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上午,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界人士和基層群眾代表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中國女排總教練郎平、影視演員黃渤等九位代表應邀出席座談會。
郎平和黃渤的發言很有意思,頗有點評一番的必要。
一
新聞原文:中國女排總教練、中國排協副主席郎平對李克強總理說,“我小時候一放學就出去玩,跳皮筋、爬樹、上房什么都玩?,F在國內的中小學生,一眼望去都是‘小眼鏡’!能不能給孩子們更多的時間去玩,讓他們自覺自愿養成鍛煉的習慣,強身健體。”
郎平是1960年出生的,正是困難時期,但她生得如此高大威猛,堪稱中國女性的驕傲!足見小時候并不缺營養,這是題外話,打住。
如果按照六歲上小學計算,郎平剛好是1966年上小學,她的小學、中學階段貫穿了毛澤東時代最后十年,在郎平的記憶里,這是快樂十年,“我小時候一放學就出去玩,跳皮筋、爬樹、上房什么都玩。”
現在大家都在為如何讓孩子獲得快樂教育、素質教育而犯愁,于是各種尋尋覓覓,簡直上窮碧落下黃泉,但兩處茫茫皆不見,家長、孩子都叫負擔重,健康也大受影響,如郎平所言“現在國內的中小學生,一眼望去都是‘小眼鏡’!”
很難想象如果郎平當年也是“小眼鏡”,她如何能夠成為令人如雷貫耳的“鐵榔頭”,為中國爭得那么多榮譽?
郎平的話讓我們意識到,其實快樂教育也好,素質教育也罷,中國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實現了。只是我們對自己的經驗和傳統不珍惜,滿世界端著金飯碗討飯吃。
在郎平童年的那個年代,中國為什么能夠實現素質教育、快樂教育、健康教育?
概括起來,原因有這樣幾點:
第一,教育方針比較人性化。是毛主席親自制定的:“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這個目標,即強調了全面發展,又符合絕大多數學生的實際,成為勞動者不是高不可攀的,同時又是非常光榮的。在毛澤東時代,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享有崇高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
根據這一教育方針,學生在學校里不僅要學習文化知識,同時還要學工、學農、學軍,和社會保持密切聯系,學校是作為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社會,甚至是社會的對立面而存在的。
這使得學生不僅學習起來更有方向感、更有效率,畢業以后也能夠迅速融入社會。
今天各類大中小學校的目標都是為了培養“精英”,培養“人上人”。
有教授對學生說:“你40歲時,沒有4千萬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對于高學歷者來說,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
有中學老師說:“讀書讀得好,才能住豪宅、開寶馬、娶美女”,云云。
這樣的教育,顯然是一種獸性教育而非人性教育,把學生都逼成了物質的奴隸。更關鍵的問題還在于,無論這些人怎樣叨逼叨逼,最終能夠上升為精英的仍然是極少數,大部分人都只能做普通的勞動者、小職員等,也就是說,他們都被培養成了失敗者——一個大量培養失敗者的教育,如何能夠成為快樂教育?
第二,當時對高考制度進行了改革。今天的中小學生之所以感到壓力大、負擔重,沒有時間運動、游戲、休息,主要是因為受“高考指揮棒”的影響,這個弊端大家都很清楚,就不多說了。
在郎平感到快樂的年代,高考制度實際上已經從單一的“考試制”,轉向“推薦與考試結合制”。
很顯然,這比單一的“考試制”更有利于讓綜合素質優越的學生進入大學,也更有利于減輕學生負擔。
當然,當年的這個改革還處于初期摸索階段,還沒有來得及總結經驗教訓并且制度化,就在1976年后被匆匆否定了,這一否定成了今天所有教育弊端的一個起始點。
對今天的高等教育制度多少了解一點的人都明白,“推薦與考試結合制”才是真正的先進的高考制度,高等教育很發達的美國實行的就是這種制度。
不同的是,美國實行的是“精英推薦”,必須是校長、教授以及其他社會名流才有資格推薦。而毛澤東時代實行的是“人民推薦”,也就是“工農兵推薦”。
二
新聞原文:李克強說,發展競技體育、爭奪金牌可以提振民族信心,但體育更重要的是強健全民體魄,就像多年前提出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1952年6月10日,毛澤東主席為新中國體育工作題寫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12個大字。
這一題詞,是毛澤東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所作的。
在全國體總成立大會上正式傳達毛主席這一題詞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尤其是馬約翰、吳蘊瑞、徐英超等一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名體育教授,格外喜悅。
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毛主席把體育的真諦抓住了。”
毛主席題詞強調增強人民體質,特別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舊中國,中國人被人誣蔑為“東亞病夫”,還是一個師范學生的毛澤東就在《體育之研究》這篇文章中就為改變中華民族體質孱弱的狀況而大聲疾呼。
毛主席的題詞,把著眼點放在增強人民大眾的體質上,使中國的體育事業揭開了新的一頁——人民群眾不再是被體育遺忘的對象,而成為體育的主人,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發展體育運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從此,中國群眾性體育運動蓬勃發展,人民健康水平日益提高,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人均壽命已經從解放前的35歲飆升至69歲。
“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應該永遠成為中國體育事業的最高指導方針!
三
新聞原文:(演員黃渤在發言時)說,希望國家加大對影視產業的支持,給影視創作更大一點空間,進一步激發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積極性。
“希望國家加大對影視產業的支持”是正確的。
“給影視創作更大一點空間”則值得研究。
今日中國的影視產業,問題多多。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影視創作中并沒有得到落實,總書記提出的“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在影視創作中更是直接被無視了。
以否定“文革”為主要內涵的舊傷痕文學,已經發展成用“民國”否定“共和國”,用舊中國否定新中國的“新傷痕文學(影視)”。
遠的不說,仍在熱映的《無問西東》、《芳華》、電視劇《風箏》都是這個路子。
這些影視作品,消解了對新中國和共產黨領導的認同,渲染一種跳船、棄船心理,對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都構成了嚴重挑戰。在海外放映,也損害了中國的道德權威和形象。
這些問題是因為“創作空間”不夠廣大造成的嗎?顯然不是。而是影視創作人員缺乏最基本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一再突破最基本的政治地線造成的。
筆者曾經在評論《大浪淘沙》的文章中指出:“這真是一種極端的文化墮落,甚至落到了封建社會之下,歷史終將證明,今天的主流文藝將成為中華民族永恒的精神恥辱!”
我仍然堅持這一觀點。
文藝界最需要的不是“空間”(當然這一問題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對《抗美援朝》等左翼愛國文藝更是嚴重存在),而是整風——解決最基本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問題,以及解決為什么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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