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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雙石：“對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點評兩篇奇文

點擊：  作者：成都雙石    來源： 雙石茶社  發布時間:2018-01-09 10:08:23

 

 

 

       簡單點評《炎黃春秋》2012第8期唐寶林文《南京解放前后的陳修良》

雙石

唐寶林先生的文章是為陳修良老太太叫撞天屈的，當然得鋪排一通陳老太太的功勞苦勞，這個雙某沒得意見，老革命嘛！何況還是經歷坎坷的老革命耶？但說功勞苦勞也就罷了，你揣著一顆別有的心來黑別人兒，乃至黑陳老太太到死也不愿棄之而去而又萬惡的黨，是不是差了點兒意思耶？比如唐先生的這段評述——

包括三大戰役中的其他戰役中，多有這種事。所以，最高領導“用兵如神”的秘密就在于此，解放后毛澤東在接見韓練成時說過一句真心話：“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韓兢《隱形將軍韓練成》，群眾出版社2008年）坦陳了情報策反工作在戰爭中的作用。一個人下一盤棋，要另一方怎么落子，就怎么落子，哪有不贏的道理！

【雙某點評：先不說地下黨大部分不是從事情報工作的，就算是，戰爭是只靠情報打贏的？情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情報只是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沒有任何一位戰爭指導者是只被情報牽著鼻子去打仗的——這還是排除情報有誤的前提下！要不請唐先生解釋一哈共產黨情報工作那么精準，還是要打敗仗耶？比如第五次反圍剿，情報工作很出色吧？怎么還是敗了？

看來戰爭的參與者們各自認準自己的位置，還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學者，是不是還是要多少按捺一哈輕薄輕狂議事的毛病？何況是一輩子搖筆桿兒沒見過槍林彈雨的唐先生你耶？你說是不是呀，唐先生？】

然后唐先生又用大段的文字鋪陳了陳老太太領導下的南京地下黨策反國民黨軍的功勞苦勞，然后又是一句撞天屈式的文字——

   這完全是和平解放的景象，但是解放后，為了突出軍隊武裝是解放南京的主因，大力貶低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國民黨起義官兵、廣大學生、工人、農民、市民、民主人士的作用，使人民長期不知真相。

【雙某點評：那么軍隊究竟是不是解放的“主因”耶？唐先生為什么就沒想一想，這種“和平解放”為什么沒有發生在戰爭初期？那個時期萬能的地下黨咋就沒試試“和平解放”耶？如果沒有解放大軍風卷殘云兵臨城下，這種和平解放該如何實現？能否實現？究竟哪個才是真相啊？唐先生能不能給個明確的結論？】

文中，唐先生還列舉了不少軍隊進城后出現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七屆二中全會上被某個最高領導反復提醒過的問題，并冠以“長期在貧窮落后的農村生活的主流派（解放軍和根據地南下干部）被嚴重的‘農民意識化’”，而對地下黨方面的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問題沒有半點檢點，那么地下黨方面真的就干凈得半點問題都沒有么？比如，【唐先生想沒想過地下黨方面的問題？地下黨有沒有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想作風與形勢需要和任務變更格格不入的問題？長期處于地下斗爭狀況，在提高思想認識和斗爭水平適應新環境方面，會不會有問題？比如群眾工作，比如土地改革，比如恢復生產，有沒有適應上的問題？】唐寶林先生自己在文中也說了，軍隊方面的問題是引起了軍管會劉伯承等首長重視的，批評也是很重的，可見人家“主流派”還是能自省且有自我批評的，那么反問一哈：陳老太太有么？

唐先生在文中還說：“在市委會議上，陳修良表示贊成（劉伯承）這個意見，并且組織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觀看“闖王進京”戲劇。結果引起許多解放軍和南下干部的極大不滿，進而引起他們對原城市秘密黨同志嚴重的打擊和迫害。”

