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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萬煥 王生升：社會主義經濟改革與發展應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

點擊：  作者：蔡萬煥 王生升    來源：察網智庫  發布時間:2018-01-07 09:29:33

 

               原標題：蔡萬煥 王生升：新自由主義、資本話語權與意識形態斗爭

 

       【摘要】：新自由主義將自由市場等同于個人經濟自由，將資本的利益抽象地描述為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利益，忽視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構、執行統治階級意志的本質，片面強調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為私人資本的自由創造理論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我國的傳播和影響不斷擴大，其根源在于所有制結構發生了變化，并體現在對貧富差距、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方向、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和反私有化等重大理論以及現實問題的爭論上。當前中國應遏制過度市場化傾向，排除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徹底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理論上的錯誤及其付諸實踐導致的后果。新自由主義無視市場失靈而一昧主張市場化，其語言總結為理論學說，并落實到國家政策時，就成為一種特定經濟理論范式或政策框架，如強調目的是為資本的自由化而非個人的自由提供理論支撐。徹底厘清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的錯誤，才能在推進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抵制錯誤傾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提供保障。

一、新自由主義興起的經濟基礎和歷史背景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主張自由市場、崇拜市場萬能的意識形態【1】，當這種意識形態借助學術化語言總結為理論學說，并落實為國家政策時，就成為一種特定的理論范式或政策框架【2】，如強調經濟政策穩定性的貨幣主義及其相關理論【3】，或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政策【4】。新自由主義在國家意志的推動下促使勞資關系、政府在經濟中的地位、產業部門間結構、全球經濟體系等方面發生根本性的制度變革，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推動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或模式的轉變，可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5】。

理論界關于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主要有國家干預失敗論、“金融主導理論”【6】、“技術決定論”【7】等，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則構建了一套介于抽象理論與復雜的具體現實之間的中介概念，用一系列是否有利于資本積累的制度安排即所謂積累的社會結構的更迭來解釋資本主義不同模式或階段間的轉變。【8】實際上，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學說和思潮，最后上升為國家意識，其產生、發展和興起都有一定的經濟物質基礎和歷史背景。

首先，新自由主義產生的生產力基礎在于社會化大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分工不斷深化、細化，原本需要在時間和空間上緊密契合的生產流程被分散化，單個企業生產一件需要各種組裝部件的產品被各個更加專業化的部件生產組織所代替，資本間分工使得各個資本的自由程度更高。而信息技術與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得分散化的專業分工體系之間可以有效溝通，降低了由市場協調產生的成本，為主張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其次，在生產關系上，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導致工人階級生活處于相對貧困化狀況，而資本主義國家出于可持續剝削、為資本積累創造穩定外部環境的考慮，可能要求提高工人的待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本的自由。為維護勞資關系中資強勞弱的優勢地位，資本以自由化為名，要求政府干預最小化，新自由主義恰好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撐。

最后，戰后西方國家民主社會主義運動高漲，工人階級普遍要求提高待遇。蘇聯在戰后迅速崛起，蘇東國家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對比使得西方國家不得不提高本國工人工資。工資水平的上漲擠壓了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資本的利潤率下降到較低的水平。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滯脹危機下，凱恩斯主義失效了，從而為一直以來不遺余力地批判凱恩斯主義損害個人自由的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國家政策指導提供契機。滯脹危機后，資本家采取各種措施打壓工會，以削弱工人的談判和議價的能力，壓低工資，從而提高利潤率。新自由主義宣揚工會抑制了工人個人意志、剝奪了工人自由選擇的權利，為資本家打壓工人力量的行動進行辯護。新自由主義符合資本尤其是大資本的利益，由此得以流行并逐漸成為西方國家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

二、資本話語權：利用新自由主義賦予資本以自由

新自由主義推崇自由市場，標榜個人自由，認為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是最有效的。然而其宣揚的自由卻是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自由，對于雇傭勞動、生產力落后國家而言，他們只有被剝削的自由。可以說，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增殖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邏輯不僅充斥著經濟領域，而且資本的話語權會擴展到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9】新自由主義所謂的“自由”就是賦予資本以自由，而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學說、意識形態，本質上就是強化資本的話語權。

