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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干部不能小心謹慎，群眾就會提心吊膽——重訪革命史之二十二

點擊：作者：曹征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2-22 12:15:45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干部不能小心謹慎，群眾就會提心吊膽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二十二）

曹征路

　　在早期的共產黨組織中，因不滿舊政權腐敗無能而走上革命道路、進而成為共產黨員的知識分子占了大多數，故而對建設一個區別于國民黨政府的，清正廉潔、民主高效的蘇維埃政府有著天然的期待。

　　中央蘇區蘇維埃甫一成立，民主選舉和法制建設便成為大家最為關心的議題。所以怎么樣建立人民群眾廣泛享有民主權利的制度框架，是個首選。

　　與選舉同時進行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設也成為民主建設的重點，毛澤東指出：為了鞏固工農民主專政，“每個革命的民眾都有揭發蘇維埃工作人員的錯誤缺點之權”，同時鄭重承諾“蘇維埃工作人員中如果發現了貪污腐化消極怠工以及官僚主義的分子，民眾可以立即揭發這些人員的錯誤，而蘇維埃則立即懲辦他們決不姑息。”

　　除了選舉制度、地方組織制度建設外，他特別強調了監察制度。《政府工作人員懲辦條例》、《怎樣檢舉貪污浪費》、《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等監察制度和工作守則，都是這一時期制定的。

　　另外還建立了預算、決算、會計、審計、稅收等財經制度，在經濟上實行供給制和經濟民主制。

　　在機構設置上，毛澤東領導建立了由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地方各級檢察部和各級檢舉委員會等組成的專門的監察司法系統，檢查部（科）之下設控告局，負責“接受工農勞苦群眾對蘇維埃機關，或國家經濟機關的控告，及調查控告的事實。”

　　除正式監察系統外，還輔以可由很多工農群眾參加的突擊隊、輕騎隊、工農通訊員和群眾法庭等構建的“群眾性”檢舉監督系統。

　　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在其“發刊詞”中就明確表示要“引導工農群眾對于自己的政權，盡了批評、監督、擁護的責任”。它辟有“工農通訊”、“來件”、“專載”等專欄，大量刊登群眾來信來稿，經常發表旗幟鮮明的社論。

　　從1932年3月9日起，開辟了專登批評稿的“突擊隊”欄目，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中央蘇區各級政府中出現的大小腐敗分子和各種腐敗現象。從1933年1月7日起，又增設了廣泛宣傳蘇區干部群眾克己奉公等各種光榮事跡、專登表揚稿的“紅板”欄目。形成了中央蘇區時期干部鮮明的廉潔奉公作風和廉潔政府。

　　正如蘇維埃中央審計委員會所指出：我們可以夸耀地說“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其現代性公共性含量與南京政府形成鮮明對照。

　　其實任何一個政府及其干部在掌握權力后放松警惕，都有腐化變質的可能性。

　　從1932年年初至1934年秋，毛澤東領導蘇維埃中央政府在蘇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以肅清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廉政運動，正式開啟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反腐倡廉運動。

　　何叔衡不僅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當時他也是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的主席，同時又擔任富有檢舉監察職能的工農檢察部部長。根據何叔衡的建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在一些主要機關單位和街道路口都設置了一種特制的木箱，它是中央工農檢察部各級控告局為收集群眾意見而設的控告箱?？馗婢衷O有調查員，他們每天到各個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然后根據群眾的控告，調查核實。這就是某些黨史研究者經常提到的，讓“蘇區干部人人自危的告密箱”。

　　其實讓手握權力的干部時時處處感到如芒在背，恰恰是民主制度設計的“初心”。

　　干部不能小心謹慎，群眾就會提心吊膽。

　　那時的黨政干部只發伙食費，每月節約一點伙食尾子，用于剃頭和交黨費。穿草鞋、提燈籠、背干糧，是蘇區干部的普遍特色形象。

　　何叔衡身上還多背著三件物品——布袋子、手電筒和記事簿，號稱“三件寶”。他的布袋子是自己設計請人縫制的。他說，人老了，腦子不管用，記在本子上忘不了。這“三件寶”伴隨著他起早摸黑，走村串戶。

　　一次他接到一個寡婦的控告，揭發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蘇維埃裁判部對謝步升進行了調查，很快就基本掌握了謝步升違紀違法事實。何叔衡面對調查材料非常感慨，謝步升出身貧苦，很有魄力和干勁，原本是棵好苗子，沒料到竟然在背后欺男霸女，謀財害命。誰知謝步升案件也遇到了保護傘，被扣起來的謝步升很快又放出來，謝步升的入黨介紹人、在蘇區中央局任職的謝春山通知瑞金縣裁判部釋放謝步升，并稱由中央局調查處理謝步升的問題。

　　何叔衡安排調查組成員向毛澤東匯報。

　　毛澤東聽到謝步升的犯罪事實后，當場表示：“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1932年5月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開庭審理，否決了謝步升的上訴，執行了槍決。

　　左祥云是共產黨歷史上因貪污腐敗問題而判處死刑被執行槍決的較高級別的干部。

　　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和修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臺等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何叔衡調查發現左祥云在任職期間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并盜竊公章，企圖逃跑。毛澤東下令總務廳扣押左祥云聽候處理。然而，總務廳管理處處長徐毅卻私自放走了左祥云。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員會公布了對總務廳廳長趙寶成撤職、管理處處長徐毅拘押訊辦的決定。然而此時又有人出來說情，進行干擾，致使審判大會遲遲無法召開。后呈請毛澤東批準，終于在1934年2月18日公審判決左祥云死刑，其他犯罪分子也分別受到懲處。

