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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貴（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山西省昔陽縣樂平鎮石山村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第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5年-1980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1952年，37歲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到1975年1月60歲的時候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5年之后，辭職。

從貧農到國務院副總理

陳永貴從老少組、首戰白駝溝、三戰狼窩掌、大造“海綿田”、巧用“黃土地”等改造舊山河的英雄壯舉，到改造貧農趙小和、車把式賈有才的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再到“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先進管理模式，無不體現大寨的先進性，體現了大寨人民的勇氣、智慧和共產主義精神。而大寨人民中的典型就是陳永貴。不僅如此，他還幫助附近的村子搞生產建設。陳永貴不僅是個生產能手、管理人才，還是個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者。著名作家趙樹理聽了陳永貴的講話后，馬上跑到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的辦公室說：“陶書記，我今天發現了一個人才！”陶書記問：“是誰？”“陳永貴！他沒有一處講到毛澤東，卻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沒有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才??！陳永貴了不起！”

1963年底，時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的李一清來到大寨，參觀完后非常動情地說：“陳永貴雖然是個農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強大的魅力，他在復雜的環境中表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從他身上我看到了農民之外的東西。”從此，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進入了高層的視野。

1964年12月，陳永貴到北京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26日上午，會議剛結束，他隨著大家一起走出會場，忽然聽到周恩來在背后喊他：“永貴同志，請等一下！”他停住了步子。周恩來說：“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飯了，跟我來吧！”周恩來告訴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要把你請來。”

到了休息室，毛澤東緊緊地握住陳永貴的手說：“永貴好?。?rdquo;席間，毛澤東見陳永貴很少動筷子，就熱情地說：“永貴，吃菜，吃菜嘛！”隨手為他夾了一筷子，招呼道：“這個菜好，吃這個……永貴同志別客氣！”第二天，首都各大報紙都以顯著版面登載了毛澤東和陳永貴親切握手的照片。

隨著人們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的官職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從大寨黨支部書記，到同時兼任昔陽縣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等職。

1975年1月，陳永貴赴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后回到醫院，通知他馬上去一趟。周恩來一見陳永貴，開口就說：“這次找你來，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怎么樣？”陳永貴聽后一愣，忙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是當不了這個副總理！”周恩來態度嚴肅地說：“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就在這次會議上，陳永貴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農業。

陳永貴辭職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批準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有一天，陳永貴忽然對來京看他的長子陳明珠說起了自己的去留問題。陳永貴說：“不能干哩！咱自己寫個申請吧！”

“你來寫，我說。”陳永貴靠在沙發上，一條一條地慢慢說道，“就寫身體不好，沒文化，不適應工作哩！”想了一會兒沒有想出其他什么東西來，陳永貴說：‘就這吧！“陳明珠就照這個意思短短地寫了份辭職申請，寫完給陳永貴念了一遍。陳永貴聽罷點了點頭，再次感嘆道：“干不了啦，還不抵回家動彈呢！回家勞動也比這強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在京舉行。大會接受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陳永貴失去副總理的頭銜的第二個月，山西省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和省政協四屆十二次常委會。山西省內長期與陳永貴對立的一派人這回抬起了頭。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并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在交道口小院閑住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嘆著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陳永貴辭去副總理職務之后，心情苦悶，又整天在家里閑著無事可做，終日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想給他解解悶，散散心，便拉著他打撲克，玩升級。陳永貴心緒漸漸轉開了。住了幾天，陳永貴忽然又顯得不安了。他急著要搬家，找個小些的住處搬過去。他逼著秘書和衛士三天兩頭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馬上搬不可。管理局傳下話來，說中央領導講了，還是不要搬，不然影響不好。陳永貴不干，說咱職務沒有啦，該搬就搬嘛！人家拗不過，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號樓上撥給了他一套12層樓上的部長級住宅。

搬到22號樓之后，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陳永貴配了一輛車，安排了警衛員、炊事員，理發時打個電話就有人服務上門。陳永貴沒有推辭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員，這時他的全家已經從大寨遷來，反正他和老伴閑著沒事，自己做飯還隨便點。國管局也不堅持，多發給陳永貴50元保姆費就是了。

北京人待咱可不錯哩！

陳永貴過不慣清閑日子。他在涼臺上種了許多花，甚至還在花盆里種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涼臺上擺滿了一盆盆的花草，像個溫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來，常常拿把條帚去掃樓梯，一直從12層掃下去。

陳永貴還提著籃子出去買菜。有一天轉到附近一個蔬菜商店，陳永貴指著柜臺上的蔫乎乎的菜說：“要二斤。”售貨員一看，愣住了，說：“陳，陳，陳大叔？”說著轉身跑了進去，把經理叫出來了。經理見了陳永貴，極親熱地招呼他進屋喝杯茶，陳永貴也就樂哈哈地進去喝茶聊天。過了一會兒，售貨員從后邊挑了一籃子最好的菜送來，還死活不肯收錢。陳永貴硬扔下錢走了，從此便不肯再去這家商店，說是怕特殊化。