（一）將資本的自由泛化描述為個人的自由

新自由主義設想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要素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將經濟行為簡化為自由市場交易，同時將市場交易視作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將市場經濟活動簡化為個人交易行為的聯結，顯然符合個人主義方法論的基本要求。對于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來說，個人主義方法論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基本前提，是經濟分析得以進行的基本原則。【10】這種方法論的核心，就是傳統的“經濟人”假說，該假說規定個人行為只包含兩重抽象屬性，即“自利動機”和“理性權衡”。【11】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邏輯，在比較優勢原理的統攝下，為了增進自身利益，個人理性權衡的自然結果是分工與貿易的出現。也就是說，市場交易行為模式是“經濟人”最合理的現實選擇。弗里德曼認為，市場交易行為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經濟行為模式，那種旨在“將市場因素引入到計劃經濟中”的主張之所以是謬誤的，原因不在于其缺乏可行性，而在于這種主張本末倒置地理解了現代經濟過程。【12】

實際上，自由平等的市場交易活動僅僅是社會經濟過程的表象，這是從商品流通角度得出的結論。商品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為換取使用價值而進行的交換，是以貨幣為中介的各種商品的形態變化相互交錯的全部過程。但是，經濟運行不只是商品流通的過程加總，而是包含商品流通在內的資本流通的過程。資本流通是資本作為獨立價值，在自行增殖運動中進行的形態變換，是包含生產環節和商品交換環節的統運動過程，即

 

 

如果深入到資本流通角度則會發現，市場交易行為不僅包括商品所有者即資本家之間的交換，還包括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進行的勞動力商品交換，而所謂“個人自由決策”恰恰掩蓋了勞動力商品交換中的不平等，以及勞動者失去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而不得不出賣勞動力的事實。勞動力商品是在勞動者或小生產者被剝奪了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并能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條件下才出現的。勞動力商品概念本身就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因為勞動力商品雖然是商品，但是它比普通商品多了一層體現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規定性，只有不占有生產資料而被迫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才是勞動力商品。而勞動力商品的這種規定性，又是導致勞動力無法實現自由流動的原因。因為勞動力既然是商品，出賣之后必然為雇主所支配，只能服從分工，結果造成技能方面的畸形發展或“去技能化”，從而對資本“形式上的隸屬”逐漸加深為“實際上的隸屬”，無法自由流動。

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勞動者不斷被排擠出生產過程，形成大量產業后備軍，產業后備軍為加劇工人間競爭、資本壓低工資提供了可能，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產業后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于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13】大量失業人口，即產業后備軍的存在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買方市場，勞動者完全處于弱勢地位，雇主有隨意解雇勞動者的自由，勞動者卻沒有選擇的自由。

因此，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經濟自由，在工會力量削弱、資本所得稅稅率降低、政府對勞動力市場去監管化等方面對資本而言的確是自由化的過程，但對工人而言實際上缺失的恰恰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

（二）將資本的利益抽象描述為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

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經營的公共事業項目和國有企業不僅是低效的，而且與市場搶占了大量經濟資源，最后的好處只被少數人攫取，侵害了民眾的利益。因此，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將國有企業股權出售給私人資本，似乎私人資本代表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因而與政府經營的項目相對立。

事實上，在私有制條件下，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階級差別無法消除，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以低價被少數人獲得，私有化后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從而導致憑借生產資料所有而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形成的貧富差距。資本不僅不能代表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而且在根本利益上，資本與勞動是完全對立的。工人出賣勞動力商品而獲得工資，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剩余價值成為資本的利潤，在產品新創造的價值中，工資和利潤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盡管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工資的絕對水平整體來說遠遠高于馬克思的時代，工人尤其是其中的“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況大為改善，但工人作為勞動力商品的地位并沒有改變。因為工人工資的提高是與時代發展所帶來的勞動力價值本身的提高相適應的。而工人“貧困化”或者說絕對貧困化的實質，在于工人的收入只能等于勞動力價值。馬克思指出：“勞動能力表現為絕對的貧窮，因為整個物質財富世界以及物質財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換價值，都作為別人的商品和別人的貨幣與它相對立，而勞動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機體中存在的和包含的從事勞動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與實現它的一切對象條件，即同它本身的現實性完全分離了，失去了這些條件，與這些條件相獨立地存在著。”【14】這些實現勞動能力對象的條件包括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貧者，是這種自為存在的、與自己的對象性相脫離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擔者”【15】。“勞動能力表示絕對貧窮，即對象財富被全部剝奪。”【16】工人只能獲得相當于勞動力價值的工資用于勞動力的再生產，因此，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即使是所謂的“中產階級”，由于不掌握生產資料，他們依然沒有擺脫“貧困”。貧困的根源就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資本主導下的雇傭勞動關系。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個企圖取代統治階級的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17】。但從階級視角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只要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下，勞動者和資本關于工資與利潤間分配的斗爭就不會停止，資本與勞動者在根本利益上是相沖突的。資本只能滿足本階級的利益，無法代表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

