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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前來北京訪問。中國國家總理周恩來說：“你把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當時中國打破外交慣例，以國家元首的禮儀接待了一位與中國尚未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的總統。此舉一舉打破了中國當時所處的孤立、困難的國際環(huán)境，徹底改變了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方向。

今天，法國總統馬克龍把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歐亞大陸，向著北京的方向，向著中華文明的方向，向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方向……我們要不要握住這只手？

當然，無論是國際背景還是中國自身狀態(tài)、或法國的現狀，中法關系與七十年代的中美關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如果說，當年的中國處于某種“弱勢”的話，今天情景則恰好相反。然而，考驗一國外交是否有大智慧，正是在其處于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之中的時候。因為處于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時，就會有更多的選擇。有選擇，才能考驗我們是否足夠睿智。

中國和歐洲都有一種說法，認為歐洲是“一批小國、和另一批不知道自己是小國的國家”組成的。這是從國家的規(guī)模、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的角度出發(fā)而下的斷語。但是在全球戰(zhàn)略思想領域，歐洲的“小國”們卻往往扮演著“大國”的角色。今天我們津津樂道的一些國際戰(zhàn)略概念——從久遠的修昔底德陷阱、到中期的“冷戰(zhàn)構想”，直到不久前剛剛問世的“銳實力”概念等等，幾乎都源自歐洲。這證明歐洲是非常善于游戲戰(zhàn)略平衡術的。

從這個意義而言，法國絕對是一個“大國”。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戴高樂將軍當年是如何沖破美國的封鎖而率先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的（因為戴高樂先于所有的人看到了美元一旦與黃金脫鉤，便將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美元霸權。戴高樂曾對其政府部長阿蘭·佩雷菲特說了這樣一句今天看來是走在了歷史前面的話：“我們向美國付錢，讓美國來把我們買下來。”）；我們也無法解釋為什么在第二次伊拉克戰(zhàn)爭時，法國敢于聯合德、俄以及中國，力阻美國從聯合國獲得入侵伊拉克的合法授權（時任法國總統的戴派政治家希拉克力挺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因為薩達姆決定放棄用美元來結算伊拉克石油，改用剛剛問世的——歐元。其背后的意味實在是太為深長了……）。

今天，在一個既復雜又不確定的國際環(huán)境中，法國年輕總統馬克龍破例在上任僅八個月就前來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帶來了一個什么樣的信息呢？這值得我們深入分析與研究。

馬克龍總統訪華的大背景是非常清晰的：美歐正在分道揚鑣，西方統治集團內部正在分裂成“贊同并支持全球化”與“反對全球化”的兩大板塊力量：特朗普的美國代表著后者，而馬克龍—默克爾則代表著前者。而在幕后支持著特朗普和馬克龍—默克爾這兩大力量板塊的，則是以軍工為代表的本土資本財團和以金融為代表的跨國財團。我們都對西方內部的這兩大力量是如何點燃歐洲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記憶猶新。盡管馬克龍的當選和默克爾的連選連任成功暫時挫敗了歐洲極右翼勢力的迅速崛起，但要言勝則為時尚早。

因此，我們說，特朗普的上臺所引發(fā)的全球性的“不確定性”，使國際關系格局出現了大變動的前期各種征兆，各種力量正在加速分化組合。目前已經出現四大力量板塊（上述西方內部以全球化為分界線的兩大力量、加上伊斯蘭世界和崛起中的中國）形成三大沖突源（西方內部、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以及西方與中國之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可借助的力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變得如此棘手、如此尖銳、如此難以確定。面對咄咄逼人的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全面進攻，和以特朗普為首的盎格魯—撒克遜陣營的主動戰(zhàn)略退縮，馬克龍為代表的歐洲全球化勢力目前急需的是：盟友！這一點毋庸置疑，且迫在眉睫。

而在這四大力量板塊中，惟一以“和而不同”、“合作共贏”為宗旨的中國，可以而且有絕對的實力成為一支在“不確定性”中提供穩(wěn)定因素的力量。對于馬克龍總統代表的全球化力量的歐洲而言，環(huán)顧全球，也只有中國能夠給予歐洲最有實質意義的支持。習主席去年年初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著名演講，充分表明了中國對全球化、對自由貿易和對多邊合作的支持，以及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堅決反對。這與馬克龍—默克爾為代表的支持全球化勢力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應該看到的是，馬克龍總統為代表的歐洲全球化力量實際上近年來接連遭到重挫。除了來自特朗普的美國的一記又一記重拳（退出巴黎氣候峰會達成的協議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而另外一個對歐洲打擊甚沉重的，是美國決定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從而事實上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這對歐洲而言，是在加劇在歐洲內部長期存在的伊斯蘭勢力與猶太勢力的沖突）外，在應對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挑戰(zhàn)方面也可謂束手無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能依靠運氣在支撐著……