　　在這一時期被處理的中共干部還有鐘圣諒、鐘鐵青腐敗案，唐仁達貪污案，熊仙壁、劉仕祥貪污案。

　　1933年12月15日工農檢察院還頒布了十分嚴厲的訓令：“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污公款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兩年以下監禁……”

　　這里要特別說一下“倒何斗爭”，對于何叔衡這樣既有資歷又有政績共產黨員，王明博古居然視為眼中釘。

　　在激進的“肅反”政策影響下，一些司法機關的干部認為在肅反中要加大懲處，存在著多判死刑的傾向。何叔衡頂著壓力，對下面報批的案件，仔細審查，反復推敲，嚴把定刑關。

　　比如瑞金縣法院判處刑事犯朱多坤死刑。在認真復審后，何叔衡批示：“朱多坤判死刑不能批準，朱多坤由槍斃改為監禁兩年。”這樣一個工作認識上的問題，卻導致了對何叔衡接二連三的批判和打擊。

　　1933年底，博古等人借口何叔衡堅持錯誤、不服批評，撤銷他中央工農檢察部人民委員和臨時最高法庭主席職務。

　　從1931年開始到1933年間，包括張聞天、沈澤民、楊尚昆在內的留蘇干部大批回國，并進入中央蘇區，連同早期回國的博古等人一起，形成了中央蘇區新的領導核心。這實質上也意味著中央蘇區實際領導權和各機關干部的更迭與沖擊。

　　在對待何叔衡的問題上，剛剛到蘇區不久的張聞天就發表《火力向著右傾機會主義》一文，公開批評何叔衡為右傾機會主義：“像何叔衡同志等這類對于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的機會主義估計，自然使何叔衡同志等不能堅決的執行黨的進攻路線，而在困難面前表示投降屈服。在何叔衡同志一年多的工農檢察部中的工作，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在蘇維埃政府中最戰斗的反官僚主義的機關，在何同志領導之下，都變成了最標本的官僚主義的機關。”

　　實際上這個矛盾可以追溯到他們在莫斯科留學時期的一段公案。

　　1929年6月17日召開的持續十天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全校黨員的激烈辯論。其焦點是當時掌握著莫斯科中大支部局的路線是否正確。據王觀瀾的回憶：

　　“當時掌握支部局大權的，主要是一些翻譯，如王明、秦邦憲等。他們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去的。我們卻是在大革命失敗后才去的，做過一個時期地下工作，經過了嚴重的白色恐怖，吃了許多苦頭。我們認為，翻譯們雖然懂俄文，但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不懂，又沒有經過斗爭的考驗，而支部局在學校影響很大，舉足輕重，所以我們對這些人一般都是另眼看待，不大尊重。對這些人掌握支部局大權，又過期不改選，許多同志有意見。”

　　在中山大學校史上著名的“支部局斗爭”以“十天大會”的形式展開。這場斗爭的后果非常嚴重，有人被開除黨籍，有人被扣上“江浙同鄉會”、“托派”、“階級異己分子”等帽子。王觀瀾因出身較好，給予警告處分。

　　對于留蘇中國學生之間的嚴格等級秩序，很多留蘇學生都非常不滿，鄭超麟曾經回憶說：

　　“中國同學中那種命令和服從的關系，以及這種個人批評，是我到俄國后最認為新奇的事情，比俄國社會的和學校的生活更令我驚異。……我想他們也許同我一樣，會解釋說這是俄國革命經驗之一，應當學習，并帶回中國去的。……思想生活根本談不上，所行所為，有時簡直無聊之至。譬如，為了一個姓朱的，由北京女師大來的女生的三角戀愛，竟會開了幾個晚上的全校黨員大會。這種作風，引起了最大多數的同學的反感。”

　　當時何叔衡恰恰站在了張聞天等“資深留蘇派”的對立面。謝覺哉在其回憶文章中曾經如此寫道：

　　“在莫斯科，我們幾個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走的。開頭都說叔衡同志笨，不能做事。清黨事起，大家還摸不著頭緒的時候，叔衡同志就看到了，布置斗爭，很敏捷，很周密，誰說他笨……又聽到一位工人同志說，莫斯科支部清黨斗爭，何老頭是第一。”

　　何叔衡被撤職，毛澤東深感無奈。那時的寧都會議已經剝奪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職務，王明等人為了打擊毛澤東，何叔衡是被作為“羅明路線”的“另一種傾向”而被整。

　　謝覺哉曾就此事三次去詢問毛澤東，第一次毛澤東沒有吭聲，第二次，毛澤東仍然沒有吭聲，第三次謝覺哉直接發火了：“中央為什么要整何老頭，何老頭有么子錯？”剛剛到蘇區的謝覺哉在后來寫道：

　　“叔衡同志被撤職時，我問：‘是否須下撤職令’？毛澤東舉目望我一陣，不說話。我站著等回答，他忽然起身走了。‘大概就這樣吧’？我想……我太遲鈍了，竟沒有想到里面有那么多文章。”

　　1934年秋紅軍開始長征，當時在中央根據地，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齡較大，被人尊稱為“五老”。“五老”中只有何叔衡留在了中央蘇區。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上杭犧牲，實踐了他生前說的“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1937年，在何叔衡犧牲兩年后，黨中央才得到何叔衡犧牲的真實消息，在紀念共產黨成立16周年大會上，毛澤東宣布何叔衡犧牲的消息時，在場者無不唏噓淚垂。

　　與王觀瀾的遭遇一樣，何叔衡的被不公正對待在黨內的影響非常惡劣。宗派斗爭、挾私報復本身就是一種腐敗，是現代政治中根深蒂固的頑疾，不能用左傾右傾來解釋。那時共產黨掌握的公權力還很有限，自身尚處于險境中，其中教訓就更加令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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