【雙某點評：請問唐研究員，你的這個結論有什么證據支撐？組織看一出戲，就引了來“嚴重打擊和迫害”，這個邏輯擺渡是如何完成的？唐研究員不會連起碼的學術規范都不知道也不遵守吧？莫非風聞言事也能登學術之堂？那么請問唐研究員怎么從邏輯上解釋《甲申三百年祭》成為中共整風文件的？疾呼“我們不當李自成”的中共領袖乃至各級領導人們，又該咋掛上“嚴重打擊和迫害”這條邏輯鏈耶？嗯？唐先生，要不你來說道一哈？】

接下來唐寶林先生筆鋒一轉，又捧出了一個南京軍管會的名單說事兒，以佐證“主流派打擊地下黨”的既定議題——

28日公布華東局的決定，成立南京市軍管會，主任由劉、宋兩位書記兼任，陳修良雖參加了軍管會，但如下這個名單正好反映了南京地方干部的實際地位。

軍管會主要領導成員和下設機構：

委員兼主任：劉伯承

委員兼副主任：宋任窮

委員：張際春、江渭清、段君毅、陳同生、李達、柯慶施、徐平羽、羅士高、陳士榘、張霖之、孔從周、陳修良、周興、黃華、劉寵光

秘書長：陳同生

副秘書長：李靜宜

供給部部長：張友亮

外僑事務處處長：黃華

房地產管理處：第一處長：朱啟鑾

第二處長：湯成功

財經接管委員會：主任段君毅

副主任 劉峰 萬里

交通接管委員會：主任 劉寵光

軍事接管委員會：主任 孔從周

副主任譚善和鄧有倫

政務接管委員會：主任羅士高

副主任 齊仲恒

文教接管委員會：主任徐平羽

副主任王明遠任崇高

公安部：部長周興

在總共37個職位中，原南京市委只有5人（下劃線者），而且多為副職。

（南京市軍管會名單和南京市軍管會各部負責人名單，1949年5月公布，存南京市檔案館）

【雙某點評：嘿嘿嘿嘿，唐寶林先生知道什么叫畫蛇添足弄拙成拙么？！南京解放時地下黨有黨員2000人，這2000人在軍管會有5名代表，其中一人還是市委常委，與其他32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員比例相比較，這比例是高了，還是低了？實際地位究竟咋樣？】

唐寶林先生最過份的敘事是這個——

進城后的干部配備，中央在1949年2月3日已早有準備：“如南京國民黨不準備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我們可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領南京。華東、華中調動集中及訓練一萬五千名干部的工作，應立即動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前去徐州集中待命。華北局所派一萬七千干部在石家莊訓練，交華東局率領隨華野、中野向江南前進。哈爾濱、沈陽、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準備抽調相當數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諸城。”（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調度準備隨軍渡江南進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央檔案館藏）也就是準備派出大量北方干部接收江南城市。這說明全國勝利前夕，中央早就決定了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針。

【雙某點評：為接管城市準備干部的工作，竟然也能被歪曲為“中央早就決定了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針”？那么請問唐研究員一句，中央是該為新區解放作這些準備耶？還是不該作這種準備？地下黨能提供這種規模的干部隊伍么？地下黨的干部有建黨建政群眾工作的體驗與經驗么？有過清匪反霸組織恢復生產完成土地改革體驗與經驗么？在面臨工作方針重大轉變的歷史時期，此前連組織生活集中學習的機會都沒有的地下黨，有沒有重新學習整頓提高以適應新形勢的必要？再者，如果中央真是“早就決定了排斥地方干部的方針”，那么怎么解釋在接管后大量培養地方干部，特別是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培養地方干部的政策？比如以知識青年為主的南下工作團？

以陳修良主持的南京地下黨為例：地下黨掌握的黨員有2000人——還包括突擊發展的，而接管南京需要的干部至少是1.5萬人，請問南京地下黨能拿出這樣的隊伍來么？

唐研究員，雙某批評你一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沒得問題吧？】

接下來，唐先生還舉了一些似是而非甚至無法查證的事例，又飛速完成了一個邏輯擺渡：

對所謂地下黨的集中整肅，在南京解放后很快到來。華東局第一書記于9月17日在南京國民大會堂召集了一次南京市支書及排以上干部黨員大會（也稱4000人大會）。會上的報告題目是《論忠誠與老實》，吹響了對南京地下黨進行全面整頓（實為打擊與迫害）的號角。

