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權力，為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 重訪革命史之十七
點擊： 作者：曹征路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2-06 17:01:37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牢記并實踐共產黨宗旨的人，才會有真正的歷史擔當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十七）
曹征路
上一篇談到，1930年10月攻取吉安的勝利，暫時緩解了來自中央的壓力。
其時中央已經對“立三路線”進行了批判，只是下層還不清楚，部隊中出現了盲目樂觀輕敵的情緒，要求繼續攻打南昌、九江。
在毛澤東的內心，始終認為紅軍應該在根據地積蓄力量壯大自己，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打大城市有百害而無一利。但這話又不便公開說，因為此前他對長江局代表周以粟有過承諾：“打下吉安再打南昌九江”。
10月17日，總前委開了一夜的會，討論過不過贛江，會上周以粟以上級身份拍了桌子，毛澤東只好屈從，命令部隊向南昌“推進”。
正在焦慮中，敵情逆轉，江西行營調集了10萬大軍壓過來，這就是國民黨對蘇區的第一次圍剿。
10月25日，在新余的羅坊再次召開總前委會議，研究應對圍剿的策略。
此時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再去打南昌根本不可能了，大多數干部也都不再提這件事。
但在羅坊會議上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的表現卻耐人尋味。他不但反對毛澤東誘敵深入的主張，而且認為“不打南昌九江，就是違背中央精神，就是斷送中國革命”。
而在半年前的“二七會議”上，李文林同江漢波一起，就連進攻吉安都是反對的，“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會革命才是目的”。
針對反圍剿他的意見是：“哪有把敵人引到家里來開戰的道理？不是讓蘇區人民遭受重大損失？”
他主張“夾江而陣”，意思是讓紅軍在贛江與湘江之間與敵人決戰，別在蘇區打。
如此忽右忽左究竟為什么？
羅坊會議的結果，自然是“誘敵深入”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連原先督促毛澤東打南昌的長江局代表周以粟也同意毛澤東的策略。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也是紅軍以后幾次反圍剿斗爭取得成功的主要法寶。
但這次會議卻引起了毛澤東、朱德、周以粟的警覺，因為只有他們幾個人知道，在10月4日攻克吉安繳獲敵人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個大地主寫下的AB團活動經費收條，而此人的兒子正是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
大戰在即，為謹慎起見，這些撲朔迷離的情況只能控制在毛、朱、周等人小范圍掌握。
這期間總前委對AB團的存在并不掌握線索，但為貫徹中央肅反的命令，也在會議上提了加強肅反的要求。要求軍隊要配合地方行委“肅清黨內團內的富農反革命，不使一個留在任何一級蘇維埃之內。”
聯系到1930 年5 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后，李文林的表現就更加奇怪。
他于8 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說是部署貫徹李立三的指示，但“二全會”卻不指名地批判了毛澤東的一系列觀點和做法，同時撤銷了被毛澤東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并“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
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是模仿“二七會議”上毛澤東對江漢波的做法，當然也是對毛澤東的一種敲打。
用同情李文林的眼光看，當年的李文林也還30歲不到，年輕氣盛心胸狹隘，因為受到批評而故意鬧小別扭也不是沒有可能。但在當時對敵斗爭和黨內斗爭都異常嚴酷的歷史條件下，他這樣做就很難不令人作更多的聯想。
再說肅反。
其實早在1930年6月，贛西南蘇區在中央的要求下就開始了肅反行動，在特委機關還破獲了以謝兆元為首的“AB團總團”，當時領導肅反工作的正是李文林。
因為中央在共產國際的督促下不斷下發肅反命令，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第20號《緊急通知》中，李文林主張用“最殘酷拷打”、“嚴刑審問”的手段對付“AB團”分子。
事實上也是李文林先于毛澤東響應中央號召進行了肅反行動。而把黨內不同意見者甚至一般生活錯誤者說成“AB團”和“改組派”的，正是李文林本人的發明。
到了1930年11月底，大多數受審者熬不過酷刑，亂咬亂供，亂供亂信，AB團越打越多，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局面。
毛澤東也是在收到贛西南特委認為AB團現象嚴重的報告后才開始引起足夠重視的，在那以前，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反圍剿上。
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實行戰略退卻，進抵根據地腹地寧都黃陂、小布一線。
根據羅坊會議確定的“軍隊中應注意反AB團改組派”的決議，總前委在紅一方面軍開展了整肅“AB團”的運動。
