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政治人物安危與國家安全（全文）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察網智庫 發布時間:2018-02-26 13:21:13
【摘 要】
此為舊文。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控制蘇東國家高層領導人的健康來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冷戰結束后，此種行為也被施加給整個南方特別是走獨立自主道路的拉美國家領導人身上。
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鞏固，它與西方的矛盾從生存權領域進入發展權領域。中國與美國之間和平發展的時間和機遇空間日益縮小，可持續優勢日益向中國傾斜。
在中西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且有利于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重拾打擊蘇聯的模式，是西方英美敵對勢力必然要發起的、也是中國政治保衛工作不可回避的重要挑戰。
在歷史的重要關頭，重要政治人物的健康乃至生命的變化往往可以引發政治格局的重大轉變，并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事業的成敗；特別是在國際或階級斗爭達到白熱化的特別時刻，重要政治人物的生命健康就成了敵人——即使這人物曾幫助過他們——瞄準的目標。“芝蘭當路，不得不鋤”[1]，此之謂也。在這方面，蘇聯解體前后的教訓值得總結。
一、定點清除：讓安德羅波夫“在所需時刻死掉：不早也不晚”
關于安德羅波夫之死，《蘇聯滅亡之謎》的俄羅斯作者亞·舍維亞金寫道：
“安德羅波夫身上所采取的方法，就其本質而言，可以認定為‘操縱死亡’。他身上所發生的事情的根本就在于讓他在所需時刻死掉：不早也不晚。”[2]
B.列科斯塔列夫在《血腥的總書記》一書中認為：
“事實就是事實，從某種程度上講安德羅波夫同自己的病癥和睦相處了20年。就在他剛剛取得其畢生所追求的東西——至高無上的權力之時，死神就選中了他。”[3]
新上臺的契爾年科“的蜂窩組織炎發展得極快。”亞·舍維亞金披露：
“熟悉克里姆林宮所有領導人健康狀況的科學院學士曾暗示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的關系剛一緊張，死神就將這些領袖人物一個接一個地帶走，并且他們的生病和死亡都有些離奇，讓人莫不能解。比如，擁有非凡精力的勃列日涅夫竟然突然患上了虛弱綜合癥。”[4]
安德羅波夫。
二、安德羅波夫死后的第二年，華約重要國家的國防部長們齊刷刷地因“心衰竭”而倒下
值得深思的是，安德羅波夫去世不久，死亡事件便向軍界集中。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于1984年年底也隨之離世。俄國作家葉·恰佐夫在《健康與權力—— “一個克姆林宮醫生”的回憶》一書中披露：
“烏斯季諾夫的死亡事件本身從一定程度上講是怪誕的，其生病是原因及癥狀方面均留有許多疑問。1984年秋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舉行了蘇聯及捷克軍隊聯合演習。烏斯季諾夫與捷克國防部長楚爾元帥參加了這次演習。烏斯季諾夫在大演習歸來后感覺身體不舒服，出現低燒，肺部有病變……令人吃驚巧合的是差不多同一時間楚爾元帥也出現了同樣的臨床癥狀。”[5]
波蘭是拉動蘇聯解體的突破口。1984至1985年，波蘭團結工會再度興起，為了保證團結工會的“成功”，
西方“需要除掉社會主義同盟國中的四個國防部長。至少，是這樣決定的，并且也達到了最終目的，實施了‘處以極刑行動’（(中央情報局行話）”[6]
1984年12月20日烏斯季諾夫因“急性心衰竭” [7]去世。1985年3月體弱多病的契爾年科上任一年后去世，在此前后，死亡事件進一步向華約國家軍事首腦擴展，捷克、東德、匈牙利的國防部長們于一年內齊刷刷地在“心衰竭”的診斷中倒下：
1985年1月15日，66歲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國防部長楚爾元帥因“心衰竭”去世；
12月2日，德意志社會統一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防部長海因茨·霍夫曼大將因“急性心衰竭”去世；
12月15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И.奧拉赫大將由于“心衰竭”猝然離世，享年僅59歲。
葉·恰佐夫在《健康與權力》一書評論說：
“如果說對總書記們的死亡是否是偶然現象還可以進行討論，那么烏季諾夫和楚爾的離世毫無疑問證明反對他們的有針對性的行動開始實施了，并取得了成功。”[8]
這些定點清除行動的順利實施，為波蘭團結工會的成功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掃除了障礙。1989年波蘭共產黨政權在向團結工會的步步退讓中倒臺，1991年12月25日蘇聯宣布解體。亞•舍維亞金不無諷刺地寫道：“我們的敵人們不得不剝奪了一個有份量人的生命。但游戲還是頗為精彩，值得慶賀一番。”[9]
三、美國“擁有很好的關于蘇聯，特別是政治局和領導人的情報”
中央情報局雇員彼得·施魏策爾在《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一書中披露：
“在時任蘇共總書契爾年科去世前幾個月，美國情報部門已高度關注他的生命健康變化。”
“幾個月以來，美國情報分析員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們一直注視著康斯坦丁·契爾年科這位老態龍鐘的蘇聯總書記的健康狀況，他現在已經是疾病纏身了。”
根據原定于1985年1月中旬華約條約組織召開的“一次緊張而重要的會議”在最后一刻宣布取消的信息，“有些美國情報分析人員打賭說契爾年科可能去世了。”中央情報局提供的關于契爾年科生命健康狀況的報告“通過特殊的信使立即送到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和溫伯格手里。
