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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既存在著誤用、濫用社會轉型概念來說明改革開放的混亂；更存在著借“社會轉型”說做文章，鼓吹轉向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型”論，形成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挑戰。“轉型社會學”在論述中國為什么要“轉型”，要“轉”到什么社會去，以及如何實現這種“轉型”的路徑與策略上，凸顯了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傾向。對于“轉型”，一定要分清什么意義上的“轉型”，警惕和排除企圖改變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性質的“社會轉型”論的干擾。要始終堅持以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為根本方向的改革，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定力。

馮虞章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目前，“社會轉型”說很是流行。既存在著理論上不清醒，誤用、濫用社會轉型概念，把現實的矛盾和變化動不動就用“社會轉型”來解釋的混亂;更存在著借“社會轉型”說做文章，將其所稱的“社會轉型”定位為轉向西方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企圖用這種轉向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型”論來規范我國的發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的挑戰。為了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定力，澄清模糊認識，揭露錯誤思潮的實質，有必要對“社會轉型”說進行評析。

一

“社會轉型”說是隨著改革開放給我國社會帶來的深刻變革和有關西方思潮的傳入而出現于輿論界的。似乎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到“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把問題和矛盾歸之于“社會轉型期”，就獲得了某種輿論的“制高點”和分析的“深刻性”。所謂“社會轉型”是要從什么社會轉到什么社會呢?使人感到迷惑。

也許有些人真誠地想用“社會轉型”的說法來概括和說明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但這不是一個科學的表述，并不為黨的理論所吸納。那么，在黨的理論中，是怎樣闡述改革帶來的革命性變革的意義，又是怎樣來概括、規范和引導這種革命性變革的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標志。全會的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的提法，源自鄧小平在全會召開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關于“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偉大的革命”的論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撥亂反正，提出改革任務，推動農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礎上，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又作出了以城市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改革經濟體制的決定，全國掀起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大潮。在此前后，鄧小平多次從革命性變革的高度來闡明改革的意義，他說：“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他認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然而，對于這種改革給我國社會帶來的廣泛、深刻的變革，黨的理論并不用所謂“社會轉型”來概括和說明，而是定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本來是在自身基礎上不斷完善和發展的制度，社會主義社會是在從實際出發，不斷解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中前進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也不存在一套固定的、具體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于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因此，這種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進行改革，而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貫穿在鄧小平理論中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作出了我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科學論斷。《決定》指出：“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后來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立“五位一體”的建設和改革部署，以及十八大以來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抉擇，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愿景、新目標，和當前以發展理念轉變引領發展方式轉變必然帶來的深刻變革等，都是環繞著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的。就像習近平所說：“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對于改革開放給我國帶來的革命性變革，黨中央不用“社會轉型”來概括，而是定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有著深刻的道理。這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包含了對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朝著什么目標前進的莊嚴宣示。從深層的理論邏輯上講，這是同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一脈相承的。

什么是社會?馬克思指出：“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這說明，必須依據生產關系、經濟制度的性質，來區分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不同社會形態。馬克思又指出，在同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即經濟基礎之上，聳立著與之相應的整個上層建筑。由此可知，一定的社會形態是在一定的生產力之上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統一體，主要的經濟基礎和相應的上層建筑，決定著社會形態的性質。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社會經濟形態理論(或稱為社會形態理論)，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自然歷史過程，正如鄧小平所說：“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

因此，我們可以在這個意義上，把一種社會形態為另一種社會形態所代替，或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的轉變，稱之為社會轉型。但不應當把同一種社會形態內部的調整和變革與不同社會形態之間的更替混淆起來，把他們都稱為社會轉型是不科學、不正確的。當然也不應當把我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深刻變革和在體制、機制、發展方式、管理方式、產業結構和實際工作中這樣那樣的轉型說成社會轉型，以免混淆了和不同社會形態更替之間的本質區別，造成思想混亂。既然我國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堅持科學發展、轉變發展理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所以從根本上說，我國當今也就不存在什么社會轉型的問題，而是通過不斷推進“四個全面”的治國方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問題。這是我們不可動搖的底線。

