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刻不容緩

點擊：3253  作者：何干強    來源：思想火炬  發布時間:2016-01-11 11:09:59

 

  

【摘要】全國第三次經濟普查公布的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的所有制結構顯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嚴重動搖。振興公有制經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深化改革中的指導地位，排除西方主流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干擾破壞，反對私有化。各級政府部門應當堅決把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放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振興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上來。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所有制結構 政策措施

 

目前，我國市場供求結構失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生產領域產能過剩，經濟增長指數下行，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要根本扭轉這種被動的經濟運行態勢，是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為理論指導，卻存在嚴重思想分歧。前者認為，要避免跌入資本主義經濟那樣的周期性經濟危機泥潭，就必須堅持依憲治國，鞏固和擴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加強對宏觀經濟的計劃調控，真正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后者的矛頭，卻始終指向瓦解公有制經濟，并導致公有制主體地位趨于喪失，這是形成被動的經濟態勢的根本原因。兩種經濟理論指導思想勢不兩立，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經濟利益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之間的尖銳對立，應當說，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階級斗爭。毫無疑問，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深化改革中的指導地位，排除西方主流經濟學理念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干擾破壞，才能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運行和科學發展，實現人民共同富裕。本文擬就此談些認識。

 

    一、所有制結構的現狀

 

全面深化改革，是黨中央提出的、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務之一。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這個基本指導方針與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等莊嚴規定，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實踐中，卻屢屢有某些政府智囊機構、管理部門不能堅持依法治國、依憲執政，違背黨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指導方針，迷信新自由主義產權經濟學，推行諸如對國有、集體企業實行“MBO”(“經理層購買”)等私有化“改制”的政策措施。這導致許多地方的公有制企業改革變成私有化。由于這種傾向得不到及時制止，隨著時間的延續，目前全國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越來越低。

 

據2014年12月16日發布的全國第三次經濟普查數據，2013年末，全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按登記注冊類型分組的企業法人單位共有820.8萬個。其中，內資企業占97.5%，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1.2%，外商投資企業占1.3%。在內資企業中，國有企業占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總數的1.4%，集體企業占1.6%，私營企業占68.3%;其余的是具有混合經濟性質的股份合作企業、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業等。 這些混合經濟性質的企業，本可根據公有資本控股還是私有資本控股，劃分它們的所有制基本性質，但是在公布的數據中卻沒有這種劃分。即使如此，也可從對企業法人單位總數的占比中看出，公有制企業數量明顯地低于私有制企業數量。

 

2005年公布的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曾公布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實收資本在全國實收資本總額中的比重。遺憾的是，從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起，該重要指標就不再公布。這使人們難以弄清全社會生產領域總實收資本的所有制結構。好在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公布了第二、第三產業的企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關系。盡管公布的數據不完全，但為了解目前這兩大產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基本狀況，提供了可靠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資本的本質是生產關系，即生產領域體現人們對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所以，從不同所有制企業從業人員比重統計的表征中，可以清晰地透視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本質關系。現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第三次經濟普查辦公室公布的有關數據，將其梳理如下。

 

1.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關系。截至2013年末，(1)在工業企業法人單位14025.8萬從業人員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9.6%，外商投資企業占10.1%，內資私營企業占44.7%;國有企業占3.4%，集體企業占1.2%，股份合作企業占0.4%。合計私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占64.4%(9.6% + 10.1% + 44.7%)，顯著超過公有制從業人員占5%(3.4% + 1.2% + 0.4%)的比重。(2)同期在建筑業企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5320.6萬人從業人員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0.3%，外商投資企業占0.2%，內資私營企業占42.5%;國有企業占企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的4.7%，集體企業占3.4%，股份合作企業占0.3%。合計私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占43 .1%，顯著超過公有制從業人員占8.4%的比重。

 

