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蔣介石的“國軍”的22次會戰,都是“被會戰”,被日本人追著打。而連連喪師辱國,正是那個“應戰而非求戰”在起作用。可以負責任地講,國軍的一路敗績就是一路地出讓領土給日寇,忠實的踐履蔣介石“迎戰而非求戰”的最高作戰訓令。這樣的乞和意思日寇自然明白,所以,整個抗戰期間,日本對蔣介石的誘降從來沒有停止過,除“豫湘桂會戰”是日軍向西南太平洋的海上通道被美軍掐斷,迫于無奈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縮短一段兇險的海上運路之外,日軍對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也是主動地日漸減小,所以蔣介石才能把百萬大軍藏在云貴川不出戰還能保持地盤基本不縮水。投桃報李,蔣介石用“皖南事變”回報日寇。
寫顛倒黑白的反共文章,是要有些知識的,更要有些蠱惑人心的腦筋的。所以,一般的低智商的無知者是干不來這樁買賣的。但是,最近,就是見到這么一個低智商的無知者寫的一篇反共文章,此文章——《【歷史解密】劉仲敬:抗戰時期延安與日本的談判》。此文章作者:劉仲敬,據360個人圖書館的轉載文介紹,武漢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一、挖老底是刨了誰家的祖墳?
這個反共文對中共的抹黑,題目雖然直指“抗戰時期延安與日本的談判”,但是這個反共文章的內容卻有些包羅萬象。比如里頭有“中東路”事件的內容,用這個事件攻擊中共:
【早在中共建黨不久,就依附蘇聯,處處聽從其指示。在后來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上,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并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里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卻毫無蹤影】
在“中東路”事件上,當時的中共不僅沒有不當言論,而且那時的中共處在幼年期,很難在實際行動上對“中東路”事件發揮決定性的影響。但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是,對于蘇聯紅軍大舉入境打擊東北軍的行動,中共中央則明確認為,這是因為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馬上就要爆發,國民黨武裝奪取中東鐵路并“組織白俄軍隊,攻入蘇聯邊境”,蘇聯不得不先發制人的結果。黨必須“更要加緊發動群眾斗爭走上武裝斗爭,會合工農一切武裝斗爭的實際行動,來執行武裝擁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而走向全國范圍的總暴動。”這正是看清了帝國主義是全世界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共同敵人這一主要矛盾,而作為帝國主義的幫兇的國民黨反動武裝,在“武漢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劉仲敬看來,能夠代表和捍衛中華民族的利益嗎?
袁世凱當政,國號也是中華民國,那么袁世凱與日寇勾搭成奸的“21條”也是中華民國出賣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的鐵證了吧?這個叫劉仲敬的“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承認么?所謂中華民國的歷史,在中共認定的歷史教科書里,就沒有把定都北京的,由北洋軍閥操縱的“民國政府”當成正統!在中共認定的的說法中,定都北京的那個“中華民國”被稱為“北洋政府”!對“中華民國”這個歷史存在,中共向來是區分時段、階段,區別對待的!中共對民國歷史很客氣。可是為什么若干像劉仲敬這樣的果粉就要不分時段、階段地對中共大肆抹黑呢?
而且,就“中東路”事件本身來講,發動者張學良的動機也不純良:東北境內有日本軍隊,而且還謀殺了他爹,他為什么不對日軍發動攻擊復仇?于國于家,對日軍的攻擊更易得道多助,他為什么不呢?這個事情和他爹張作霖有些關系:蘇聯十月革命之后,敵視蘇聯的白俄軍隊中的一部分殘余敗退到中國東北境內,被張作霖收編用來充實武裝對付蘇聯;這股白俄殘軍也被張學良繼續收編,在“中東路”事件中派了用場進攻蘇聯。這個“中東路”事件,有和蔣介石遙相呼應反共的圖謀在內。(這個內容可參看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綱》上冊)而且,蘇聯當時在東北境內沒有駐軍!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敢于挑起“中東路’事件。對有駐軍的日寇不進攻,卻指揮著白俄殘軍進攻不在東北境內駐軍的蘇聯,這其中的是非曲直明顯不是一句捍衛國土就能掩蓋的過去的!”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這點都看不透,是這么多年的史書白讀了還是別有用心?!
就算大陸的歷史教科書里固然沒有當時幼年期中共對“中東路”事件的正當言辭,但是國民黨的“黨父”,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的不當言論也格外留情不予公示,如不信可以看看《孫文越飛宣言》第四段的內容
【(四)越飛君向孫逸仙博士切實宣稱(孫博士對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思與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對行為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為嚴重之局面。】
這一段內容,明白的表示,孫文不反對(默認)蘇聯在外蒙古的駐軍權。實際上默認了蘇聯隊外蒙古的軍事占領!按著這個“武漢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劉仲敬的邏輯,孫文/孫中山是絕對的賣國!為什么不提這個呢?為什么非要國民政府干的勾當硬是扣給了中共?
