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 | 重訪革命史之十四：共產黨集體選擇了毛澤東
點擊： 作者：曹征路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1-26 13:07:35
【編者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革命不能故意的，隨心所欲地創制造”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十四）
這一篇先說點閑話，然后再進入中央蘇區。
1995年香港出版了一本題名《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的書，這本以李澤厚、劉開復兩人對話形式的書立即在海內外掀起波瀾。
該書的主要觀點是，告別一切革命，不僅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革命要告別，而且21世紀的革命也要告別。
從內容看，該書既沒有詳實的史料考證，也沒有周延的邏輯論證，通篇反映了談話者對于革命歷史和革命影響的一種否定心理。
類似的觀點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不斷出現，其荒謬性已經遭遇了大量的質疑和批判，所以并不新鮮。為什么在1995年再次熱炒？自然與國內外的新形勢新需要有關，我們緊跟著就看到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發生的巨大變化。
按照“告別革命論”的說法，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爆發的革命是可有可無的，如果改良的好，革命可以避免。顯然這與近代史的史實相去甚遠，牛頭不對馬嘴。
中外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革命，尤其是十七世紀以來。在歐洲、美洲、亞洲都發生過多次革命，都是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于是革命就爆發了，舊制度瓦解了，新制度建立了，生產力發展了，社會進步了。
革命如暴風驟雨，有人討厭它，但是不可能避免它叫停它。
“革命不能故意的，隨心所欲地創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
當社會階級矛盾沒有激化時，革命是召喚不來的。革命是社會運動的一種形式，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必要方式，想當然說誰要革命就革命了，誰不想要革命就不會發生革命了。詛咒革命討厭暴力革命，只能反映談話者對革命的無知無奈，對舊時代的秋蟲悲鳴而已。
中國發生革命也是同樣，中國不是沒有經過改良維新，不是沒有經過憲政民主，從中國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一天開始，一個接一個的救國方案就被提出來，也實驗過。只不過每一個救國方案的破滅，都成為下一個方案的前提條件。土地革命也經歷了相同的過程，從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到蔣介石的“改造鄉村”，都曾經試圖解決土地問題。
大革命時期的廣東革命政府，以及后來的南京政府也分別于1929年、1930年、1932年頒布過減租的法律。地方各省中提及此事的，有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但都未經實行就已相繼取消。真正付諸實施的僅浙江一省，該省減租的高潮在1928年左右，到1930年中已經完全失敗，連減租的口號也不敢再提。也就是說，南京政府在其改造鄉村的過程中，無論執行什么樣的政策，只要觸動的地方土豪劣紳、官僚買辦的利益，就會遭致他們的拼命抵制，無論“土地整理”、“田賦整頓”還是“租佃改良”，均以失敗告終，最后不了了之。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國民政府被迫改變那種可能觸動鄉村生產關系和政治力量對比的方針政策，而將改造鄉村的重點轉向純粹技術層面操作，比如合作社、農業銀行、興修水利、鄉村教育和改良品種等等。這些改良措施所需要的巨額資金，一般只能以田賦附加的形式向農民索取。故而在農民看來政府對鄉村的改造，只是意味的自己負擔的增多，事實上從這一改造中獲益的人，還是那些壟斷鄉村的土豪劣紳。
國民黨政府這些舉措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和官僚買辦利益是不可能和平退出歷史舞臺的，社會上層精英與下層民眾的嚴重背離也不可能自動消除。這也是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得以興起的客觀條件。從1927年到1937年，革命根據地星火燎原，蘇維埃運動遍及全國，客觀上也是國民黨統治失敗造成的。
再看共產黨。
1928年的共產黨仍在幼年期，盡管在實踐中工農武裝割據已經展開，打土豪分田地已經多點開花，但這樣的道路選擇對不對？一個農民黨員比例占70%、工人只占10%的黨，領導不是產業工人為主體的革命還叫不叫無產階級革命？當年的臨時中央仍心存疑慮，渴望“本本”，期待共產國際的指導。
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開的。當年的代表除了廣東、河南是選舉產生，大多數代表都是臨時中央指定，所以毛澤東不在代表名單中并不奇怪。除了交通不便，通信困難的原因外，從共產國際到中共臨時中央當時都有一種認識，認為大革命失敗原因之一是黨內知識分子即小資產階級太多而工人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在確定六大代表時，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占代表總數52.4%，農民占7.1%，知識分子占40.4%。何況1928年的毛澤東在黨內處境不佳，受到臨時中央多次處分，認為他“在政治上犯了極嚴重的錯誤”，“工作太右燒殺太少”，日子不太好過。
