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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8日，“新中國視域中的文學經驗、文化實踐與社會構造——首屆人文社會跨學科青年學者工作坊”在廣州召開。此次會議由中山大學青年學者羅成擔任召集人，中山大學中文系主辦，邀請了來自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十余位學者，圍繞新中國的文學、文化、社會等相關歷史經驗與歷史實踐問題共同參與討論。

活動現(xiàn)場 本文照片均為 宿可 攝

中山大學張均教授首先指出，十七年文學（編者注：十七年文學至自1949年建國至1966年文革開始之前的這一階段文學歷程）一直是現(xiàn)當代文學領域關注的重點。過去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多局限于文本內部闡釋，因此，有意識地運用田野調查方法，把文學經驗、文化構造和更大的社會實踐聯(lián)系起來，對于今后的研究來說應是一種有益的探索。《開放時代》特約主編、中山大學哲學系吳重慶教授認為，要高質量地研究新中國以來的“兩個三十年”，須將眼光放得更長遠，關注1919-1949這一建國前的三十年，才能幫助我們更精準地把握1949年以后的國家建構問題。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兩個議題：第一，新中國“新”在哪里？他主張用“革命視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來突破現(xiàn)有研究對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二元對立認知，重構對建國初期政治實踐與人心狀態(tài)的理解；第二，新的中國研究“新”在哪里？他認為，十七年文學是真正底層的發(fā)聲，對十七年文學的同情之研究，能夠成為真正突破既往研究以精英為關注重點和素材來源的可能性。他敬佩以柳青為代表的一代作家，敬重他們對整個時代、鄉(xiāng)村、人群全方位、全身心的投入和認知。此間歷史與經驗的豐富性，有待于包括此次活動參加學者在內的眾多有心人去重新發(fā)掘和利用。

羅成副教授隨后指出，中文學科的意義不僅是研究傳統(tǒng)文化，更需要關注當代問題，具備當代意識，這也是他召集此工作坊的緣起和主旨。要悉心體察與了解新時代的歷史脈絡、現(xiàn)實經驗與未來走向，就應在研究中堅持以“問題”而非“學科”為中心，從跨學科視域出發(fā)，充分發(fā)掘與闡釋新中國的自我理解、社會理解與國家理解。欲恰切理解“新時代”，就先須恰切理解“新中國”，新時代和新中國的“新”，就根本而言是繼往開來的“日新之謂盛德”意涵，也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一傳統(tǒng)精神的現(xiàn)實彰顯，這其中蘊藏的正是中國、中國人與中國社會關于日新月異之感的特殊自我理解。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需要從自我認識、自我期待與自我創(chuàng)造的豐富理解出發(fā)，去體貼地把握新中國與新時代。

“順”與“安”：新中國的人心感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何浩在其題為《<創(chuàng)業(yè)史>與建國初期的創(chuàng)業(yè)史——再造“中國”的歷史經驗與思想意涵》的演講中指出，這一報告屬于“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整體研究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有別于既往將文學與政治相對立的認知框架，重在強調新中國政治對于社會基體加以改造和翻轉過程中呈現(xiàn)出的新狀況，而很多文學家正是在投入這一改造和翻轉活動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新的經驗和創(chuàng)作敏感點。該計劃旨在將既有的歷史敘述空間進一步撐開并加以討論，從文學的視角來重新看待政治對于社會基體的改造作用。何浩進一步指出，柳青寫作《創(chuàng)業(yè)史》的過程，實則非常深地扎根于中共改造社會基體的政治實踐，由此，柳青敏銳地觸碰到了政治打造社會的實踐過程中最核心、也是最困難的地方，并對此給出了自己特殊的思考。這些思考無法被簡單回收到關于新中國初期合作化運動的既有敘述中，如國家工業(yè)化與農業(yè)合作化的關系這一討論框架。柳青思考的特殊性體現(xiàn)在他筆下呈現(xiàn)的新的中國社會及其人民的“性氣”問題。基于自身的人文意識，他察覺到了“性氣”這一影響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層面，而這一點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均未被關注與討論。就此，何浩給出了自己的理解：討論新中國之所以“新”，即是要討論該時期中國如何捋順中國人的性氣，如何使之有新的發(fā)舒。以此意識為認知前提，我們對經濟機制和社會組織方式的考慮才會更加長遠。

