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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個老工人告訴我：我們工人要壞起來都壞在明處，看得見，容易防，好整治。知識分子要壞起來都壞在暗處，看不見，不好防，沒法治，叫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這話提出了問題，卻沒有給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不知道如何判斷知識分子是好是壞，就只能導致兩種極端觀點打架：一種極端說知識分子都壞，另一種極端說知識分子都好。

其實，只要知道如何判斷一個人是好是壞，就能知道如何判斷一個知識分子是好是壞。

如何判斷一個人是好是壞？

首先得弄清人的好壞標準：怎么才算好，怎么才算壞？

生存權是人的最大人權、最根本的利益。對任何人來說，危害生存就是壞，保護生存就是好。

危害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就是相對于絕大多數人的壞人。保護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就是相對于絕大多數人的好人。

一個人如果不肯危害弱者，就不會危害任何人——不肯危害弱者，就意味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不是因為沒有力量沒有機會而不得已不危害，而是根本就不想危害任何人，哪怕對方弱于自己，哪怕危害對方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連弱于自己的人都不肯危害，那自然更不會危害強于自己或與自己力量相當的人了。

一個人如果不危害任何人的生存，那相對于任何人都不是壞人。

不肯危害弱者的人，秉性如草食動物，沒有害人意識——牛馬驢羊不管對多么弱小的動物都無意傷害。對牛馬驢羊無須防范。一個幾歲的小孩就可以放牧個頭比自己大得多，數目比自己多得多的牛馬驢羊，不必擔心被傷害。哪怕忘了喂或者食料不足也不會吃掉自己。

危害弱者的人秉性，如肉食動物——弱肉強食，豺狼本性。能危害弱者，就能危害任何人——強弱從來都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現在強不等于永遠強，此處強不等于處處強，某種條件下強不等于任何條件下都強。強者的強弱變化轉換是絕對的、永久的、無條件的。既然如此，那強者變弱就是個時間問題、條件問題，因此被弱肉強食的豺狼秉性的人吃掉不過是早晚問題——認同危害弱者的人對其他任何人都不存在想不想危害的問題，只存在危害的條件具備不具備、時機成熟不成熟的問題。沒有立刻下手僅僅是因為或者眼前實力尚不足，或者眼前有其他更好欺負的，或者暫時沒機會。只要機會成熟，豺狼本性立刻發(fā)作，弱肉強食毫不客氣。獅子、老虎再威風也不免年邁體衰，不免變成弱者，不免被變成相對強者的昔日弱者肉食動物吃掉。叢林如此，人類社會同樣如此。

既然能危害弱者就能危害任何人，那危害弱者的人相對于任何人都是壞人。

既然危害弱者的人相對于任何人都是壞人，只要比誰強就要吃誰，那對這樣的人就必須提防，時時提防、處處提防、永遠提防，決不能任其坐大，更不能重用——可以當狗用，但決不可當脊柱，而不管其看上去多么馴服。馬戲團對獅子老虎，不管如何馴順聽話，也決不能不要籠子、鐵鏈，不能不時時備好鞭子和槍支彈藥，更不能像牛馬驢羊一樣交給小孩子看管。即使對于家犬也必須有個清醒的認識：這是要吃肉的，跟牛馬驢羊等草食動物的天性是不同的。不危害自己不等于絕對不危害別人，一旦餓急了會干出什么來是沒準的。

對待弱者的態(tài)度是判斷一個人的本質秉性是肉食動物還是草食動物的試金石：

——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什么借口，只要危害弱者或認同危害弱者，那本性就是肉食動物，就會吃人，就是屬狼的：豺狼本性，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白眼狼，弱肉強食……豺狼見了任何活物都會本能地算計：如何吃；豺狼本性的人見了任何人都會本能地算計：如何宰。

——不危害弱者也不認同危害弱者，那本性就是草食動物，就不會吃人，就是屬牛的：老黃牛，勤勤墾墾，與人為善，吃的是草，貢獻的是奶與血汗……這樣的人本質不壞，不會害人，不須提防。

中國自古以來崇尚孝。實際上迫切需要孝的人往往已經變成弱者。身為強者的時候對晚輩更在乎的是教訓而不是孝順。不孝往往實際意味著欺負已經變成弱者的人。連與自己有血緣親屬關系的弱者都能欺負甚至危害的人還有什么樣的人不能欺負危害？這樣的人當然是豺狼本性，當然必須提防。所以中國崇尚孝的文化傳統(tǒng)實際是“對弱者的態(tài)度是判斷一個人的本質秉性是肉食動物還是草食動物的試金石”原則的特殊運用。