2. 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關系。截至2013年末，(1)在批發和零售業企業法人單位3314.9萬人從業人員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2.7%，外商投資企業占3.2%，內資私營企業占53%;國有企業占3.1%,集體企業占1.7%，股份合作企業占0.5%。合計私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占58.9%，顯著超過公有制占5.3%的比重。(2)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企業法人單位1247萬人從業人員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2.4%，外商投資企業占1.8%，內資私營企業占26.6%;國有企業占27.5%,集體企業占2 %，股份合作企業占0.4%。合計私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占30.9%，超過了公有制企業占29.9%的比重。(3)同期在住宿和餐飲業企業法人單位691.6萬從業人員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5%，外商投資企業占7.5%，內資私營企業占47.3%;國有企業占6.3%,集體企業占1.4, 股份合作企業占0.6%。合計私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占59.8%，顯著超過公有制從業人員占8.3%的比重。(4)同期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法人單位539.4萬人從業人員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8.9%，外商投資企業占11.2%，內資私營企業占31.6%;國有企業占4.3%,集體企業占0.19%, 股份合作企業占0.16%。合計私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占51.7%，顯著超過公有制從業人員占4.7%的比重。(5)同期金融業從業人員為513.9萬人，公報沒有公布不同所有制的從業人員，這可能是因為目前我國金融業基本為國有資本獨資或控股。(6)同期房地產業企業法人單位的從業人員為877.2萬人，公報也沒有公布不同所有制成分從業人員。眾所周知，房地產開發經營、房地產中介服務、物業管理等行業，基本上已經由私有資本投入營運，所以，私有制從業人員顯然占主要比重。(7)同期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企業法人單位1216萬人從業人員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1.9%，外商投資企業占2.6%，內資私營企業占44.5%%;國有企業占9.1%,集體企業占3.9%, 股份合作企業占0.76%。合計私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占49%，顯著超過公有制從業人員占13.8%的比重。(8)同期在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企業法人單位603.3萬人從業人員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1.9%，外商投資企業占2.5%，內資私營企業占37.3%;國有企業占9.2%,集體企業占1.2%, 股份合作企業占0.51%。合計私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占41.7%，顯著超過公有制從業人員占10.9%的比重。(9)同期在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企業法人單位266.9萬人從業人員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2.2%，外商投資企業占1.4%，內資私營企業占59.5%;國有企業占3.7%,集體企業占2.6%, 股份合作企業占1%。合計私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占63.1%，顯著超過公有制從業人員占7.3%的比重。(10)在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等五個行業，公報沒有公布同期在不同所有制法人單位從業人員的結構。

 

3.關于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所有制結構關系的綜合分析。根據已公布的上述數據，2013年末全國第二、第三產業企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關系，可以用下表來簡要說明。

 

　　表 2013年末全國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所有制關系的基本結構

 

 

注：1.“比重”指一定性質的企業從業人員占本行業從業人員的比重。表中的一些空格表示沒有公布數據。

　　2.在序號為12至16的五個行業的從業人員數字中，括號中的數字是其在行政事業及非企業法人單位中的從業人員數。

資料來源：根據“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一)(二)(三)”中已公布的有關數據計算得出。

 

在上表中，筆者把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股份合作企業都納入公有制企業欄目;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內資私營企業都納入私有制企業欄目;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業都納入股份制企業和其他企業欄目，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有所有制結構數據的，共有九個行業。在序號為1、3、5、6、11這五個行業中，私有制企業的從業人員比重都超過了50%，并在人數最多的工業行業達64.4%;而公有制企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卻在4.7%和8.3%之間。這五個行業的從業人數較多，共計18838.3萬人,占九個行業總人數(27225.5萬人)的69.2%。

 

其二，公有制在從業人員比重最高的序號為4的行業，占29.9%，但是也低于該行業私有制占30.9%的比重。在序號為2、9、10 的三個行業，公有制從業人員比重在8.4%和13.8%之間，而私有制從業人員比重在41.7%和49 %之間。

 

