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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眾的實踐是我們制定一切工作方案的基礎和依據,只有尊重群眾的實踐經驗,才能保證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決不能說“領導是老大”,領導說了算,領導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在國有企業里,也不能說“企業家是老大”,經理說了算。這種觀點是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
十九大報告談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時指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1]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
怎么理解“以人民為中心”?怎么實現“以人民為中心”?我想就此談點看法。
鄧小平根據“文化大G命”以后國際國內的形勢,提出“發展是硬道理”,集中精力把經濟搞上去。通過發展經濟解決當時的主要矛盾,即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依靠誰來發展?發展是為了誰呢?習近平總書記用“以人民為中心”明確回答了這兩個問題: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是為了人民。
人民是歷史創造者。是廣大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還是少數英雄人物創造歷史,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根本分歧之一。世界上所有持唯心史觀的人都主張歷史是帝王將相、天才思想家創造的,廣大勞動人民只是聽人支配的群氓,不起什么作用。他們看不起勞動人民。因此他們把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寄希望于少數“精英”。
唯物史觀恰恰相反,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物質生產的歷史,它是由廣大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人民創造的。毛澤東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的動力。”[2]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評教科書把群眾斗爭只看作是實現計劃的重要條件之一的說法,指出這“違背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歷史是計劃工作人員創造的,而不是人民群眾創造的。”[3]因此,我們講發展,就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忘記人民群眾,而指望少數“精英”,是發展不起來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
然而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往往忘記這個基本原理。舉一個例子吧。最近,有一個市為了發展經濟,專門發一個文件,提出“企業家老大”的口號。這就值得分析。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企業家”是要做階級分析的。有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他是為滿足人民需要而工作的,也有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企業家,不管是企業主本人還是被企業主聘用來的,他總是為追逐最大限度剩余價值而奔忙的。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把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為我們奮斗的目標,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追逐剩余價值的企業家身上吧。
即使是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也需要擺正位置。毛澤東指出:《國際歌》詞“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里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斗爭,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4]
毛澤東在談到誰創造歷史的時候,談到依靠誰的時候,總是強調是“勞動群眾”。那么他是不是忽視領導的作用呢?不是。但他把領導的作用形象地比喻為“加工廠”,基礎是群眾的實踐。勞動群眾的活動是根本的。他主張,一切工作都必須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群眾路線,它體現了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
領導的決策必須來自群眾的實踐,群眾在實踐中的經驗是我們正確認識的來源。離開了群眾的實踐經驗,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可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毛澤東教導,領導機關的工作方法是,“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5]
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總結了歷史經驗、尤其是“大躍進”以來黨內生活的經驗,對于如何貫徹群眾路線問題,作了精辟的闡述。他說,走群眾路線,實質上就是發揚民主的問題。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也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足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6]“加工廠”這個提法生動地表達了群眾路線的內涵,表達了領導與群眾的真實關系。
現在人們喜歡講“頂層設計”。這是借用西方政治學的一個概念。對“頂層設計”需要做具體分析。如果是指在尊重群眾創新、總結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領導機關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經驗加以總結,提出完整的、科學的方案,那是完全正確的。這種“頂層設計”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加工廠”。絕不能把“頂層設計”理解為少數精英離開群眾實踐,關起門來主觀地搞一套“制度設計”。
群眾的實踐是我們制定一切工作方案的基礎和依據,只有尊重群眾的實踐經驗,才能保證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決不能說“領導是老大”,領導說了算,領導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在國有企業里,也不能說“企業家是老大”,經理說了算。這種觀點是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
毛澤東把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把黨的群眾路線落實到國有企業的管理中去,就是他提倡的“鞍鋼憲法”。全國解放以后,我國的國營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基本上照搬蘇聯的“一長制”。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他認為,“一長制”沒有體現工人階級是企業的主人,沒有體現工人才是生產發展的動力。他十分欣賞鞍山鋼鐵公司提出的企業管理制度——“兩參一改三結合”,把它稱之為“鞍鋼憲法”,要求全國推廣。
“鞍鋼憲法”的基本精神是工人是企業的主人,發展生產必須依靠工人群眾。具體說來,對領導人員來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企業管理人員來說,要“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對工人來說,要保證工人參加企業的管理,真正體現工人是企業的主人。
提出“企業家是老大”,違背了勞動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也違背了毛澤東思想。只有堅持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勞動大眾是發展的動力,依靠他們謀發展,才能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戰略思想。
“以人民為中心”的另一個含義是,發展是為了人民。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決定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私利。假如像某一位黨建專家說的那樣,共產黨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那就不可能實現以人民為中心了。這種說法違背了黨的性質。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為最廣大群眾謀利益,是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7]他強調要關心群眾生活,切實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在第二次國內戰爭那樣艱苦的環境下,他仍然主張“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8]在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又強調“所有的共產黨員要替人民著想”,要“堅決同人民一道,關心人民的經濟困難”,“愛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長期打算,我們就一定能夠勝利。”[9]全國解放以后,他又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一定要保障群眾的生活,“我們應當有志氣、有決心做到這一項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事業,也應當有信心做到這一項事情。”[10]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條件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使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強調改善民生是發展的根本目的,我們的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是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如果不能讓群眾得到實際利益,這樣的發展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民生是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指南針”。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上指出的:
