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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自信，首先是基本經濟制度自信

 

　　改革開放四十年了。在這四十年里，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國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

 

　　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民已經從站起來走到富起來，科學技術也快速發展，許多領域已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文化教育得到很大發展，文盲消除了，大學生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大提高。地區差距也大大縮小了。同剛剛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候相比較，整個國家已經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的面前。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還沒有改變，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實進入了新的時代。

 

　　我國建立并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切發展的制度保證。實踐證明，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完全正確的，它既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又符合我國國情。我們應該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抱有充分的自信。制度自信，是我們前進的動力。一旦喪失了制度自信，西方的滲透就會得逞，顏色革命就會到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制度組成的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經濟制度是基礎性的制度，而基本經濟制度又是整個經濟制度的核心，具有決定意義。也可以說，基本經濟制度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說到制度自信，首先是指基本經濟制度自信。所以，必須十分重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研究和宣傳。

 

　　馬克思主義是十分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的

 

　　基本經濟制度指的是一個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說的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

 

　　馬克思主義是十分重視所有制問題的。

 

　　為什么我們要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把它看做是基本經濟制度？這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說起。

 

　　人們要生活，就必須進行物質生產。物質生產是每一個人乃至整個社會得以存在的前提。而要進行生產，人與人之間必須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這就是生產關系。脫離社會關系的、孤立的個人是不可能進行生產、從而也不可能生存的。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必須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這是人類同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所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往往喜歡從孤立的個人出發來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然而這種孤立的個人只存在于像《魯濱遜漂流記》這樣的傳奇小說中，在現實社會中是沒有的。即使是小說里寫的流落荒島的孤立個人魯濱遜，他使用的工具也是其他人制造的，只是由他帶到島上去罷了。最后實在寫不下去了，還要編個“禮拜五”出來幫忙。也就是說，即使寫小說，也不能完全脫離社會來描寫人。

 

　　在整個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性的關系，它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其他經濟關系，決定了社會的階級關系和生產目的。誰占有生產資料，他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就占有優勢，就有可能支配喪失生產資料的人，使整個生產為他服務。在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另一部分喪失生產資料的社會里，人類就劃分為階級，就會產生剝削。由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筑，從根本上說，都是為占有生產資料的人服務的。可見，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全部社會關系的基礎。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強調，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1]

 

　　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指出社會革命雖然是政治行動，但歸根到底是為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他說：“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2]

正是基于所有制在全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3]他們贊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這一論斷：私有制是剝削社會一切罪惡的根源，要改造社會，首先要改變所有制，即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上升為統治階級以后，必須“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徹底的決裂”，無產階級應該對所有權“實行強制性的干涉”，“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4]

 

　　只要認真讀一下《共產黨宣言》，就可以懂得馬克思主義是十分重視所有制問題的。不講消滅私有制，不講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就不能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然而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基本原理遭到某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質疑。他們把淡化所有制，“不問所有、但問所用”，只要能夠發展經濟，不要問姓“公”還是姓“私”，當做思想解放、理論創新。最近，有一位著名學者提出，去掉企業的“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他主張把所有制模糊化。這客觀上是做不到的，所有制界限是客觀的存在，不是主觀上把它“模糊化”就會消失的。聯系他的一貫主張，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這些違背馬克思主義常識的說辭，只不過是鼓吹私有化的一種遁詞。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稍微分析一下，他的狐貍尾巴就露出來了。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經過長期艱苦探索得出的成果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這就是說，憲法規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也就是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我們黨是怎樣確定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呢？

 

　　應該指出，基本經濟制度并不是某個人主觀地確定的，而是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原理，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經過長期艱苦探索得出的成果。這個成果，來之不易，我們應該倍加珍惜。

 

　　我們回顧一下這段探索過程的歷史吧。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興建大批大型工業企業，尤其是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在這種形勢下，以個體私有制為基礎的農業、手工業以及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私營工商業，顯然與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不相適應了。我們黨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在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這是一項龐大的社會改造工程。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指出：“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5]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幾億人口的大國里，短短幾年時間，平穩地實現了這樣龐大而復雜的社會改造工程，世界罕見。這項工作，盡管存在時間過緊、形式單一、工作過粗等問題，總體上看，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完成得很好。我們黨用這樣偉大的革命實踐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值得用濃墨重彩寫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冊。三大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我國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場所，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為以后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提供了政治前提。我們必須充分肯定這項工作，一切否定三大改造的言論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錯誤的。

 

　　但是，當時我們對我國的社會主義處于什么階段，沒有明確的認識。1960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經談到：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6]但他沒有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處于什么階段，更沒有闡述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各方面的制度應該是什么樣子的。那時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一些超越階段的做法。例如在所有制方面，搞了單一公有制，這就不符合生產力水平及其發展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審視了我國的國情，探討了我國社會主義處于什么階段這個問題。到十三大，明確地作出了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

 

　　十三大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我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偉大成果，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背離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有制。

 

　　我們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并不是出于主觀的臆想，也不是像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出于某種善良的愿望，而是反映了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在生產力的影響下形成和改變的，它必須與生產力的性質相適應。一定的生產力總是要求有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而一定的生產關系只有依賴一定的生產力的狀況才能建立起來。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發展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7]人們在物質生產中采用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并不是人們主觀的選擇，而是由生產力的性質客觀地決定。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每一種產品都不是一個人生產出來的， 而是一群工人共同的產物。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社會提供，生產出來的產品供社會消費，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各個生產單位密切聯系、相互依賴的有機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并由社會按照全社會的利益來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愿（榨取剩余價值）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方式就與占有方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使占有方式適應生產方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的。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的，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依據這一規律，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是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即它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的，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8]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私有制（不管是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還是外資經濟）是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