陳永貴出門買菜常扣著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臉。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場排隊買肉，陳永貴排到了，指著案子上的豬肉說：“拉，二斤。”賣肉的聽口音不對，偏頭一看：永貴大叔！他二話不說，斜著刀長長地片下一條好瘦肉來，高高地給陳永貴秤了。陳永貴也不說話，交了錢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點頭他也沖人家點頭，站在地鐵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說話他也樂哈哈地跟人家閑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錯哩！”陳永貴說。1983年春，陳永貴給中央寫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個要求很快被批準。陳永貴當了北京東郊農場的顧問。

病危

1985年7月陳永貴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沒救了，便時常談起后事。一次，有人談起報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陳永貴對陳明珠說：“唉，我死了，還不像蒯大富那樣給我說個亂七八糟哩？”這時，陳永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東調和國家支援的問題。一次，李喜慎來看他，陳永貴說：“喜慎，肺癌能活幾天？我去世后，你們把昔陽的事澄清澄清，特別是西水東調工程，花了5000萬元，社員受了四五年苦，要說欠債，就這個債哩。”說著說著陳永貴流下眼淚。

臨終前，陳永貴特別想回大寨。陳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報給分管此事的習仲勛，習仲勛不同意，讓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陳明珠跟陳永貴說了，陳永貴苦笑道：“不著回呀？不著回還燒了我哩。人死了還要火化，嘖嘖。”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囑咐陳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別撒在狼窩掌哩，那個地名不吉利，還叫狼吃了我哩。”陳明珠道：“爹，你說甚哩？不撒，不撒。”陳永貴對來看他的大寨的書記說：“我死了你給我選個墳，400塊錢夠不夠？”陳明珠打斷了他的話：“爹，你說話也沒個分寸，兒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隊書記給你選墳？”陳永貴道：“唉，我又是錯了。別談了，我錯了，都是我錯了。”陳永貴一生嘴硬不肯認錯，臨終前卻老是認錯，什么都是他的錯，把陳明珠聽得鼻子直酸。

臨終前5天，中央辦公廳專門把郭鳳蓮、宋立英、梁便良、賈來恒、趙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見陳永貴一面。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時，陳永貴永遠地睡著了。陳永貴同志病重期間，習仲勛、胡啟立、郝建秀、王兆國等中央領導同志，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楊德忠，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山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陳永貴同志在大寨和北京東郊農場的生前好友，都來過醫院看望。

陳永貴逝世后，宋玉玲接到過一個挺怪的電話，專門詢問有沒有領導人參加遺體告別，并且說有領導人去他就不去了。陳永貴的家屬一直奇怪這位躲避領導人的人是誰。第三天下午，一輛高級轎車在八寶山火化場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人立刻認出來了：華國鋒！于是人們涌過來，不知不覺地在華國鋒前邊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還鼓起掌來。華國鋒目不斜視，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站了許久，看了許久，流下淚來。

5天后，陳永貴的親屬抱著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靈車開到河北與山西交界的娘子關時，只見昔陽縣的領導人已在此迎候。靈車行至平定與昔陽的交界處，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鳳蓮等人也在此迎靈。

下午4點，靈車開到大寨。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圍個水池不通。陳明珠捧著骨灰盒從車上下來，許多人一見放聲大哭。震耳欲聾的鞭炮炸響了，昔陽藝術學校的樂隊奏起了山西民間樂曲。許多人向陳明珠擁過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陳永貴的遺愿，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陳永貴親自選定的那“ 觀了咱大寨，也觀了昔陽”的虎頭山頂，大寨人在那里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后人評說

他本來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員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飯。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饅頭、面疙瘩，就著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嚕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來了，他就煮面條招待。他的煙癮很大，在大寨抽自種的旱煙，進了京改抽香煙，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質煙。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約與抽劣質煙有關系。

陳永貴剛到北京，住在京西賓館。每天很早起床，自己疊被、掃地、泡茶、洗衣，警衛員搶著幫他做，他不喜歡地說“我又不是沒長手”！賓館走廊電燈亮到天明，他覺得很浪費，就去關掉。服務員又打開，他又去關掉。搬進中南海，給他配了秘書、司機、警衛員、炊事員，都圍著他轉，他十分不自在。后來住進交道口胡同小院，這里空地很多，他抽空開出來，種上豆角、西紅柿，吃不完就給警衛班食堂。

陳永貴出訪和視察，很注重廉潔自律。他赴墨西哥訪問，不帶服務員，不帶管理員，一切由警衛員統管。駐墨大使姚廣也是昔陽人，得知出訪人員每人發了20元外匯券，建議每人買一塊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厲聲說：“怎么啦，要戴外國表？周總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視察云南、貴州，返回時發現隨行人員帶的有云煙和茅臺，發了一通火讓人家務必把錢寄過去。到拉薩視察，他不去布達拉宮參觀。他說：“莊稼地是最有看頭的東西。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的農田建設場面，才是最美的！”

正像他臨終說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陳永貴，我這一輩子能和毛主席連在一起，知足了。

是啊，提起社會主義建設，誰能忘了“農業學大寨”的主角陳永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