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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為什么是毛澤東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重訪革命史之三十二

點擊：  作者：曹征路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8-02-26 12:28:02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為什么是毛澤東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三十二）

曹征路

很多人都注意到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時的生活細節：幾天沒出門，忘記吃飯，棉鞋被火燒穿，寫累了就握幾下石頭，寫作時幾度昏厥，等等。又有很多人談論到《論持久戰》發表后在國內外產生的巨大影響，這些都是對的。但很少有人研究毛澤東寫作時的個人心境，1938年春天的毛澤東經歷了怎樣內心煎熬，以及這種煎熬對于思想的迸發意味著什么。

首先是“十二月會議”的影響。

很多人都注意到這期間毛澤東很少公開露面，僅僅是去抗大講課。

李德觀察到這一點，但他理解為“第二政治局”與中央的分工，而且這是執行共產國際新的路線。

毛澤東自己的解釋是，“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而且還自己嘲弄自己：“打從王明回國以后，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那段時間的心情壓抑是毫無疑問的，主要是出于對黨有可能再次分裂的擔憂，當初中央蘇區的對所謂國際路線追隨的局面有可能再次出現。

當時大多數政治局成員都歡迎王明的歸來，都說是給山溝里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為王明講山溝里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這個話一說出來，政治局的大多數又跟著跑了。

大家都覺得那是代表共產國際，共產國際都表態“一切要服從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還能不服從嗎？

這期間毛澤東分別找幾個負責人談過，希望不要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毛澤東希望大家看看中國歷史，歷來結盟都是誰有實力誰說了算，現在我們跟蔣介石結盟，蔣介石的實力比我們大的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一切聽蔣介石的，將來我們的腦袋都得搬家。

當時沒有人聽得進去，先是長江局后是南方局，都跟著跑。毛澤東在新華日報發表的文章，只發前一段，共產黨獨立自主的這一部分不發表。

這種幾乎一邊倒的盲目使他陷入了空前的孤獨。

直到1938年9月王稼祥所傳達的共產國際的指示，明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政治信息，才使局面有了好轉。當然，還是因為共產國際轉變了態度，多數人才跟著轉變了立場。

其次是毛澤東家庭變故的影響。

賀子珍1937年8月離開延安，先后在西安、迪化住了幾個月，最終還是決定去了蘇聯。

賀子珍是個優秀的女性，18歲就上了井岡山，這年才28歲。她個性剛烈獨立，要求多學習多做工作，這本無可厚非。因為看不慣延安的周末舞會，與史沫特萊和她的翻譯發生沖突，也屬于正常反應。但她沒有想到自己負氣出走對毛澤東的精神打擊有多大，毛澤東對她說的三次流淚，其中一次就是她在長征途中的負傷，都沒能打動她。

這期間因為賀子珍的出走，他在延安城里的房子，很久沒回去，但還專門托人捎給賀子珍一個小箱子，放入一些賀子珍常用的小東西。同樣性格倔強的毛澤東還多次請人說情，顯然是想通過這些方式挽留賀子珍，可惜都未能成功。

毛澤東問：難道我們就此分手？賀子珍答：就此分手。這不能不令他倍受煎熬。

毛澤東是個有著強烈歷史擔當的共產黨人，他迫切需要從這些個人情緒陰影中走出來，他的使命還沒有完成。從大革命時期就開始，以親身實踐為依據的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到了1938年他的思考已經基本成熟。

我們今天所說的毛澤東思想，主要就是指在井岡山時期的發育，在中央蘇區時期的成型，到了1937年、1938年的全面成熟的關于中國道路的思考。

所謂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

毛澤東大抵也屬于這種情形，他已經到了只有寫，必須寫，不得不寫的時候了。假使中央蘇區后期的情況再次出現，他還有沒有機會發表看法都很難說。

1938年5月30日，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與此同時，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用了近十天的時間，講演了自己寫好的《論持久戰》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寫完《論持久戰》之后，一開始并未考慮出版或者發表的問題，他寫作的目的，是想在中共高層搞清楚問題，統一認識。

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是延安一批對軍事問題感興趣的領導干部和理論工作者組織起來的，當時主要是圍繞著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進行討論。因此，他決定先在這里講一講。可是開講就一發不可收，因為它回答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最迫切的問題，迅速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當時因為延安的紙張困難，這本小冊子軍隊的高級干部都很難弄到。后來周恩來又委托宋慶齡找人翻譯成英文，迅速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

說《論持久戰》回答了最迫切的問題，首先是因為戰局。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這一事件，對于國共兩黨震動都很大。蔣介石受震動之余，是情緒消沉，“亡國論”再次抬頭。