報告還用根據地及解放軍的黨是“大兒子”、地下黨是“小兒子”這種封建繼承制的定位法，說明從南京開始所有長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領導班子，必須以前者為主，后者必須擁護和服從，否則就是“不老實”。

【雙某點評：嘿嘿嘿嘿，雙某嚴重懷疑唐先生這個陳述是為如今熱衷于謾罵鄧小平的左爺們準備的，可雙某玩兒史證這票活兒是只認理兒不認人，站對不站隊！所以還得跟唐先生計較一番：這個報告很多人聽過，感覺為什么跟作者不一樣？這個報告怎么就成了對地下黨吹響的號角了？唐先生應該引出這個報告的內容來讓我等后人瞅一瞅看一看呀？難道這個報告沒有批評南下干部中的問題？說報告者沒有“作起碼調查”，那么唐先生耶？你給人家定罪，那是需要就事論事提供證據的，你有么！

最起碼，唐先生應該引出鄧公原文來說事兒呀？唐先生，你引了么？除了沒有前后文的“大兒子”了、“小兒子”（這個比方是否恰當姑且不論，可怎么就能被上綱上線成了“封建繼承制的定位法”耶？），你拿出了什么證據？至于“前者為主”，請問有什么問題？在建國初期穩定政權的大背景下，軍事斗爭是不是第一位的？以前者為主有什么問題？還是老問題：當時的地下黨，究竟有沒有全面接管政權的能力，有沒有支撐這種能力的干部資源和隊伍？在對敵斗爭還在進行還很嚴峻的環境，以軍隊干部為主的一元化領導，是有必要還是沒必要？】

除此之外，唐先生引用或查詢證據的本錢也不夠使喚啊！比如輕率地就聲稱：

公開出版的毛澤東軍事文選中，對解放戰爭中其他戰役，指示很多，很詳細，唯獨對渡江戰役最少，只有一份。

【雙某點評：渡江戰役的文獻很多，軍委的指示也很多，早已匯輯出版，唐先生是不是該先去看一看再去數一數？哪怕是唐先生拿出來說事兒的《毛澤東軍事文集》，自己好歹也該數一數瞅一瞅呀？否則你拿什么本錢來撰文說事兒？要不雙某來替你列幾份——《同意三月底或作戰的計劃（1949年2月21日）》、《東北野戰軍先出兩個軍迫近漢口鉗制白崇禧部（1949年2月11日）》、《第四野戰軍主力應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發準備（1949年3月17日）》、《第四野戰爭軍先頭兩個軍的任務（1949年3月20日）》、《向師以上干部著重說明推遲渡江的理由（1949年4月14日）》、《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斗方針渡河上面》（1949年4月16日）、《必須爭取渡江一舉成功（1949年4月17日）》、《百萬大軍渡江南進關系全局勝利極大（1949年4月18日）》、《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1949年4月22日）》、《要做好接收上海的準備工作（1949年4月27日）》、《抓緊完成占領上海的準備工作（1949年4月30日）》《推遲占領杭州上海的時間（1949年5月3日）》、《占領吳淞嘉興的等地應注意的問題（1949年5月6日）》……

這都多少份了，唐研究員數數看？

還有，唐先生大加抨擊的“以解放軍為主，以南下干部為主”的方針，究竟有什么問題？執行軍管會的一切決定，究竟有什么問題？“地下黨的主要任務是在配合與協助解放軍，當上海解放后，地下黨的任務即告結束”又有什么問題？莫非解放后地下黨還要獨立存在？如果唐先生為之叫撞天屈的陳老太太對這個都不能理解，那么南京地下黨在思想情緒上存在的問題，還是不是空穴來風？】