（三）忽視政府的階級本質，片面強調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化，市場原則成為經濟領域的首要原則，同時，市場原則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體現為社會治理的去監管化、政府公共職能的私有化、社會福利的大幅削減、政府征稅對象的轉移等。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是內在低效的，而以利潤為唯一導向的私營企業是最有效率的。新自由主義鼓吹建立“大社會、小政府”、“服務型政府”、“廉價政府”，主張在調節經濟行為中，市場關系如市場力量的作用需加強，同時其他關系或機構如政府、企業管理部門、工會和專業協會等的調節作用需弱化。

新自由主義在政府的作用問題上的認識是片面的。當我們討論政府職能時，不能忽視其作為國家行政機構的本質。國家與政府是一對相近的范疇，但二者層次不同，“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18】，國家是作為統治階級維護對全社會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而產生的，同樣會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19】而政府則是表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構。政府最重要的職能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在這個意義上講，應以國家范疇代替政府范疇來討論其與資本的關系。政府作為制定和實施公共決策、實現有序統治的機構，是為整個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其本質是階級國家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

一方面，從經濟運行的物質內容和技術層面看，為維護資本積累的正常進行，需要保障勞動力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還需要為資本逐利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因此，國家必須提供公共服務，作為統一的調和因素而維持全面秩序的職能。【20】

另一方面，從表面上看，國家是整個社會的代表，但實際上，它不是超乎各階級之上使各階級的利益調和起來的力量，而是統治階級對其他階級進行壓迫的力量，是階級和階級派別之間的關系的總和，是種集中起來的階級關系;【21】它不是對各階級一視同仁地來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機構，而只是為統治階級服務，保證他們能對社會進行政治統治的機構。馬克思指出：“由于每一個自我一致的利己主義者可能和其他的利己主義者不一致，也就是說可能會發生沖突，所以，與這些分散的單獨的個人相對立，普遍的意志必須有自己的特殊的表達法……這種意志叫作國家的意志……為了執行這種普遍的意志，又需要強制手段和公眾的權力。”【22】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層次上進行討論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維護著經濟再生產，政治關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組成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的存在從總體上保證這些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的再生產。【23】必須有“理想的”或“總的”資本家來代表資本家階級的一般利益，以確保貨幣制度和財稅體制等資本主義生產和利潤實現的一般條件這個任務得以實現，執行這個任務的機構即國家。【24】

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過于強調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無視政府的本質;但在實踐中卻堅決捍衛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市場原則對于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無一不為剝削工人從而使資本獲利提供條件，充分體現了西方政府作為資產階級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本質。

總之，新自由主義將自由市場等同于個人經濟自由，將資本的自由泛化描述為個人的自由，將資本的利益抽象地描述為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片面強調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實際上都是為私人資本的自由創造理論支撐。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自由競爭中自由的并不是個人，而是資本。”【25】新自由主義以自由為幌子，實則是要進一步鞏固資本對勞動、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優勢地位。新自由主義所謂的自由，不僅對于工人個人是遙不可及的，對于小資本而言也是無法實現的。

三、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

新自由主義理論存在著嚴重缺陷，但由于符合大資本的利益，因而得以在全世界范圍內推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我國興起并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完全不同，但同樣作為市場經濟，在運行機制、操作層面上并沒有本質區別。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發展我國經濟，為此應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某些研究方法、理論，在這過程中，新自由主義思潮也趁機而入。許多學者指出，中國今天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如貧富分化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與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我國的影響有關。【26】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對中國產生影晌的經濟基礎一一所有制結構變化

新自由主義思潮屬于意識形態，是社會的上層建筑，其產生的經濟基礎中最核心的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新自由主義思潮能在中國的傳播，根源在于中國所有制結構發生的變化。市場化改革前，中國實行“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經濟，資本家作為剝削階級被消滅;市場化改革后，引入了包括私有制經濟、外資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所有制關系的改變也推動了階級結構的調整。私有制經濟的發展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國有體制外培育的私營經濟，不排除個別原來在公有制企業內就業的工人，依靠克勤克儉積累一筆財富，在國家為私營企業提供的相比國有企業更為優惠的投資條件下投資成為資本家。這也被稱為“增量改革”。