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

同樣是在社會史和精神史的視野下討論新中國語境中人的身心感受，中山大學中文系羅成作了題為《安心的戰(zhàn)爭——作為建國史詩的<銅墻鐵壁>》的報告。羅成表示，《銅墻鐵壁》這一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過程處于1949年建國前后，由此，他想通過細致的作品分析，厘清此小說內在包含的藝術感覺與建國初的歷史整體感覺所具有的緊密關系。他從對于“史詩”這一文學批評概念的理解入手，指出了這篇小說對新人形象、新社會狀態(tài)理解的重要性與特殊性。既有對該小說的分析中，石得富、普通老百姓、石永公分別被歸納為先進、普通、落后這三種類型，而由上述批評視野所提供出來的認知思路與感覺結構出發(fā)，重新考察小說中的這些人物，羅成發(fā)現(xiàn)，既有分析仍存在推進的空間。可以說，柳青對于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并非本質化的，而是歷史的。因此，在柳青的理解中，通過戰(zhàn)爭實踐的有效打造，普通群眾在流動的心緒變替、行為轉化過程中真正實現(xiàn)了自我的認識與改變，這才是對中國革命得以勝利的、深入歷史人心的恰切理解。羅成總結道，柳青把握并最終寫出了戰(zhàn)爭賦予人民的安心品質，其中包蘊著柳青對“人民戰(zhàn)爭”和“人民中國”的獨到理解。

下鄉(xiāng)·家庭·工廠：新人的歷史感覺

在新中國的身心感覺下，歷史中的人如何生成更好的狀態(tài)？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程凱圍繞他的論文《理想人物的表現(xiàn)方式與認識意義——“梁生寶”人物形象的再審視》展開了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參不參與革命”與“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兩點并不構成“社會主義文藝”與“五四文藝”之間兩種文藝家的本質區(qū)別。重新認識中國社會的動力和能量從哪里來，這才是理解社會主義文藝的出發(fā)點。程凱尤其強調，欲理解40年代后從根據(jù)地成長起來的這批作家的文學感，就特別要注意其政治感的調整。他指出，共產黨的政治要求和社會重構的現(xiàn)實共同促成了作家政治感和現(xiàn)實感的變化，進而激發(fā)了他們以新形式把握中國社會的愿望和能力的形成。整風運動突破了新文化運動之后形成的思想慣性，因而可被視為對當年的啟蒙者構成的反向啟蒙。程凱以柳青整風運動后的“下鄉(xiāng)”經驗為例，說明了柳青對自身的再造恰恰是內化整風的歷史要求和藝術要求的結果。

中山大學中文系郭冰茹關注女性主體的成長，做了題為《“新人”的長成：一個性別的視角》的報告。她指出，思考“新人”的核心概念是公私對立。在新人長成的過程中，由于女性還需要特別面對家庭問題，因而常常處在“私”的空間中。由此郭冰茹發(fā)現(xiàn)，十七年文學作品的主人公如果是女性，那么她所需要面臨的問題就會比男性更復雜，相應地，其自我改造的可能也會更徹底。女性的性別認同、個人認同始終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這一宏大敘事糾結纏繞在一起。歷史地看，在五四時代，當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會，時常就會面臨自我認同與性別認同的調適難題、以及如何平衡家庭與社會關系等問題。而在十七年文學的短篇小說中，我們卻能夠看到，性別認同得以擺脫五四以來通過情感、婚姻、職業(yè)生活等中介建立起來的性別認同體系，最終能夠將自我認同和新人成長結合起來。這一批作家共同特點在于，他們把家庭幸福和投身社會主義建設放在一起看待。

著眼于時代轉向中的新人，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符鵬作了題為《再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內在危機及其歷史內涵——以蔣子龍的小說<赤橙黃綠青藍紫>為中心》的報告。他力圖以對這篇小說的理解為契機，觀照新時期中國社會中若干新的歷史展開及其意涵，并進一步考察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經驗在新時期這個歷史階段如何被重構。他認為，作家蔣子龍在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的出現(xiàn)與五十年代天津工廠的生產和文化機制緊密相關。蔣子龍在1958年進入工廠并加入文宣隊，通過與工廠不同層面的互動，他逐漸接觸并對工廠各層次問題形成自己的理解方式。由此符鵬點明，蔣子龍所倚賴的思想教育路徑和管理方式的再調整，這種對問題的處理方法是由六十年代經驗構造出來的，而這其中保留了可貴的經驗。因此，作為后來人的我們需要深入分析社會主義中國所構造、形塑的文學、社會、政治理解到底是什么，這些理解如何供以蔣子龍機會，使其得以在歷史的轉折過程中進行高度的自我磨練，進而對現(xiàn)實有所把握和調整。反過來看，這些歷史視野及經驗中未能被充分消化的部分，也最終成為了蔣子龍此后創(chuàng)作有所局限的根源。