其三，序號為7的金融業和序號為8的房地產業沒有公布有關所有制的數據。但是，從現實看，金融業基本上是公有制(國有資本為主);房地產業卻主要是私有制。從公布的行業從業人員數據看，房地產業從業人員(877.2萬人)明顯超過金融業(513.9萬人)。這意味著，這兩個行業中在私有制從業的人員可能多于在公有制中從業的人員。

 

其四，序號為12至16的五個行業的從業人員，不屬于物質生產領域的從業人員，因而在研究生產資料所有制范疇中的從業人員時，可以把他們撇開。

 

其五，表中的“股份制企業、其他企業”(即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業)，它們的所有制性質是由控股資本的社會性質決定的。在私有制從業人員比重超過了50%的序號為1、3、5、6、11這五個行業中，即使把“股份制企業、其他企業”都算作公有制企業，公有制仍然不占主體地位。實際上，在這些企業中，由私人資本控股、屬于私有制經濟的，不在少數。假定它們中的公、私所有制企業各占50%，分別加到上表的公、私所有制從業人員比重的數字中，私有制從業人員的比重就全部超過了50%，其中私有制比重較小的序號為4的行業，其從業人員的比重也達到了50.5% (30.9% + 39.2% × 50%)。

 

根據這些分析，可以明確判斷，到2013年末，在我國第二、第三產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總體上已經不占主體地位。換句話說，憲法關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底線”，在第二、第三產業已經被突破了。其中的“工業”和“批發和零售業”，從業人數眾多;“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主要應用高新技術;“房地產業”，直接關系廣大群眾切身利益。這些行業的公有制從業人員比重已經明顯低于私有制，這對于我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對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都極為不利。

 

4.第一產業農業的所有制狀況。我國農村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在名義上沒有改變。可是，不少地方在實施集體土地家庭承包制的過程中，并沒有遵循黨中央關于集體統一經營和家庭承包經營雙層經營的規定，而是逐漸淡化、削弱甚至取消了集體統一經營權。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揭示出，在一定的生產方式中，經濟經營權和所有權是可以分離的;但是，經營權與所有權不可絕對分離，因為經營權是由所有權控制的，經營權的實施必須服從所有權經濟利益的實現，經營權的運行過程實質是所有權的實現途徑;如果經營權徹底脫離了所有權的約束，所有權經濟價值得不到實現，法律上的所有權也就形同虛設。

 

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生產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巨大支撐作用都證明，土地集體所有制比土地私有制優越得多。為此，實行集體土地家庭承包制是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如果放棄土地集體所有制的集體統一經營權，那么家庭土地承包制就會蛻化為實際上的小土地私有制。但是現實中，不少鄉村確實淡化乃至放棄了農用土地的集體統一經營權。目前，這種蛻化造成的后果正在表現出來。在那些集體土地的統一經營權被削弱乃至取消的鄉村，村集體經濟組織往往只起行政管理上的上情下達作用，對集體經濟統一經營的組織指揮作用則近乎消解，由此出現了農民對農業生產積極性下降、青壯年普遍進城打工、農村只留下老人和留守兒童的現象。在這些地方，村民收入往往兩極分化，農民脫貧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而一批全國聞名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不斷鞏固、經濟實力不斷壯大的農村，都是始終堅持集體經濟統一經營為主的，如河南的南街村、劉莊、江蘇的華西村等。實踐表明，農村只有堅持集體土地的家庭承包與集體統一經營兩者結合，并創造條件逐步向統一經營過渡，才能為實現土地規模經營，提高集體經濟效益，從而實現共同富裕，創造基本條件。應當說，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鞏固的程度如何，是與集體經濟組織能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集體土地上自覺有效地發揮統一經營權的作用，緊密聯系的。然而不得不承認，目前從全國農村來看，土地集體所有制處于嚴重削弱狀態。

 

綜上所述，從三大產業的所有制狀況來看，目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處于嚴重動搖之中，這種狀況是不可低估的事實。

 

    二、所有制在宏觀經濟中的基礎地位

 

