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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教義及其文化博大精深，覆蓋地域廣，在三大世界性宗教中歷史最為悠久，對過去和當今的世界文明影響巨大。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風靡印度一千多年的宗教，卻于公元十三世紀在其誕生的故國印度徹底消亡了。這不僅對于佛教徒來說難于理解和接受，在宗教發展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

佛教在印度過早地消亡，有其內因和外緣，教界、學界比較共識的主要內因是印度佛教的日益學術化和印度教化，主要外緣是印度教的崛起，蠶食、消融、取代了佛教，以及穆斯林軍隊入侵、統治印度，實施了殘酷的滅佛政策。

2007年12月，我隨朝圣團巡禮印度、尼泊爾，回國后撰寫了《追尋佛陀的足跡——隨廣東花都華嚴寺朝圣團巡禮印度、尼泊爾紀勝》一文，發表于《法音》2008年第1期上。我在該文的最后，結合自己在印度的感受，感慨道：

作為佛教徒，我深深感恩印度這個神秘的國度蘊育產生了佛教這樣一個偉大的宗教。同時又時時困惑，為什么佛教會過早地在她的故土消亡？除了本地印度教的強緣和伊斯蘭教的摧殘以外，是因為印度佛教已衰老而失去活力了，還是因為自身變異太大而失去了存在價值？印度教與佛教有什么異同？佛教還能在印度重新崛起嗎？從佛教在印度的衰亡中，我們能得到哪些啟示？這些問題是佛教界和有關專家學者應深入研究的，也是我參加這次朝圣之旅要考察、思索的。因問題比較復雜，我想有機會另文探討。

要準確地解答上述問題，必須對佛教在印度的產生、發展與異化，印度教的形成、特點及對佛教的影響，中世紀穆斯林軍隊入侵、統治印度對佛教的影響，都有一個詳實的分析介紹。但這過于復雜，似乎是無法完成的任務。因此上述問題我一擱置就是十年。然而佛教何以在印度徹底消亡這一事件太過重要，一直縈繞于心。下面我就試著作一簡要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佛教在印度的產生、發展和異化

佛教是在反對印度傳統宗教婆羅門教的沙門（出家僧侶）思潮中誕生的一種新宗教，是印度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如佛教反對婆羅門教的梵天創世說、吠陀天啟說、祭祀萬能說、四種姓說，主張“諸法無我”、眾生平等、中道、和平，奉行慈悲、忍辱，并制定有戒律嚴明的僧團制度，佛陀時代即受到當時十六國中最大的兩個國家摩揭陀國、憍薩羅國王族的支持。公元前三世紀，統一全印的阿育王不僅歸依佛教，“以佛治國”，更推動佛教向世界傳播。

佛教在印度長達一千七百多年的傳播、發展過程中，對婆羅門教等宗教和各派哲學是既破斥論諍，又借鑒吸收，隨著印度社會的發展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自身也出現了如下一些變化：

（一）佛陀圓寂一百年至三四百年間，佛教教團分裂為上座部、大眾部乃至十八個部派，無論是對戒律的持守還是對教義的解讀，分歧日益嚴重。公元一世紀興起的大乘佛教，公元七世紀興起的密教，更是將佛教的異化推到極致，并與上述部派佛教共同構成了迥然不同的印度三個階段的佛教形態。它們分別傳播到世界各地，則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巴利語、漢語、藏語三大語系佛教。這既與印度社會的發展變化有關，也與佛教傳播區域的文化差異、宗教競爭有關，當然更與進入佛教教團的核心成員的不同出身、修為有關。

（二）與中國不同，印度歷史長期疏于文字的記載，佛陀時代乃至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佛陀的言教都沒有用文字記載下來，靠的是僧團對經典的結集。所謂結集，是采取合誦的形式，即一人憑記憶誦出，大眾確認后便依此心口相傳。印度佛教史上共舉行了四次大的結集。只有釋迦牟尼佛圓寂674年后舉行的第四次結集，才形成文字刻錄于貝葉上，成就了世上最初的佛教文字經典“巴利文三藏”——貝葉經。佛經結集雖然是為了防止歧異，統一認識，但它形成的這一過程，以及口耳相傳的傳統，本身就為大量人為的“誤讀”，或為適應社會的發展而善意的“曲解”留下了巨大的空間。而大乘佛教從大眾部發展出來，出現大量用梵文（婆羅門教所謂高雅的語言）表述的大乘佛典（佛陀允許用方言傳教，反對用梵語來統一佛語）時，更為以婆羅門教或印度教為主的印度傳統觀念滲入佛教之中提供了契機。例如我們常?？吹剑鸾浿杏袝r用印度教的最高神“薄伽梵”來稱呼佛陀，在介紹一些羅漢或菩薩時，刻意強調其出身于婆羅門種姓，等等。加上佛教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點，這些都使佛教逐漸印度教化，可視為佛教向印度主流文化的不得已的妥協和自然的回歸。

