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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偉大實踐，新中國成立近70年持續探索，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歷史進程，中華文明5000多年傳承發展，構成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精神資源，值得書寫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當代文藝工作者普遍存在“功力不足”“后勁不足”的問題，主要是指：我們對于這個偉大精神資源的思考、把握、汲取還遠遠不到位。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置身于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社會革命進程中，當代中國作家首先應該以寬闊的世界視野、深刻的歷史眼光思考我們走過的路

中國文學發展不能離開中國大地

中國文學是在中國大地上生長出來的，是中國燦爛文化孕育出來的，中國文學發展走著不平凡的路，不能離開中國大地，不能脫離中國文化，不能脫離中國人民，這是歷史的結論。

16世紀以來，隨著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美洲、澳洲的原住民慘遭屠戮，他們的文化幾乎被消滅殆盡，非洲則更為災難深重，今天，大多數非洲國家官方語言是西方語言，這就是殖民主義的結果。

歷經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上只剩下一塊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大陸，這就是亞洲大陸（其中印度幾乎成為英語國家，這算是一個例外），而世界上只有一個古老文明成功戰勝殖民主義空前挑戰，這就是中華文明。

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的奮斗證明：一個古老而燦爛的文明，完全可以成功應對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挑戰，在重獲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同時，形成高度文化文明的自覺與自我認同，實現自身傳統偉大復興與新生。中國人民的奮斗證明：在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除了成為殘忍壓迫者、掠奪者，或淪為被欺凌、被剝奪的奴隸之外，人類還有一條完全不同的、更值得追求的道路可以選擇。

近代以來，為尋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先進的中國人到世界上去尋求真理，中國新文學先行者們也是如此，但他們最終都認識到：西方理論、西方文化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而中國文學除了為中國人民服務，除了走中國自己道路別無其他選擇，乃是基于這樣一個簡單道理：雖歷經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的天還是中國的天，我們的地還是中國的地，我們的語言文字還是中國語言文字，我們的人民還是祖祖輩輩在這塊土地上勞動、戰斗著的人民。

離開中國大地、中國人民、中國語言文字、中華文明就無所謂“中國文學”，離開中國文學偉大傳統，現代世界甚至就不可能存在不同于西方文學的其他文學傳統。

對中國文學光榮傳統要有充分自信

中國文學有著極其光榮的傳統，對這個傳統，我們應該有充分自信。

近代以來，進步作家們追求中國文學現代化，追求傳統文學創造性轉化，其根本目標，就是使我們的文學更加貼近最廣大人民群眾，貼近中國大地，而不是相反，去走全盤西化、以西方文學為圭臬的路。

1917年，陳獨秀在《新青年》2卷6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劃時代地梳理中國文學發展歷程。在這篇文章中，他肯定國風、楚辭、魏晉文章、韓柳元白、元明戲劇、明清小說所代表的中國文學傳統，陳獨秀肯定這個傳統，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因為這一傳統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是中國之“心聲”。與此同時，他深刻批判中國貴族文學、士大夫文學積習，認為那是貴族和士大夫階級精神空虛的表現，那種文學不過是那個腐敗階級的文字游戲。

舊中國腐敗，是一種精神腐敗，近代以來歷次革命與改革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因為政治與社會革命沒有觸及精神領域，沒有觸及倫理價值觀、情感和文化藝術層面，因此，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認為，在推動現代政治、經濟、社會變革同時，必須推動情感、意志和倫理價值觀變革。在這篇劃時代文獻中，他以“六義”倡導新道德，而在《文學革命論》中，他則提倡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為使現代中國改革者能夠洗心革面、祛除貴族和士大夫階級習氣。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雖是為呼應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而作，但其立意比后者更為高遠。而之所以文學革命決不等于白話文運動，就是因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革命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中國文明現代轉化“關鍵一招”。最形象說明這個問題的是1919年《新青年》雜志第6卷的5、6合刊，這期刊物既刊載李大釗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也刊載魯迅小說《藥》。《新青年》不僅是一本思想性刊物，更是思想、情感、意志和價值觀的完整呈現，用今天的話來說，它講述、呼喚的是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理論和中國文化。

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前進方向。因為魯迅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畫出國民沉默的靈魂，他開創現代中國國民文學、社會文學和寫實文學，抓住中國社會根本問題：“一盤散沙，人人得以欺之”。

魯迅的文學，與西方現代文學精髓有著相似的主題：物質主義、社會原子化和自私麻木心理逐步瓦解社會團結有機體，渙散社會能力。但是，無論是尼采《論道德的譜系》還是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無論是易卜生《玩偶之家》還是阿爾志跋綏夫《碳畫》，都是對西方現代性問題——“群氓型物質社會”的診斷，而魯迅文學則是因為立足中國大地，因為對中國社會根本問題的直面，而屹立于世界文學的高峰。

1927年，當買辦資產階級攫取中國政權之后，在反動派殺戮中站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掌握文化領導權”作為一個階段中國社會革命重要任務，從而掀起“革命文學”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就是由中國共產黨人瞿秋白、張聞天、茅盾、郭沫若、成仿吾、蔣光慈所開創、奠基的——這是不容否認的歷史。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和創造，就沒有中國現代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