在經濟領域歐洲環(huán)顧全球，數來數去也還是只有中國靠得住。中國的經濟轉型（從外貿轉向內需）對于處于經濟復蘇前夜的歐洲而言，是一個天賜良機。能否抓得住，關系到歐洲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因此，我們可以說，馬克龍的“英明遠見”實在也是被逼到絕處而后生的“急智”。今天的馬克龍所處的背景，與戴高樂將軍和希拉克總統有著某種共通之處，當時的法國與歐洲也曾經兩度被美國逼到了墻角。

要知道，美國自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已經從衰退中走了出來。美國經濟在其美元霸權的有力支撐下，近年已經在復蘇途中。2016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空前的18萬億美元。真正在衰退的，實際上是除了美、中兩國以外的所有其他發(fā)達國家。觀察近十年在世界經濟總量中各國所占份額，可以看到美國持平（約25%上下）、中國增長（15%）而其他發(fā)達國家則在明顯下降。其中歐洲德、英、法、意四國的經濟總量從全球份額的18.6%降至14%。

因此，馬克龍之所以將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大陸，伸向北京，其關鍵就在于歐洲目前已經是四面楚歌；甚至連其內部也是“楚歌”連連——由經濟衰退帶來的社會危機、由外來移民帶來的種族危機等等，都在沖擊著法國和歐洲各國。正因為如此，馬克龍才會接連做出一系列舉動，來向中國表達其善意、友好之意。比如首訪西安，比如表態(tài)“支持新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比如贈送駿馬，比如許諾要“一年來一次中國”，比如用中文表達“讓地球再次偉大”，比如刻意回避提及“人權”問題……這次訪問的重要性，其實馬克龍也已經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了：馬克龍君之意，不在幾個合同和幾架飛機，而在于是否能夠與中國達成戰(zhàn)略一致。

有一個細節(jié)是非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馬克龍夫婦在參加故宮時，由一群中國學法語的中學生陪同。這是法國對未來的投資。在一次國事訪問中，這樣的細節(jié)看似輕微，實質象征意義頗重。看來馬克龍非常理解“國之交在于民相親”……

馬克龍夫婦參觀故宮，由一群學習法語的中國學生陪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我們是否應該握住馬克龍的手？

回答是肯定的。我們應該避免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是看輕甚至蔑視法國和歐洲，認為法國和歐洲已不足以與之謀全球；甚至冠之以“法蘭西斯坦”的名頭，預測法國和歐洲將會在與伊斯蘭勢力的沖突中被擊垮。而另一種則一如既往地、盲目地崇拜法國和歐洲，任何一點來自法國和歐洲的有益于中國的信息，都會被夸大其辭地贊美一番；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跪倒在法國和歐洲面前……這兩種極端立場都是不可取的。

歐洲無疑依然是一支中國可以借助的力量，中國應該做好調整與歐洲關系的準備，來作為對美關系的一種支撐。如果說，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著的是一種結構性矛盾，即中國崛起對美國形成擠壓，從而導致美國擔憂自己的霸權地位將不可避免地逐漸喪失的話，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則不存在類似的問題，中歐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利益沖突問題。當然，前提是歐洲放下其意識形態(tài)戰(zhàn)劍。

歐美之間在未來幾年里，將會出現一段動蕩、沖突和摩擦的時期，其中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和金融的對峙。這為中國打“歐洲牌”奠定了客觀基礎。歐美之間的分歧將是全面的，其激烈程度很有可能隨著歐洲內部矛盾的加劇而激化。這就為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亞投行建設等方面有可能得到歐洲的關注和支持。這將是中國進一步朝著世界舞臺中央邁進的天賜良機。

與此同時，當特朗普的美國在轉向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主義”政策時，將意味著美國將會減少對疆獨、藏獨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的支持；而與此同時，歐洲又出現力不從心的情景（這次馬克龍來訪把所謂的“人權問題”忘記在抽屜里充分體現出這一點），那就是中國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些問題的良機。只要沒有外部勢力的支持，疆獨也好、藏獨也好，都是成不了氣候的。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西方內部支持和反對全球化兩股力量對我們的利弊：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財團為首的這股力量會情不自禁地要想在中國發(fā)動顏色革命，以便在中國也建立起某種“選舉民主”，從而更方便將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以進一步從內部來控制中國；而反全球化的產業(yè)資本集團、特別是被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告誡美國人民要“高度警惕”的軍工集團則希望制造地區(qū)緊張局勢，從而可以大量出售軍火給緊張地區(qū)（目前集中在東亞朝核危機地區(qū)，未來無疑會包括臺灣地區(qū)），甚至在必要時直接卷入沖突；因為戰(zhàn)爭對于軍工集團來說就意味著利潤。這也是中國需要高度關注、未雨綢繆的。

最危險和應該避免的，就是歐美兩大力量板塊的重新聯手。如果他們找到一個共同敵人的話，這并非天方夜譚。而這必然將意味著戰(zhàn)爭！僅由此出發(fā)，我們握住馬克龍伸來的手，無疑是對于中國長期（甚至包括短期）戰(zhàn)略利益是利大于弊、是“雙贏”大于“零和”、是最小的投資換取最大的收益。中國有什么理由拒絕呢？

所以我們要歡呼：“中法友誼萬歲！”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