（三）佛教本質上屬于無神論，是不主張偶像崇拜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時期，佛教徒僅以法輪、菩提樹、佛塔、佛舍利、佛足印等來紀念佛陀或表法。而大乘佛教的興起，不僅將釋迦牟尼佛推崇為最高神，而且還提出十方三世有無數的佛陀和菩薩，加上亞歷山大帝國時期希臘文化對印度河流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以及迦膩色迦王時期對佛教的弘揚護法，從公元初開始，印度及中亞地區就出現了大量的各種佛陀、菩薩、羅漢及護法神雕像，佛陀和菩薩日益被神化，成為拯救眾生的“救世主”。這種“像教”對于接引、攝受各民族的普羅大眾、擴大佛教的影響，無疑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并創造了不朽的印度犍陀羅、秣菟羅和阿默拉沃蒂三大佛像雕塑藝術。但同時，也埋下了日后極端仇視偶像崇拜的穆斯林軍隊予以破壞、掃蕩的禍根。

（四）佛陀時代提出了劃時代的“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核心教義（被稱為“四法印”），以少欲知足、出世解脫為第一要務，并不深究諸形而上學問題，如回避所謂“十四無記問”等本體論問題，“諸法無我”的討論也多集中于生命構成之地水火風四大無我和色受想行識五蘊無我，等等。但部派佛教時期，隨著內部和外部的論爭加劇，佛教界不得不回應大量關于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觀、方法論等的問題。以龍樹菩薩為代表的大乘佛教中觀派（空宗）提出一切法無我，究竟空寂，以無著、世親菩薩為代表的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有宗）提出五位百法，唯識無境，更是將佛教的思辯哲學發展到極致，縝密而繁瑣。雖然他們將佛教哲學和修學體系提升到空前乃至絕后的高度、廣度，但佛教思想的經院化、繁瑣化，也使佛教的發展創新難以為繼，日益脫離民眾和現實。當穆斯林軍隊將那爛陀寺等大寺摧毀之后，佛教便一蹶不振。

（五）公元四世紀至八世紀印度教強勢崛起，使佛教逐漸失勢，至七世紀戒日王時佛教短暫興旺后又復衰落。公元七世紀末大乘佛教密宗興起，它在整合中觀、瑜伽兩派理論的基礎上，大量吸收了印度教的祭祀儀軌、咒術乃至性力派等的內容，日益與印度教趨同。但受到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雙重壓迫，佛教勢力逐漸局限于東印一隅，得到波羅王朝的庇護，也僅延續了五百年。

從上述印度佛教的發展演化歷史可以看出，它由一支印度邊緣宗教一度發展成為第一大教，達到宗教、哲學和文明的空前高度，以后又逐漸被邊緣化。尤其當它走向學術化、繁瑣化、“貴族化”、“印度教”化、世俗化時，佛陀當年主張的無我觀、平等觀、中道觀、自力說等被日益淡化、背離，而佛陀反對的神創說、祭祀萬能說、四種姓說、他力拯救說、偶像崇拜和《佛遺教經》中提出的不得販賣、貿易、安置田宅，畜養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種植及諸財寶，和合湯藥、占相吉兇、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歷數算計、參預世事、通致使命、咒術仙藥、結好貴人、親厚媟慢等，不同程度地成為現實佛教中的常態，普通民眾很難區分佛教與印度教的本質區別，以至民眾逐漸疏遠佛教。在穆斯林軍隊滅佛之后，印度教便接管和取代了佛教，使佛教失去了重生的社會根基和意義。