 

　　我們既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那就必須堅持公有制，決不能搞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那就挖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好比一顆大樹，你把樹根子刨掉了，那樹不就死了嗎！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常常忘記這個簡單的道理，以為沒有公有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掀起一股又一股的私有化浪潮。按照這個思路搞下去，社會主義事業是會被是葬送掉的。

 

　　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制定政策措施，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我們的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時間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現代化。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很不平衡，社會化的、依靠機械和科學技術進行的生產，同廣大農村的、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的自給半自給生產，同時存在；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的落后于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水平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同時存在。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客觀上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因此，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下，還需要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企業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于求成，盲目求純，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超越了生產力水平，造成了一定的損失。這是個教訓。此外，某些生產部門的特殊性，消費結構的復雜性，特別是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勞動就業的壓力大等因素，也使得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難以包攬一切。只有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才能適應多層次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開就業門路，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從我國上述實際情況出發，鄧小平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但不可能搞得那么純，只要公有制占主體就可以了。他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9]

 

　　1987年，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思想，同時總結了改革以來的新鮮經驗，進一步提出了發展私營經濟問題。十三大報告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了，而是還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因而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10]這樣，我國的所有制格局，除了作為主體的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經濟(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以外，還有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中外合資經濟和外資獨營經濟等等的非公有制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20多年所有制形式過于單一的局面。

 

　　十三大以后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這樣的所有制結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到黨的十五大，我們明確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并把這一條寫進了憲法。這意味著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實行這個基本經濟制度，誰也不能違反。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黨確定基本經濟制度是十分慎重的，不僅有理論論證，而且經過實踐檢驗，從開始提出到最后確定，經過十多年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才寫進憲法，用根本大法把它規定下來。現在有人枉顧這段歷史，動不動就想修改基本經濟制度，且不論對錯，至少在學風上也是不謹慎的。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種所有制結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都應該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基本經濟制度。只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發生變化，我們就不能改變這個基本經濟制度，中央一再強調，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否定公有制為主體，搞私有化。

 

　　需要強調一點：我們之所以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并不是因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因而是永恒的（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謂“經濟人假設”，是反科學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也違反歷史事實），也不是因為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私營經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而是最好的經濟成分（在當前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歷史條件下，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們不贊成“私有制萬歲”，不贊成“人間正道私有化”的說法，而是因為我國生產力落后，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最終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我們是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的條件下，利用私有制，發展生產力，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物質條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要消滅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社會共同占有的。忘記了這一點，就是忘記了根本，而忘記了根本，就不能說是合格的共產黨員。需要非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性，我們不能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凝固化、永恒化，仿佛永遠要有多種所有制經濟似的，仿佛沒有私有制就不行似的。應該看到，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一種歷史現象，將來隨著社會主義進入更高級的階段，我們是要逐步消滅私有制的，這一點無須隱諱。當然這是未來的事。

 

　　必須準確把握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容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包含三方面的內容。

 

　　第一，它明確規定了各種所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應該得到發展，這叫做“共同發展”。這是因為，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在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都是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滿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只發展某一種所有制經濟，排斥另一種所有制經濟。從原則上說，沒有“國退民進”、“國進民退”這一類問題，“國”（公有制）與“民”（私有制）都要“進”，都要發展。前一陣輿論界熱炒“國進民退”，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它不僅不符合黨的政策，而且也不符合客觀實際。近年來私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不僅沒有“退”，而且發展速度還快于國有經濟，根本就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然而“國進民退”的話說多了，而且是由一些頭面人物出面說的，眾口爍金，仿佛我們真的犯了什么大錯了。毫無根據地炒作這個問題，目的是為迫使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甚至退出壟斷性領域，以便使私營經濟能夠進而占據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制造輿論，這一點，其實大家心知肚明。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僅要發展公有制經濟，而且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這已經形成共識，是沒有爭議的。

 

　　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不能不經過初級階段,這個階段是跳不過去的，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不可能是單一公有制，只能是在公有制為主體為前提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普遍的、帶規律性的現象。

 

　　第二，更重要的是，它還明確規定了不同所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起輔助作用，處于補充地位。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哪種所有制處于補充地位，這個問題不能忽視，更不能顛倒，因為它涉及我國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恰恰是這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界以及實際工作部門卻是爭論不休。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焦點就在于，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允許不允許私有化。

 

　　鄧小平多次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重要性。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提出我國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但他始終堅持，我國國民經濟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他認為，公有制占主體地位，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11]這是他一貫的思想，例如他在另一個地方講：“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2]他明確指出：我們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13]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只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鄧小平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看作是我國社會能夠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原則，這是有道理的。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一直是幾種經濟成分并存的，都不是單一所有制的社會。那么，怎么判斷一種社會的性質呢？從經濟上說，就看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辯證法告訴我們，在存在多種矛盾的綜合體里，事物的性質就取決于主要矛盾的性質。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僅有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且還有大量的小農經濟以及少量的地主經濟，之所以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私有制占主體地位，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經濟成分的存在和發展。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僅有公有制經濟，還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正是由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我們才能說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有人提出，公有制與私有制應該并起并坐，“不要分老大老二”，這等于說要放棄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這在客觀上也做不到，任何社會總有一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這個問題不是主觀上想“不分老大老二”就會消失的。不能不指出，越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我們越要強調公有制為主體，這是關乎我國社會性質的大問題。