在魯迅鼓勵與扶持下，中國產生第一批自覺為工農群眾、社會革命而寫作的青年作家，其中，柔石就是最杰出代表，他的《為奴隸的母親》等作品深刻思考暴力、階級和性別問題，以空前深度和廣度，顯示中國革命文學實績，魯迅用“偉大也要有人懂”來贊嘆柔石小說，就是因為魯迅勇于反抗反動派殺戮，同時他對舶來的左翼文學理論也感到不滿，魯迅深刻指出：與其說理論不能代替創作，不如說照搬西方理論——包括左翼批判思想和理論，無以面對波瀾壯闊的中國社會革命。中國進步文學不可能是從外國舶來的，只能是從中國人民的斗爭中，從中國的大地上生長出來的。

在思想和情感上認同“人民的文藝”

中國文學一度脫離中國社會變革和社會革命這個問題，是在延安時期得到解決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中國革命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兩個戰線長期被反動派從中間隔斷了，現在有了這樣一種客觀的條件，使兩個戰線結合起來，而問題在于：如何使這兩條戰線主動地結合起來。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藝？這就是“講話”所提出和回答的根本問題。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指出，為進步的作家們所唾棄的文藝有兩種：一種是為沙皇統治服務的文藝，一種是為資本家賺錢服務的文藝，而我們所需要的文藝，則是建立在“兩個超越”基礎上的文藝，它同時要超越“落后的亞洲寫作”和“先進的歐洲寫作”，即同時要超越“警察的監督”和“買賣關系”的束縛。

在毛澤東看來，作家們到延安來，就是因為他們受到國民黨監禁屠殺和文化出版資本家的雙重壓迫與剝削。必須看到的是：作家們對于國民黨的監禁屠殺感同身受，而對于文化資本家壓迫剝削的認識，就不那么深刻，因此，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而這個所謂“王國”，就是所謂的寫“內心”和“人性”。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一年后，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出版《啟蒙辯證法》指出，所謂“表現內心”就來自康德的“內心的道德法則”，而今這種道德法則其實就是指市場法則，在資本主義文化生產中，所謂普遍人性不過就是文化制造商根據市場概率統計而算出來的平均數，當文藝創造變成“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時候，人的解放就由一個與社會革命相關的政治問題變成商業問題。

正因為小資產階級沒有看穿這種騙局，所以他們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人性”。而他們以為自己是在談“人性”、寫“內心”，實際上卻沒有認識到，當“人性”已經成為一門生意的時候，他們不過是在“人性”旗號下談買賣。在這個意義上，作家不過是資本家的奴隸和賺錢工具。

毛澤東認為，我們反對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文藝，同時，我們也反對打著“人性”和“內心”的旗號，為“作買賣”服務的資產階級文藝，因此，進步的文藝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為中國人民服務，為腳下這塊大地服務。而只要擺正作家與人民群眾關系，那么，黨與文藝的關系就很好解決了，因為共產黨也是人民群眾的學生，人民是我們活著的觀世音。

為什么說“人民需要文藝”？這是因為中國的社會革命運動，不僅是追求、踐行真理的運動，也是把一切人民從情感上、意志上、信仰上加以組織和提高的運動，而在后一方面，文藝作用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

為什么說“作家需要人民”？因為要解決內心苦悶不能靠關起門來發牢騷，改造社會需要廣泛社會運動，這也是因為精神升華不僅是理論、認識和知識轉變，更是情感升華與轉變。如果情感上沒有轉變，大家頭腦里就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們之所以要開文藝座談會，就是因為文藝從根本上說是情感的藝術，開座談會，就是為了解決情感的問題，只有思想認識上通了，情感上也通了，精神和靈魂才會煥然一新。

新時代中國文學要引領人類文明前進方向

今天，新文化運動過去一百年。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中國文學砥礪前行，歷史將記住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新文學走過的苦難輝煌，記住他們的光榮與夢想。今天，我們尤其需要辨識究竟什么是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需要思考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文藝。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置身于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社會革命進程中，當代中國作家首先應該以寬闊的世界視野和深刻的歷史眼光思考我們走過的路。

改革開放40年偉大實踐，新中國成立近70年持續探索，97年偉大社會革命實踐，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歷史進程，中華文明5000多年傳承發展，構成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精神資源，面對如此豐富資源，值得書寫的東西實在太多了，而問題就在于我們的把握能力。當代作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功力不足”“后勁不足”的問題，主要就是指：我們對于這個偉大精神資源的思考、把握、汲取還遠遠不到位，甚至還處于起步階段。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光明在前，我們在冷靜分析嚴峻風險與挑戰同時，必須保有充分自信和對勝利的自覺。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曾經說過：“如果說，中國近百年來一切人民斗爭都遭到了失敗或挫折，而這是因為缺乏國際的和國內的若干必要的條件，那末，這一次就不同了，比較以往歷次，一切必要的條件都具備了。避免失敗和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著。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斗，并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他還曾說：“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今天同樣也是如此，我們的文學在正視困難與挑戰的時候，尤其要使中國與世界看到光明，認識到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使我們的人民空前團結起來，而不是像魯迅當年所批評的“散漫下去”。

我們的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而不是什么別的新時代；我們的文藝，是社會主義文藝，而不是別的什么文藝，“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

歸根到底，我們必須認清什么是人類進步的方向，什么樣的文藝才是人類和民族精神前進的燈火。我們之所以不能跟著西方爬行，是因為西方現代文藝，從本質上說，就是資產階級文藝，是為資本家賺錢的文化生產，而歷史證明，那是文藝的歧路，而決不是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

中國文學自己的道路，就是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所肯定的：“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國的地，只有眼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同時真誠直面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現實，我們才能為人類提供中國經驗，我們的文藝才能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

　　（作者韓毓海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