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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工人階級政黨，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哲學基礎。堅持科學的無神論是黨對于自己的每一個黨員和申請加入的每一個先進分子最起碼的要求。然而近年來，黨內在堅持無神論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一些不良現象，值得重視。本文將黨員參教信教、黨員迷信特別是領導干部迷信和一些黨的基層組織面對群眾信仰向有神論發展的趨勢無所作為或斗爭不力三大問題歸納起來，概括為“黨內有神論問題”，并對黨內有神論問題進行一系列的分析，以力求解決之對策。

一、黨內有神論問題的主要表現及其危害

馬克思曾說：“共產主義是徑直從無神論開始的。”[①]無神論者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首先是個無神論者。無神論的對面是有神論，任何一個在堅持無神論問題上不夠堅決的人，最終必然倒向有神論。任何有神論者都是不可能贊同和信仰馬克思主義、從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因此，黨內一旦出現有神論，就一定會危害黨的健康。時下，黨內有神論問題已經發生發展，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將會對于黨的自身建設和黨的事業發展產生巨大危害。

（一）黨內有神論問題的主要表現

黨內有神論問題表現多樣，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大類別：

1、黨員參教信教

習近平同志指出：“共產黨員要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嚴守黨章規定，堅定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絕不能在宗教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和信念。”[②]黨員不能參教信教，這是黨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紀律，不容破壞，其道理不言自明，黨紀中有明確的禁止性規定，歷屆領導人也多次強調。

但是近年來，雖然從總體數量上看，參教信教的黨員仍是少數，但與以往相比，仍呈迅速增長和擴展的趨勢。這種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參教信教黨員在絕對數量上有增無減。

二是以往黨員參教信教問題主要出現在有濃厚宗教傳統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黨員群體中，目前卻在非少數民族地區和非少數民族黨員中頻繁出現。

三是參教信教黨員的分布日益廣泛化。以往參教信教的黨員主要出現在一些物質生活比較困難、而且缺少關愛的如農民黨員、退休黨員等黨員群體中，但近年來，參教信教的黨員出現年輕化、高知化和分布廣泛化的趨勢，高校學生黨員、教師黨員、工人黨員、白領黨員、企業家黨員參教信教日益增多，甚至黨政機關黨員群體、領導干部黨員群體中都出現了黨員參教信教的現象。有些黨員群體如教師黨員、機關黨員、領導干部黨員的參教信教現象雖不是很多，但是由于這些群體比較特殊，因此必須引起足夠的警惕。

四是黨員參教信教的行為實際上愈益公開化。黨員參教信教違反黨紀，其行為應具有隱蔽性。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參教信教黨員雖然沒有公開或書面聲明自己參教信教，但實際上并不回避群眾，個別黨員甚至不回避黨組織，其公然出入宗教場所、參加或舉行宗教儀式的行為，在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

五是在有關黨員是否可以參教信教的問題上意識形態斗爭日益激烈。黨員不得參教信教，這是黨的一條政治紀律，不存在多少學術討論的空間。然而近年來，一些學者甚至是學者黨員打著學術討論的旗號不斷提出“黨員可以信教”的問題[③]，公然反駁“黨員不可信教”的紀律要求，引起社會廣泛爭論，一時間竟甚囂塵上。有些人甚至在網絡上、媒體上發出呼吁、提議黨中央修改關于”黨員不得信教”的黨紀。就以上五個方面的表現來看，近年來黨員參教信教的問題日益嚴重，成為黨內有神論問題的一大主要表現。

2、黨員迷信特別是干部迷信

與參教信教相比，黨員迷信是更加低級的錯誤。黨的紀律中一直有關于黨員不得參與和組織迷信活動的明文規定。歷屆領導人也反復強調有關迷信問題的紀律。但近年來，黨員迷信特別是領導干部迷信之風愈演愈烈，并呈現出以下幾個新的趨勢：

一是機關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黨員迷信問題日益嚴重，逐漸取代了農民黨員群體成為黨員迷信的重災區。