 

　　應該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同它們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區分開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業，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市場規則適用于一切企業，一視同仁。競爭沒有例外，不能對某種所有制實行一種規則，對另一種所有制實行另一種規則。但是，談到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在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所有制的地位總是不一樣的，客觀上總是有一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則處于補充地位，不可能“不分老大老二”。在所有制結構中區分“主體”與“補充”是十分重要的，它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

 

　　順便要說一個問題。有人提出，鄧小平晚年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改變了，不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了。理由是：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4]這一論斷中沒有出現公有制、公有制為主體等字眼。于是他們要求“從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來”，聲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需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只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可以了。他們提出，應該“用價值目標（共同富裕）界定社會主義取代用經濟制度（公有制）界定社會主義”。這種說法相當流行，值得分析一下。

 

　　毫無疑問，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這個表述，字面上的確沒有提到公有制，但是公有制是這一表述題中應有之義。首先，正如上面講過的，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條件下，只有公有制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系才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正是由于生產力具有社會的性質，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我們才需要、也才能夠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廣闊的場所。也就是說，在這種條件下，只有公有制才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再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人剝削人和兩極分化的現象是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出現的，并隨著私有制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沒有人能夠憑借生產資料來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這就有可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從而消除產生剝削和兩極分化的根源。公有制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基礎。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15]第三，怎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簡單地說普遍改善生活，它是指這樣一種分配關系，即所有的人都按照同一標準參與分配（例如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參與分配，而不是有的人憑借資本、有的人憑借勞動來參與分配），從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可以一起提高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存在剝削、兩極分化現象，就談不上共同富裕。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一樣，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做到。在私有制基礎上發展生產力，盡管在一定條件下勞動人民的生活也會得到某種程度的改善，但同時會導致財富集中在少數剝削者手里，導致兩極分化，而不可能做到共同富裕。

 

　　從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推論出鄧小平晚年不再堅持社會主義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論斷的人，無視就在同一個視察南方的談話（而且在同一個第二部分）里，鄧小平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理由是“公有制是主體”。鄧小平是把公有制是否占主體地位作為判斷特區是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標準的。這不就直接打了那些認為鄧小平晚年不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本質的人一記耳光嗎？我們要全面準確地理解鄧小平思想，把特區姓“社”不姓“資”的論斷與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統一起來，而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用后者否定前者。你不贊成公有制為主體，就說自己不贊成，但不要說這是鄧小平的觀點。拉大旗當虎皮的做法，是為學術界所不齒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種現象：某些著名經濟學家、某些頭面人物只講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不講哪種所有制占主體，看起來像是主張各種所有制地位一律平等，其實說這種話的人，心中還是明白必定有一種所有制經濟是主體的，只是不便說出來而已。他們反對公有制為主體，主張私有制為主體，但又不好明說，因為憲法上載明公有制為主體，于是他們打馬虎眼，只講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不講哪種所有制占主體。不過有的人憋不住，還是要說出來，這叫做頑強地表現自己，哪怕是違反憲法也要說。這在意識形態斗爭中倒是經常可以見到的。例如一位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任的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宣揚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形成了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私營經濟為主體的制度，說只有這樣的制度才能夠充滿活力。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人民日報》上發文章，公開與憲法唱反調，這是罕見的。看來，他是真憋不住了，非把心里話說出來不可了。

 

　　具體說來，為什么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呢？我們可以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來說。

 

　　從政治上說，公有制是否占主體地位，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

 

　　首先，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能不能鞏固。

 

　　每一個政黨、每一個階級掌握政權，必須有自己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政權是不牢固的。加強共產黨的領導，首先要加強和鞏固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否則就是一句空話。這是客觀的，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必須把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公有制作為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一旦沒有了公有制，共產黨喪失了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還能夠繼續掌握政權嗎？設想一下，假如我們搞了私有化，我們的政權怎么維持和運轉呢？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消失了，甚至公有制被消滅了，私營經濟占了主體地位，甚至只有私營經濟了，我們的政權勢必不能靠公有制經濟交納說收、上繳利潤來維持，而只能靠私營經濟來養活了。拿了人家的錢就要為人家辦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只有兩個出路：一是改變黨的性質，改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政黨，這也許可以繼續執政，但這個黨和政權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了，不能再搞社會主義了，這就違背了初心，忘記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了；二是如果還想堅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還想搞社會主義，那時在經濟上占優勢的資產階級就不會容忍你繼續執政了，必然要把你趕下臺。只要你相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必須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道理，這兩種情景，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現實的危險。

 

　　我們黨看到了這種危險。2000年江澤民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座談會上特地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能動搖，否則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和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就很難鞏固和加強。”[16]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俗？”[17]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搞私有化，絕沒有好下場，它會挖掉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葬送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

 

　　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我們黨要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就要有關鍵時刻聽指揮、拉得出，危急時刻沖得上、打得贏的基本隊伍。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就是這樣的隊伍。關鍵時刻，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是靠得住的。國有企業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如果把國有企業做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怎么堅持和發展？對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這真是一語中的。

 

　　第二，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使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

 