二、印度教的形成及其特點

《四吠陀》始終是印度文明的靈魂，奉《四吠陀》為天啟圣典的婆羅門教，盡管受到佛教、耆那教等新興宗教的沖擊，但始終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發揮著影響。除受到穆斯林軍隊的摧殘外，印度佛教還經歷過四次法難，每次法難都少不了婆羅門教或印度教的影響；后期佛教因婆羅門教和印度教之影響而與之日益趨同；雖然印度教寺院與佛教寺院同樣遭到穆斯林軍隊的破壞，但印度教不僅沒有被消滅，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同化了印度的伊斯蘭教。這些充分說明，婆羅門教或印度教在印度社會和文化中具有絕對主導地位。

印度教興起于公元二世紀左右，是在婆羅門教六派哲學思想基礎上，借鑒、吸收佛教、耆那教等宗教而構建的一種新宗教，至公元八世紀商羯羅實行宗教改革而日臻完備。他完善了以不二論為核心思想的吠檀多派哲學，重新樹立吠陀、奧義書經典的神圣地位，并普遍建立起自己的僧團和寺廟，從百姓出生、成長、婚姻、喪葬習俗著手完善宗教儀式，喚醒了印度百姓心中的民族主義情節（這與公元一世紀以來多次的外族入侵也有關系）。同時它緩和了同世俗統治階級的關系，不再搞神權高于王權，這就取得了統治階級的好感，他們還給中亞入侵來的一些少數民族貴族重編家譜，送出剎帝利種姓頭銜，以換取印度教的“國教”地位，得到了印度各地上層人物的支持。正因如此，雖然穆斯林軍隊入侵印度時，印度教和佛教一樣受到了打擊，神廟和經典被焚燒，信徒被迫改宗，但由于印度教具有深厚的社會和文化基礎，伊斯蘭政權為了維護統治而不得不與印度教妥協，印度教甚至使印度的穆斯林一改伊斯蘭教信眾平等的教規，而按照四種姓的階層劃分分別進行禮拜。

千百年來，“印度教”兼容并包，已成為印度文化圈中宗教、哲學、文化和社會習俗的綜合稱謂。它既是多神論的宗教，又是一神論的宗教；既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又是反對偶像的宗教……馬克思也說，印度教“既是縱欲享樂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義的宗教；既是林伽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納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印度教將釋迦牟尼佛列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濕奴的十個化身的第九個化身，故印度人往往將佛教視為印度教的一支。我們在菩提伽耶看到，佛陀成道處的大菩提寺就由印度教徒在管理。印度教的某些教義也的確與佛教有許多相似之處，如業與輪回的觀點，世界如幻、本體不二的哲學，提倡非暴力及素食的習俗，修習禪定或瑜伽以開智慧的方法等，至于它與佛教密宗相似之處就更多了。近代印度建國之父圣雄甘地提倡非暴力，通過發起不合作運動，迫使英國不得不讓印度獨立，充分反映了印度宗教思想的力量。甘地的倫理主張、菩薩精神和非暴力思想，與釋迦牟尼佛的諸多思想不無淵源；當代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著《印度的發現》，探討了許多印度宗教和哲學的問題，其中對釋迦牟尼佛就有很高的評價；印度教代表作之一《薄伽梵歌》中，許多宗教的用詞及解釋與佛教如出一轍，讀來十分親切。這些似乎表明，名義上的、有組織的佛教雖然早在公元十三世紀就已消亡，近代雖有恢復，信眾也不多（人口占比不到1%），但佛教的諸多教義、形成的文化習俗早已融入到印度文化之海中，仍在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蛟S正因如此，佛教在印度很難再次崛起。

三、穆斯林軍隊對佛教的毀滅性摧殘

據史料記載，穆罕默德（570－632）于公元七世紀初創立伊斯蘭教，并組建了穆斯林軍隊，他生前即基本實現了阿拉伯半島的統一。此后他的繼任者武力傳教，在公元八世紀即將阿拉伯帝國的勢力范圍擴張到中亞，還攻入印度，占領了印度西部的信德地區，所到之處，對當地佛教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中亞大部分佛教國家和游牧部落相繼歸順了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大規模傳入印度是從突厥人開始的。公元十一世紀，突厥人（此時早已接受伊斯蘭教）入侵北印度，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消滅或臣服了大部分北印國家，建立了印度歷史上第一個伊斯蘭帝國——德里蘇丹國。突厥貴族通過武力征服的方式來傳播伊斯蘭教，其政策遠比當初的阿拉伯人激進。他們大肆燒殺搶掠，摧毀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廟宇，強迫“異教徒”接受“先知的宗教”。沙漠游牧民中盛行尚武精神，劫掠被奉為一種民族風俗，當這種“風俗”以奉真主之名和破除偶像、消滅異端等宗教名義表達時，就會變得異常血腥、瘋狂。根據英國學者渥德爾的引述，“穆斯林從左邊殺過去，又從右邊殺過來……被征服的人民要么接受伊斯蘭教，要么只有死亡一途。”幾乎所有佛教寺院都在劫掠一空后被焚燒，或在其原址上建立起清真寺。佛教僧人和信眾要么逃亡，要么交重稅，要么改宗伊斯蘭教。