那種把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和建設納入“社會轉型”的觀點，納入所謂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社會轉型”的觀點，其較早的思想淵源，是西方后工業社會理論中關于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考察社會變遷的范式。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1959年提出了后工業社會的概念，他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種探索》標志著“后工業社會”理論的形成。貝爾和隨后西方的一些未來學家，強調戰后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將對社會生產和生活、對產業結構產生重大影響，強調知識和信息的重要，是有積極意義的，也需要認真研究。但他們卻以此為由頭，否定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否定生產關系、經濟制度根本上決定社會形態的性質，完全拋開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單純以技術發展、產業結構為標準區分社會形態，將人類社會區分為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聲稱“‘社會發展規律’的馬克思主義老概念不再有效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非都是時代的錯誤”，認為科學技術革命將使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走向共同發展道路，共同進入后工業社會。按照貝爾的理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進入后工業社會的國家。根據其“中軸原理”，在這樣的社會里資本的軸心地位已為知識、信息所取代，即知識、信息已經取代資本，成了社會的軸心，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的軸心、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這些論點之完全不符合當今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實際，已無須在此多言。

然而，與這類西方思潮描繪的社會發展范式相呼應，拋開社會主義制度，宣揚所謂“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一類輿論，一段時期中在我國頻頻泛起。鄧小平指出：“對于中國現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還沒有搞清楚……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他還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因此，我們必須保持理論上的清醒和堅定，始終堅持以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為根本導向和目標的改革。如果說“轉型”，一定要分清是什么意義上的“轉型”，警惕從改變我國社會形態性質的意義上來宣揚“社會轉型”說。濫用社會轉型概念來說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說明經濟體制和其他方面體制機制的轉變和轉型，以及說明產業結構和有關工作方式、思想方式等方面的轉變和轉型，是違背黨的基本理論的，并會給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造成可乘之機。這是首先要澄清的思想混亂和進一步評析相關錯誤思潮的理論前提。

二

就在“社會轉型”之說流行的輿論氛圍中，近年來明確而公然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轉型”論紛紛登臺。較有代表性的，前有一家雜志推出的《轉型成功依賴公民社會成長》的文章，近有多個媒體刊出的某教授的《轉型社會學論綱》(以下簡稱《論綱》)。尤其是這個《論綱》，為我們認清這種思潮的實質和危害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先來看看這種“社會轉型”論是怎樣說明為什么要“轉型”的。這個問題集中歸結為怎樣看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為科學社會主義崇高事業奮斗的歷史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西方反共勢力鼓吹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論”甚囂塵上，也影響到我們國內。但是，隨著我國在十分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迅速發展、崛起，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開始走下坡路，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認：“在21世紀的頭十年，人們對不同政治、經濟模式的看法產生了巨大逆轉。”所謂“社會主義烏托邦論”也漸漸銷聲匿跡。然而《論綱》卻又撿起了“烏托邦論”的牙慧，把我們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打成“烏托邦”。不僅如此，它還誣稱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什么“國家社會主義”，借玩弄概念，把凝聚了幾代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光榮與夢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歷史上有人主張的“普魯士王國政府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混為一談。從而，恣意把臟水潑向我們的理想、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說什么“烏托邦的理想和實踐帶來的結果卻是人類和人道的巨大災難”，什么“建立在暴力和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共產主義革命……所導致的不僅是傳統的毀滅，現實的災難，也帶來整個民族精神世界的錯亂與墮落”，什么“理想的烏托邦如何成為罪惡的淵藪……那畢竟是支配了我們的民族超過半個世紀之久而今日依然沒有壽終正寢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人們從這里看到的是對社會主義的惡毒誣蔑、謾罵和詛咒，連一點所謂的“學術”氣也見不到了。