而毛澤東受震動之余，則認識到國民黨的正面戰場是靠不住的，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上采取單純防御戰來對付日軍，死打硬拼的結果是日軍先后占領了上海、南京。

抗日戰爭開始后，日軍原打算速戰速勝，三個月滅亡中國，但他們沒有料到，會遇到正面戰場和后方戰場的兩線作戰。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意味著中日戰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十個月，各種矛盾已經充分暴露，可以認識到其規律性的東西了。通過日軍在交戰中已經在許多地方與國民黨軍隊呈相互攻防狀態這些基本事實，毛澤東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正面戰場的抗戰，也肯定是長期的、持久的。

基于這一認識，中共曾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一個全面戰略部署的完整方案，建議國民黨采納。總的方針是：在敵深入進攻時，必須部署足夠力量于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的困難，減少自己的困難，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戰之軍事政治形勢。

蔣介石收到中共的建議后，一方面，從軍事角度考慮，他感到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他又顧慮中共趁機坐大，幾經猶豫，蔣介石沒有采納。這使蔣介石失去了在黃河以北地區展開兵力，與敵互有攻守的機會。

早在193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八路軍應該有足以影響全國抗日全局的動作。這個動作實質上就是：敵進我進，使我軍在日軍向南大舉進攻的時候，深入敵后，在敵后發動群眾，創建根據地。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國民黨軍主力全部退到西南山區，日軍再也沒有力量繼續進攻，而在淪陷區又陷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的游擊戰，形成了相持局面。

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對抗日戰爭三個階段的準確預見。

說《論持久戰》的巨大影響要從橫豎兩方面看。

橫著看是指國內外的迅速反應。

程思遠在回憶錄中談到了《論持久戰》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他說：

 “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論持久戰》的英文本在海外發行后，得到了國際上的積極響應和高度評價，據說，丘吉爾、羅斯福的案頭上，都放著《論持久戰》英文本，斯大林的案頭上則放著他專門請人翻譯成俄文的《論持久戰》的文稿。當時海外報紙的評論是：

 “不管中國人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怎樣，不管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并且無誤地描述了未來的一般輪廓。”

在日本，《論持久戰》甫一發表，就被日本最大的綜合雜志以驚人的速度介紹到了日本，同年9月《論持久戰》日文版在《改造》雜志10月號上全文登出，緊接著，11月號又登出了毛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發表時標題改作《抗日游擊戰論》）。

有個叫楊天石的人，非說“持久戰”對國民黨沒有影響，理由是蔣百里和蔣介石都說過持久戰，毛澤東是在他們后面說的。他以為持久戰就是一個名詞一個口號，把名詞和戰略思想當作一回事。

事實上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開篇中就寫道：

“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

蔣百里是民國公認的軍事理論家，是國民政府對日作戰計劃的主要設計者，他編著的《國防論》成為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指導依據。他在1938年1月剛剛發表過《速決與持久》，這位得到過日本天皇御賜佩刀的蔣百里先生是1938年11月去世的，可他的作品在生前和身后都沒有在日本被介紹過。這一點楊天石可能故意遺忘，或者裝不知道。

在共產黨內部，吳玉章回憶錄里有一段很生動的描述。他說：

 “《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論持久戰》的發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的心。全黨感到十多年曲折的歷史，終于鍛煉并篩選出自己的領袖。這種感情上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絕不可同日而語。”

豎著看是指從中外軍事科學理論的角度，看《論持久戰》提供了哪些高屋建瓴的思想。

毛澤東本是一介書生，并不會打仗，而且他一輩子都很少摸過槍。但是中國革命使他不得不去學習戰爭，研究戰略和戰術問題，思考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

從“不用會打仗，只要會打圈”上升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從“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上升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從“誘敵深入各個擊破”上升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在運動中主動殲滅敵人”。這些戰術層面的理論總結是他一直都在做的工作，他甚至還寫過短文總結出“襲擊”的十八種方法和十二條秘訣。

可以說經過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他已經鍛煉成最具現代意識的游擊大師，把戰術中的走與打、分與合、主動與被動、內線與外線、佯動與機動等等辯證關系運用到爐火純青。

在中外戰爭史上，對戰爭形態和形式進行描述概括的理論著作比比皆是，其中被世人公認的謀略也不在少數，但無人能達到《論持久戰》高度，原因就在于現代性。

毛澤東是在自身實踐的基礎上，把最前沿的科學理論融為一體，對軍事科學所作的全面闡述提升，既是實用的又是前瞻的，既是軍事的又是哲學的文化的。在戰略層面，毛澤東對小勝與大勝、時間與空間、防御與攻擊等等辯證關系做出了梳理，同時指出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不是片面保存土地。在此基礎上“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術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和“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思想就構成整個抗日戰爭的基本謀略了。