“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人民,就會失去生命力。”
“凡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都要嚴肅認真對待,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都要堅決糾正。”[11]
談到改善民生,必須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首先,發展經濟是改善民生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發展,談不上改善民生。不能脫離經濟發展水平來追求高消費。擼起袖子加油干,才有可能實現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時永遠不能忘記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生活富裕了也要堅持艱苦奮斗,不能墮入好吃懶做、追求奢糜生活的泥坑。
其次,要樹立社會主義的利益觀,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僅存在個人利益,還存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集體、個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互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然而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在具體利益問題上仍然存在矛盾的一面。正確處理三者關系是社會主義國家一項重要任務,處理得好,可以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處理得不好,就會引發各種問題,影響經濟的發展和政局的穩定。
毛澤東提出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方針,即“統籌兼顧、統一安排”,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適當的安排。”[12]三者“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那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為,“這是一個關系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復進行教育。”[13]我們在強調民生問題時,必須堅持這種社會主義的利益觀,不能有片面性。按照這種利益觀來處理利益矛盾,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協調各方面的利益,切實保證共同利益的實現,形成和諧的利益關系,進而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
“以人民為中心”,只有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實現。
任何剝削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以剝削階級為中心的,勞動人民總是處于被壓迫、被統治的地位。這是由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的。在社會關系這個系統中,生產關系是基礎,它決定政治、法律、思想等全部上層建筑。在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性的,它決定著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分配關系。誰占有生產資料,他在整個物質生產中就占有優勢,在私有制條件下,有人占有生產資料、有人喪失生產資料,生產資料所有者就有可能憑借生產資料來占有喪失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產品。生產的目的是服從于生產資料私有者的利益。生產資料私有者是整個社會的中心。
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他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們都是生產資料的主人。任何人都不可能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人人都必須進行勞動才能獲得生活資料,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就排除了剝削的可能。生產的目的不再像舊社會那樣滿足剝削者的需要,而是滿足全體人民的需要。在公有制條件下,發展經濟是為全體人民服務的。這就為以人民為中心奠定了基礎。
所以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必須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不高,我們不得不保留非公有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在非公有制經濟的范圍內,還不可能實現以人民為中心。但我們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整個社會范圍內處于主導地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公有制需要的生產力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范圍會越來越擴大。我們必須努力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在城市,要大力發展國有經濟,把國有經濟做大做強做優,在農村,則要大力發展集體經濟。這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就可以逐步覆蓋全社會。
現在,有人一面大談以人民為中心,一面卻對發展公有制經濟毫無興趣,甚至主張私有化,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對這樣的兩面人,應該保持高度警惕。
我國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政權掌握在人民手里,這是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保障。在舊社會剝削制度下,政權不歸人民所掌握,那是怎么也不可能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要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14]
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我國政治制度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如下:國體——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結構形式——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我國的政治制度的特點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在這一整套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中,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這一整套政治制度保證了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翁,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的政治保障。
人民掌握國家政權,這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情。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評教科書“講到勞動者享有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他指出:“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社會保險等等權利。”[15]
我們討論以人民為中心的問題,絕不能僅僅局限于改善民生的具體措施。從根本上講,沒有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以人民為中心是會落空的。
必須明確,一切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的上層建筑,包括憲政民主、普世價值等等,都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因而都有悖于以人民為中心。貫徹以人民為中心,必須堅決批判這些錯誤思潮。
注 釋:
[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21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402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7年印。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24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5]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66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2]《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0、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35、36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5] 毛澤東:《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注和談話》,第275、27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來源:“察網智庫”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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