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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1928年國共走向社會兩極,也決定了各自的命運前途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十一)
1928年盛夏,正是早稻收割的季節。毛澤東率領紅三十一團回到永新西鄉的塘邊村修整。當時正是農民分田后第一次收割,毛澤東做出支援農民夏收的決定,并且提議以后各部隊都應該參加地方的農業生產勞動。三十一團從軍官到士兵全部參加,每個早晨天微亮就出工,晚上天斷黑才收工。毛澤東和官兵一起下水田參加割禾,在他的實際行動的影響下,各部隊都把支援農業生產看成自己的責任,他們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一起參加生產勞動。龍源口戰斗勝利后紅四軍主力第三次攻占了永慶,部隊在駐扎期間一邊分兵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一面參加割稻子、摘綠豆,到農民家里樣樣都干。
這種景象出現在1928年的中國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兩股最大的政治力量走向社會的兩極,由此也決定了各自的命運前途。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徹底融入了社會底層,它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真正同了呼吸共了命運,既要斗爭且要建設。而那時的蔣介石集團正在上海周旋于各帝國主義財團及其代理人之間,汪精衛集團正在武漢為爭奪道統法統焦頭爛額,周邊的地方軍閥正忙于組織一次又一次的“會剿”。
邊界各地黨組織和工農兵政府也十分重視發展根據地的生產,尤其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千方百計把農民群眾在土地革命中激發出來的熱情引導到發展農業生產、支援革命戰爭上來。永新三區八鄉蘇維埃政府,分田以后就曾頒布過布告,號召翻身農民“務遂耕耘在前”,種好分得的土地,“不得自由拋荒”,為了保護好莊稼奪取好的收成,“刻下稻熟之期不準鵝鴨放田”。各級都組織了耕田隊,如寧岡縣東源鄉邱祖德領導的耕田隊當時十分出名。
如果說武裝斗爭是各項斗爭的前提,那么,經濟斗爭則是其他各項斗爭的基礎。毛澤東說:“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如果不開展經濟斗爭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資供應就沒有保障,人民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和改善,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到疲憊。
那時青壯年參加紅軍和赤衛隊的很多,經常轉戰各地,留在村里的多是婦女、老人和兒童。邊界黨和各級政府解決勞動力缺乏的主要辦法,是廣泛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以前廣大勞動婦女深受封建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的四重壓迫,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紅色政權建立后她們在政治上抬了頭,經濟上也翻了身。她們組織了婦女會,和男人一樣分了田。有的婦女還當上了工農兵政府和各種群眾組織的干部,在各項工作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至于婦女種田,在井岡山地區的農村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是要婦女們擔起犁、耙等技術較高,消耗體力較大的農活,還是有困難的。江西方言說“作田冒巧,犁耙重要”。這些農活婦女們從來沒有挨過邊,要一下子承擔起來困難的確不小。但是解放了的婦女其意志力和忍耐力也是驚人的,很快就成了勞動中的主力軍。
例如1928年永新西北特區黨組織在一次會議上討論如何發展生產時,有的同志感到為難,認為赤衛隊常年轉戰在外,勞動力缺乏困難很大。這時區婦女主任站了起來,堅定地表示搞生產的任務,可以由婦女包下來。她還代表全區婦女,向赤衛隊挑戰,開展殲敵和生產競賽。在婦女主任的帶領下各村的婦女都行動起來,她們拜老農為師,從早到晚勤學苦練,經過幾天努力很快就掌握了全部犁耙技術。由于發動廣大婦女參加生產,做到深耕細作不誤農時,那一年西北特區獲得了大豐收。單是汗江鄉沭頭村915畝早稻就比往年多收了80000多斤。
除了組織婦女參加勞動外。邊界黨和工農兵政府還組織政府工作人員參加生產勞動,對軍烈屬實行包耕、代耕。對其他缺少勞動力的農戶,也發動群眾互助耕作,保證所有的農田和農活耕作適時收獲到家。
1928年夏,毛澤東來到永新塘邊村,看到塘邊、大屋兩村農民上山放牛時,都要經過“泉水窩”,那個地方因為路太窄,牛在田里亂跑,一路上要吃掉踩壞不少禾苗。毛澤東發現這個問題后,找到鄉黨支部商量,然后發動干群在村后沿山修了幾條小道,農民稱為牛路,避免了放牛損壞禾苗的現象。
為了長期經略根據地,當時還制定了一些保護森林的規定,如遂川工農兵政府曾頒發布告:“禁止燒山”,“不準運木做炭”,“不得損壞樹皮”,“不得砍伐茶樹”等等。
據永新縣塘邊的老人回憶:1928年毛澤東在塘邊時,曾帶領干部群眾在土嶺上、麻土嶺等荒山上進行現場勘察,根據各個山嶺的陽光土質,制定了植樹造林規劃。塘邊人按照這個規劃,從麻土嶺到山嶺背,從楓面里到新嶺坳,在二十多里的山嶺地上,都栽上了松樹、茶子樹。
《井岡山土地法》第七條規定:“土地稅依照生產情形分為三種:一、15%;二、10%;三、5%。以上三種方法,以第一種為主,遇特別情形,經高級蘇維埃政府批準,得分別適用二三兩種。”當時,根據中央“六月來信”的指示精神,結合湘贛邊界的經濟狀況,考慮到戰爭的需要以及農民群眾的生產水平和實際負擔能力,實行因地而異、因時而動的較為靈活的征收政策,“如遇天災,或其他特殊情形時,得呈明最高蘇維埃政府核準,免納土地稅”。這些規定,雖不是專門的土地稅法,但它實際上是根據地第一個成文的土地稅制度。它的出現,標志著新中國稅法已經露出小荷尖尖之角。
現代性不是飛機大炮的裝備,不是富麗堂皇的宮殿,不是紙醉金迷的生活,它是指歷史運動中能夠揭示潮流動向的那些要素特點。否則西方哲學史上的反復辯難也就失去了意義,任何國家都是古代帝王貴胄占據資源最多,理應占盡了“現代性”才對。衡量一個政府和它的制度是否具有現代性,人民群眾參與的自覺性主動性如何,制度的可依賴程度如何,是一個重要指標。人類自從走出樹林組成社會以來幾千年,只有少數幾個歷史瞬間,普通勞動者才能挺直腰透口氣,真正有了尊嚴。而這些為數不多的歷史瞬間,大都發生在歷史的轉折時期,在統治者的鐵幕被掀開的那一角,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時。
所以1928年的井岡山,與當時的上海武漢,現代性較量已經初現端倪了。黃克誠后來回憶道:“那時大家都沒有經驗,能搞出這么一套正確的東西就非常困難呀。那時的黨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沒能搞出這一套。”當年的邊界政府,手上無錢無糧,既缺干部又缺經驗,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平等,軍民平等,官兵平等,男女平等。平等是井岡山的核心價值,沒有平等也就談不上根據地的一切,只有它才能凝聚民心戰勝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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