現階段私有制經濟的另一來源，是在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尤其是在價格改革、建立資本與土地市場以及國企改革中，部分黨員和企業管理層、政府官員通過合法或不合法于段進行的資本積累。【27】特別是國有企業經歷的承包經營與放權讓利、政企分開與兩權分離、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革和管資產到管資本等幾輪改革，中央的思路和目的是加強和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但實際操作中被很多地方政府理解為私有化。如抓大放小改革中，“管理層收購”使得所有中小國企及部分大型國企都被私有化了。獲益者包括政府官員、國企原管理層、與政府有聯系的私人資本家以及跨國資本。【28】這可被稱為“存量改革”，即在國有體制內進行的所有制改革。毋庸置疑，這一過程催生了一個由私人經營者和跨國資本構成的利益集團。

一方面是代表資本利益的集團的產生，另一方面，新的工人階級也在逐漸形成。1995年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面推開產權改革，是中國勞動力市場改革的分水嶺，勞動力商品化迅速發展，出現大量相對過剩人口，成為現代雇傭勞動關系正式形成的標志和得以維系的前提，并為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做好了制度準備。【29】城鎮勞動力中，幾千萬原因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員工被迫下崗，并因陷入貧困而成為勞動力商品，加上來自廣大中國農村腹地的農民工，他們成為工業部門勞動力的主要來源。

市場化改革下，中國所有制結構改變產生不同利益集團，不同利益集團間的訴求也發生多樣化變化。每個集團都尋求符合本集團利益、能將自己的特殊利益抽象化為全體成員共同利益從而能被廣泛接受的理論學說。新自由主義代表資本的利益，其關于個人自由選擇、自由市場、政府干預最小化等主張，體現了資本話語體系的邏輯，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遮蔽效果，將資本的利益抽象描述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共同的利益，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產生了極大影響。

(二)經濟改革中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表現

為配合經濟領域推行的市場化進程，不斷強化資本的優勢地位，資本掌握了話語權并通過操縱大眾傳媒手段向工人階級灌輸資本話語，成功地將資本及其所有者的特殊利益包裝成為共同利益，轉移勞資矛盾，為資本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在貧富差距上，利用資本話語體系將矛盾轉移到國有企業與民眾、政府與民眾之間。例如，有人聲稱，現階段中國收入差距過大，主要由行業差距即占據石油、鋼鐵等產業的國企工人工資過高，而一般競爭性產業領域工人工資過低所導致;應采取的措施就是降低國企工資水平。或聲稱，“如果企業給員工加了一點兒工資，結果又收稅收回去了，永遠提高不了老百姓的收入”【30】，試圖將勞資間工資問題轉嫁到政府，制造政府稅收政策與勞動者收入的矛盾。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經濟學界在不平等問題的研究上長期存在兩個“忽視”：一是片面重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視資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視工資差異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而忽視利潤、利息、紅利等資本性收入。這兩個“忽視”的結果就是資本家階級躲在幕后，遠離不平等問題的矛盾焦點，反而將技術人員、辦公室職員、普通管理人員等推到前臺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31】在關于貧富差距過大情況下政府是否應該積極干預的問題上，新自由主義信奉所謂的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理論，認為貧富差距是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隨著經濟起步，貧富差距首先會擴大，但隨后將自動縮小。其隱含的政策建議就是，面對貧富差距政府無需采取任何措施，因為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貧富差距將自然而然地縮小。

在政府與市場關系上，資本掌握的話語體系故意制造二者對立，將市場失靈歸結為政府干預。如有人稱中國是“國富民窮”，政府過高的稅賦將民眾的財富收入囊中，還抑制了市場活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正確做法是一方面在生產力上調整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結構，從當前我國的產業結構人手，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另一方面，從生產關系入手調整決定收入分配結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控制私營經濟的發展，提高公有制經濟比重。然而新自由主義歪曲和誤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認為目前的供給現狀是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而導致供給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殺了創新，要么是稅負太重抑制了供給;而改革的目標則是提供“有效制度供給”，簡政放權，實現“小政府、大市場”。【32】還有人提出，應減少政府干預，放權讓利，建立一個“服務型政府”。關鍵在于，服務的對象是誰?如果對象是人民群眾，建設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這符合社會主義的方向。但是，如果服務的對象是企業(實際上是資本)，那就是改革進入了誤區。還有人認為《勞動合同法》降低了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無權炒工人，應進行修改。然而事實是，在資強勞弱的現實中，勞動者根本無力對抗雇主，所謂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只是為雇主解雇工人提供便利。