　　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私有制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私有制基礎上會產生剝削、兩極分化，這是同社會主義的本質相矛盾的。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能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性。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情況下，必須鞏固、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我們在城市必須做大做強做優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在農村必須大力發展集體經濟，這樣才能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才是鞏固的。可以說，越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越要強調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削弱或者沒有了公有制，就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了。

 

　　第三，增強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才能有效地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實現以人民為中心，使經濟朝著滿足人民需要的方向發展。

 

　　我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國有經濟（全民所有制經濟）應該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這主導作用，突出地表現在，它應該控制、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有制的存在，尤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存在，由于它的生產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使得國民經濟的運行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但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就有可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朝著預定的方向發展，保證五年規劃規定的各項任務得以實現。如果公有制經濟遭到削弱，甚至消滅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就得不到控制，就會陷入盲目的無政府狀態。

 

　　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公有制是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前提條件。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人民是生產資料的主人，他們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的，排除了剝削和兩極分化，從而為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私有制條件下，勞動人民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經濟的發展是以剝削階級為中心的。沒有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以人民為中心就會變成一句空話，無法實現。    

 

　　第四，發展公有制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

 

　　社會主義要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種分配方式、分配原則，而不是具體的分配政策。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制的建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人們參與分配的標準只有一個：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獲得消費品，因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人都改善生活，人人都提高生活水平。這就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與剝削、兩極分化相對立的，存在剝削、兩極分化，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公有制排除了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可能，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私有制基礎上決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只有積極發展公有制經濟，才能達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有人一方面侈談共同富裕，一方面卻鼓吹私有化，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有人認為，不消滅私有制，不發展公有制，只要調整一下分配政策，例如多搞一些社會福利，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

 

　　我們強調的“共享經濟”，不是別的，就是共同富裕，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私有制基礎上必然產生剝削和兩極分化，談不上“共享”的。

 

　　習近平總書記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國有經濟比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頂梁柱。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削弱甚至消滅公有制，推行私有化，這根頂梁柱就倒下了，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也就垮塌了。這就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強調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的政治緣由。

 

　　（二）從經濟上說，公有制符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

 

　　大家知道，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與空想社會主義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類社會必然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并不是基于倫理道德觀念，也不是訴諸人類的理性，而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實際存在的矛盾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累、生產的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歸資本家個人所有，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因而使得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的這種要求無法實現。這樣，資本主義社會就產生了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弊端的總根子，在資本主義范圍內是無法克服的，它只有通過革命，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得到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敲響了私有制的喪鐘，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一種客觀的規律性，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因為只有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才能夠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

 

　　從理論上講，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因而公有制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從實踐上講，我國三大改造完成、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以來，經濟迅速發展，盡管在探索過程中出現過一些挫折，但總的來說，速度遠快于資本主義國家，顯示出公有制的強大優越性。六十多年時間，我國從一個積貧積弱的落后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蘇東劇變的險惡環境下使社會主義紅旗高高飄揚在世界東方，這同蘇聯東歐國家否定公有制、實行私有化造成的嚴重惡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都是起碼的常識。但在今天確實有必要重新強調一下，因為多年來輿論界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攻擊公有制、妖魔化國有經濟的言論鋪天蓋地，幾乎成為輿論的主流，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了。諸如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不符合人的本性，注定沒有效率，私有制才是先進生產關系，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要求；把公有制同人民對立起來，說公有制與民爭利；說國有企業是壟斷，靠壟斷獲取利潤，與“民營經濟”爭奪資源，妨礙經濟發展；鼓吹公有制產權不清晰，只有私有化，把財產落實到個人，產權才是明晰的；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實行私有化；類似的言論，在報刊上屢見不鮮。一時間壓得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抬不起頭來，維護公有制的言論，說起來仿佛理不直、氣不壯，報刊上也消聲躡跡，上課的時候都不敢講公有制的優越性。這種狀況，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是極不正常的。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宣傳，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客觀規律的要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是解放、發展生產力的主要力量。一切攻擊、污蔑公有制的言論都應該進行批評，不能聽任泛濫。否定公有制經濟，主張私有化，是違背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錯誤思潮和行為。

 

　　第三，它還規定了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經濟共同發展，并不是各種所有制經濟各自孤立地并行發展，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之間既有合作的一面，各自在自己的領域里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做出貢獻；又有矛盾的一面，由于所有制基礎不一樣，經濟性質不一樣，經濟運行的規律也不一樣，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必然產生矛盾和斗爭。在各種所有制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國有經濟應該起主導作用，它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

 

　　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18]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主導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有控制力和影響力，保證經濟運行朝著預定目標發展，不發生重大波動；二是它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起鼓勵、支持和引導作用。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關鍵內容。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就成為一句空話，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就難以存在。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恰恰在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上學術界存在激烈的爭論，要不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成為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的核心。一些“著名經濟學家”集中力量攻擊國有經濟，竭力把它妖魔化，把它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吳敬璉就是一個典型，他對國有經濟是最反感的了，只要還有一點點國有經濟，他就認為改革不徹底。他的本事還在于，公然造謠說鄧小平就不贊成要國有經濟。他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時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國有這個詞。” 然而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開河。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的某個經濟領導機關根據外國人的建議擬定的改革方案，居然提出要仿照美國的樣子，到2030年把國有經濟降低到10%以下，而只字不提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類似的輿論一度沸沸揚揚，鬧得人們不知所措。

 

　　通過否定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來架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而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種種言論，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進行批判。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柱。習近平總書記把國有經濟形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頂梁柱。沒有國有經濟為主導，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個大廈是會垮塌的。