歷史上看,也正是有這么一個“宣言”定底子,蘇聯向孫中山提供了大筆的援助。黃埔軍校沒有蘇聯人的資助建立的起來么?北伐軍沒有蘇聯人的槍炮武器能建立的起來么?蔣介石建立蔣記民國就是蘇聯人在后頭撐臺面!蘇聯人的錢蔣某人拿的那么心安理得???抗戰之后蔣介石能把外蒙古出賣給蘇聯,說到底就是吃人嘴軟!你這個”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怎么就選擇無視了呢?!
從全面抗戰爆發到1939年9月,蘇聯向民國政府支援2.5億美元的貸款(實際到位1.7億美元),并派出上千名軍事技術人員和志愿飛行人員。僅在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蘇聯援華軍事專家就達到3665人,軍事顧問200多人,多為蘇聯高級將領。蘇聯向中國——蔣記民國,總共提供了各種飛機924架、坦克82輛、牽引車602輛,汽車1516輛,大炮1140門,輕重機槍9720挺、步槍50000支,以及其他大量的武器彈藥等等。如此大數額的軍事援助那可不是白給的!是一筆“投資”,要蔣介石加倍回報的“投資”!蔣介石在抗戰后出賣外蒙古給蘇聯,就是拿人手短!出賣中國利益的是民國!真講刨墳挖臭底子,到不了中共這里,只能把民國的老底子挖得慘不忍睹!
如果不是真的智商低于20,那就是豬油蒙了心,才敢歪曲歷史用挖老底的謊言抹黑中共。
延安與日寇談判,確有其事?
這個反共奇文的題目直指“抗戰期間延安與日本談判”,那么,就看看他的原文:
【抗戰期間,毛澤東還與日軍暗地里勾結,協助日軍攻打國民黨軍隊,甚至還進行秘密談判。根據現有資料,與日軍的勾結始于1941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于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斯大林命令毛澤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系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的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并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于1943年攜帶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著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
從這位“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里能看出這么一個一連串的因果事件:首先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蘇聯、日本一家親了。所以斯大林命令中共配合日軍和汪偽進攻蔣記民國。而延安指令新四軍具體承辦與日偽的合作談判。
真相是什么?首先蘇聯和日本之間在1941年4月簽訂的是《蘇日中立條約》,而非這位“博士”所說的“中立協定”!《蘇日中立條約》是在蘇聯為了避免東西兩線作戰、日本減少北方壓力而實施南進戰略的背景下,被迫采取的手段,相比于被德日夾擊,只能策略上選擇將更為主要的德國作為唯一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不得已承認日本在中國已經取得的侵略果實。但是究其根源,是當德國法西斯政權崛起之時,英法美等西方國家就一直采取措施維護自身利益,英法等國家的綏靖政策除了維護自己利益免遭軍事擴張勢頭正猛的德國損害以外,他們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將德國這股他們認為的禍水引向東方的另一個歐洲大國——蘇聯。正是英法美的不作為才迫使蘇聯要面對腹背受敵的威脅,忽略這一史實,所謂“武漢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這做學問的素養相當成問題。
其次,中共為什么要和日本合力收拾蔣介石呢?據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軍事知識詞典》200頁、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2010年版287頁,1932年4月15日中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對日宣戰;1933年,中共北方特科又協助馮玉祥、吉鴻昌和方振武在察哈爾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對日發動進攻。這兩個行動,就沒有請示蘇聯!中國抗日立場最堅定!而且,也更愿、更善于團結所有愿意抗日的武裝一起抗戰。
中共與日軍合力收拾蔣介石?這是睜眼說瞎話!
“皖南事變”后的蔣介石很該殺,但是,在“皖南事變”當月——1941年1月下旬,日寇借著“皖南事變”造成的共、國之間的裂痕不失時機的發動“豫南戰役”,重創湯恩伯等部。當時中共也以抗日大局為重沒有借勢痛毆湯恩伯等搞摩擦最積極的頑軍。不要說和日寇聯手收拾蔣介石,就是借力打力地對蔣軍順手抄一把中共也沒那么做!中共在民族利益面前從來都是拎得清的,要不然也不會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三,按著這個叫劉仲敬的“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的說法,是斯大林命令中共這么做的,那么斯大林為什么要命令中共與日偽合力收拾蔣記民國呢?這里該有個說明的,最重要的,該把這個斯大林下的命令的出處說出來!你是根據什么歷史材料這么說的?這位“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只是大嘴一張,空口無憑。這是在做學問么?這就是居心叵測的搞歷史虛無主義來抹黑中共。
另據《中間地帶的革命》335-343頁記載,中共聯合蔣記民國組成抗日統一戰線聯合抗日,除了中共早有聯合所有愿意抗戰的武裝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的意愿和實踐之外,其次是在和平處理“西安事變”的過程中,經由斯大林控制的共產國際一手促成的。目的就是團結中國所有武裝合力抗日,讓日本陷入中國抗戰的泥沼中不得脫身,以幫助其擺脫日本對蘇聯遠東的覬覦。如果蘇聯/斯大林要改弦更張,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瓦解,日本能抽出機動兵力,那他的遠東還要不要了?難道區區一紙《蘇日中立條約》就能讓斯大林對日本放心么?斯大林向來不相信日本,因為日俄戰爭的爆發是日本對沙俄是用不宣而戰的方式開始的,斯大林記著這個教訓,更記著這個深仇大恨!其次,斯大林向來不相信條約的力量,日本戰敗投降后,他親口對前來莫斯科交涉外蒙古事宜的蔣經國說:“條約是靠不住的!”