公元十二世紀末到十三世紀初，突厥人攻入比哈爾和孟加拉，印度最后殘存的佛教大寺飛行寺、那爛陀寺和超巖寺都被洗劫一空，這標志著在印度傳承一千七百余年的佛教的消亡。

我想，不管印度佛教是如何的學術化、世俗化、邊緣化而衰落，如不是遭到像伊斯蘭教這種長達數百年的刨根性的宗教摧殘，她是有可能浴火重生的，可惜殘酷的現實沒有給她這種機會。

四、幾點感想

佛教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斷在發展變化，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我們應如何看待這些變化，以及如何對待因這些變化而形成的迥然不同的佛教形態？

佛陀在《遺教經》中曾要求弟子“視興化，如四時木”。佛教的興亡也如同萬物一樣，是因緣所生法，也是無常的。所以，我們應以一種客觀的超然的心態來看待佛教過早地在她的母國印度消亡的事實。

從文化發展史來看，釋迦牟尼雖然創立了佛教，但印度各階段的佛教和其它各國各地區的佛教，卻是歷代祖師和四眾弟子在佛陀創立的基本教義和組織制度的基礎上，借鑒本國主流文化、適應時代和社會形勢而構建形成的。這似乎是一個普遍的文化現象或規律，也符合佛教的緣起法則。顯然，佛教雖然產生于古印度，但與印度傳統文化有著質的不同，當其改弦更張而不斷婆羅門教或印度教化后，被“無所不包”的印度教蠶食、消融、取代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有趣的是，佛教傳入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經過長期的“本土化”演變，多數都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例如泰國、緬甸、斯里蘭卡、蒙古和我國的西藏、內蒙古等，佛教成為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核心文化；而在中國漢族地區、日本、韓國、越南等，佛教成為了這些國家和地區主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致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傳統文化雖然也有企圖蠶食、消融、取代佛教的勢力，結果卻不得不接受甚至依附佛教。

宗教教派或宗派的分張是世界宗教史上普遍的現象，印度佛教一千七百年間大致構成了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大乘密教三期佛教，它們既相聯系，又存在很大區別。太虛大師將這三期佛教（各約經五百年）分別稱為“小行大隱”時期、“大主小從”時期、“密主顯從”時期；而太虛大師學生印順法師則分別稱之為三藏教——小乘的以無常教義為中心的時代、共大乘教的以性空教義為中心的時代、不共大乘教的以一乘真常為中心的時代。這種劃分，表明這些佛教形態是因應時代發展和度化眾生的需要而呈現的，是對“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這“三法印”各自側重某一法印的詮釋發揮而形成，同時也反映了佛教高僧大德在教派分裂問題上的智慧和包容精神。印度歷史上大小乘雖有分河飲水的記載，但相較于世界其它宗教，佛教各教派之間的關系算是最為和平的了。

印度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古國，但歷史上也是多災多難，屢遭希臘、羅馬、阿拉伯、突厥、蒙古、英國等國家或民族的侵略、殖民，以至印度的宗教、民族、語言與奇特風俗之多，堪稱人類歷史之博物館。其國家、民族概念并不強烈，各民族、各土邦、各階層社會端賴以婆羅門教和印度教為核心的印度傳統文化來整合維系。婆羅門教和印度教視《吠陀》為天啟，并把四種姓劃分制度化、宗教化，看似極端不平等，與現代文明觀念更是格格不入，但它已成為印度的深層文化基因或集體無意識，不僅佛教撼動不了它，嚴厲的伊斯蘭教和浩蕩的現代文明也沒有能真正改變它。印度教的多神信仰（多達千萬位神祇）、繁復的祭祀禮儀、特重苦行等也是如此，深植于社會風俗之中。相反，印度教通過吸取佛教等宗教的思想對奧義書進行了創造性的詮釋，創立了以不二論為中心思想的吠檀多學派，把其宗教哲學發展到空前的高度，使佛教失去了重要的思想陣地，日益不容于印度社會。這是印度社會的選擇。而中國佛教兩千多年來，經本土化后，其核心理念與豐碩的文化成果，與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社會深度契合，使中國成為了世界佛教的重鎮，至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是中國社會的選擇。