 

　　談到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必須正確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全面理解和把握我們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

 

　　非公有制經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不是社會主義的，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按照鄧小平的說法，非公有制經濟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如果它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那就談不上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了，總不能說，社會主義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吧，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只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是非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是，不同私有制形式旳經濟性質也是不一樣的。個體私有制經濟是勞動者個人私有制，個體戶主既是生產資料所有者，又是勞動者，不存在剝削關系。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它們是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主在市場上按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即雇用工人），然后驅使工人進行生產，并無償地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企業主與工人之間是剝削關系。這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經常有人提出一個問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私營經濟的性質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私營經濟是不一樣的，在中國，由于政治上共產黨的領導、經濟上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私營經濟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一種經濟成分的性質取決于它內部的經濟關系，只要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和剝削工人，不管是在哪兒，它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總不能說，一家企業，同樣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同樣是雇傭剝削工人，在美國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搬到中國來，它就變成了社會主義性質了。這是說不通的。政治上共產黨的領導、經濟上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只是私營經濟經營活動的外部條件的變化，這種變化只能影響私營經濟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不可能改變它的根本性質，外因終究只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據嘛。

 

　　談到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問題，在理論上必須把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分開來。前者指所有制經濟的性質，后者是指一種經濟運行機制。經濟性質取決于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經濟運行機制則是企業經營活動的外部條件。參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經濟成分，并不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好比小農經濟參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但不等于小農經濟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自黨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人就由此得出結論：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了，而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經濟自身的重要組成部分了。這就是報刊上常見的“從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言外之意，中央對非公有制經濟性質的判斷變了：原來認為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只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現在承認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組成部分”。其實，十五大說的是，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經濟運行機制的全部行為載體（市場經濟運行的主體）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而不是說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由非社會主義性質變成了社會主義性質了。這種千方百計論證非公有制經濟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說法，常見于報章雜志，然而他們忘記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常識：一種所有制經濟的性質是由它內部經濟關系決定的，而不是由外部的經濟運行機制決定的。    

 

　　非公有制經濟，不管它是什么性質的，不管它是個體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中，總是處于補充地位，起輔助作用。它不能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這一點，我們必須堅持，決不能改變。

 

　　談到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的作用，必須指出它們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可以提供產品，滿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可以增加就業崗位，可以充分利用資源，可以繳納稅收；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它的主要組成部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還存在雇傭和剝削關系，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而社會主義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很明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是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有矛盾的。正因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們的作用具有兩重性，決定了我們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也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無論在融資、市場準入、勞動政策、稅收政策等各個方面都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我們對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一視同仁；另一方面，要注意加以引導，以便使它們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正確制定和實施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是一項重要而又復雜的任務。從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具體國情出發，我們必須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如果只講鼓勵、支持，忽視引導，會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同社會主義的矛盾激化，從而不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不是危言聳聽，現實生活中已經有所表現，不能不警惕。

 

　　進一步的問題是，由誰來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呢？除了政治上黨和人民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外，從經濟上說，就要靠國有經濟來執行這一職能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除了表現在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有控制力和影響力上外，在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相互關系上，則表現在它能夠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上。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是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的。自身沒有力量，無法起主導作用。市場經濟講的是實力，沒有經濟實力，非公有制經濟是不會聽你指揮的，文件上的各項規定是會落空的。只有存在強大的國有經濟，才能在實際經濟生活中貫徹、實施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

 

　　自十五大確定基本經濟制度以來，我們黨一再重申，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能動搖。中央還專門提出，要劃清基本經濟制度與單一公有制、私有化的界限，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搞私有化。十八屆三中全會再一次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全會明確規定“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同時“從多個層面提出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的改革措施。”[19]這就全面地規定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以及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措施。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憲法規定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完全正確的，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又符合我國具體國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事實證明，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分歧和爭論，我們可以看到，自確定基本經濟制度以后，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問題上， 沒有什么分歧。斗爭集中在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上。那些想修改憲法，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人，說到底是想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實行私有化，最終由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占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然而一旦私有制占主體地位，我國的社會性質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就不會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而必然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甚至變成西方國家的附庸。千百萬先烈的鮮血換來的紅色江山，就會改變顏色。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蘇聯東歐國家的現實教訓。這種景象，我們決不允許在中國重演的。

 

　　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必須全面理解和把握它，不能有任何片面性。既要講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又要講公有制為主體；既要講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又要強調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對非公有制經濟，既要鼓勵、支持，又要注意引導。當前主要的問題是，只講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忽視甚至否定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各種妖魔化國有經濟的言論甚囂塵上，“國退民進”的輿論幾乎成為主流。對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對私營經濟，只講鼓勵、支持，主張“有需就讓”，不講引導，甚至要求“赦免原罪”，為私營企業主非法侵吞國有資產辯護。類似的片面性，勢必影響基本經濟制度的鞏固和發展，進而影響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必須正確把握市場經濟與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

 

　　與理解基本經濟制度有關的一個問題是，怎么把握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同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

 

　　在宣傳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時，有人提出，市場在任何領域都應該起決定性作用，因而基本經濟制度的改革，也要以市場為標尺、原則和檢驗尺度。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既然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那么所有制結構應該同市場經濟相適應，而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是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因而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就必須實行私有化。也就是說，他們用市場經濟這種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來否定公有制，否定我們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他們繞了一大圈子，得出結論：我國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應該拋棄、廢除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

 