“真”與“誠”：新視野的思想感覺

中山大學中文系張均作了題為《重估社會主義文學遺產》的報告。張均表示，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文學主要是指1942-1976年間的文學，它有以下三個貢獻：第一，社會主義文學大量再現(xiàn)了中國下層人的人生遭際，尤其揭示了民國時期普通人在土地權利和經濟壓制下的生活。在用成長模式寫正面人物和用喜劇方式寫反面人物方面，社會主義文學也有自己的特色。第二，發(fā)現(xiàn)社會。社會主義文學真實地看到并聚焦于鄉(xiāng)村這一中國最廣大社會的集中點。但是，只容許階級作為主要線索，這與由階級、宗族、鄉(xiāng)土、宗教多元構成的真實社會仍有距離。第三，新文化創(chuàng)造。毛澤東時代對文化的創(chuàng)造是將下層的人視為文化認同的中心，這種文化呈現(xiàn)出平等、勞動、集體主義三個特征。張均的總結是，社會主義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特殊類型，兼有“債務”和“遺產”的意義，長遠來看，其正面意義將會得到更多肯定。

從現(xiàn)代性視野出發(fā)審視歷史，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肖文明作了題為《文藝與政治：現(xiàn)代性視野下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再思考》的報告。他認為，毛澤東對文藝和政治的看法反映了中共對中國現(xiàn)代性的塑造努力。借用鄒讜的觀點，肖文明意在說明，晚清的滅亡是政治文化高度一體化體系的崩潰，而中共對這一危機的回應，是通過革命重建一體化秩序，雖然如此，我們仍要看到，在現(xiàn)代性背景下，這一體系依舊要容納分化的成分。這種新的多元現(xiàn)代性與傳統(tǒng)一體化之間存在的張力，至今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zhàn)。他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的一元化傾向與傳統(tǒng)有關，也就是對人和人心重要性的關注，這體現(xiàn)于他對思想和文化觀念的強調。借助帕森斯關于價值和規(guī)范的討論所開掘的視野，肖文明討論了文藝服務于政治的內涵，一方面強調了對價值共識的普遍約束性，但同時仍具有尊重文藝這一專門領域自身的邏輯，而這是強調政治和藝術相統(tǒng)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所在。他指出，由于革命動因埋藏在更深遠的歷史當中，因此深入理解傳統(tǒng)和革命之間的辯證關系，不僅是當代中國人理解過去的必需，也是展望未來的前提。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金浪作了題為《朱光潛的土改觀察與思想改造》的演講，試圖將“土改”作為把握朱光潛思想轉變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他指出，朱光潛在1949年的檢討僅僅批判了自己跟現(xiàn)實的脫節(jié)，盡管他在表面上逐漸學習和接受馬列主義，但其具體的美學認識和唯物主義認識之間仍有較大距離。1951年，朱光潛在參與土改實踐后寫了《從參觀西北土地改革認識新中國的偉大》一文，從治人和治法的獨特理路解釋民主專政、群眾路線、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些問題，這與之前的認識形成了鮮明對比。金浪從此思考中發(fā)現(xiàn)，朱光潛對自己認知階級問題的方式進行了清晰描述。中共帶動鄉(xiāng)村人民獲得教育、使其主體性得到發(fā)展，由此他們獲得了更飽滿的狀態(tài)，朱光潛正是從中共的這一工作方法中受到觸動，他自己的情感也因此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金浪認為，朱光潛有意識地把土改中群眾和工作組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工作方法、以及此過程中帶出的現(xiàn)實感納入到自己的檢討中，上述變化是他不斷反思和改造自身的結果。

論文集封面（定稿）

心腸·技術·算賬：新社會的經驗感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李娜重視情感和倫理對身心的安頓作用，作了題為《“心回腸轉”與“直杠子”——<創(chuàng)業(yè)史>視域下的群眾、干部與國家》的報告。她以小說中梁生寶去找王書記和楊書記的事件為例，說明了梁生寶對土改后農村社會關系的變化有著非常敏銳的反應，有著對鄉(xiāng)村社會中的“人”的動態(tài)認識。這些為國家視角所不易體察的信息有著引導干部更細膩進入鄉(xiāng)村社會的能量。雖然“心回腸轉”的梁生寶和“直杠子”的樊書記都是真誠的干部，但“心回腸轉”的干部卻能更深地看到鄉(xiāng)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內在動力，這份動力既來源于先覺者，又在于相信正義的多數(shù)人，這是相信“農民可以教育”的深層出發(fā)點。李娜指出，對“心回腸轉”和“直杠子”的理解可以幫助我們打開理解國家與鄉(xiāng)村社會關系的通道：國家打造鄉(xiāng)村社會的動因除了出于生產力、生產方式等政治經濟因素的考量，還有更為關鍵的因素，也就是：能否很好地基于歷史中人的個性、情感的歷史狀態(tài)，能否很好地對接、涵容鄉(xiāng)村已有的倫理與文化資源。

