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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管黨治黨的重要思想。習近平最早明確提出這一重要思想是2015年12月11日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指出：“我們干事業不能忘本忘祖、忘記初心。”[1](P7)同時，他還對什么是共產黨人的“本”作了精辟概括：“我們共產黨人的本，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我們要固的本，就是堅定這份信仰、堅定這份信念、堅定這份忠誠。”[1](P7)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重要講話（以下簡稱“七一”講話）深刻回顧了中國共產黨95年的厚重歷史，深情展望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美好前景，突出強調了當前全黨要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時代號召。“不忘初心”，這是一種形象化的表述，具有深厚的歷史內涵和現實內容。它是指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所選擇的立黨之本，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重大歷史轉折關頭，中國共產黨總是有針對性地強調全黨要牢記建黨的使命和宗旨，固守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牢牢把握前進方向。

一、在五四運動思潮激蕩中確立革命“初心”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風云變幻80年，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歷經千辛萬苦，總是設法從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寶庫中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但是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說，“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2](P1470)正在這個時候十月革命給正在苦苦探求救國救民出路的中國先進分子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嶄新的思想理論。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紛紛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中國最初的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為后來創立中國共產黨打下了堅實基礎。

有的人說，中國人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是在沒有深入了解俄國革命真相的情況下倉促做出的選擇。這種看法不僅違背最基本的歷史事實，而且褻瀆了中國共產黨先驅們的鄭重選擇，及其他們為之畢生奮斗而所付出的鮮血乃至生命。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眾多的西方文化中最終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也不是趕時髦追逐時尚，首先是建立在對俄國革命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堅信十月革命道路才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獲得解放的根本道路。十月革命引起世界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恐慌，起初國際輿論充斥著對十月革命真相、對布爾什維克黨進行歪曲、造謠、污蔑。十月革命也引起中國北洋政府的恐懼，視十月革命為“洪水猛獸”，擔心中國人民也會像俄國無產階級那樣起來推翻他們的反動政府，北洋軍閥控制下的國內輿論媒體封鎖俄國革命的消息。中國人獲知俄國革命的情況最初主要是通過國內媒體轉報外電的不實消息。比如關于列寧是德國奸細問題，1917年12月16日《晨鐘報》就轉引外電報道：“李寧者向以煽亂著名，新由德歸，德人賄之，使運動單獨議和。”[3](P437)直到1918年9月，仍然還有不少報刊比如《時事新報》誣蔑十月革命系德國的陰謀，“過激派政府領袖里寧、脫落士基等，皆系德國之代理人，過激派之革命，由德國參謀總部預為布置，并由德意志帝國銀行及其他財政機關供給費用。……故現在之過激派政府完全非俄國之政府，實德國之政府，其行事純為德國利益起見”。[3](P475)更有甚者危言聳聽地渲染“過激黨所下婦女歸為國有”“有體面之婦女之不從命令者皆被拷打”等“恐怖”行為。[3](P479)

正當國內媒體鋪天蓋地大談“恐怖主義”“過激黨”之時，李大釗發表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4](P364)在《戰后之世界潮流》一文中，李大釗還進一步指出：“這種社會革命的潮流，雖然發軔于德、俄，蔓延于中歐，將來必至彌漫于世界”，[4](P401)苦難沉重的舊中國也能走上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在當時一團迷霧中形成這些認識是很不容易的，表現出李大釗作為一位優秀馬克思主義者的真知灼見。俄國革命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大革命，引起了當時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的興趣和關注。瞿秋白為了進一步了解俄國革命的真相，決定以北京《晨報》記者的身份親往俄國察看這個被妖魔化的嶄新國家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度。他在俄國赤塔等地，以其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記錄下了俄國工農群眾克服各種困難、戰勝舊勢力的反撲和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以及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真相。這就是著名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在當時告訴中國人一個真實的蘇維埃俄國、一個真實的俄國十月革命。當然，任何一場社會革命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新生蘇維埃俄國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難能可貴的是李大釗等建黨先驅們畢竟不受當時的流言蜚語所干擾，不受各種謊言假象所迷惑，抓住了十月革命的根本性質，看到新生的蘇維埃俄國的主流，從而能夠透過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而比較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質、主流以及發展大勢。應該說，他們具有比較深邃的辨別力和洞察力。