在中國經濟改革方向上，資本話語體系試圖淡化甚至抹殺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面對過度市場化的現實，資本集團及其所掌握的大眾傳媒又以“改革紅利”神化改革，在此輿論的攻勢下，改革成為主流話語，在改革名義的裹挾下，一些違背社會主義方向、有損人民利益的改革方案被強加推行。他們用貧富差距問題取代階級問題，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工人階級消亡論”，認為中國發展的方向就是成為“中產階級國家”，或構建“橄欖型社會”。此外，新自由主義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受到許多人追捧，他們主張“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論”，應當實施“私有制加二次分配”的模式。在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片面強調市場經濟，忽略社會主義;片面強調市場經濟體制的一般規律，忽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備的特殊性，盲目要求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向西方國家看齊。

（三）國企私有化：當前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核心政策主張

有人認為，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因素僅殘留于國有企業與宏觀經濟調控上。【34】隨著新興資本家集團規模及其財富的不斷增長、力量不斷增強，他們自然要求拋棄那些可能妨礙他們的財富進一步積累的社會主義傳承。【35】而正在崛起的工人階級組織了大量針對新興資本家集團的請愿、抗議和罷工。【36】除了上述關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方向的問題外，雙方斗爭的焦點集中在國有企業是否要私有化這個問題上。

迄今國有企業已經歷了五輪改革，分別是：1979-1984年的承包經營與放權讓利，1985-1992年的政企分開與兩權分離，1993-2002年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抓大放小，2003-2012年的股份制與深化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以及2013年開始的分類改革與管資產到管資本。中央關于國企改革的指導思想和主要目標始終是加強和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如201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指出的，國有企業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必須堅定不移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宏觀來看，五輪國企改革確實使得國企與市場經濟體制有效融合，運行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核心競爭力得到明顯提升。但從具體操作層面來看，新自由主義炮制的國企“低效論”、“壟斷論”、“與民爭利論”、“腐敗論”和“產權不清晰論”等，歪曲和貶低國企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將國企污名化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礙【37】，導致一些人和地方政府對國企改革存在誤解和曲解，將國企改革理解為私有化，從而致使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為給國企私有化披上合法化外衣、塑造允許私有化的寬松環境，資本集團及作為其利益代言人的部分學者成功地利用他們所掌握的大眾傳媒手段將本集團的主張包裝成為社會共識。盡管每場爭論均以被平衡左右的妥協方式而結束。但這種妥協實際上為代表資本集團利益的知識精英之后進一步的意識形態操縱留下了空間。【38】在此輿論造勢背景下，資本集團借此向政府施壓以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如炮制出“央企地王”一詞并在網絡上熱炒，將中國房地產價格的居高不下歸咎于政府或央企。

四、社會主義經濟改革與發展應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國內消費不足、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的產生，根源就在于沒有認清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錯誤所在，在改革過程中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39】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必須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充分利用資本促進生產力發展，同時國家要駕馭資本，處理好國家與資本、勞動三者之間的關系，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必須以所有制問題為中心尋找解決的辦法。市場的本質是資本主導下的勞資關系，在市場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是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要防止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占據支配地位，就必須對市場化的程度加以控制，遏制過度市場化的傾向。只有控制了過度資本化和私人資本的過度膨脹，才能真正鏟除新自由主義思潮滋生的土壤。

因此，對待新自由主義，要認識其一系列理論學說和政策建議的本質，同時要在實踐中排除其干擾，正如針對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有人試圖用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來進行歪曲的做法時，習近平所指出的那樣，必須明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40】。

(蔡萬煥：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生升：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 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美國的階級關系：結構 、特征與發展趨勢”[項目編號：14KDC02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馬克思主義金融資本理論的新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5CJL001]、北京市教工委揚帆計劃“習近平關于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思想研究”[項目編號：JGWXJCYF2016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 Perry Anderson ，“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 February 2000.