從對技術問題的思考層面撐開對心靈困境的討論空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李哲作了題為《倫理世界的技術魅影——以<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農技員”形象為中心》的報告。李哲認為，柳青對農技員形象的“失焦”處理源于他對合作化實踐的思考，而這又進一步與中共對技術問題的理解有關。他指出，中共話語表述中的“技術”最早指農民的經驗，是就村莊內部、生產關系層面來談的。而建國后國家引進了蘇聯(lián)技術，逐步建立起農業(yè)技術推廣制度，這則是關乎村莊外部、生產力層面的。由此，在這一外來技術轉化為鄉(xiāng)村內部經驗的過程中，技術推廣是以人為中介進行，其中包含了科學實踐、社會實踐、政治實踐與倫理實踐四個層次。李哲指出，即便如此，鄉(xiāng)村對現(xiàn)代化的遠景式想象與意志性的想象仍然是國家想象，尚缺乏對個人身心的進一步安頓。

針對用性別話語解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父權制的女性主義理路，中山大學中文系吳曉佳展開了對話，她作了題為《“算賬”書寫：“翻身”的性別政治——從趙樹理的<傳家寶>看革命的性別與階級問題》的報告。她認為，婦女關于男女勞動問題進行“算賬”的行為背后，實際是在調整家庭結構和農村倫理。基于勞動賬的解放不是個人得救，而是外在社會改變過程中的集體得救，與此同時，新的政治主體也成長了起來。吳曉佳指出，雖然中共婦女政策的不斷調整是與現(xiàn)實狀況及其政權內部政策有關，但其賦予婦女土地權的政策比之西方不觸及所有權的所謂婦女平權，就實質而言是要進步得多。鑒于此，今天的婦女若要討論如何回到勞動的公共領域，這段歷史經驗將是值得回溯和汲取的資源。

組織與合作：新實踐的回溯與展望

懷著對農村現(xiàn)狀的深切關懷，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常利兵作了題為《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新中國農業(yè)集體化的宏觀機制及歷史實踐》的報告。他表示，毛澤東時代在技術、衛(wèi)生、教育方面做了很大推動，但如今農村面臨農業(yè)生產下降，衛(wèi)生、醫(yī)療條件差，小學教育衰落的現(xiàn)狀。同時，近年來中國當代史集中于區(qū)域性研究，這類研究常局限于某些認知框架設定，而跳出這些框架，他真正想知道的是那個年代老百姓的生產生活狀態(tài)。通過研究歷史重要文獻匯編，常利兵發(fā)現(xiàn)“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出現(xiàn)的頻率很高，考慮到這兩條制度設計是農業(yè)集體化展開的主線，同時它們也涉及中共使現(xiàn)代社會成為可能的舉措、以及整個社會結構與生產勞動的變化。因此，從對二者的考察中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扎根于農民心底的具體實踐途徑。

在現(xiàn)實實踐中探尋合作化的可能，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張慧鵬作了題為《從當前農民合作實踐回看新中國農業(yè)合作化》的報告。他指出，70年代末以后，國內對農業(yè)集體化的歷史普遍持否定態(tài)度。80年代政府提倡農業(yè)產業(yè)化、以龍頭企業(yè)帶動小農戶，但實際上卻存在著企業(yè)剝削小農戶這一情況。到了90年代，“三農問題”變得十分突出，所以新世紀以來，政府提倡農民的自發(fā)合作。自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yè)合作社法》施行后，農村大戶成立并控制了形式上的合作社及國家補貼。基于這些歷史和現(xiàn)狀，張慧鵬和他的同仁在廣東佛山順德區(qū)F村帶動村民試辦合作社。在取得不錯收益的同時，他仍然感覺到合作化這一方式在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的發(fā)展空間有限。因為村民貧富懸殊，不同階層間很難合作，加之精英群體往往有自己內部的合作圈，同時政府的效率化治理高度依賴地方精英，如上種種都導致貧困村民很難參與政治經濟生活。最后，張慧鵬表達了自己的希望，他想在進一步的實踐中思考集體化農民自發(fā)的問題與集體化實踐的意義。