一神信仰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哲學，排他性特別強，對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尤其充滿敵意。當一神信仰走向政教合一時，對內必然肆意箝制思想，過多干預世俗生活；對外必然武力傳教，消除異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信仰雖然從教源上有很大的關聯，但卻水火不容，歷史上彼此發生過無數的宗教戰爭，影響至今。中世紀穆斯林軍隊對中亞（包括古代西域和今新疆一帶）佛教和印度佛教的摧殘，不僅時間跨度長，而且慘絕人寰，是毀滅性的，直接導致印度和中亞佛教的徹底消亡。英國學者渥德爾曾說：“佛教教義，尤其是它反暴力的社會綱領……對伊斯蘭教的殘暴作不出直接的回答。”（《印度佛教史》第十二章第七節“穆斯林的毀滅精神”）今天我們沿著玄奘西天取經之路朝禮圣跡，當年西域和印度佛教的繁盛已不復在，多數只剩下近代考古發掘出來的佛寺佛塔的斷垣殘壁，令人不勝唏噓。這既是佛教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悲劇、世界文明的悲劇。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1927～2008）基于歷史的觀察和其以西方價值觀為中心的立場，在冷戰剛一結束，就提出了后來一直在許多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文明沖突”理論，他認為，未來世界的國際沖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的沖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化之間或文明之間的沖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種文明的沖突，而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進行威脅或提出挑戰。而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1889～1975）卻認為，中國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將引領人類走出迷誤和苦難，走向和平安定的康莊大道。顯然，湯因比對中國的歷史和哲學更為了解，其結論也更為公允。

中國的儒釋道三教總體來說屬于泛神信仰，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重視倫理與“和”的精神，加上中國有著強大的世俗政權，從而使各種宗教之間比較平等和諧，自覺地“本土化”，不致走極端。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經過本土化后，其排他性總體上呈現出與境外相同教派有相當的差異。

總之，佛教在印度過早地消亡，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現象，是印度佛教日益學術化、印度教化，以及印度教的崛起和穆斯林軍隊十多次入侵印度、實施了殘酷的滅佛政策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說中國佛教界可以從佛教在印度過早地消亡這一事件中能汲取什么經驗教訓的話，我想至少可總結出以下幾點：

總結

1、中國佛教界一定要愛國。覆巢之下沒有完卵。作為奉行非暴力的佛教，如果沒有強大國家的庇護，沒有法律的規范調節，中國佛教可能早就被極端“尚武”“排他”的勢力所消滅。

2、中國佛教界一定要提倡人間佛教，走佛教中國化的道路，同時要防止商業化、庸俗化。要內強素質，外塑形象，保持自己獨特的品格，充分發揮出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讓社會和人民不反感，甚至感到崇高、親切、“有用”。換句話說，就是要“接地氣”。

3、佛教哲學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從來不缺乏，往往缺乏的是創新性的詮釋和創造性的轉化。中國佛教界一定要讓更多的人認識和理解佛教，并努力在出世與入世、契理與契機、自利與利他、權益與義務等之間找到平衡點。

4、中國是唯一擁有三大語系佛教傳承的國家。不同教派傳承、不同修行法門之間，要相互尊重，交流學習，取長補短，只有這樣，三大語系佛教才能形成合力，成為中國的富礦，并不斷生發出正能量。

5、中國佛教界一定要學習和依照宗教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為自己爭取起碼的生存空間。同時要推動中道、圓融的佛教走出去，堅定促進和維護世界和平。

在經濟全球化、價值多元化、道德危機和生態危機日益加重的今天，真心希望人類汲取歷史的教訓，“隨緣消舊業，莫更造新殃”。各國宗教界應攜起手來，讓所謂“文明的沖突”化為文明的交流互鑒，從而為世界的和平、人類的幸福走出一條合作共贏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