【2】Simon Clarke “ The Neoliberal Theory of Society ”，In Alfredo Saad - Filho and Deborah Johnsto eds,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Pluto Press,2005, pp.50-59.

【3】 Thomas I.Palley ，“ From  Keynesianism  to  Neoliberalism:   Shifting Paradigms in Economics”，in Alfredo Saad - Filho and Deborah Johnsto (eds), Neoliberlism: A Critical Reader, pp.20-29.

【4】 David Harvey ,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

【5】David M.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pp.12-31.

【6】Gerard Dumenil, Dominique Levy , Ca1pital Resurgent :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2.

【7】 Michael Charles Howard ,John Edward King,“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A Materialist Analysis” ,in Philip Arestis & Malcolm Sawyerf (eds) ,The Rise of the Market :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 - liberalism ,Edward Elgar,2008 ,pp.38-73.

【8】 參閱蔡萬煥：《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視野中的新自由主義及其危機》 ，載《教學與研究》 2016年第l期。

【9】胡敏中、白梅花：《馬克思的資本邏輯批判及其啟示》 ，載《馬克 思主義與現實》2016 年第 1 期。

【10】值得強調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精神領袖哈耶克恰恰濃墨重彩地論述了個人主義方法論在經濟學工具箱中的核心地位。相關具體論述請參閱[英]晗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 ，鄧正來譯，三聯書店2003年版：[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負》，馮克利、胡晉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1】盧卡斯等學者強化了經濟人的“完全理性”特征 ，而其他的學者則引人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等條件來對經濟人行為做出某種修正，這些工作實質上都是力圖恢復個人主義方法論聲望的努力。而另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工作則拓展了個人主義方法論的應用范圍：科斯、諾斯、德姆塞茨等為新制度經濟學家，將機會主義傾向的有限理性個人作為經濟學分析的起點，以此剖析企業組織與市場制度;而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則將政治過程分解為上述個人相互博弈的過程，其公共選擇理論也順其自然地變成“政治過程的個人主義理論”。

【12】[美]弗里德曼:《市場機制與中央計劃經濟》,載《弗里德曼文 粹》上冊，胡雪峰、武玉寧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6一73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4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4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 190 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l卷第552頁。

【18】《列寧選集》第3版第4卷第31頁。

【19】 Ernest Mandel,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Pathfinder Press，1971,p.11.

【20】[希]波朗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葉林等譯，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4頁。

【21】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Verso,1980,pp.128-129.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466-467頁。

【23】Ben Fine , Laurence Harris，Rereading “Capital”，The MacMillan Press ,1979,pp.94-95.

【24】[比]曼德爾：《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 ，孟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9頁。

【26】林泰主編 ：《問道一一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思潮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頁。

【27】Xie Fusheng , Li An , Li Zhongjin ，“ Ca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 nomy in China Adhere to Socialism ?”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 2013 , 45(4) .

【28】 Li  Minqi ，“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2011,63(2).

【29】孟捷、李怡樂：《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雇傭關系的發展：波蘭尼和馬克思的視角》，載《首都經濟學家》第3輯，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7頁。

【30】《宗慶后:如果給員工多發點錢又收稅收回去永遠富不了》，載鳳資訊2014年1月7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107/11415056_0.shtml

【31】蔡萬煥：《(21世紀資本論〉風靡西方的啟示》，載《紅旗文稿》2014年第16期。

【32】劉勝軍：《中國擁抱“供給經濟學”》，載FT中文網2015年11月2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4960? full = y

【33】Cheng U，“Introduction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Middle Kingdom”, in Cheng Li ed. ,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0, p.3.

【34】Xie Fusheng, Li An , Li Zhongjin ，“Ca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Adhere to Soci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3，45(4).

【35】[美]科茲：《堅持社會主義：蘇聯的教訓和中國的經驗》，常輝譯，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9年第4期。

【36】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pp.27-28.

【37】蔡萬煥、劉露：《關于國有企業討論的最新進展及背景原因分析》 ，載《學習與探索》 2012年第11期。

【38】Xie Fusheng，Li An，Li Zhongjin，“Can the Socialist Market E從nomy in China Adhere to Soci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2013 ,45(4).

【39】朱安東、王天翼：《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和危害》 載《當代 經濟研究》 2016年第8期。

【40】《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載《人民日報》 2016年5月10日。

【本文由察網（www.cwzg.cn）摘自《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7年第5期；作者：蔡萬煥，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生升：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