”美國的情報是相當準確的。三天之后的上午6點鐘，蘇聯方面正式宣布契爾年科的死訊，他的繼承人出現在全世界面前。年僅54歲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成為新的總書記。”[10]
曾在白宮工作的約翰·波因德克斯特在與彼得·施魏策爾座談時證實，美國“擁有很好的關于蘇聯，特別是政治局和領導人的情報”[11]。
四、預先選好“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代理人
我們目前尚不能肯定契爾年科的死亡一定有西方直接插手，但上面的信息表明，西方事前已知道契爾年科的死訊。下面所載英國前首相撒切爾1991年在美國休斯敦的講話證明蘇聯的這些變化都在西方掌握之中。
撒切爾說正當西方與蘇聯的斗爭陷入困境的時候，因戈爾巴喬夫的上臺而使形勢好轉。
她說“不過，很快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12]
在講話結束時撒切爾一語道破天機說：
“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13]
戈爾巴喬夫被西方“相中”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年前。1984年秋，當時僅是政治局委員的戈爾巴喬夫被安排在專門用來接待正式訪英的外國首腦的唐寧街10號會見了英國撒切爾夫人，會見后，撒切爾表示：
“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14]
年底，撒切爾與美國總統里根在馬里蘭州會談時告訴里根，
“此人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她所見過的任何其他蘇聯領導人都不一樣。”戈氏“想不惜一切代價”終止“戰略防御倡議”。
彼得·施魏策爾在書中披露說：
“里根從撒切爾夫人的言談中，似乎聽出了弦外之音。”[15]
1984年4月中旬，布什在與日內瓦會議蘇聯代表、裁軍大使B.Л.伊茲拉埃良會談中“十分有把握地說”：
“你們下一個領袖將是戈爾巴喬夫。”
1991年，伊茲拉埃良在回憶錄中說是“美國人任命戈爾巴喬夫”為總書記的[16]。事后撒切爾夫人也證實：
“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17]
這里說的“我們”，包括美國。既然西方可以讓自己的代理人“上崗”，如此反推邏輯是，西方也可以讓自己不需要或不喜歡的人“下崗”。
找到了理想的“代理人”之后，接下來便是為其迅速掃除障礙，其結果就是蘇共黨的兩位總書記即安德羅波夫（1982年11月12日至1984年2月9日任職）和契爾年科（1984年2月13日至1985年3月10日在職）竟在一年內相繼離世和戈爾巴喬夫的上臺。蘇聯在戈氏推動的“公開性”和“壯士斷腕”式的市場化“改革”中分崩離析。
1991年12月2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召開最后一次會議，從法律上宣布，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這天正是圣誕節，有意選擇這天宣布蘇聯解體顯然這是戈爾巴喬夫獻給西方的“圣誕大禮”。
五、死亡威脅不獨針對冷戰對手，而是針對整個南方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國家領導人
但是，若以為上述現象僅是冷戰白熱化時的特例，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即使在冷戰結束后，整個南方特別是走獨立自主道路的拉美國家領導人的生命都感受到了“威脅”。
美國中情局曾對古巴總統實施過高達638次暗殺，據資料披露，CIA直到2000年還在對卡斯特羅進行暗殺活動。其中的暗殺手段五花八門，包括雪茄炸彈、被真菌感染的潛水服、黑手黨刺殺等等。卡斯特羅曾經說過：“如果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一個項目是躲避暗殺的話，那么金牌非我莫屬。”[18]
已故委內瑞拉領導人查韋斯在2012年大選前曾患盆腔腫瘤，2011年他曾表示，拉美多位左翼領導人身患癌癥，很有可能是美國利用其掌握的先進生化技術向這些領導人下了毒手。2013年3月5日查維斯去世，新當選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在當天上午召開的政府成員和軍隊高層會議上說，查韋斯所患的癌癥很可能是美國發動的“科技攻擊”引起的，政府將成立專門科學委員會調查查韋斯的病因。查維斯與馬杜羅的判斷與上述亞•舍維亞金的分析相吻合，不同的只是這些現象在蘇聯解體過程中表現的更為典型和集中。
行文至此，又驚聞在越南多地爆發反華游行和針對外國投資者和企業的打砸搶燒嚴重暴力事件，包括臺灣和香港地區在內的一些中國企業和人員以及新加坡、韓國等企業遭到不同程度的沖擊，造成生命和財產損失。據初步核實，已有1名中國公民死亡，上百人受傷。[19]2014年5月15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越南近日發生針對中方及其他方企業和人員的打、砸、搶、燒行為，越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方敦促越南政府切實負起責任，嚴肅徹底調查，嚴懲肇事者。[20]無獨有偶，2014年5月17日消息，在當天早晨發生在老撾東北部川壙省的飛機墜毀事故中，確認已有包括國防部部長、公安部部長等政府官員在內的16人死亡，另有1人生還。在川壙附近參加水電站建設工程的目擊者說，事故發生地是多山地區，飛機失事時川壙附近天氣狀況良好。[21]如果將這兩事件聯系，讓人會有某種不祥的聯想。
六、發展是硬道理：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已從生存權的斗爭轉入發展權的斗爭
