘密長征路”，在滿洲里交通站，共產國際哈爾濱國際交通局，和眾多默默無聞的中共、前蘇共黨人的悉心保護下，安全運行了十八年。

偽滿時期的哈爾濱一景

然而，禍起蕭墻，打敗我們的不是敵人，正如列寧所說的那句話：堡壘往往在內部被攻破。這條中國革命的大動脈線，終于，因為叛徒的出賣，在全民抗戰的前夕，戛然而止。

1937年，中國歷史上災難深重的一年。中國已經經過了前面六年的局部地區抗戰，如中共領導下的東北抗聯斗爭，中國參與組織的抗日同盟軍斗爭（中共黨員吉鴻昌部）等。當然，還有國民黨軍的長城抗戰、一二八淞滬抗戰等。

在這年，北平的盧溝橋槍響終于拉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但經過了第二次淞滬抗戰的失敗，時中國的首都南京，遭到了侵略軍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震驚世界。

在中國東北地區，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操縱下，一個涵蓋今中國除關東州【注：今旅順（原俄名：亞瑟港）和大連（原俄名：達利尼），當時因中國積弱等歷史原因，該地區先后為俄、日租借地，并以此建立和發展了日本關東軍。偽滿成立后，該地區獨立于偽滿，仍為日本侵略殖民者的租借地區】以外的東三省全境，以及內蒙古東部（五盟市）及河北省的承德市、秦皇島市等地區，非法占有中國國土面積達1133437平方公里的偽滿洲國已經成立了五年。

時偽滿洲國疆域

日本在該地區除了掠奪資源，壓榨中國民眾，進行殘酷的憲兵統治外，更是在國家意識形態上企圖徹底改造當地人群。用強力高壓的殘暴手段，開始了侵略者的皇民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及偽滿制造的偽宣傳畫

這一切的重中之重，便是要徹底要剿除反對日本侵略軍及偽滿統治的抵抗運動，其中尤以中共領導下的武裝斗爭，即東北抗聯、城市地下斗爭，即情報和交通為首要任務。

日本侵略者及偽滿制造的偽宣傳畫

為了進一步偵破偽滿地區中共地下黨組織，切斷該地區中共力量與共產國際及前蘇的聯系，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哈爾濱特務機關本部（后兼關東軍情報本部）派出大批偽治安力量、憲兵隊、特高課、各種暗探，漢奸等，四處張網對中共嫌疑分子和地下抵抗運動志士進行監視、跟蹤、搜捕，加之各類引誘、收買等手段。從地下黨組織內部進行破壞。

大浪淘沙，總有忠骨為國拋頭顱灑熱血，也可窺宵小魑魅魍魎徒為耳。

傅景勛（又名傅有、杜里、王守一），依蘭縣人。“九一八”事變前后，曾是東北軍將領李杜部士兵。

1932年，在李杜部受到日寇進攻撤向梨樹鎮途中他脫離軍隊，后加入中國抗聯隊伍。

1934年1月，由戰友吳成林介紹，成為中共黨員，被派往前蘇學習。

1935年12月下旬，與后任中共哈爾濱特委書記韓守魁等人一起從前蘇經滿洲里國際交通站返國。被任命為中共北滿省委哈東特委宣傳部長。

在日偽加緊對偽滿統治地區的管制與政治肅查的環境中，意志力薄弱的傅景勛對革命前途感到了悲觀和沮喪。繼而在人格上急速墮落，叛國投敵逐漸成為了他的思想主導。

1937年3月1日，其借著外出給飯館購買物資的時間，主動到哈爾濱日本憲兵隊埠頭區分遣隊自首投敵，供述了他所知道的中共地下斗爭組織，以及共產國際在偽滿的組織情況。在整個供述過程中，他供述了：

1.1935年12月下旬，他由莫斯科回國時的國際交通關系和滿洲里地下交通站交通員楊永和的情況。

2.供述了哈爾濱國際交通局中國方面負責人崔光棣。

3.滿洲里交通站和扎賚諾爾交通站與哈爾濱聯系人張發（俗稱老李頭）的情況。

4.供述了扎賚諾爾交通站負責人楊殿成、滿洲里交通站負責人李子文、宋恩來的情況。

5.供述了哈爾濱外國人會見處負責人張宗偉等多處交通站及聯絡處的工作人員，并詳細告知日為特務機關，供述出的這些人員的年齡、住址、交通聯絡站活動方式等信息。

6.供述了中共哈爾濱特委書記韓守魁，及他所掌握的其他各個中共組織關系。

7.供述了中共哈爾濱特委下屬中共海倫縣委的情況，致使該縣委及縣委領導下的46人被捕入獄，破壞殆盡。

根據他的交待，日偽哈爾濱警務統治委員會、哈爾濱日本憲兵隊立刻采取了聯合行動，指揮哈爾濱地區的日偽警察對各地區交通站的聯絡員及抗日愛國人士實行了鎮壓大逮捕。

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條偉大的紅色交通線因為一個個領導級的叛徒出賣，終于走到了它使命的盡頭。