唐先生這種不引證據、亂引證據和斷章取義選擇性引用證據的毛病，還有很多。

比如這個——

5月23日，南京市委就會師問題向中央、華東局寫了報告。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作為“正確處理”解放軍和南下干部與地方黨組織關系的經驗，立即轉批給中共華中局和西北局：“茲將南京市委關于外來黨和本地黨會師問題的經驗轉發你們，請你們充分注意此項問題，務必抓緊指導，不要再蹈我黨歷史上對此問題處理不善的覆轍。”（參見《宋任窮回憶錄》，264、265頁）

【雙某點評：這個報告是咋說的？唐先生讀過沒得？為什么不亮出來瞅瞅么？都是些什么經驗？】

直接抬沒有出處找不到來源的“證據”，這也唐先生一類學者的拿手戲：

從此，與“南下干部”相對的“地方黨”、“地下黨”這些名稱隨之迅速推廣，并開始見諸于黨的文件。這一大批出生入死冒險斗爭并做出杰出貢獻的戰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們的命運就是近幾年前才被披露出來的“新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份文件只發到當時的少數大軍區的領導人。以致在完全實行了這個方針，打擊了絕大部分地下黨員（實為黨內有獨立思想和民主觀念的知識分子，并擴大到黨內其他領域及黨外知識分子）后，又經過了改革開放約30年后，看過這個文件的個別幸存者才披露出來。

在這一大背景下，為共產黨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陳修良很快變成階下囚，受盡屈辱、打擊和害怕。

【雙某點評：陳修良很快變成階下囚？多快？共產黨的南京市委常委、組織部長，1955年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代部長，是階下囚？是貫徹“十六字方針”？那么南下工作團耶？當過總書記的上海交大地下黨員江澤民耶？唐研究員，這是在發現歷史還是在發明歷史？先不說存不存在這個“十六字方針”，就算存在，能不能先把時間和范圍鬧清爽？什么時候下達的？針對的什么群體？是整個地下黨么？如果這份文件只發到少數大軍區領導人，請問組織部門怎么掌握怎么貫徹怎么執行？是不是甭管下頭哪一級的干部都得這少數大軍區領導人去篩選？他們忙活得過來么？】

唐寶林先生接著展示了陳老太太的坎坷經歷，但甭管什么原因，都一定要歸類到萬惡的共產黨對地下黨的歧視和迫害，全然不顧邏輯擺渡的封閉性完備性。比如，唐先生這么著歸類，就一定要考慮其他沒有地下黨經歷而又命運坎坷者該咋歸類而不致于使唐先生的結論與之不洽。

當然，唐先生可以把這一切歸類于“萬惡的共產黨萬惡的毛澤東”。可這樣一來又麻煩了，這些叫撞天屈的老人兒，乃至叫撞天屈的吹鼓手唐先生，是在對誰叫撞天屈耶？這么萬惡的一個黨，你們還死活泡在里頭不走，是啥政治節奏與節操？

【雙某點評：很難相信這是寫出了《中國托派史》還給仲甫先生編過年譜的唐先生的大作，不說政治觀點，引證引述的嚴肅嚴謹應該有吧？證據的完整完備應該有吧？這都是起碼的學術道理學術規范吧？噢，《炎黃春稱》說了，他們不是學術刊物，可歷史問題的考證考辯，本身就要學術呀？唐先生你也是學界中人，也迎合他們的口味兒整這個八卦？】

《“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關地下黨的另一個十六字方針》（節錄）點評

穆廣仁

沙文漢（解放前任上海局策反委員會副書記）、陳修良（解放前任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夫婦57年被雙雙打成“右派”，開除黨籍。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給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老Ｈ多少年前來京，對我說：1949年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請示對地下黨的處理方針。中央回電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位同志把這16字去問李慎之，李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沙尚之（南京原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的女兒）和我通信，我告訴她這十六個字，她打電話問老Ｈ，老Ｈ對她說，是昆明的Ｍ告訴他的。”

反復查證，確有其事

我和許多老友們并不懷疑這十六字方針的真實性，因為解放后多年的事實已經明白無誤地對它作了驗證。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有更確切的來源，最好能查到原件。