有人會說，西方是由于恐懼蘇聯的軍事威脅，只要主動放棄或降低這種“威脅”，就可以緩和與西方你死我活的矛盾。事實不是這樣。1991年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明白表示，蘇聯對西方真正構成威脅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她說：
“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經濟，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22]
這就是說，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鞏固，它與西方的矛盾從生存權領域進入發展權領域，這種矛盾最終歸結表現為資本主義制度與具有更高發展潛力的社會主義制度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和斗爭。
鄧小平同志從發展的高度敏銳地注意到這一點，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
“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23]
七、對最強有力的政治對手刺刀見紅，是政治斗爭進入決定性的重大時刻的常用手段
當時蘇聯與西方的斗爭是極其殘酷的：當斗爭進入最關鍵的時刻便是短兵相接，西方出手的目標便直逼蘇聯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最高領導人的生命健康。對此，經歷過無數次生死考驗并具有豐富的對敵斗爭經驗斯大林同志在生命接近終點的前幾個月（1952年9月19日）在會談中語重心長地對周恩來說：
“要牢記英美將力圖把自己人，把特務打入中國國家機構里去。美國也好，法國也好，同樣都要這么做。他們將搞破壞活動，企圖從內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這類罪惡勾當。因此，必須保持警惕，對此一定要在意。這就是全部指示。”[24]
這是斯大林一生與周總理最后一次會談中的最后叮囑，更是斯大林同志一生對敵斗爭全部經驗的精華的高度概括。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反顛覆經驗十分重視，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討論時局的一次會議上說：
“《東周列國志》中就是外國干涉內政相當多，多得很。我專看這一條，專找外國怎么樣干涉內政。”[25]
毛澤東從其斗爭經驗特別是1927年“四·一二”血寫的斗爭經驗中知道，刺刀見紅，尤其是對最強有力的政治對手刺刀見紅，是政治斗爭進入決定性的重大時刻的必然選擇。1936年8月9日，“西安事變”前夕，毛澤東和張聞天、周恩來等致信張學良：
“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目前此點關系全局，衛隊的成分應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26]
八、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現在蘇聯已成往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目前中國崛起之勢已不可阻擋；與此相應，西方對中國的包圍也日益收緊，打擊的目標也日益集中。其矛盾的焦點也是不同制度所導致的不同發展結果的矛盾。中國和平發展所贏得的日益增大的市場份額已讓西方感到“威脅”且不能容忍，而從1989年迄今西方通過文化、經濟滲透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企圖在一輪輪較量后受到重挫。目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已日薄西山，回天乏術。中國與美國之間和平發展的時間和機遇空間日益縮小，可持續優勢日益向中國傾斜：中國方面是錦繡長圖如紅日初展，而西方尤其美國方面則是圖窮匕現。在這樣的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且有利于中國的歷史條件，重拾打擊蘇聯的模式[27]，是西方英美敵對勢力必然要發起的和中國政治保衛工作不可回避的最重要的挑戰。
中國特色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讓西方日益感到恐懼。如果中國在未來的世界中能夠通過斗爭，走出一條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還為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所接納的社會主義道路，那我們就可以繼列寧、斯大林之后，通過中國成功的實踐創造性地證明一國不僅可以建成也可以發展社會主義的歷史結論。這不僅是對人類認識論的貢獻，更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貢獻，對未來世界有巨大的示范意義。也正因此，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矛盾“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西風壓倒東風。”[28]其間的斗爭必然是你死我活，挑戰必然是嚴峻而不能回避。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必須嚴肅對待并堅決贏得這場這場挑戰，不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就會象蘇聯那樣，在意識形態與國家安全的明爭暗戰中功敗垂成。
注 釋：
[1] “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系，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明]張居正撰：《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答汪司馬南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頁。