同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盲目跟風，而是在同各種思潮的反復推求、比較中，獨立自主地做出鄭重抉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實際上早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但是當時并沒有五四運動之后在思想界有那樣巨大的影響。在早期傳播階段，科學社會主義是與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其他思潮一起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思想界崛起的同時，與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實驗主義等思潮進行了大規模論戰。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旗幟鮮明地批駁了對方的錯誤觀點，而且更為可貴的是，他們能夠在當時的激烈爭論中保持較為理性的態度，注意吸取對方在批評中提出的某些合理性思想，從而彌補自己思想理論的不足。真理越辯越明，通過不同思想觀點之間的交鋒，進一步堅定了中共建黨先驅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之心和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之心。

大浪淘沙，越是復雜的社會環境就越能考驗一個人的見識和眼界。早期追求馬克思主義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在創立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其中有些是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些則是出于一時的好奇心而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旦遇到各種波折，則動搖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動搖了他們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真理的初心。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2位代表，他們曾經處在一個共同事業的起點，但后來所走的道路卻不盡相同，有的由于各種復雜原因而脫黨了，有的可恥地叛變了，而堅持下來直至新中國成立的則是矢志不渝不忘初心的堅定共產主義者。

自從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95年來，中國人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這是在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指導下所取得的，只有馬克思主義而沒有別的什么主義可以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走過的歷史已經證明了，未來也還將繼續證明這一道理。當前，我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堅持不忘初心，就是要在各種社會思潮的相互交鋒中，理直氣壯地批駁懷疑、攻擊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各種有害思潮，繼續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

二、在為最低綱領奮斗中始終銘記“初心”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在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行動指南的同時，也選擇了以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奮斗的遠大理想和精神支柱。劉少奇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理論準備不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學習、研究得不夠。根據中共建黨先驅李達回憶：中共一大討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草案，這個宣言有千把個字，前半部分大體抄襲《共產黨宣言》的語句，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過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接著說起中國工人階級必須起來實行社會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最后以“工人們失掉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話結束。[5](P13)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還不懂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建黨之初就牢牢地確立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并作為奮斗目標。在黨的第一個綱領中就旗幟鮮明地提出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等共產主義理想。黨的二大分析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實際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6](P9)可以看出，黨的二大首次把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結合起來，一方面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始終胸懷黨的最高綱領和最終目標，同時又從民主革命的現實國情出發，為實現反帝反封建這一黨的現階段綱領而奮斗。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獨立承擔起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九一八”事變尤其是七七事變以來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中國共產黨調整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些政策，在經濟上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改變為農民交租交息、地主減租減息；在軍事上接收國民政府的改編，不再使用紅軍番號，大力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當時在紅軍中不少戰士對改編不理解，時任八路軍政治部民運部部長傅鐘回憶：當聽說改編還要取下紅軍帽徽換上國民黨軍隊時，更是火上加油，有的摔帽子，有的流淚，甚至有的罵娘。為了解決這個思想問題，左權等領導同志耐心地做了思想工作，給戰士們講我們取下“紅心”不是要丟掉它，這里有烈士的鮮血和我們的理想。要往遠處看，為了抗日救國，可以把紅星保存起來，把它放在心坎里！紅星在我們心里，我們就不會迷失革命方向。[7](P145)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黨的政策重大轉變關頭，毛澤東及時指出：“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斗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8](P276)毛澤東在這里強調的“大目標”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時所確立的理想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不論斗爭有多復雜、道路有多曲折，中國共產黨人都始終不忘“初心”，永遠銘記“大目標”，只有這樣才不會迷失方向。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毛澤東的這一政治預見是完全正確的。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頑固派大唱“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蔣介石打電報要求中國共產黨改名稱，有些知識分子也附和國民黨，“奉勸”共產黨收起馬克思主義，左舜生等中間派以及一些美國人也希望中國共產黨改名為“社會黨”。毛澤東堅決反對改變黨的名稱，他說：“黨外許多人主張我們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壞了”。[9](P275)

抗戰勝利前夕，關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新中國，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全面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黨在現階段的基本綱領，同時他又提醒全黨不要忘記黨的最高綱領和根本奮斗目標，多次強調：“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10](P1059)“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0](P1059)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辯證統一，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重大歷史關頭始終不忘革命初心、胸懷崇高理想的精神狀態。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11](P10) 95年來，中國共產黨經歷風風雨雨和各種困難、挫折的考驗，僅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就經歷了兩次比較嚴重的考驗：一次是1927年由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1934年由于王明“左”傾錯誤而導致丟掉中央革命根據地被迫進行長征。但是無論我們黨遇到什么樣的挫折，總能夠重新振作起來，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復興。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始終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在各個歷史階段既立足于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又“不忘初心”、心懷遠大理想。當前，我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堅持不忘初心，就是要把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結合起來，一步一個腳印、腳踏實地地不斷邁向共產主義這一終極目標。