我寫了一封信給現在昆明的Ｍ，問他這十六個字的來源。Ｍ已經是80多歲、體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說他已經不能執筆作復，只能在電話里回答一些問題。電話里傳過來他的微弱而有點破碎的聲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他還是說清楚了。他說：大約20多年前,也就是他從下放到云南邊遠農村回到昆明之后，也就是平反了他的“右派”錯誤結論之后，見到曾在中共西南局的一位老同志，這位老同志告訴他這十六字方針，并且對Ｍ說，他曾看到過有這十六字方針的文件。聽Ｍ說有人看到過文件，我著實興奮了一下，連忙問他這人姓甚名誰，現在哪里。Ｍ說，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事情似乎就到此為止，頗感遺憾。

但是，我相信還會有別的來源和旁證。

有幸，承老友Ｓ君告知，復旦大學的一位老戰友，解放后的50年代在某安全部門工作時，那里的人就曾告訴他，有這樣一個十六字方針。

我并不滿足這些口頭轉告，而希望得到更確切地證實。后來，一位曾從事南京黨史工作的同志告訴我，上個世紀90年代，江蘇省安全廳的一位負責人C君在查閱全國性大案的檔案的時候，發現確有這么一份電報，那是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央某領導人向毛澤東請示對地下黨的處置方針的時候，毛澤東批示了這十六個字。這個批示當時只發給了幾個大區的負責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聞界老前輩李普同志請教。他說，從這十六個字的文風、氣勢看，與毛澤東一貫的文筆是一致的。從他對知識分子一貫的偏見，從解放后他發動的歷次矛頭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的實踐來看，這也只能是他的手筆。他是有遠謀大略的，是從全局的大政策考慮的。別人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膽略發出這樣的指示。

我請李普同志問過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從他們那里得到某種實證。杜老潤生對他說，解放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的時候，曾經看到過這個關于對待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請杜老談談有關這個文件的具體情況。杜老說，這個文件確實是他自己看到的，一點不假。但是對于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細節，93歲的杜老已經記不起來了。

至此，我的尋根問底算是到了頭。能不能再進一步從中央檔案館找到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證的文字材料呢？由于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當前我國的保密制度下，還不能作這樣的奢望。本文只能暫時“立此存照”，留待日后的史學工作者在有條件的時候加以查證。

【評：這“尋根問底算是到了頭”的東東，還是一地雞毛！就是作者聲稱“反復查證，確有其事”的證據？弱弱地問一句，真要上得法庭，你們這些東東，有證據效力么？哪怕這個官司拿到你們心儀的天堂國去打耶？】

從南京地下黨說起

實踐是最雄辯的歷史見證。從1949年下半年開始，就在解放不久的南京對地下黨進行整黨。整黨的根據是：地下黨組織不純，反革命混進來了；許多新黨員是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入黨的，“動機不一，成分復雜”。鄧小平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黨的支部書記和排級以上黨員大會上做題為《忠誠與老實》的報告，就是這樣講的。鄧說，華東局指示必須對南京地下黨進行整頓，而南京市委組織部門不同意，不認真執行，這是“無組織無紀律”。

【評點：上級指示，下級該不該認真執行？如果不認真執行，算不算是“無組織無紀律？”】

……

他一再強調，革命勝利一是靠黨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他嚴厲地批評了南京地下黨的同志對軍隊干部不服氣的情緒。

【評點：弱弱地問一句，鄧公這個說法對不起？如果不對，作者認為該為這個座次表該如何排？請明示一哈好么？】

看來，對于所謂南京地下黨“組織不純、成分復雜”的情況，是由南京解放之初重新組建的市委的領導人報告了華東局的，也轉呈了黨中央、毛主席，并請示對地下黨的處理方針。其他新解放地區也會有類似的報告和請示。毛澤東批示的這十六字方針，應該就是對于這類請示的回應。南京解放后，市委組織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對原地下黨學委負責人說，黨組織在一次會上傳達了中央精神，點明全國有四個地區地下黨組織嚴重不純：南京，福建，廣西，云南。實際上，未被點名的地區的地下黨也逃不出劫數。