如此高瞻遠矚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

時任蔣經國私人秘書的余致浚寫道：

 “1940年初的一個傍晚，我們正繼續談到前線喜訊時，蔣經國突然把談鋒轉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了。平時我們談話從來不涉及有關中共領導方面的問題，而蔣現在卻主動提出來，我們自然是仔細聆聽。他對《論持久戰》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文章對于抗日戰爭的形勢、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戰爭形式的運用，以及戰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困難和問題，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預見性和說服力，讀了叫人萬分信服。他還說，他已閱讀過七八遍了，有時間還要下功夫去鉆研。同時，他從書架上取出一本《論持久戰》的單行本，全書已翻閱得很舊了，書上紅藍鉛筆畫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書邊周圍寫滿了中文和俄文，看來他對這本小冊子非常喜愛，是認真閱讀過的。對于毛澤東，他只是就書論書，未涉及其他問題。……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實意說的。”

《論持久戰》的影響一直持續到21世紀的今天，除了可以橫著看、豎著看外，我認為還可以掰開來看，看它的核心價值觀。

以一般常理推論，在敵我雙方交戰的時刻，把自己的軍事謀略公開發表是不明智的。而《論持久戰》恰恰在這一點上突破了常規，因為毛澤東很清楚，中國取勝的秘密即使告訴日本，他也學不了。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斗爭也是這樣，共產黨依靠人民群眾，國民黨永遠學不了，因為各自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事實上毛澤東也建議過蔣介石，采用外線配合內線作戰策略，蔣介石也沒有采納。

這個核心價值就是把人民當作上帝，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抗日的政治動員》一章中，毛澤東全面論述了為什么全面的政治動員是抗戰勝利的關鍵。他認為：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里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

毛澤東接著指出，政治動員，就是“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傳方面的較量，因此，抗戰，也是一場文化的思想的戰爭與斗爭。

他認為：什么是政治動員呢？

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

其次，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應把它們普及于軍隊和人民，并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

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干部人員。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要聯系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換句話說，毛澤東是把抗日戰爭與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聯系到一起的。這也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他從來都是反對單純軍事觀點的，從來都是把軍隊當作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來看問題的。

抗日的問題其實就是人民的現代化問題，中國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沒有組織，社會沒有組織能力，一旦把人民組織起來，那么，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會發生根本改變，日本的武士組織，就不能與中國廣大的群眾組織相抗衡。很多年以后，毛澤東接見日本代表團時還多次表示應該感謝日本侵略者，因為日本侵略者把一盤散沙的中國老百姓打醒了，空前地團結起來了。這固然可以看作毛澤東式的幽默，其實這也是毛澤東一直堅持著的歷史辯證法思維方式。

從更深層次看，這種歷史辯證法來自中日兩國文化傳統的差異。

毛澤東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不僅是綜合國力的較量，也不僅是現代化武器的較量，而且還是意志與人心的較量，是軍隊的政治素質的較量，如果中國軍隊能夠不斷提升政治素質，就會不斷抵消日本在裝備方面的優勢。

從歷史上看，日本有一個武士階層，武士道精神和武士文化在日本根深蒂固。而中國自宋代以來儒學的超級發達給整個國家帶來一個超級軟弱無能的統治階級，這以后的統治者都是文人階層，這是中國的劣勢。

中日兩個國家社會結構的不同，造成了政治動員方式的不同。

日本的政治動員，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礎上，日本政治動員比較快，但范圍有限。日本之所以認定“三個月滅亡中國”，也是建立在文化分析上的，它認定中國的統治者不會抵抗。它認為自己比中國優秀，因為日本是“西方的好學生”。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是西方列強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蔭等“明治志士”們，反而提出了所謂“得失互償論”：“失之于歐美，補償于鄰國”。而福澤渝吉的《脫亞論》，更是把這種可恥的投降，當作欺凌他人的資本。

反觀中國的政治動員雖然進行得慢，但深度和廣度則比日本要大得多。因為日本和西方的現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等價值觀念推行到最下層的人民中。倘若中國能夠進行全民族的廣泛動員，并形成一支與人民在一起的軍隊，那么，日本軍事制度就會被中國的全民皆兵所戰勝，日本在軍事方面的優勢，就將被中國在政治動員方面的全面性、廣泛性之優勢所克服。

毛澤東激情澎拜地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在中共黨內思想仍不統一的時刻，毛澤東以旗手的姿態再一次站在了時代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