　　這就涉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作為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經濟同所有制結構（基本經濟制度）是什么關系？是市場經濟決定所有制結構，還是所有制決定市場經濟這種方法、手段的運用？

 

　　我們先講一些一般道理。在任何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也就是生產關系）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它是一個多層次的、具有隸屬關系的系統。概括來說，經濟關系至少有兩個層次的內容。

 

　　第一， 是反映社會經濟形態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決定了生產的目的，決定了社會的階級結構。每一種社會制度都有它自己固有的、與其他社會制度相區別的社會經濟關系，這種社會經濟關系構成了該社會制度的質的規定性，決定了它的特點和歷史特殊性。所有制關系是這類經濟關系的最重要的部分，它體現在制度上，就是基本經濟制度。

 

　　第二，是在具體組織生產、交換、分配、流通過程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反映在經濟運行、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它說明的是各種生產要素相互結合的具體形式和特點，例如企業的經營形式和管理方法，調節經濟運行的計劃手段和市場手段等等。這類經濟關系，體現在制度上，就是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

 

　　在經濟關系即生產關系這一系統中，前者是決定性的、第一位的，因為它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它屬于本質層次的；后者是從屬的、第二位的，因為它雖有其相對獨立的一面，但歸根結底是前者的具體實現形式，屬于現象層次的，它是從屬于前者的，必須反映前者的特點和要求。

 

　　所有制關系屬于前者的內容，而且是其基礎；市場經濟則屬于后者的內容。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清楚的：所有制決定市場經濟的性質和運行特點，而不是相反。我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社會主義”四個字不是可有可無的，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點明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性質。在我國，市場經濟應該為社會主義服務，應該按照社會主義原則運行，應該反映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要求。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所以一般地講，市場經濟的運轉應該服從于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應該有助于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能倒過來說市場決定了所有制改革的“標尺、原則、檢驗尺度”。說這種話的人，恰恰表明他是迷信市場、認為市場高于一切的新自由主義者。

 

　　按照鄧小平理論，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方法、手段是不可能獨立存在的，必然要由某個行為主體來運用它：或者是由公有制經濟來運用市場這種手段，或者是由私有制經濟來運用市場這種手段。怎么運用市場這種方法、手段，要由行為主體根據需要來定。方法、手段是服務于采用這種方法、手段的行為主體的利益的。行為主體決定采用什么方法、手段，而不是方法、手段決定行為的主體。這點道理，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所以，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是這樣一種關系：市場經濟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基本經濟制度運用來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應該為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服務。是市場經濟從屬于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相反。

 

　　新自由主義者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他們迷信市場，把市場抬高到至高無上的地步，仿佛市場應該決定一切、主宰一切，基本經濟制度也應該聽從市場擺布，由市場來決定，這等于說，方法、手段是決定性的，它決定運用方法、手段的主體。這不荒唐了嗎！新自由主義者這樣理解市場經濟與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完全顛倒了真實的關系，扭曲了客觀經濟關系的面貌。

 

　　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當前，談論基本經濟制度，必然涉及一個問題：混合所有制與基本經濟制度是什么關系？

 

　　黨的十五大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后，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怎樣實現基本經濟制度？也就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是怎樣的？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發展混合所有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大決策，這一決策的中心意思是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來完善和發展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在三中全會上對《決定》做的《說明》，詳細闡述了我們要搞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性質、內涵及其重大意義，說清楚了為什么要發展混合所有制和怎樣發展混合所有制。他指出：“如何更好地體現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全會決定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的論述，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20]

 

　　可見，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把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提出來的，也就是說，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項重要措施、一個有效途徑、一種必然選擇。“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一提法，實際上規定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方向和目的，是我們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總的指導思想，也從根本上講清楚了混合所有制與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我們應該牢牢把握一點：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有助于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助于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有助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離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一點來談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制定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措施，這項改革就會走上邪路。

 

　　怎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存在嚴重斗爭的。歷史上就出現過這樣的斗爭。黨的十五大提出發展股份制的時候，有人就利用股份制改造，化公為私，把改制當作侵吞國有資產的饕餮大餐。現在，有人又想故伎重演，想乘發展混合所有經濟之機，瓜分國有資產，力圖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引導到資本主義經濟控制國有經濟的道路上去。針對這種情況， 2014年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會議時說，“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國有企業的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3月9日，他又在參加安徽代表團會議時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這就指明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方向以及需要防止的錯誤傾向。

 

　　我們應該記住歷史的教訓，全面準確地理解三中全會的決策，牢牢把握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一方向，努力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項重大的改革措施扎扎實實地做好。

 

　　“兩個毫不動搖”是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方針

 

　　怎樣鞏固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呢？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十六大指出：要“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作用。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21]由于這里的“第三”是把前兩個“毫不動搖”綜合起來說的，所以，學術界和實際工作部門往往把十六大的這一方針概括為“兩個毫不動搖”。

 