我們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深化改革，就要下決心振興公有制經濟，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現在已經刻不容緩!為什么這么說?因為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和發展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產能過剩等類似資本主義經濟的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嚴重動搖。《資本論》依據唯物史觀闡釋的基本原理揭示出，生產資料所有制在宏觀經濟運動和發展中起著基礎的作用。要避免發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現象，就必須恢復并鞏固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

 

 

1.所有制是市場供求關系的基礎。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分析宏觀經濟運動，如果只停留在人們能感覺到的市場供求狀態，這是膚淺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在理論上之所以膚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停留在市場供求關系層面講話看問題。因為市場供求關系不過是宏觀經濟的外部表現或現象形態，只有找出市場供求關系的現象與本質之間的內在聯系，才能弄清宏觀經濟運動的真相。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地指出,“要給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下一般的定義，真正的困難在于，它們好像只是同義反復。”“在供求關系借以發生作用的基礎得到說明以前，供求關系絕對不能說明什么問題。”

 

馬克思所說的“供求關系借以發生作用的基礎”是什么?對此，馬克思有明確的回答：“在簡單的買和賣上，只要有商品生產者自身互相對立就行了。如果作進一步的分析，供求還以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的存在為前提，這些階級和階層在自己中間分配社會的總收入，把它當作收入來消費，因此造成那種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為了理解那種由生產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

 

關于供求以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的存在為前提的前一方面，馬克思指出：“‘社會需要’，就是說，調節需要原則的東西，本質上是由不同階級的相互關系和它們各自的經濟地位決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價值和工資的比率決定的，第二是由剩余價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潤、利息、地租、賦稅等等)的比率決定的。”馬克思在這里明確指出，由階級關系和經濟地位決定的分配關系，這是市場供求關系的前提。

 

關于理解供求需要弄清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這后一方面，包括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直接生產過程和使剩余價值得以實現的流通過程。《資本論》揭示出，在直接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剝削最終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而在流通過程中，即在剩余價值得以實現的市場關系中，則受“生產部門的比例關系”和有購買力的“社會消費力”的限制。 有購買力的“社會消費力”，也就是前一方面不同階級的相互關系和它們各自的經濟地位造成的市場需求，包括生產消費對生產資料商品的需求和個人消費對個人消費資料的需求。可見，“生產部門的比例關系”，或者說商品生產者的社會分工比例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所要強調的重要方面。

 

歸結起來，可以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市場供求關系借以發生作用的基礎，有兩個基本因素。一是由不同的階級和階層對社會總收入從而財富(生產資料或資本)的分配關系，也就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二是為前者制約的生產者之間的社會分工比例關系，其中包括兩大部類生產者之間的分工比例關系、他們的固定資本補償的比例關系、社會擴大再生產中貨幣積累和實際積累之間的比例關系等。

 

這兩方面的基本因素構成了資本主義市場供求關系的實質。這也就是說，一個基本因素即社會分工的各種比例關系的平衡或不平衡，必然導致市場總供求分布平衡狀態的波動;另一個基本因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造成的分配關系狀況，會通過形成一定的市場需求結構，引起市場供求關系平衡狀況的變動，而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階級關系是社會群體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不同經濟地位和相互關系，是最具有歷史能動性的社會關系。這兩個基本因素比較起來，由所有制決定的階級關系從而財富和收入的分配關系狀況，又對市場供求起直接的決定性作用，因為有購買力的“社會消費力”直接作用于市場的需求。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對基本矛盾之所以導致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了社會消費購買力必然顯著低于在利潤驅動下無限擴張的市場供給力。

 

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對市場供求關系起決定性作用的原理，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是看不到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以維護私有制為理論前提，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視為合乎理性的經濟制度，所以總是以私有制為既定的前提來分析經濟現象，因而所提出的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措施，也根本不會觸及私有制。這樣就永遠也無法提出消除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本辦法。面對宏觀經濟運動出現的供求嚴重失衡等現象，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唯物史觀指導思想，就必須自覺地著眼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經濟深層的決定因素，能動地調節它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適應程度，唯有如此，才能標本兼治地解決出現市場供求出現的諸多問題。