1937年4月16日，中共哈爾濱特委書記韓守魁被抓捕，沒有經受住日偽的威逼利誘，同樣成了可恥的叛徒。他交代的口供，更加豐富了國際交通局及中共哈爾濱特委的情況。

1937年11月，共產國際哈爾濱國際交通局中國方面負責人崔光棣被捕，隨即叛變。向日特務機關供出了各交通站和聯絡處的人員姓名、住址、各地區聯絡特點等情況，大批交通員隨后相繼被捕。至此，滿洲里、扎賚諾爾、博克圖等地，在中國境內偽滿洲國地面上的共產國際國際交通局及其交通站和聯絡處被日本特務機關悉數破壞，除少數幾個人如王化民（扎賚諾爾站），劉熄林（博克圖站）等逃脫，后不知下落外，其他冒著極大的風險，堅持地下交通線工作的反日本法西斯戰士（含國際戰士，因歷史原因和形勢需要，歸屬為共產國際交通局中共人員組織關系曾劃歸共產國際）計約二十余人，都被日本特務機關和憲兵隊抓捕。

中共地下斗爭歷史上遭受到的幾次大破壞何其相似，皆由領導級人員的叛變，而造成了地區級組織的大面積破壞。

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上海中央先后的顧順章、李竹聲、盛忠亮，秦曼云等人的叛變，導致上海中央被迫撤至蘇區。

如抗日戰爭時期，涂振農，郭潛等人的叛變，導致了中共南委的被破壞。

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石堅等人的叛變，導致了中共北方情報系統中一個重要部分被悉數破壞。

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冉益智、劉國定，蒲華輔等人的叛變，導致了中共重慶地下市委、川東臨委，川康特委等組織的大面積被破壞。

如建國初期，蔡孝乾等人的叛變，導致了中共臺灣省工委的全面被破壞等。

掩卷回首，血雨腥風中，共產黨人有上述的可恥變節者，但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更多的志士從來都是鐵骨錚錚。滿洲里兩個站的領導人楊永和（“晉豐泰”雜貨鋪，即滿洲里交通站負責人）、李子文，宋恩來（“承和順”估衣鋪，即共產國際滿洲里直通交通站負責人，助手）等人，在紅色秘密交通線全部毀壞，被抓捕進日特務機關后，表現出了大無畏的民族氣節，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沒有向侵略者以及漢奸賣國者低頭。

1935年，滿洲里火車站一景

1937年，在殘酷的斗爭中，滿洲里紅色交通線落下帷幕。許多共產黨人、抗日義士坦然面對死亡，為了民族，為了祖國將熱血灑將國土之上。

革命的火種從未熄滅過，在前赴后繼中，依然有志士接過烈士的旗幟，堅持斗爭，直到迎來勝利的曙光。

中共黨員夏尚志就曾在日偽的高壓統治下，不但保存了自己，還發展了力量，成為呼倫貝爾和東北地區中共堅持斗爭的一個標志。

戴墨鏡者夏尚志，1982年工作視察時留影

而抗聯隊伍轉戰于白山黑水之間，從1938年12月到1942年2月25日，他們五進呼倫貝爾地區，堅持武裝斗爭，對日作戰。雖然，在歷經了日本關東軍及偽滿警察的重兵圍剿后，依然保持了抗日火種。5進呼倫貝爾，正是處在在抗日戰爭最低潮時期，但抗聯隊伍卓有成效地開辟了呼倫貝爾抗日游擊根據地，喚起了少數民族地區群眾的覺醒，在敵人腹地掀起了抗日斗爭高潮。

滿洲里交通站（“晉豐泰”雜貨鋪）第一任工作人員李芳，她就是錫伯族中共黨員。

李芳前輩

1934年5月20日，紀中發被調走，李芳被組織上派往前蘇學習。先后入莫斯科東方大學、民族殖民地研究學院學習。

1936年6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李芳回國，任命為東北抗日聯軍第2軍2師4團政委，兼道南特委委員、婦委書記等職。她先后在穆棱、寧安等地區領導，開展了抗日武裝斗爭。

李芳的第一任丈夫，陶翙鳴，字鶴皋，（原名陶紹經，曾用名陶振邦、王玉星、王生田、陶尚謙、祥尚謙等）曾是東北地區的早期黨員。

1930年3月，李芳與丈夫一起，跟隨歐陽強創建了東北營口第一個黨組織，營口特支。歐陽強任書記，陶翙鳴、李芳擔任支委委員。

歐陽強烈士，遼寧第一個基層黨組織建立者，鐵路工運領袖

1930年11月，陶翙鳴在赴哈爾濱工作，一次開會中被敵特抓捕。隨后，傳出陶翙鳴被處決的誤信。

事實上，經過黨組織的營救，陶翙鳴兩年后出獄，并繼續在奉天（沈陽）為中共工作。在此期間，曾將經過詳細調查，揭露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國領土的事實，寫成資料親手交給國聯李頓調查團團長李頓，為國聯調查團在以后的調查報告中添上了重重的不可或缺的一筆歷史記錄。