一個對日本向來不相信的斯大林,一個不相信條約效力的斯大林為什么一邊和日本簽訂他都不相信能靠得住的《蘇日中立條約》,一邊又要毀掉他自己一力促成的,旨在牽制日本保障他遠東安全的中國抗日統一戰線?這里頭應該有靠的住的歷史材料說明這個問題吧?那位叫做劉仲敬的“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有這個材料么?沒這個材料那不是胡說么?
在蘇德戰爭進行期間,日本人是沒有進犯蘇聯,那可不是《蘇日中立條約》的功勞,那是之前的“張鼓峰戰役”、“諾門坎戰役”里,蘇聯人把日本人揍怕了才有的效果。但是,被揍怕了的日本人就真的老老實實了么?當然沒有!1941年7月7日,蘇德戰爭爆發十天后,日本就在中國東北組織了一次關東軍特別大演習——“關特演”。這場大演習動用兵力74萬人!針對誰呢?蘇聯么!就這個動靜,蘇聯可能對日本放心?怎么可能下命令給中共配合日本進攻蔣介石,讓日寇從中國的抗戰中脫出身?如果博士身份是真的,并且心腸不壞,這個“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恐怕也沒膽量寫出斯大林命令中共配合日寇的文字。可是,看這位“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的行文,根本是個史盲!
第四,斯大林的命令能指揮得了延安么?指揮得了中共的當家人毛澤東么?這里不得不說延安整風。延安整風開始于1941年5月。在5月之前,中共的當家人毛澤東就在醞釀整風,整風的目的就是清除蘇聯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惡劣影響。在這個當口斯大林的命令能起作用么?而且,在這位“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的文字里“潘漢年于1943年攜帶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著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1943年,正是延安整風如火如荼的時候,蘇聯的命令居然能被中共無條件接受并下達正式指令文件交由華東新四軍方面和日偽談判?可能么?這個“歷史系系博士研究生”劉仲敬的根據在哪里呢?
且不說延安整風的作用,就是更早的,在1938年9月-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就提出了把馬列主義“中國化、民族化”的問題。而且就已經在質疑被斯大林操縱的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某些具體指示了。這實際上就是在開始排除蘇聯對中共的不利影響的開始。在這樣的情況下,斯大林的命令怎么可能指揮得動延安的中共向日本妥協?
二、反共文來自臺灣
這個“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的文章里還有這樣的文字
【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衛,卻遭到了汪的拒絕。汪精衛說:“……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大陸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被汪精衛拒絕后,竟直接與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接觸。經多次談判后,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政后,為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歷史……】
在這段文字里的內容全是胡扯,半點文獻根據都沒給出,只是大嘴一張,空口無憑!更要緊的是我們要注意兩個詞:“大陸”、“建政”。
“大陸”一詞,在涉及臺海中常用,甚至于說是專指大陸與臺灣話題時的“專詞”,但是,這個1949年之后才出現的“專詞”卻出現在不可能“后知五百年”的汪精衛的口中,這似乎證明這個反共文章出自臺灣反共勢力。
“建政”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內收錄,但常用的意思只是建立政權,而在臺灣學者的文章里比較常見的意思是,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但是,這個臺灣特色頗為明顯的詞匯卻出現在大陸高校的一個“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的文章里,而且意思恰恰是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那么,這個文章的來歷很有可疑。
有以上這二詞,足見,這個反共文章臺灣反共勢力“有力焉”!或者說這篇文章是出自臺灣人的手也沒錯。明白了這一節,那么接下來,這個文章把“高饒反黨集團的覆亡”以及潘漢年之死和中共與日寇合作的謠言掛了鉤就不奇怪了。
既然是造謠,就花樣百出: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毛澤東私下里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
這本叫做《南京志史》的書,是哪個出版社出版的,這是沒答案的;這本書里披露的秘密是在哪一年哪一版具體在第幾頁上寫著,也是沒答案的。而且,話里這本書還標明了“大陸出版的”,這口氣說明這個反共文就是個臺灣分裂分子攢出來的垃圾!