圓桌討論：歷史與人文認知的再出發(fā)

在圓桌討論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分享了自己的運思心得與治學經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賀照田首先介紹了“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整體研究計劃的由來。在橫向方面，引入社會史視野能幫助我們突破政治與文學的對立關系，進一步發(fā)現(xiàn)：四、五十年代的作家在政治感方面看似相近，但由于他們對社會的洞察力以及寫作上的語言呈現(xiàn)相異，其寫作水平實際上會存在高低之別；其次，文學和政治可以幫助我們打開對于社會動態(tài)的、結構性的思考，而引入社會史則可以把文學和政治從現(xiàn)有的認識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由此，這三者間能夠形成循環(huán)辯證的、不斷打開的關系。在縱向方面，該計劃先后選取趙樹理、丁玲、柳青、周立波等現(xiàn)實主義作家進行研究。前四位作家的最高成就誕生于四、五十年代，當時的歷史狀況是，政治比文學更能夠回應和打開現(xiàn)實。而到了新時期，當政治對文學“松綁”后，現(xiàn)實主義又再次表現(xiàn)出特別的力量，出現(xiàn)了張潔、劉心武、蔣子龍等一批作家，他們面對現(xiàn)實的變動，能夠很快做出有力把握，在此前提下，他們的文學再現(xiàn)和政治推動的歷史變化之間就構成了一種既配合、又對話的關系。而80年代中期以后，盡管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能量事實上仍在煥發(fā)，卻在評價方面遭遇了普遍詆毀。作為總結與希冀，賀照田最后指出，在今天，我們如能把四、五十年代的整個經驗進行深入研究，將其中的思想視為資源并作出有力的把握，相信這會對中國未來的歷史產生高度有益的意義，而這正是推動這一計劃的核心出發(fā)點。

中山大學哲學系吳重慶表示，他特別關注新社會的構成原理問題。從50年代領導階層與基層工作人員對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熟悉狀況談起，吳重慶指出，閱讀“兩論”可以幫助我們把握他們當時的工作方法和認識現(xiàn)實的思路。其中，《實踐論》中看重的“實踐”是特指變革現(xiàn)實的實踐，《矛盾論》中分析的“矛盾”是特指事物內部的矛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進一步到變革現(xiàn)實的實踐，這是“兩個飛躍”，而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則是“兩個改造”。在分析這一點的基礎上，吳重慶借用了韓國學者金振鎬（???）“樹立能夠聯(lián)結個人超越與社會變革的社會性靈性（social spirituality）”這一視點，考察了儒家在處理私欲和想象大同上具有的社會性靈性趨向，同時指出了新中國建國后關于公私問題與階級意識的塑造具有與儒家的相通性。但是，中共的突破性在于，它還要求革命中的人能夠融入集體與革命實踐，由此靈性的塑造不僅靠個人，還靠黨的帶領，這種對“社會性靈性”更為有效的培養(yǎng)方式超越了儒家。吳重慶總結道，構成新社會的核心契機就是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對普通工人、農民的社會性靈性的觸發(fā)，這一環(huán)節(jié)有效確立了個體與社會的聯(lián)結。

中山大學中文系張均表示，這次工作坊的討論讓他切實關注到了社會學視野如何才能打開文學視野這一問題。他分享了自己所從事的現(xiàn)當代文學“本事研究”中話語競爭與機制競爭的觀點，并表示今后將繼續(xù)探索“革命文學如何講故事”與“新舊社會的原理”這二者間的關系問題。中山大學中文系郭冰茹則表示，她的興趣點在于文本內部的構造，而通過敘事學理論，她不斷開展著對現(xiàn)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規(guī)、逾越及其間張力的研究，她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經驗，同時也討論了她在現(xiàn)當代文學民族形式探索中的看法。

面對“我們的中國”，深進“什么是新中國”、“什么是新的中國社會”、“什么是新的中國人”等有關國家理解、社會理解、自我理解的精神脈絡，以及“新中國從哪兒來”、“新的中國社會從哪兒來”、“新的中國人從哪兒來”等有關國家構造、社會構造、自我構造的實踐脈絡，本次跨學科青年學者工作坊以扎實深入的討論實踐著它的“初心”：以有穿透的思想力量、有品質的學術方法、有關心的人文情懷倡導與推動新時代的“新中國、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