毛澤東也曾自我調侃：“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
但不是代表的毛澤東卻當選了中央委員，而且得票數高于周恩來、蔡和森、項英、任弼時、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等人，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些黨史研究家故作驚人之語：毛澤東沒有參加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為什么還能當選中央委員？原因找來找去，歸結為留守中央的李維漢給共產國際寫過一封信，說這是一份向共產國際宣傳毛澤東領導井岡山斗爭取得顯著成效的珍貴檔案。該文件的副本被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負責人米夫寄給了斯大林、布哈林、皮亞特尼茨基等人，過去這份重要文獻被學術界忽略了。意思是毛澤東當選中央委員是個偶然事件——沒有這封信，一切又另當別論。他們始終將目光對準個人因素、偶然因素，而不愿意面對本質和規律。
但是這些研究遮蔽了一個重要背景：1927年前后，圍繞著中東鐵路權益不斷發酵，中蘇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極大地影響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態度。自“4.12”政變之后，蔣介石政府奉行“反共絕俄”政策。在1927年12月初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上，正式通過了《對蘇絕交決議》。同年底，南京政府又借口蘇聯領事館及國營商業機關為中共廣州暴動的指揮機關，頒令撤消對蘇聯領事的承認，封閉了蘇聯在華的大多商業機構。這是直接導致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態度由過去的政治指導轉為積極支持的重要原因。要積極支持就必然要在中國尋找更鮮活的實踐經驗和更靠譜的政治力量。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癥結所在，唯有土地革命的成功才能為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準備條件，這個道理國民黨中的有識之士都明白了，共產國際還能不明白嗎？所以支持中共進行工農武裝割據、推動中國的蘇維埃運動，無論從共產國際的宗旨考慮還是從蘇聯的現實利益考慮，都成為不二選擇。
此前共產國際了解中國革命情況的渠道有兩條：一條是通過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另一條是通過中共提交的國內工作報告。這些消息中對毛澤東及井岡山斗爭的評介零零星星有過一些，并不詳細。
1928年3月1日，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米夫曾在《真理報》刊文發表自己關于中國革命的見解。他認為農民運動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為革命的新高潮創造了先決條件”；4月6日，米夫就中共土地革命策略問題專門寫信給布哈林，主張中共占領和鞏固一個地區作為“運動根據地”，再向周邊擴大，可以“首先向湖南邊境擴大”；并提出在游擊戰爭中擴大紅軍、開展農民運動、實施土地綱領和建立蘇維埃等想法。但這些建議并未得到布哈林的認同，布哈林在次日發給駐上海的米特凱維奇的電報中提出“我們不贊成把力量集中在一個地方，最好在不同地區都有一些根據地”。布哈林對中國蘇維埃運動和紅軍的看法輕蔑，在中共六大開會時挖苦說“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則會妨礙老百姓利益，會把他們最后一只老母雞吃掉”。但不論這些消息對毛澤東評介正面多還是負面多，都不影響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的總體判斷和意圖。這是共產國際方面的情況。
在中共領導層的內部，關于農民革命和農村割據的問題曾在“六大”之前及“六大”期間都有過激烈爭論。雖然張國燾明確反對搞武裝割據，認為它“實是幻想”，“由農民游擊戰爭包圍大城市之割據觀念”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但是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對此態度不同。李立三認為弱小的中國無產階級一定要取得農民群眾的大多數，否則“革命沒有成功的可能”，一定要重視農民運動。周恩來則從廣州暴動失敗的教訓出發，看到了“農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的趨勢，“農民發展與城市沉悶”的對比令人警醒。瞿秋白更是明確指出：“在一定條件下農村割據是有發展前途的，要求全黨主動地領導農民運動”，“使他快些長，不可以阻其發展或放任”。對土地革命認識提升是中共成長的主因。
所以，應該說李維漢的信和毛澤東5月2號寫給中央的報告，以及米夫轉寄的這些文件或許起了作用。但根本的原因還是革命規律使然，即土地革命已經到了不得不如此的階段，毛澤東領導井岡山斗爭的革命實踐是個不容置疑的客觀存在。
因此，是中國革命選擇了工農武裝割據道路，是共產黨集體選擇了毛澤東。
“六大”決議案對秋收起義做出了如下評價：“秋收暴動在許多地方擴大了黨在農民群眾之中的影響。將土地革命的口號滲入了廣泛的農民群眾的意識之中。后來繼續發展的農民斗爭，以至于許多蘇維埃區域之創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動的影響。”
盡管這以后黨內左傾機會主義依然盛行，以及共產國際的米夫通過王明等人企圖控制中共的路線方針，那已經是另一個話題了。
一個新的現代性方案，在中共“六大”上已經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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