 

2. 必須糾正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研究宏觀經濟運動的偏向。目前經濟理論界有一種傾向，就是面對市場總需求不足，雖然承認這與收入分配的貧富差距有關，卻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與收入分配關系之間的內在聯系，只主張通過建構社會保障體系用再分配的辦法來緩解。這種思路與搬用西方主流經濟學有很大關系。資產階級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所有制是天然合理的經濟制度，具有永恒性，所以一般不討論收入分配關系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關系;面對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現象，一般都主張通過政府搞福利制度、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措施來解決問題。2014年有一本西方流行的書《21世紀資本論》翻譯到中國來， 受到理論界關注。該書作者皮凱蒂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分化持批評態度，相對那些認為貧富差距是使經濟有效率的動力的資產階級學者，有一定進步性。但是，他的經濟思想和方法，卻仍然屬于唯心史觀的西方經濟學體系。他是站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立場上，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所提出的消除貧富分化積弊的方法，主要是從再分配關系(如稅收方面)上做文章，并在此局限下剖析當代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個經濟基礎的嚴重弊端和腐朽性。在唯物史觀看來，盡管皮凱蒂的進步主張遭到新自由主義的強烈抨擊，但這還只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隔鞋搔癢”，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

 

國內學界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研究分配關系的這種傾向，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過時論”、“《資本論》過時論”和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是緊密聯系的。殊不知，正是《資本論》科學地揭示了貧富兩極分化這種財富積累和收入分配不公現象產生的真實根源，從而揭示了市場總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我們只有遵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思想方法，從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在理論上才能認識收入分配關系出現問題的深層原因，在實踐上才能提出科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主張。而離開現實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實現形式的動態變化，就不可能弄清市場供求關系的真相，也不可能在實踐中找到正確解決目前我國市場供求失衡的根本辦法。

 

因此，要根本扭轉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的不良態勢，必須在深化改革中，從調整最重要的經濟結構即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入手，即從振興公有制經濟，恢復并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做起。

 

    三、在深化改革中反對私有化

 

振興公有制經濟，就必須毫不猶豫地排除西方主流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對深化改革的干擾破壞，反對私有化。近年來，黨中央在抓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中，專門提出反對新自由主義，然而這項工作目前在新自由主義危害最嚴重的經濟改革領域卻進展緩慢。這恐怕與受到某種抵制有關。有人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就來自貫徹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因而無視憲法規定，主張繼續在農村和城市推行私有化政策措施。對此，應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于“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 的精神，堅決予以制止和糾正。

 

1. 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必須在農村經濟改革中制止私有化。我們知道，我國農村實行集體土地家庭承包制已有30多年，逐步暴露出村級集體經濟受到削弱、農業生產力因缺乏勞動協作而難以提高等缺陷。為此，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改革，應當積極貫徹鄧小平同志關于走適度規模經營、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第二個飛躍”的戰略思想，引導農民群眾從集體土地的家庭經營，向統一經營過渡。這就要求毫不動搖地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原本就規定的土地集體統一經營和家庭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方式上，采取具體政策措施，逐步擴大土地集體統一經營方式，以穩步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第二個飛躍”。

 

目前有關部門推動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措施，只是籠統地提出“以農民為主體”，沒有提出“以集體農民為主體”;在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方面，只提集體土地“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卻沒有對長期堅持“三權”統一的全國農村先進集體經濟組織做出應有的肯定，也沒有提出對他們的鼓勵政策。實際上，像南街村、劉莊、華西村等一批分布在全國各地農村的先進集體經濟組織，盡管沒有“三權分置”，但在實踐中卻能堅持科學發展、共同富裕，創造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光彩業績，理應把他們作為“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榜樣。

 