這一判斷原則對知識分子同樣有效。判斷知識分子是好是壞，同樣要看其對弱者的態(tài)度。

知識分子的強項是制造輿論。相對知識分子，普通老百姓是輿論場里的弱者。輿論如刀，名曰“軟刀”。軟刀可以殺人，可以滅國；殺人不見血，滅國不留痕——“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判斷知識分子是好是壞，就要看知識分子是否用輿論軟刀危害弱者。凡用輿論軟刀危害普通老百姓或認同用輿論軟刀危害普通老百姓的知識分子，就是豺狼屬性，就是壞人。

狼性知識分子用輿論軟刀危害百姓的途徑主要有三：

1．直接殺人——宣布受害者“低劣”，直截了當剝奪生存權：“垃圾人口”、“劣等人”、“社會的負擔”、“民粹”、“你窮是因為你懶”、“你窮是因為你笨”、“你就不配活著！”……結論：弱者沒有生存權，死了活該。

2．間接殺人——“證明”剝奪受害者生存是社會進步的需要：社會由“精英”推動，“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社會的文明進步都是在精英的引導下取得的”，“優(yōu)勝劣汰社會才能發(fā)展”……結論：“精英”的自由快活比普通老百姓的死活重要；“上等人”的利益比“下等人”的生存重要；富人的錢比窮人的命重要。一切社會問題都是“劣等人”拖累“優(yōu)等人”造成的。要解決社會問題，就必須保護“精英”、“優(yōu)等人”的利益。要保護“精英”、“優(yōu)等人”的利益，就可以而且應該為“精英”、“上等人”的利益犧牲“下等人”的生存，消滅“垃圾人口”；或者說“為錢舍命”——更確切地說，“花錢買命”，“謀財害命”，“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都合理。

3．借刀殺人——把生存權交給受強者操控的“第三方”支配：鼓吹“一切交給市場”，取消對資本的節(jié)制，任憑資本大魚吃小魚操縱市場，犧牲弱者的生存確保少數“上等人”的利益；把生存權與金錢直接掛鉤，明碼實價合法花錢買命、為財害命，借市場之刀消滅“垃圾人口”。結論：弱者被殺是天命，怨不得任何人。

上述三條盡管形式不同，“理由”各異，但結論一樣：犧牲弱者；本質一樣：剝奪弱者的生存權；伎倆一樣：用輿論軟刀殺人。凡辱罵貶低普通老百姓“劣等”，自吹知識分子是高人一等的“精英”，鼓吹“一切交給市場”的知識分子，都是用輿論軟刀危害普通老百姓生存，都是豺狼本性，都是兇狠殘暴陰險歹毒的白眼狼、大壞蛋。

（這絕不是說知識分子里沒有精英。但是不是精英，知識分子自己說了不算，人民群眾認同才算；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的主觀夸張不算，客觀實踐的檢驗證明才算。）

把這個“壞人判斷標準”進一步理論化就是：對人民群眾和中華文明的態(tài)度是判斷知識分子是否壞人的最權威標準。任何知識分子，只要以任何方式制造輿論鄙視貶低人民群眾、自我吹捧抬高自己為“優(yōu)等”，鼓吹把人民群眾的生存交給“市場決定”，那就是壞人——不一定是刑事罪犯，卻比刑事罪犯更壞：狼性動物，包藏禍心，有機會就吃人，甚至制造機會吃人，善于利用法律漏洞甚至制造法律漏洞合法地教唆吃人——在輿論場上強過誰就吃誰，老實不客氣。對這種狼性知識分子一定要提防，一定不能允許其在“言論自由”的借口下消滅妨礙自己變成輿論場種不受制約的強者的障礙，一定不能允許其有機會參與決策和染指權力，一定不能重用，更不可讓其當權。