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人類歷史上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它的發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筆直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我國在糾正了歷史上的失誤以后，仍然會存在各種矛盾和弊端，甚至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發展時少。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完善和發展得到解決。正是在幾十年來這種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攻堅克難，贏得了在同資本主義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十八大以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更為解決好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引領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清晰的指導綱領和戰略共識。但是，《論綱》卻對此持根本否定態度。不僅無視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面推進的事實，而且力圖借某些現實的矛盾和問題做文章，把問題歸結到改革的指導思想、領導力量和社會制度層面。竟稱30多年的改革開放“缺少清楚的價值理念和基本方向的共識”，“改革已經成為一個不能有效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種種問題的理念”，誣稱“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建設根本無從談起”，甚至說“改革和轉型的最大悖論是改革推動者與改革對象是同一個主體”，“因而‘頂層設計’‘反腐新政’都不免成為空談誤國”。這種顛倒黑白的言說，蘊含了一個邏輯：由于我國的改革大業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的，所謂改革的最大悖論“是改革推動者和改革對象是同一個主體”，豈不是說，要么共產黨不應是改革的領導力量和推動力量，要么應有別的“改革推動者”來把共產黨作為“改革對象”嗎?

可見，這種“社會轉型”論是以否定新中國的歷史，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為前提的。

那么，所謂“社會轉型”究竟要轉到哪里去呢?《論綱》把資本主義文明看作人類文明不可超越的終極存在，明確宣稱要轉向西方憲政民主，轉向資本主義。它用眾多西方學者的觀點構筑話語平臺，用他們的話語體系來剪裁中國的發展，特別推崇布達佩斯學派講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如何建造資本主義的故事”，“提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新理論”，建立所謂“后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并力圖使中國也納入這個“朝向資本主義運動的理論框架之中”。為此，它稱“面對不同的歷史遺產與制度背景”，其“社會轉型比較研究”實現了“視角轉換”，提出了“中國轉型的獨特過程和邏輯”。這一切——所謂社會轉型比較研究、視角轉換、中國轉型的獨特過程和邏輯以及推進建設公民社會的公共社會學的主張等，都是為一個根本目標服務的，即為追隨布達佩斯學派“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新理論”、使我國也發生像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那樣的“社會轉型”服務的。難怪面對現實，它不得不發出了“轉型之路，為何別人走通了，我們走到今天卻走不下去了”的嘆息。

既然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轉型之路在中國行不通，而且從那時以來的形勢發展越來越證明了鄧小平的重要論斷：“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那么作為當今中國的社會學研究者，大學教師，就應當老老實實地學習黨的基本理論，重新審視自己的立場、觀點和學術路線。可是，它卻由于“轉型”之路走不通進而把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指責所謂“政治和意識形態大一統”的“總體性社會”的“專制桎梏”，使得“公民社會沒有空間”，“社會被國家嚴重擠壓而難以存活”，并以其自詡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創構理論的雄心”“貫穿歷史和現實的眼光”，提出了如何使其狂熱追求的“轉型”獲得成功的路徑與策略。

我們就再來看看它的這種路徑與策略吧。這集中體現在它熱衷鼓吹的“公民社會”論上。它說“公共社會學的任務在于通過參與社會實踐完成建設和保衛公民社會的使命”，“最重要的社會學議題就是公民的培育和公民社會的成長”，沒有這種“外在且獨立于國家的、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自治的”公民社會的土壤，“憲政民主著實難以扎根和生長”。稱“公民社會不會從天而降，我們不能等待一個好社會自然來臨”，因此“對社會行動的關注就尤為重要”，“社會的自組織、自治和有組織行動則是重中之重”，揚言“要在狹窄的縫隙中擴大空間，在厚實的壓迫中開辟縫隙”，要把不同抗爭主體的維權行動“提升到公民運動的高度”，并稱“特別要警惕權力機構擠占社會空間”，因為這“不能產生自組織的公民社會”，“有權力主導的社會建設必將導致總體性權力的重建，并進而生產出我們并不陌生的總體性社會”。它幻想在新媒體時代，這種公民社會的發育和成長“會從虛擬空間延伸到現實公共空間，形成對權力中心的監督與‘顛覆’”。可以看到，這種“公民社會”論已經把其實現社會轉型的路徑與策略和轉型的目標融合在一起了。