從現實看，目前農村土地經營和借助土地經營的主體主要有六種：(1)統一經營的集體經濟組織(包括集體企業);(2)合作經濟組織(包括集體資本控股的股份合作企業);(3)家庭農場;(4)專業大戶和其他大戶;(5)“龍頭企業”和涉農企業;(6)單個家庭承包戶。如果遵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所有權要通過經營權、分配權來實現的一般原理，以及憲法關于“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的規定，有關政策措施本該鼓勵廣大農民群眾優先向(1)(2)方向發展;但是，相關措施往往把(3)(4)(5)放在優先的位置，把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各類單個農民大戶，放到了農民合作社的前面。在農業技術培訓方面，也把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經營者放到了優先于合作社的地位。

 

實際上，農村在推行集體土地家庭承包制過程中出現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和其他大戶的經營方式，往往與不少農村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權的淡化、削弱相聯系。這些經營方式中的雇傭勞動，包含著資本主義性質的剝削關系。媒體在采訪收入頗豐的家庭農場主時，卻不報道在家庭農場打工的雇工人數及其收入，這是很片面的。應當看到，一旦這類經營主體發展起來，大量的集體所有制土地的經營權就會逐步集中到私人手中，集體土地所有制就會隨著集體統一經營權的喪失而瓦解，很難對他們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實行統一的規劃和引導，結果將進一步擴大農村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這對于在中國國情下推進農業現代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都是很不利的。還要看到，目前大部分涉農企業和帶動農副業生產的“龍頭企業”往往是私營企業。因此，為了減少私有制“龍頭企業”在生產和流通領域占有農民的剩余價值，理應提出鼓勵和支持農民組織起來，以加強集體農民與這些企業的談判地位，乃至發展集體經濟性質的“龍頭企業”，否則將難以抑制農村工業領域的資本主義發展。

 

總之，如果在農村經濟改革中放任私有化，突破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須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的三條底線，那就難免出現全線失守的失控局面。

 

2. 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必須在城市經濟改革中反對私有化。如前所述，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越來越小，這意味著憲法所規定的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已經受到嚴重削弱。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關注這一與憲法規定相違背的現實所有制結構問題。2015年，他在6月5日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以及7月中下旬視察吉林的重要講話中，都反復強調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確保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體現和加強。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入展開的反腐敗斗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針對在一些國有企業，有干部以改革為名，打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旗號，賤賣貴買、予取予求，侵吞國有資產如探囊取物的現象，習近平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指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要堅持問題導向，立足機制制度創新，強化國有企業內部監督、出資人監督和審計、紀檢巡視監督以及社會監督，加快形成全面覆蓋、分工明確、協同配合、制約有力的國有資產監督體系。

 

當前在經濟下行壓力下，關于鼓勵社會資本到重點領域投資，有許多問題需要探究。盡管有關部門提出要發揮“政府投資”在其中的引導作用，卻未從公有制主體地位已經嚴重削弱的實際出發，提出如何組織增加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投資，恢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求的所有制結構的頂層設計和政策措施，構建如何搞活有助于振興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的融投資機制，探尋如何發揮公有資本尤其是國有資本在調結構、補短板等中的主體、主導作用。有關政策措施往往強調“創造平等投資機會”，其實這并不符合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質上就規定了國民經濟中公有資本總量、尤其是它的就業人員總量，必須大于或顯著大于私有資本及其就業人員總量。這意味著，公私資本的投資機會是不平等的，公有資本投資應逐步增長，而私有資本投資應受到一定限制。 這種公私資本之間投資機會的不平等，是廣大人民群眾成為社會主人翁的基本條件，是絕大多數人享有按勞分配之平等的基本條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私人資本的投資就只能處于受國家控制、受國有資本主導的附屬地位。

 