三、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提醒不忘“初心”

抗日戰爭結束后，蔣介石集團倒行逆施，破壞和平、挑起內戰。經過兩年多的解放戰爭，國民黨反動統治岌岌可危，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民主力量得到了顯著發展，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基本勝利，一個新的歷史大轉折即將到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結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狀的民主革命任務即將基本完成，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即將在全國范圍執政的嶄新環境。在這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將以一個什么樣的精神狀態來迎接這個勝利、迎接新的歷史使命，直接決定黨的前途和命運。

1949年3月，中共召開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最后一次中央全會即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不僅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以及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而且還特別強調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2](P1438)革命成功之后，黨還將面臨著長期的更加艱巨的建設任務，面臨著更加復雜的鞏固政權的任務。毛澤東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2](P1438-1439)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務必”重要思想，它言簡意賅但卻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毛澤東提出的這兩種作風，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所彰顯的優良作風，這一優良作風和革命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一切政黨的顯著標志。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前夕強調“兩個務必”，就是提醒全黨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創立以來始終堅持的黨的宗旨和精神面貌。實際上，就是在這次全會上，中央已經向全黨做了示范。毛澤東的警衛員劉長明回憶：當七屆二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健步走進會場時，全場熱烈鼓掌，毛澤東擺手示意同志們不要鼓掌，他在報告開始前說，我們黨內開會，還是不要鼓掌好。[12](P410)在七屆二中全會閉幕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提議“六不”：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平列，并且提出這六條黨內規矩今后從中央領導同志做起，從中央委員會做起。[12](P410)

七屆二中全會閉幕后不久，中央就開始遷往北平。黨中央除了開展學習管理城市的有關知識之外，還特別加強保持光榮傳統的教育，抵制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教育，以及組織紀律的教育。毛澤東在這個期間想得最多、提到最多的就是要注意吸取李自成農民起義軍進城之后忘記革命初心的失敗教訓，多次提醒要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和政治本色，不要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打中。他說，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共產主義”。[13](P275)他還不斷提醒自己，嚴格要求自己。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曾經回憶過一件事：在初進北平時，北平軍管會主任葉劍英建議毛澤東和黨中央入住中南海辦公。毛澤東起初不愿意，他對周恩來說：中南海過去是什么人住的地方，這個你是知道的，我們住進去不妥，我是不想進去！[14](P166)毛澤東考慮的出發點，故宮過去是封建帝王行使權力的象征，他擔心我們黨的領導人在進城后像封建帝王那樣驕奢淫逸、脫離群眾。后來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對此進行研究，從安全等各種因素考慮決定黨中央和毛澤東遷居中南海。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最擔憂的就是全黨在執政的環境下能否繼續保持建黨之初的革命本色，能否繼續保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能否繼續保持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簡而言之就是中國共產黨能否不忘初心、避免腐化變質這個重大問題。應當說，毛澤東的這種擔心并非杞人憂天，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發生了劉青山、張子善貪腐案件，案情令人觸目驚心，直接印證了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兩個務必”以及“進京趕考”的思想，不是杞人憂天。劉、張二人從革命功臣蛻變為人民罪人，從根本上說正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出了問題，泯滅了共產黨人的“初心”。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勝利即將來臨的時刻，更加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不忘初心，始終保持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始終保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宗旨，始終保持人民群眾普通一員的政治本色，絕不以革命功臣自居。1949年6月19日，陳云在寫給一位革命烈士后代的信中語重心長地指出要牢牢記住人民群眾才是革命的功臣，“千萬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共產黨人在國家法律面前是與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黨人的行動僅僅是為人民服務，決不想有任何酬報，誰要想有酬報，誰就沒有當共產黨員的資格”。[15](P396)這些話今天讀來仍然令人震撼，感人至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政治上的清醒。中國共產黨人絕不能搞任何的特殊化，更不能把自己高高地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就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奮斗，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失去這個“初心”，黨就變質了。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的領導人始終牢記這個“初心”，不僅嚴格要求自己和同事，而且更加嚴格要求自己的家人和親朋好友，絕不允許他們有任何的優越感和特殊化，形成了良好的家風。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提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這一重要思想，既具有厚重的歷史感又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它不僅是一種催人奮進的時代號角，更是一種振聾發聵的政治提醒，對于我們當前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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