　　自從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方針以來，對這一方針的理解和貫徹始終存在著分歧。主要的傾向是，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以及實際經濟工作部門，往往只強調第二個“毫不動搖”，而忽視甚至反對第一個“毫不動搖”。例如，有一年年初，某國家權威機構發布全年經濟改革的意見，只字不提如何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通篇只講“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門檻”，鼓勵發展“民營經濟”，仿佛改革只是促進私營經濟的發展這一個方面。有一個權威研究機構則借外國人之口，宣傳我國未來發展的前景應該是，一方面對國有銀行、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理由是：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國有經濟不能搞市場經濟，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必須私有化；另一方面是大力發展私營經濟，辦法是：降低私營企業的準入壁壘，同時要求國有企業上繳更多的稅金和利潤，以減少私有企業在社會支出方面的負擔。輿論界普遍的狀況是，如果國有經濟經營情況有所好轉，那么譴責“與民爭利”、“壟斷”、“國進民退”的輿論馬上鋪天蓋地而來，把國有經濟妖魔化幾乎成為輿論的主流。在理論界，更有人公開鼓吹必須“破除社會主義一定要搞公有制、搞國有經濟的迷信”，主張“以私有制為主體”，或者主張“誰是主體讓市場來決定”；同時贊揚私營企業主“是中國最能干、貢獻最大的階層”，“是現代化社會中的主導階層，在推動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其中精英分子尤其如此”，從而把十六大的精神歪曲成放手地、毫無限制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諸如此類的言論，屢見報刊。

 

　　按照這一思路進行改革，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而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大下降，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岌岌可危。

 

　　面對這樣的輿論環境和錯誤實踐，我們有必要從理論上正確地闡述“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

 

　　兩個“毫不動搖”不是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著雙方的對立和統一，“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22]“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也是如此。“兩個毫不動搖”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方針，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它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既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又必須看到兩者是有主次之分的。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這一方針的主要方面。這是因為，第一，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是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使它與資本主義相區別的本質特征。恩格斯曾經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23]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還不能全面實行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方面，還只能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然而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卻是由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所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客觀上既有公有制經濟，又有非公有制經濟。我國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社會，從經濟上說，就是因為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換句話說，從經濟上講，是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決定了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國家經濟的主體必然是公有制經濟。”[24]一旦沒有了公有制經濟，或者公有制喪失了主體地位，讓私有制經濟占了主體地位，社會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就不再是社會主義社會了。鄧小平多次強調，改革應“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資經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25]，其理由就在于此。正因為公有制經濟是否占主體地位關系到我國社會的根本性質，所以我們在改革中一直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決不搞私有化。這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決不是像某些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是什么需要破除的“迷信”。

 

　　第二，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政策的前提。也就是說，有了第一個“毫不動搖”，才能有第二個“毫不動搖”。應該看到，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生產社會化程度空前提高，就整體來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早已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如上所述，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有制經濟之所以對國民經濟還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并不是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因為私有制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仿佛永遠離不開私有制似的，恰恰相反，是因為生產力比較落后，而且發展又不平衡，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客觀上要求所有制結構的多樣性。而且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只有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才能顯現出來。如果沒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沒有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如果讓資本主義私有制占據主體地位，那就必然導致生產社會性和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社會就會出現生產無政府狀態，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斗爭會越來越加劇，就會出現俄羅斯曾經出現的政局動蕩、經濟凋敝、社會不穩的狀態。所以，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是非公有制經濟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的前提。同時，我們之所以有能力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關鍵也在于公有制經濟占了主體地位。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掌握的、能夠領導和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實力所在。一旦社會主義國家失去了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就沒有能力再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什么鼓勵、支持的政策了，更沒有能力去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了，而只能聽任非公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發展了。這樣，第二個“毫不動搖”也就不能再存在了。

 

　　所以，在“兩個毫不動搖”中，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主要的方面，它是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前提。

 

　　公有制經濟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貫徹“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就是要既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又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使得兩種經濟成分都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各自的作用，都在發展經濟、滿足人們多樣化需要方面做出各自的貢獻，使得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有人經常炮制“國進民退”、“國退民進”的話題，仿佛公有制經濟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是一種對立的、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可以建立一種合作的關系，兩者可以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實現共同發展。

 

　　但是，不可否認，公有制經濟同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同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有時矛盾還比較激烈。完全否認兩者之間的矛盾也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應該看到，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成分，它們的所有制基礎、生產目的、與勞動者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不同的。公有制經濟是建立在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的，消滅了階級壓迫和剝削關系，因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非公有制經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非公有制經濟中主要的是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這一類企業是建立在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雇用和剝削工人基礎上的，因而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毋庸回避，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與私營經濟、外資企業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存在著原則的區別，因而兩者不可避免會產生矛盾。“一切差別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都是矛盾。”“差別就是矛盾。”[26]必須認真研究這一矛盾，采取正確的政策予以解決。

 

　　正因為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在性質上有著原則的區別，所以，兩者之間不僅有合作的一面，在發展過程中也必然會產生各種矛盾、磨擦甚至沖突。當前，這種矛盾集中表現在哪種經濟成分應該占主體地位的問題上。近年來由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發展，資本家經濟實力的增強，這種斗爭越來越明顯和激烈了。這一點，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看得非常清楚，他說：“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而且“戰斗還遠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消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27]2000年，時任總統的克林頓也講，美國要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機會，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給中國內部“為人權和法治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以使中國做出美國所需要的那種“選擇”。[28]美國竭力在我國推銷國有經濟妖魔化的各種理論觀點，并對我國施加國有經濟私有化的各種壓力，他們把這一點看作是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看得很清楚，國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調控國民經濟、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柱，也是對抗美國的主要經濟力量，只要把國有經濟搞垮了，對付中國就好辦得多了。所以，美國政要多次發出威脅：絕不允許中國以私有化為方向的改革停滯不前。

 