有關投資重點領域的具體政策使用了憲法上沒有的“社會資本”范疇作為鼓勵對象。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社會資本”的含義有多種解釋，如“社會資本即有社會平均構成的資本”、“社會資本(即資本家全體)”(引者按：也可以從一般角度理解為全社會的總資本)、“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引者按：如股份制企業的眾多股東投入一個企業的資本)、“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引者按：可以理解為借用的別人的資本)等。可見，社會資本主要不是指單個所有者的資本或投資主體有明確的所有制性質的具體資本。因此，把社會資本作為鼓勵的投資主體對象具有極大的含糊性，亟待明確要鼓勵的到底是憲法上已經明確的何種經濟成分。由于有關部門把“社會資本”作為與“政府投資”相對的概念來使用，前者只能理解為國有資本之外的集體資本、私人資本(包括私人外資)，以及普通百姓在銀行中的存款轉化為一定形式貸款投資的資本(如私營企業通過銀行借款來投資，這又轉化經營權意義上的私人資本)等。目前這些“社會資本”中，集體資本所占比重已經極少，其中比重最大的是具有投資能力的私人資本。鼓勵“社會資本”到國民經濟重點領域投資，很難說不是鼓勵私人資本即資本主義所有制性質的資本進入國民經濟的重點領域。這就是“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的所有制社會性質的真實內容，涉及社會主義國家混合所有制的性質及其發展方向。

 

值得高度重視的是，習近平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作的說明中已經明確指出，“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全會決定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論述，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 習近平在2015年7月視察吉林長春時，又明確提出了衡量國企改革成敗的“三個有利”標準：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2015年8月24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則明確地把“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作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 這就明確告誡人們，混合所有制作為國企改革的一種形式，絕不意味著要做弱做劣做小國有企業，更不是要改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在深化國企改革中，必須堅持“三個有利”的標準，才能糾正和防范在推廣PPP模式中可能發生的顛覆性錯誤。不難看到，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有些人至今仍然在企圖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引向私有化的邪路，這種企圖是決不能得逞的。

 

還有人主張，“政府投資主要投向公益性和基礎性建設”，在其他投資領域，則“充分發揮政府投資‘四兩撥千斤’的引導帶動作用”。但是，在市場經濟中，公益性和基礎性建設是為各類投資主體和全體公民服務的，國有資本固然應當投在這些領域，但是，絕不能僅僅投在這些領域，因為投在這些領域的資本只能對整個社會起服務作用，而不能在國民經濟運動中起主導作用。在包括重點領域在內的國民經濟其他投資領域，只有當國有資本在資本規模、人力資源、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等方面占有優勢，才能通過在市場競爭中取勝、占主動地位，終有主導這些領域經濟運動的可能。須知，國民經濟的運行邏輯畢竟不是太極拳“四兩撥千斤”的運動邏輯(太極拳中指用四兩力撥倒千斤力)。在當下國有經濟比重嚴重下降的態勢下，不想方設法盡快振興國有經濟，不積極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卻以曲筆鼓勵私人資本以“千斤”之力，進入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將公有制擠壓到只剩“四兩”的縫隙，這是十分危險的!

 

　　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態勢下，科學的態度是，堅決振興公有制經濟，首先是振興國有經濟。唯有如此，才能大力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西方資本主義所不具有的制度優越性，促進國民經濟真正走上又好又穩的、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必須充分認識，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比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更能遵循市場經濟一般存在的價值規律的內在要求，具有更高的績效和實際的公平。而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經濟支柱，是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國有企業則是國有經濟的物質實體;同時，做強做優做大國企,也是維護國家和民族安全的關鍵。為此，各級領導都必須遵照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對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要繼續加大支持力度。深刻理解，國有企業關乎國家經濟命脈，關鍵時刻還得靠他們。美國等西方國家忌憚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強大，中國共產黨強大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國有企業是支持黨的，提供著財力、物力、人力支持，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這是我們的一個命門，不能被人家忽悠了。國有企業經營，不是完全靠市場決定的，還要靠政治決定，加強共產黨的領導。認為國有企業必然就是一種不好的體制，出路只有“去國有企業”、“去國有化”，這是不對的。近百年中外經濟實踐都表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就不會像各種資本主義模式那樣，時常出現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財政危機，以及貧富兩極分化。 為此，各級政府部門應當堅決把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放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振興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上來。堅持這樣的改革實踐方向，社會主義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就必然會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重振雄風，繼往開來地做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歷史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