由是，對于公民社會這一源自西方的社會政治理論，關注其由來已無關緊要。因為《論綱》所賦予的特定含義和目的已十分明確。

其一，這種“公民社會”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立的。《論綱》宣稱：“認清中國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即“中國國家性質”，是“把握轉型”的“前提條件”。在普通人看來這是一個很怪異的問題，因為我國的憲法中早就對我國國體的性質作了明確規定。可是《論綱》對此卻全然不顧，不加掩飾(有時是拐彎抹角)地搬用西方反共勢力誣蔑社會主義為“極權體制”等陳詞濫調，來詆毀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性質。同時以所謂是否有“自主的公民社會”為標準，用刻毒的語言來誣蔑、詛咒、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它稱，1949年以后建立的新中國，是“社會被國家擠壓而難以存活”的“總體性社會”;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是公民社會“沒有空間”的“形成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權貴結合的國家主義的過程”。它把公民社會奉為圭臬，以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立場可見一斑。

其二，公民社會又被視為最有可能瓦解社會主義制度，向其所稱的“后共產主義”即資本主義“轉型”的路徑。它鼓吹公民社會的自主性、自治性、自組織性，強調特別要警惕“由權力主導的社會建設”，舉起了反對一切權力、要顛覆權力中心的旗幟，這是荒唐和可笑的。當今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的社會建設中，難道會不這樣那樣地受著某種權力的主導嗎?以標榜公民的自主性、自治性和所謂反對權貴為名，排斥由權力主導的社會建設，實質上是要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排除在社會生活和社會建設之外，把基層黨組織領導和基層政權排除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之外。本來，重視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在我國的治理體系中并不是新問題，并在長期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對于在新形勢下如何完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增強社會建設的創新能力，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明確提出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新思路。“公民社會”論的自主性、自治性與此正相反，其目的是以此為實現憲政民主的前提，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和社會主義制度。

其三，把鼓動開展“公民行動”“公民運動”作為實現“轉型”的重要策略。強調有組織行動是“重中之重”，要把不同群體的各種維權行動“提升到公民運動的高度”，使行動具有“政治內涵”，彰顯公共社會學的“政治使命”。與此相呼應，這個《論綱》著意渲染中國“危機”，稱社會危機的引爆點“有可能是經濟性的”，“也有可能是社會層面的”，“最后都會通過政治危機表現出來”，“沖突和危機在所難免”。一個當年的動亂骨干在《公民運動與中國轉型》的訪談中更露骨地稱“要堅決地改變體制”，“這個推動改變的過程，我籠統地曰之為‘公民運動’”，也是為了實現“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揚言“新公民運動的具體內容包括街頭行動和組織化”，要“以公民運動來激發、凝聚力量……以不可抗拒的趨勢，自下而上地倒逼體制內的分化，形成體制內外合力，共同促成中國轉型”。真是要竭力地“組織化”起來，投入一場他們想象中的“顏色革命”了。這就是唯恐天下不亂者的轉型策略和如意算盤。所有忠誠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人們，所有關心國家命運前途的人們，對此能不加警惕嗎?

“公民社會”論的鼓吹者，力圖尋找各種縫隙、利用各種矛盾制造事端。甚至打著“勞工研究”旗號挑撥工人階級、勞動群眾同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煽動進行所謂“有組織的抗爭”。這種險惡的圖謀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始終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維護安定團結的根本力量。但這也提醒和警示我們，必須如黨中央要求的那樣，堅持工人階級的國家領導階級地位不能動搖，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不能淡化，堅持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謀利益的這一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不能偏離，要切實保障、不斷發展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民主權利，促進人民依法、有序、廣泛參與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并要幫助有關群眾依法表達利益訴求，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有機統一。在當前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在推進“四個全面”的治國方略中，要十分重視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增強群團工作和群團組織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維護好、發展好、實現好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義，把廣大人民群眾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共同在排除錯誤思潮的干擾中，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征途中的深刻變革，奮力奪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偉大勝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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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素霞：《論鄧小平的道路自信——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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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柱：《鄧小平晚年重要思想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

(作者：馮虞章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1期。原標題：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還是社會轉型——析“社會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