1935年，陶翙鳴因為該材料再次被日特抓捕。一年后出獄。

1943年，陶翙鳴又因為反滿抗日嫌疑第三次入獄，直到抗戰勝利，東北光復出獄。

出獄后，他和組織迅速接上了關系，組織聯系人時為前蘇紅軍衛戍司令部中國司務部的負責人張大川（即馮仲云，曾任抗聯政委、滿洲省委負責人）。

抗聯著名將領，建國后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馮仲云

1945年，擔任沈陽市副市長焦若愚秘書。

1946年，奉命潛伏在沈陽的陶翙鳴被留任的原偽滿時期獄卒徐俊清告密，被國民黨特務機構（軍統）抓捕，當晚便在沈陽小河沿被處決。陶翙鳴烈士犧牲時年僅37歲。

1948年11月沈陽第二次解放后，沈陽市人民政府追認陶翙鳴為革命烈士。

這一切李芳幾十年后才恍然得知。在丈夫第一次被捕并傳出處決的誤信后，李芳依然堅持從事著中共地下秘密工作。

1936年12月，她隨抗聯第2師政委王潤成（后改名馬英）越國境去前蘇找中共代表團請示工作，因聯絡方出現差錯而遭到前蘇當局無理羈押，流放到羅佐夫卡農場，在此期間李芳、馬英這對患難的戰友成婚。

1938年10月，馬英、李芳再次遭前蘇內務部無理逮捕，流放到布德爾那監獄被服廠強制勞動。組織結論為，這是一起冤案，

1946年10月他們被釋放后，但仍被命令又不準離開當地。

1954年6月，經中國政府交涉，李芳與馬英才得以領著小兒子回到了北京。

1957年5月，北京市委組織部于正式恢復他們黨籍。

1957年5月，李芳隨丈夫馬英來到吉林省蛟河煤礦工作，她先后任蛟河煤礦醫院監委干部、舒蘭礦務局工會副主席，

1963年，離休。

1987年9月24日，于舒蘭逝世，享年78歲。

李芳老人生活一景

將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奉獻給了黨，但生活依舊是殘酷的，雖然李芳夫婦的冤案最后得到了澄清，這點他們比李芳的老上級李大昌，即武胡景幸運的多。

1935年，武胡景奉中共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學習，并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

1936年，在蘇聯肅反期間，因反對王明、康生的錯誤，武胡景受到誣陷迫害被害，時年37歲。

1953年，蘇共中央為武胡景平反。

1957年，中共中央追認武胡景為革命烈士。

曾任中共“臨時中央”軍委書記，主持過中央特科的武胡景烈士

但李芳也失去了事業中的第一位導師，第一任丈夫陶翙鳴。更為難過的是，她的4個兒子中，有兩個留在了蘇聯，可是最后不知所終，想來唏噓。

滿洲里紅色交通點從機動到季中發，李芳開建常設聯絡站，直至1937年被破壞，十八年的風雨，見證了年輕的中共從幼稚到成熟，也切實有效的保障了每個過境的中共干部、共產國際人員的安全。

前中共重要領導人，建國后任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回憶：“六屆四中全會后，去蘇聯國際部短期訓練班學習8個月畢業。短訓班快結束時，王明找我談話，要我回國。他說：國內的黨組織被破壞的很厲害，要人回去工作，決定讓我回去做特科工作。我答應了，準備立即回國，回國的路線是經西伯利亞到滿洲里。與我同行有伍云甫的愛人熊天荊。路過赤塔時，在那兒呆了40天。一位工人前來接我，準備從滿洲里過境。這時，滿洲里已被日軍侵占。在火車剛過境還沒到車站時，那位工人就帶我跳下火車，到他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給我換了一件很不合身的長袍，還給我一只綠色小帆布箱，里面裝些牙具。此時，我又準備了必要的“口供”，以便應付意外事件。這是搞地下工作的人，每搬一次家或到一個新地方所必須準備的。那位工人把我送上了火車。”

李維漢

而中共歷史上著名左傾冒險分子代表王明亦曾回憶：“一年冬天，我經過滿洲里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當時，我打扮成商人從哈爾濱乘火車到達滿洲里車站后，在指定的車廂前站住，將皮箱（里面是參加會議用的文件）放在站臺上。這時，便過來一個偽警察，他用腳踢踢箱子，罵道：'什么私貨？拿去檢查！'隨即把我領到站里，把箱子妥善鎖到一個小屋子里后，便領著我吃飯去了。半晚時分，偽警察與另一個伙計套個雪爬犁，假裝監視我，把我送到邊境線蘇聯鐵絲網旁停下來。估計當時偽政權在邊境上也有哨所，但黑暗中我未看清。只聽到協助我的那位警察又連踢帶罵地說：“你是從哪爬進來的，快說！快滾回去！”一下子把我推到蘇聯境內，并將箱子也遞過來了。這樣我便順利地來到了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