【評點：真有這個指示么？證據耶？】

南京從1949年9月開始進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黨。其他新解放地區也先后進行了整黨。整黨的矛頭主要是對著地下黨的。

無論當時南京地下黨的某些黨員是否有什么嚴重問題，但對作為在國民黨心臟地區進行長期斗爭的一級組織，應該做出怎樣的總的評價呢？對于那些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最危險的時候堅持斗爭，不怕殺頭、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黨不久的新黨員）又該怎樣評價呢？

先從南京地下黨領導層說起。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參加黨的老資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后，解放軍二野、三野的部隊和南京地下黨會師，成立了以劉伯承、宋任窮（之后是粟裕、唐亮）為首的南京市委。陳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個組織部長的位置。她在上述整黨問題和對待解放軍和地下黨的關系上吃了批評，被調離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級使用”。到了“反右派”運動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漢（當時任浙江省省長）都被劃為“極右”，時為黨內職位最高的“大右派”。

【評點：陳老太太自己和丈夫在1957年前的履歷，恰恰與“降級使用”和“就地消化”之說不洽：陳是解放后第一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婦委主任——并非降級使用（同時期任南京市委書記分別是劉伯承、粟裕、唐亮，作者認為他們哪位不如陳老太太合適？），后來隨丈夫（任浙江省省長）調浙江省委任宣傳部副部長、代部長——并非“就地消化”，而是調到鄰省工作】

再看看青年團南京市委的情況。從1949年夏開始建團起，一直都是由地下黨員擔任領導骨干的。整黨一來，團市委的書記、副書記均被撤換、調離，書記改由三野的一位團政委擔任，組織部長也換成部隊調來的團級干部。此后還曾從南京軍區政治部青年部調來一位長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擔任團市委副書記。整黨完成后，那位團政委調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離開南京時，團市委書記還是由一位從蘇北地方部隊來的一位原營級干部擔任的。當然，這些從部隊來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黨員。但是，難道地下黨員就都是不堪擔當重任的好黨員了嗎？

據南京一位從事黨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訴我，南京這次整黨從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沒有查出一個貨真價實的現行反革命，而在2000多名地下黨員當中，卻有300多名受到開除黨籍、取消候補黨員資格、退黨、“停止黨籍待審”等等各式各樣的處分。

整黨之后，又經過不止一次的政治運動，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開始了。原任團市委副書記、團市委各職能部門的領導人，以及被“降級安排”到其他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干部（都是解放前參加地下黨的），幾乎被一網打盡；少數“漏網”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個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國各地大體都是這樣

只是南京團市委是這樣的么？不，南京其他機關大體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國各大城市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員的命運，也大體如此。說“大體如此”，是因為各地情況總有某些差別。但也就是某些差別而已。原中共長沙市委秘書長劉晴波（地下黨員、原中大學生運動領導骨干），因對肅反工作提了點意見，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聯大地下黨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優秀的地下黨員被劃為“右派”。

福建是地下黨的一個知名的重災區。據《百年潮》雜志刊載的一篇文章記述，項南1981年到福建的時候，發現大批解放前在復雜條件下堅持革命斗爭的出生入死的閩浙贛、閩西南地下黨同志，解放后蒙受冤屈長期沒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還把一批原閩中地下黨負責人當作叛徒、特務、內奸開除黨籍，逮捕入獄。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黨員，大多是地下黨在廈門大學、集美學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識分子。

【評點：能不能請作者把福建這重災區是個啥情況拎拎清爽？冤案是誰整的？始作俑者為誰？又是誰指示調查平反的？能不能把賬目整清爽了，再來掰活你的大明白？】

……

2004年11月初稿，2007年5月改定

[穆廣仁北京人。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外文系。歷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新華通訊社翻譯部翻譯、國際新聞編輯部編輯、開羅分社首席記者，新華社總編室副總編輯、中東總分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