既然是造謠,那就無恥無底線,無知無下限,所以就有了如下造謠花樣
【而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國防部保密局函送抗戰期間中共各項資料》披露后來的上海市長、新四軍軍長陳毅曾于1945年4月秘密訪問上海與日本官員會晤,如果戰爭結束是日本人向共產黨投降,他們就可以答應日軍通過共產黨占領區撤回日本,陳毅還建議,日本方面應該把上海交給一個中立國家,如蘇聯。在與陳毅協商過后,1945年6月,以陳毅、潘漢年、劉少奇為代表與日本駐上海方面占領軍會談中,雙方簽下了一份協議,規定:日本將在撤軍的前一周,通知新四軍,而在蘇聯正式接管上海并隨后交接給新四軍之時,新四軍將不出擊日軍】
在這段造謠文字里有這樣一份要緊文件——《國防部保密局函送抗戰期間中共各項資料》。如果真有這樣一份文件,那么,在這個幾乎“無國界”的網絡空間,這樣能爆出驚悚怪料的文件會在網上廣泛傳播的,內中的具體文字肯定會在網上竄來竄去,可是,在這篇造謠文里有具體的原文征引么?我查對之后的結果,這個文件的出處只有這篇造謠文!而文件的原文,根本沒影子!其實不要說在現在的網絡時代,就是在30年前,借著改開的便利,順著港臺與大陸接觸增多的機會,港臺,尤其是香港,大量的抹黑中共的“歷史真相”書籍、雜志就涌入大陸。倘若世上真有這么一份《國防部保密局函送抗戰期間中共各項資料》,那么港臺反共勢力能放過這個好機會么?能不想盡辦法讓這份材料在大陸廣泛傳播么?原文內容怎么會被反共者無視而不放在網絡上大肆泛濫見不到蹤影?放下這個,再說“文件”中的爆料內容——“陳毅曾于1945年4月秘密訪問上海與日本官員會晤,如果戰爭結束是日本人向共產黨投降,他們就可以答應日軍通過共產黨占領區撤回日本”。
日軍戰敗投降是在在裕仁天皇下達“終戰詔書”之后。日軍倒是在投降之前和盟軍有過接觸,但是,這個盟軍里是沒有中共的!連強大的蘇聯也不包括!據戴維·貝爾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陰謀》,日本天皇與人對日軍的控制力絕對強大,極端反共的裕仁不會下這樣的命令,沒有天皇的命令,反共的日軍中,哪個日軍將領敢和中共秘密接觸談論向中共投降事宜的?盡管日軍已經被中共的游擊戰打的疲憊不堪,茍延殘喘,蘇聯還沒有對日宣戰,美國原子彈也沒有扔在日本,日本在中國還存在妄想,怎么可能在日本天皇不下令投降的情況下日本軍隊先給自己料理后事?!
三、日寇與蔣介石的默契
不過,按著最權威的抗戰史料,倒是能找到蔣介石全面抗戰開始伊始就像日寇乞降的證據。這個權威史料就是蔣介石在1937年7月17日的“廬山訓話”,這個訓話文長不引,各位自行百度之。在這個訓話里,蔣介石對中國軍隊的對日作戰行動做了嚴格的限定:
【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
“應戰”,就是你打來,我出手,被動還手。“求戰”,就是我無論如何要把你日本人趕出中國,只要你占我的地方,我就要和你沒完沒了地找你打,主動進攻!蔣介石說的“不求戰”,就是,你不來打,我也絕不找你打。在當時日寇已經侵占中國部分領土的現實中說這個話,意思就是你日本人打來,我是要和你打上一打的;不過你不來打我,你日本人占了的地方,我不去索回奪回,我們是可以和平相處的!
這話里的意思日本人當然清楚,事實上,蔣介石的“國軍”的22次會戰,都是“被會戰”,被日本人追著打。而連連喪師辱國,正是那個“應戰而非求戰”在起作用。可以負責任地講,國軍的一路敗績就是一路地出讓領土給日寇,忠實的踐履蔣介石“迎戰而非求戰”的最高作戰訓令。這樣的乞和意思日寇自然明白,所以,整個抗戰期間,日本對蔣介石的誘降從來沒有停止過,除“豫湘桂會戰”是日軍向西南太平洋的海上通道被美軍掐斷,迫于無奈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縮短一段兇險的海上運路之外,日軍對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也是主動地日漸減小,所以蔣介石才能把百萬大軍藏在云貴川不出戰還能保持地盤基本不縮水。投桃報李,蔣介石用“皖南事變”回報日寇。
說來說去,和日本暗通款曲的是蔣介石!把這樣的黑水潑在中共頭上,這樣的謠言文章,從里到外透著一股低能弱智與無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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