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如何建立人民民主的蘇維埃政權？——重訪革命史之二十
點擊： 作者：曹征路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2-20 12:57:35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如何建立人民民主的蘇維埃政權？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二十）
曹征路
早在1928年1月23日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對中共遂川縣委的同志說，建立蘇維埃政權，是遂川人民自“盤古開天辟地”以來沒有過的一件大事。有些群眾對我們的政府還不太曉得，縣蘇維埃成立后的第一大事就是宣傳我們的政治主張，讓老百姓了解我們的政府是干什么的，為誰辦事。要汲取茶陵建立的“人民委員會”那個“換湯不換藥”的新政府的教訓，一定要搞出一個體現人民利益的《施政大綱》。
在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藍圖中，工農政權一直具有核心地位，沒有自己的政權就不能進行土地分配，也無法長期支持武裝斗爭。所以毛澤東就要求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搞出一個《遂川工農兵政府施政大綱》來。陳正人寫好了總共30多條涉及方方面面的《施政大綱》初稿，毛澤東看后認為：內容可以，但有些條文不夠通俗，他認為公布出來是讓群眾看的，應該使用群眾的語言。
毛澤東又拿起筆，一條一條地認真修改，初稿中原來的“廢除債務”改成了“借了土豪的錢不要還”；把“廢除聘金聘禮，反對買賣婚姻”改成了“討老婆不要錢”；把“反對虐待兒童”，改成了“反對大人打小孩”。經過修改后的《施政大綱》不但一看就懂，即使不識字的人，聽人家念一遍，也能完全明白。
這部《施政大綱》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部代表工農利益的施政大法。
譚震林后來回憶說：它“相當完整地體現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方針和任務，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成為井岡山地區和后來贛南、閩西等根據地建設的初步藍本”。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作為主席的毛澤東先后主抓了兩部法規，1931年頒布的《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和1933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政權采取省、縣、區、鄉（市）四級制。縣、區下的鄉（市）屬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層政權。鄉（市）蘇維埃代表會議為全鄉（市）的最高權力機關，亦即鄉（市）蘇維埃政府。鄉蘇維埃之下設村，村實行代表制，與基層政權區別開來。
毛澤東為什么特別重視基層政權建設？這與他對改造中國和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密切相關。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中，農民起義不斷，暫時性的農民武裝割據不斷，一旦他們奪權政權后，舊有的統治秩序很快恢復，換了一批官僚皇帝而已，農民依然照舊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最底層。所謂“皇權不下鄉”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不管誰當皇帝，舉著什么大旗，只要不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切都不會改變。
中國進入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以后，國民黨曾經也曾經試圖改變這個結構，但很快就落入以往的窠臼，因為他們是靠借錢來推動革命的，債主們不允許國民政府改變生產關系。馬列主義的傳播使共產黨人認識到一種新型社會結構的可能性，因此才會有那么多的知識分子投身到改天換地的事業中來。這就是讓工人農民當家作主，俄語蘇維埃是音譯，它的原意就是工農代表會議。
然而革命并非一帆風順，革命隊伍也在認識上不盡一致，所以才會有新型軍隊與舊軍隊區別，才會有李文林與毛澤東的分歧，才會有黨內的路線之爭。爭論的焦點就是革命的主體究竟是誰？革命究竟依靠誰？為了誰？依靠人民群眾自覺自愿的主動參與，還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持與領導？近年來很多知識分子反對群眾運動，主張精英治國，其實也是在爭論這個。
有個叫金一南的黨史專家傳播過一些積極正面的黨史知識，但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依然沒有跳出舊的思想框框。比如，他認為革命需要錢，在早期只能靠蘇聯給錢，李立三得罪了蘇聯，“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李立三黯然下臺，做了三年檢討，錯誤背了30多年。”不給中共經費了，所以他下臺了，而不是因為他推行了一條錯誤路線。
在共產國際眼中的中共或許是這樣，但在要造反要革命的人看來，這就是一個笑話。依照這樣的思想邏輯，根據地一天都不能生存，誰給根據地活動經費了？人民群眾也沒有必要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因為革命成功了也不過是換一批人來當老爺，何必豁出身家性命換一個新老爺？
革命確實需要錢，沒有錢就不能有效地支持革命戰爭。然而革命的內在邏輯卻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人民群眾意識到革命就是為了自身的翻身解放、當家作主人，他們才會積極主動的參與，這個革命對他們才有意義。圍繞著這個問題的思想斗爭一直延續到今天，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斗爭是這樣，共產黨內的斗爭也是這樣。今天某些人要把共產黨說成是執政黨，抹掉革命二字，其目的依然是這樣。