不危害生存只能說明不壞，只有保護生存才能算得上好。要判斷知識分子好不好，第一是不壞，即不危害弱者，第二是保護生存，包括保護弱者的生存。

危害生存的情況都一樣，保護生存的情況卻各種各樣：一次性保護生存，一時性保護生存，施舍式保護生存，犧牲發(fā)展保護落后式保護生存，絕對平均主義式保護生存……這樣的保護生存是靠外來的有形有限的臨時性措施進行簡單的機械式保護，是消極性保護，弱者仍然是弱者。這種消極性保護生存只能保護眼前，不能保護長遠；只能保護少數，不能保護多數；不穩(wěn)定不可靠不能持久，而且很容易被用來搞陰謀——用施舍少數弱者的假惺惺來掩護自己傷害多數弱者的真本質。

真正的保護生存不是一次性一時性的施舍，不是簡單的絕對平均主義，不是消極的豢養(yǎng)式為保護而保護，不是犧牲發(fā)展遷就落后，而是積極主動徹底的保護——幫助弱者自我改造，集體性地由弱變強，就像真正的治病，不是簡單地輸血打針灌藥，而是調動患者自身的一切積極因素激發(fā)出生命力克服一切消極因素，徹底恢復健康。這樣的保護生存不是僅僅保護少數特例，而是保護所有的人，不但使弱者轉弱為強，而且把“草食動物”徹底改造并組織成一個強大的網陣群體，足以抵御“肉食動物”的侵襲。這樣的保護已經有了一個專門的術語名稱，叫“為人民服務”。

任何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不可能靠土地或資本產坐享其成而生存，而只能靠正當勞動謀生。因此要保護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就必須確保絕大多數人能夠靠正當勞動體面生存。要確保絕大多數人能靠正當勞動體面生存，就必須駕馭資本，只容許有利于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利潤，不容許有利于危害生存的利潤；必須控制社會收入差別，不能允許絕對平均主義，更不能允許少數人的錢比多數人的命還重要。而要做到這些，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

由此可知什么樣的知識分子是相對于絕大多數人的好人：認同并用知識服務于“為人民服務”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

中華民族是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特點是靠勞作為生，而不靠暴力殺戮搶劫詐騙侵略為生。不靠暴力殺戮為生是草食動物的特色。這決定中華文明的本質如草食動物，沒有侵略性，再強大也不侵略別人。但致命缺陷是像黔之驢，整天只知道自顧自吃自己的草，對外來侵略毫無防范，等大禍臨頭才拼命掙扎，但為時已晚。

面對虎狼的包圍撕咬，中國人如何才能生存？兩種知識分子給出兩種主意：

一個說，中華民族草食動物的本性改變不了——中華文明的本質改變不了，因此不可能指望中華民族從草食動物變成肉食動物。既然如此，中國人唯一的生存之道只能是學草食動物里的大象野牛蜜蜂，組織起來靠集體的力量抵御肉食動物的殺戮，集體生存；同時對中華文明加以改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推陳出新，接受黔之驢的教訓，不再只知道自顧自吃草，而要學會憂患意識，時時警惕防患于未然。

一個說，不行，組織起來就沒了“個體自由”。老子寧當蒼蠅自由自在，不當蜜蜂象群牛群同仇敵愾。中華民族草食動物的本性能夠改變。只要中國人徹底拋棄草食動物的“劣等”中華文明，全盤接受虎狼世界弱肉強食的“先進文明”，就能脫胎換骨變成肉食動物。但這必須從逼中國人對內彼此優(yōu)勝劣汰做起。只要逼中國人相互弱肉強食自相殘殺，就能脫胎換骨變成肉食動物民族——只要逼牛羊互相撕咬吞噬，就能把牛羊變成虎狼。到那時就不必再怕外來虎狼了。但在整個民族從牛羊變成虎狼之前決不能招惹外面的虎狼，必須蹈光養(yǎng)晦，逆來順受，老老實實乖如牛羊，人家要吃要殺悉聽尊便，反正它吃飽了剩下的總能活，反正被吃掉的都是“弱肉”、“垃圾人口”。用“劣等人”的生存換取“精英”、“上等人”的快活既合理又合算。誰敢反對，誰敢主張組織起來抵御虎狼，誰就是“極左”，誤國誤民，必須殺無赦，作為向虎狼表示誠意的投名狀——如此高見實際要把牛羊變成不倫不類的怪胎：對外如牛羊，任虎狼吞噬；對內如虎狼，彼此殘殺，永遠也休想組織起來一致對外集體生存，最后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以確保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為標準，上述兩種知識分子誰好誰壞不難判斷，一目了然。

【本文原載“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