時值第一次反圍剿前夕，軍情十萬火急，毛澤東、朱德等主要領導人全力投入反圍剿的迎戰準備，無暇顧及軍隊中的肅反運動。
于是，總前委將肅反權力下放給政治部政務處長李韶九，由他擔任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各軍委則采取不干預態度，當時“抓人，各團做主；殺人，師黨委做主。”
可是，殺戒一開風氣已變，任何人都剎不住車。
為了趕在反圍剿決戰前肅清內奸純潔隊伍，在李韶九的指揮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紅一方面軍四萬人當中就“殺了幾十個總團長，總共找了四千多AB團”，紅一方面軍中的這次打AB團運動，史稱“黃陂肅反”。
在軍隊開殺戒的同時，李韶九又指令11月底在寧都逮捕了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他要造成“擒賊先擒王”的態勢。
1930年12月3日，總前委發出一封《總前委致省行委的信》，緊跟著李韶九帶一個連，于12月7日包圍了江西省行委，逮捕了李白芳、段良弼、謝漢昌、金萬邦、周冕、馬銘等8人。到次日，被李韶九抓捕關在富田的“AB團”分子達120余人，槍決反抗者多人。
在酷刑逼供下許多被抓之人怕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供認自己是“AB團”分子或“AB團要犯”，有的還供出李文林、叢允中、劉敵，是“AB團首領”、“總團長”、“分團長”。
12月12日上午，劉敵偕同一營長張興、政委粱學貽發動兵變，174團一營官兵，包圍了二十軍軍部，抓起了李韶九（后逃脫）和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等人，收繳了李韶九帶來的一排人的武器。
下午，劉敵、謝漢昌率部沖到富田，武裝包圍了省行委駐地，又收繳了警衛連的槍，釋放了全部被捕近百名“AB團”人犯。
當晚，在富田召開緊急會議，主張“公開反毛”，“去信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諸同志”，推舉172團團長蕭大鵬出任紅二十軍軍長。
13日上午，“富田事變”領導人召開了士兵群眾大會，控訴了李韶九刑訊逼供的罪行，釋放了誤捕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同時卻呼喊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分裂口號，并錯誤地偽造了一封所謂毛澤東給古柏的信，將信分別送給朱德和彭德懷，企圖制造朱毛彭分裂。
15日，段良弼、李白芳、叢允中等在永陽召開擴大會議，宣布成立永陽省行委，宣布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領導。
12月18日，朱、彭、黃聯名發出公開信，嚴正指出：“目前決戰在即，凡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應站在共產黨總前委領導之下，一致團結，堅決消滅敵人。”
12月20日，總前委發表了一封答辯信，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叛逆行為。毛澤東還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親自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討逆布告。
1931年1月15日，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成立，撤銷了毛澤東的總前委書記職務。
項英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與總前委的看法不盡相同，主張用教育、會議的方法解決黨內已經激化了的矛盾，不同意總前委武裝整肅的意見，對“富田事變”給予了部分平反，李文林被釋放出來。
但到了3月4日，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三人團”到達蘇區，又撤銷了項英的職務，把“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
1931年11月在瑞金葉坪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遭到黨內批判，被擠出蘇區中央局。
這樣肅反進一步擴大化，李文林再一次被捕，并于1932年5月被槍決。
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再受排斥，毛澤東離開軍隊。
以上就是“富田事變”的大致過程。
今天知道，這是中共在共產國際壓力下，“王明路線”執行了比“立三路線”更加左傾錯誤的一次大災難。其目的自然是為了強化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影響力控制力。
與贛西南根據地同時進行肅反的，還有鄂豫皖、湘鄂西。各根據地在這次肅反擴大化錯誤中被殺害被傷害的干部達到數萬，教訓十分沉痛。這也是后來在處理黨內矛盾時采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重證據，不輕信口供”政策的由來。
1945年被中共七大追認為革命烈士的重要干部有：贛西南的曾炳春、蕭大鵬、李文林等人；鄂豫皖的曾中生、曠繼勛、余篤山、許繼慎、周維炯、王培吾、李榮桂等人；和湘鄂西的孫德清、段德昌、柳直荀等人。
在“富田事變”中公開分裂紅軍的謝漢昌、劉敵等人建國后作平反處理。
李韶九1932年1月被蘇區中央局給予留黨查看6個月處分，紅軍長征后留在蘇區，1935年死于贛南游擊時期，建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怎樣看李文林這個人？是本文的關注重點。