毛澤東顯然是主張直接依靠人民群眾的，一直到死他都堅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具體到政權建設，也是依照這個邏輯，把基層看得比上層重要，把鄉村看得比城市重要。打倒土豪劣紳，建設鄉村蘇維埃，才能改變“皇權不下鄉”的舊中國。他認為一切蘇維埃政權工作的實際執行，主要在鄉這一級。
他曾比喻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堅固的塔，就要從打下堅固的塔腳做起，我們要建立堅固的蘇維埃，也要打下堅固的蘇維埃塔腳，這就是城鄉蘇維埃了。”
“鄉蘇維埃（與市蘇維埃）是蘇維埃的基本組織，是蘇維埃最接近群眾的一級，是直接領導群眾執行蘇維埃各種革命任務的機關。”
他還進一步強調：
“鄉的工作重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干村，依靠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于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
毛澤東認為蘇維埃共和國是人民的政權，
“必須實行國民黨政權和其他舊政權所沒有的最寬泛的民主，為此，蘇維埃要給予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民眾以完全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要建立與健全蘇維埃的基礎——市鄉代表會議制度；要給予一切革命民眾以完全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與罷工的自由，努力吸引廣大民眾對于自己工作的監督和批評；要適當劃分行政區域，取消舊的官僚主義的大而無當的行政區域”。
在嚴峻的戰爭環境中，蘇區制定了包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內的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法規，建立起了工農民主政權的以普遍、平等、公開為基本原則的選舉制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選舉細則》，對如何進行規范的民主選舉、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進行了詳細規定。蘇區還建立了檢查制度、監察制度，毛澤東認為，檢查制度是爭取蘇維埃工作質量與速度極其緊要的辦法，只有決定，沒有檢查，就是官僚主義的領導。在蘇區基層，建立了代表聯系制度、代表主任制度、代表會議制度、代表召回制度等各項制度。
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認識到，貌似充分民主的群眾會，實則不能解決問題，不能進行相對的集中，因而也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他說，
“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于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
所以他非常重視在選舉過程中的民主訓練，他認為群眾參與的公職人員任命與撤換才是民主的實踐形式，而不能把民主僅僅看成投票選舉，這就非常接近巴黎公社的設想。
1933年的蘇區選舉工作就是毛澤東直接領導下進行。
6月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于召集第二次全蘇大會的決議》，7月21日，又強調：蘇維埃政府“須盡量接近群眾，為群眾謀一切利益。因此，不論鄉、區、縣、省，區域都不應過大”。8月9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于選舉運動的訓令。指出：這次選舉是從鄉、市一直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完全實行改選。要充分發動群眾，預先公布候選人名單，“當實行選舉時，須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討論，逐一表決，使選民盡量發表意見”， 9月6日，毛澤東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南部十八縣選舉運動會議，作了《今年的選舉》的報告。
由于毛澤東和中央的重視，中央蘇區的這次選舉，選民參選率達80％以上。從1931年11月“一蘇大”，到1934年1月“二蘇大”，在短短的兩年多的時間內，中央蘇區先后進行了三次規模宏大的民主選舉運動。
比如1933年的第二次選舉中，普遍以鄉為單位組織了2至7人的宣傳隊，比較先進的地方組織了化妝演講，各學校上選舉課。內務部除了大造聲勢外，還分別召開了北部18縣、南部18縣兩個動員大會。
選民資格登記結束后用紅紙公布選民名單、用白紙公布被剝奪選舉權人的名單，這在三十年代的中國都是開天辟地的新鮮事，獲得了群眾熱烈響應。
有些群眾還在名單下批注“好”，“不好”，“官僚”等字樣。上杭縣通賢鄉兩個最主要的領導，一個是黨支部書記，查田運動中把好田換給自己；另一個是鄉蘇維埃主席，募捐賬目不清且不公布清單，都受到群眾嚴厲批評，直接罷免。
這種民主氣氛顯然在國民黨統治區不可能見到。
蘇區發展的歷史證明，由于重視基層政權建設，蘇維埃政府建立起了同人民血肉相連的關系。
蘇維埃的基層政權星羅密布，像一張大網，將蘇區各級政府與廣大人民群眾密切聯系在一起，這就最大限度地組織和發動了群眾，蘇區也得到了有效的擴大和鞏固。
到1934年中央蘇區發展到鼎盛時期，曾轄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級蘇維埃政權，共設有60個行政縣，總人口達450萬，總面積約8．4萬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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