[2] [俄]亞•舍維亞金著，李錦霞、孫斌、宋祖敏譯：《蘇聯滅亡之謎》，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頁。
[3] 轉引[俄]亞•舍維亞金著，李錦霞、孫斌、宋祖敏譯：《蘇聯滅亡之謎》，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頁。
[4] [俄]亞•舍維亞金著，李錦霞、孫斌、宋祖敏譯：《蘇聯滅亡之謎》，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頁。
[5] 轉引[俄]亞•舍維亞金著，李錦霞、孫斌、宋祖敏譯：《蘇聯滅亡之謎》，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頁。
[6] [俄]亞•舍維亞金著，李錦霞、孫斌、宋祖敏譯：《蘇聯滅亡之謎》，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頁。
[7] [俄]亞•舍維亞金著李錦霞、孫斌、宋祖敏譯：《蘇聯滅亡之謎》，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頁。
[8] 轉引[俄]亞•舍維亞金著李錦霞、孫斌、宋祖敏譯：《蘇聯滅亡之謎》，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頁。
[9] [俄]亞•舍維亞金著李錦霞、孫斌、宋祖敏譯：《蘇聯滅亡之謎》，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頁。
[10] [美]彼得·施魏策爾：《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255頁。
[11] 李慎明主編：《親歷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頁。
[12] 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頁。
[13] 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頁。
[14] [俄]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著：《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頁。
[15] [美]彼得·施魏策爾：《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頁。
[16] 李慎明主編：《親歷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頁。
[17] [俄]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著：《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頁。
[18]《史上最命硬人物榜：卡斯特羅歷經638次暗殺登榜首》http://pic.people.com.cn/GB/166071/168598/10282983.html。
[19] 《中方就嚴重暴力襲擊對越方強烈譴責 提嚴正抗議》，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5/c_126506735.htm?prolongation=1。登陸時間：2014年5月18日。
[20] 《外交部：越方要嚴懲肇事者，保護中國企業、人員安全》，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6/c_1110713095.htm?prolongation=1。登陸時間：2015年5月18日
[21] 《老撾軍機墜毀確認16人死亡1人生還-國際頻道》，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7/c_1110737042.htm。登陸時間：2014年5月18日。
[22] 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頁。
[23] 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24] “斯大林與周恩來的會談記錄”(1952年9月19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下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31頁。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頁。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頁。
[27] 最近東南亞少數國家出現反華浪潮，同時又有消息說“我國南方鄰國老撾發生一起重大軍機墜毀事故，包括老撾國防部長、公安部長和首都萬象省長等在內的多名高官在空難中喪生。”(《老撾一軍機墜毀 國防部長、公安部長、萬象市長等高官遇難》，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5_17_230348.shtml。登陸時間：2014年5月17日
[28]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5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來源：察網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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