因為在現代性視野下，李文林與毛澤東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思想路線，而不能僅僅看成個人意識品質的爭斗，或者僅僅看作“肅反擴大化錯誤”。
這種思想路線的分歧貫穿于中國革命的全過程，不僅國民黨內存在，共產黨內也同樣存在。這就是當掌握了一定權力以后的公共性追問：為公還是為私？為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服務對象是窮人還是富人？
這是個重要的思想分野，現代性自然蘊涵其中。
在毛澤東看來，土地革命理所當然要進行土地重新分配，然后才能調動廣大農民支持根據地赤色政權，才能進行工農武裝割據，才能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這是歷史的大趨勢，誰都不能阻攔，誰阻攔誰就會成為革命的敵人。
在李文林看來，早年背叛地主家庭追求進步不容易，為黨保留一塊根據地更不容易，當年還資助過毛澤東。但革命不能革到自己地盤來，土地不能平均分配，要打就到外面去打，要保住自己的一方平安和自己的軍隊。
這樣一來東固根據地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塊非紅非白的區域，當國民黨力量大時他是“秘密割據”，目標不明顯，日子很好過。當共產黨力量大時他是共產黨的領導，只要不觸動固有利益格局怎么做都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右也可以右得離譜，左也可以左得出奇。
撇開他與AB團的那些疑點不談，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不去改造舊有的生產關系，革命就變成沒有實際內容的一件紅色外套。
即便沒有“肅反”，他個人被歷史淘汰也是遲早的事。
戴向青的兩篇文章，《略論“ 富田事變”的性質及其歷史教訓》、《“富田事變”考》據說是走訪了當地群眾、了解了事實真相以后寫成的，在黨史研究領域引起很大反響。但其從受害者的悲情角度來看待歷史過程，而且把“AB團只存在了三個月”作為邏輯起點，很難解釋土地革命對于歷史進步的巨大慣性作用。
說穿了還是英雄史觀，認為歷史是少數人的偶然行為創造的。沒有看到人民群眾要求土地革命是共產黨的根本任務，也是那個時代共產黨存在的根本理由（在一定時期表現為時代氛圍和集體意識），任何人離開這個宗旨，不管有多少悲情，也只能是革命潮流中的一點漣漪。
所以戴文受到質疑批評也是必然。
近幾十年來的歷史研究走入歧途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把歷史碎片化，熱衷于挖掘個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掩蓋決定歷史走向的那些本質規律。
一個叫高華的人就是這種思路，他寫道：
“富田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
“除了自己所委派的劉士奇、曾山等人不被地方實力派所尊重這一點可以構成毛澤東與李文林越來越嚴重的個人恩怨外，毛澤東愛將宛希先和曾經接濟毛澤東上井岡山的袁王二人的被錯殺，讓毛澤東越來越認定李文林、王懷等地方實力派構成著革命的破壞力量。對這二次相對于自己嫡系的錯殺，毛澤東肯定懷恨在心。他把李文林等視為專事對紅軍進行暗殺、準備發動暴動的AB團并存了剿滅之心也就順理成章。”
“另有一樁疑案也不排除與李文林有關。毛的手下大將、紅二十一軍軍長伍中豪于1930年10月間擴軍途中經過贛西南，被安福靖衛團圍攻并殺害，此后尸骨無存。”
高華這種沒有史實作依據的純粹猜測，除了證明作者本人的心理陰暗，也證明了這種歷史研究方法的無價值。
毛澤東在“富田事變”中“客觀上環境緊張，主觀上沒有經驗”而導致誤判，應該是實事求是的認識。
1931年毛主席與中央蘇區的中央區同志合影。
另外關于李文林等人被錯殺，郭化若在回憶中說：
“我記得第二次反‘圍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參加了審問……審問后，我向毛澤東同志作了匯報。根據他的口供，看來不是AB 團，于是把他放了。”
“蘇區中央局從1932年開始，集中火力反右傾這個主要危險，在肅反工作中，認為消極是最危險的障礙。結果，在所謂紀念五卅大會時，分別將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押送各縣處決。這與毛澤東同志沒有絲毫關系。”
類似史實譚震林在回憶中也談到：
“黃陂會議是在解決了軍隊肅反問題后開的，參加會議的是軍團軍一級干部，還有地方黨的負責人。肅反擴大化，李韶九有責任。這次會議糾正了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對逼供信和注重調查研究。總前委還發了文件，以解決地方肅反出現的問題。
這時，毛澤東同志還親自找了幾個被打成AB團的人問話。問他們：‘你們的出身都好好的，為什么參加AB團？’
他們說：‘我們的AB團是打出來的。’
毛澤東同志說：‘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
‘不準逼供信’，‘要重調查研究’，就是這時提出來的。到了延安整風，就不準搞逼、供、信，‘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了。”
唯有牢記并實踐共產黨宗旨的人，才會有真正的歷史擔當，也才能真正接受歷史經驗。
1933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中央蘇區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主席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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