　　在我們國內，也有人極力主張由私有經濟取代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例如，有人主張，主體地位不是誰封的，哪種經濟成分行，就應該由它占據主體地位，而符合“人的自私本性”的私營經濟“效率高”（毫無疑問，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理所當然應該由它取代公有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當我們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時，有人就公開主張“國退民進”，對私營經濟應“有需就讓”，要求公有制經濟退縮到對私有制經濟的發展起保障作用的地位，讓私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主體作用。這種主張實質上就是非公有制經濟同公有制經濟爭奪主體地位的斗爭在理論上的反映。這種矛盾和斗爭已經不僅僅停留在理論上，而且表現在經濟改革的各項實際政策上了。例如，前幾年刮起了一股出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大量國有企業被“半賣半送”、“明賣實送”地賣給“有經營能力者”、“戰略投資者”，借國有企業“改制”之機肆意侵吞國有資產，導致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出臺了各種各樣的優惠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政策，同時對國有企業則進行種種刁難和排擠，使非公有制經濟相對于公有制經濟具有明顯的政策優勢，從而獲得高速度的膨脹。這類事例，屢見不鮮。長此以往，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一旦出現私有制經濟取代公有制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的情況，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會變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實際上意味著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得逞。

 

　　不同歷史時期兩個“毫不動搖”的重點是不一樣的。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由于過去在所有制問題上，違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犯了“一大二公三純”的錯誤，當時工作的重點放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上，這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情況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經過40年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超過60%，國有經濟已下降到不足30%，而且下降趨勢仍在繼續，出現了公有制經濟喪失主體地位的危險。是到了大聲疾呼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的時候了。在非公有制經濟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蓬勃發展的今天，如果各級黨政機關再不把注意力放在發展公有制經濟上，不為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創造必要的條件，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就有可能被私有制經濟所取代，進而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有可能改變，這是一種現實的危險。就目前實際情況而言，貫徹“兩個毫不動搖”方針的重點應該放在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上，這是當務之急。

 

　　必須關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未來的發展趨勢

 

　　按照辯證法，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發展、滅亡的過程，都不是凝固不變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這樣，恩格斯就說過，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一定的社會制度，在一定的時期內需要鞏固它，但是這種鞏固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遠地鞏固下去，認識不到這一點，反映這種制度的意識形態就僵化起來，人們的思想就不能適應新的變化。”[29]所以，他談到社會主義制度時，特地指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生產關系，要鞏固，但是不能強調過分。”[30]

 

　　對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應該如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大特點是，它既有社會主義因素，又有資本主義因素，兩種因素并存。在所有制方面，既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經濟，又有非社會主義性質的非公有制經濟（其中主要的組成部分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在分配制度方面，既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按勞分配制度，又有非社會主義性質的按要素分配制度，其中主要的是資本家憑借占有的資本獲得剩余價值（利潤）、工人靠出賣勞動力獲得勞動力價值（工資）的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在生產目的方面，既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目的的社會主義經濟，又有以滿足個人私利為目的的非社會主義性質經濟（其中主要的是以追逐剩余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經濟運行方面，既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又有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在起作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是在這兩種因素相互矛盾和斗爭中運動和發展，所以，它不是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形態，而是帶有強烈的過渡性質的社會。既然是過渡性社會，未來發展就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按照社會發展規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逐步向高級階段過渡，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另一個方向是，在特殊的力量對比條件下，由社會主義倒退到資本主義去。后一種方向也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實際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發生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前途取決于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斗爭。

 

　　上世紀50 年代中期，毛澤東在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觀點時，曾經指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沒有最終解決，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許多人都不理解，改革開放以來還遭到國內許多人的批評。然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政局劇變、社會制度迅速從社會主義演變成為資本主義這一悲劇，證明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多么科學、多么富有遠見和戰略意義。他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前提下做出這一論斷的。在仍然大量存在私有制經濟、尤其是存在資本主義性質經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毛澤東這一論斷更是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共產黨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每一名共產黨員入黨時都這樣宣誓過。我們應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們全部工作（包括革命、建設、改革），都是為實現這一目標服務的。一定要把現實綱領同最高綱領統一起來。我們現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的現實綱領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這是邁向共產主義的一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帶有過渡性的社會里，一定要牢牢把握未來發展的目標，否則就會迷失方向。任何時候都必須牢記，我們要朝著實現共產主義這一方向走，絕不允許倒退到資本主義去。忘記這一點，是會亡黨亡國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也應該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經濟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也是充滿矛盾和斗爭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可能凝固不變，它是在斗爭中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我們必須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和發展要求的規律，不斷發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在城市，不斷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在農村，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保證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強和擴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絕對量仍然會有所增長，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會有所下降。生產力發展了，卻提出“國退民進”、搞私有化，那是違背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和發展要求這一客觀規律的倒退行為，最終是要遭到客觀規律的懲罰的。然而圍繞著是發展公有制經濟、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還是搞私有化，削弱以至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一直存在著尖銳的斗爭，這一斗爭可能會貫穿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始終，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決不能掉以輕心。我們必須始終關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發展和變化，保證我們的社會未來朝著向更高階段的社會主義邁進，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注 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注和談話》，第259、260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版。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1、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17] 見《人民日報》1999年7月1日。

　　[18]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見《人民日報》2013年11月6日。

　　[20]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見《人民日報》2013年11月6日。

　　[21]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4年版。

　　[22]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2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1、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7] 尼克松：《透視新世界》，第162、163、171頁，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0年版。

　　[28] 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2000年9月《背景材料》。

　　[29]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332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30]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73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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