二是黨員迷信從私密性走向集體化和公開化。黨員迷信因與黨紀相悖，本應具有私密性。但近年來，由于迷信黨員日漸增多，公開討論風水、星座、占卜等迷信問題的現象日益走向公開場合，有些單位中工作時間內外都充斥著有關迷信的話題，很多黨員參與其中，樂此不疲；有些迷信行為如風水、問卜等在一些地方竟然得到黨員領導干部的集體默許或認同，甚至出現過以紅頭文件批準迷信行為的惡性事件；個別高級官員供養“大師”保佑自己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甚至將“大師”捧為“社會名流”（如王林等）的也大有人在。

三是迷信綁架權力，與腐敗緊密交織。迷信本來源自愚昧，但近年來黨員迷信更多地根源于功利這一深層次原因。絕大多數迷信黨員，都有腐敗問題。保升遷、保平安、保發財是一些黨員干部迷信的主要目的。有的為了達到貪腐目的，甚至不惜濫用職權進行迷信活動，給黨和國家造成巨大損失。四是高級干部屢犯低級錯誤。黨的高級干部，本來應當是全黨的楷模，但近年來，卻頻出迷信高官，諸如劉志軍、李春城、白雪山等，從中央高干到地方大員，給黨的形象帶來極壞的影響。就以上四個方面的表現來看，近年來黨員迷信的問題日益嚴重，成為黨內有神論問題的一大主要表現。

3、一些黨的基層組織面對群眾信仰向有神論發展的趨勢無所作為或斗爭不力

對于群眾之中的有神論思想，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種種原因，黨和國家是不能夠也不應該通過行政的力量企圖在短時間消滅的。不過，作為一個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執政的共產黨，黨也有責任、有義務在群眾中宣傳科學的無神論思想，引導群眾信仰向無神論方向發展。

但是近年來，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文化素質的提升，群眾的信仰不是愈益明顯地向著科學的無神論方向發展，而是非常反常地出現了向有神論方面發展的趨勢。一方面是各種宗教在群眾中的影響范圍逐漸擴大，教徒教眾只增不減，信教群眾結構也廣泛擴展，各種宗教活動、宗教儀式、宗教場所悄悄地出現在城市和鄉村里越來越多的群眾生活之中，傳教活動也日益在普通群眾中公開半公開地存在；另一方面是各種迷信活動如算命測字、占卜吉兇、星座運勢、看風水觀廟會等充斥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電腦網絡、手機游戲、旅游景點等場所，在群眾的日常生活、節慶民俗等時機，披上心理學等現代科學的外衣，利用網絡等現時代提供的技術手段，有的甚至打上經濟發展的旗號，改頭換面，以新的形式泛起沉渣。

面對這種情況，一些黨的基層組織呈現出兩種錯誤傾向：

一是無所作為或形式主義。有些是忘記或輕視了在群眾中占領意識形態高地的重要性，有些甚至認為意識形態斗爭主要是中央的而不是自己的任務，因此面對有神論在群眾中不斷擴展的趨勢無所作為，或只在形式上做些沒有實際效果的工作應付了事，造成了有神論在其治下如入無人之境，迅速占領意識形態高地。

二是斗爭不力或方向錯誤。有些組織雖然有與有神論斗爭之心，但由于斗爭不夠堅決或斗爭方法不正確等原因，使科學的無神論一時處于弱勢。還有些組織不能正確認識和分析有神論在群眾中擴展的現象，使之應對行為出現了方向上的錯誤。

在實踐中，我們看到許多宗教盛行地方的黨組織長期片面奉行“引導宗教和社會主義相適應”、“引導宗教徒與世俗群眾和諧相處”的方針，卻不提如何引導群眾更多地轉到信仰科學無神論的方面來。這樣一來，一些宗教組織也順勢在諸如拆遷、征地等工作中積極幫助地方政府做一些宣傳和組織的工作。

從短期來看，宗教和社會主義達到了一定程度的適應，但從長期來看，這種適應一方面會使宗教在實際上逾越國家宗教政策規定的界限；另一方面，會使群眾產生認識上迷惑，分不清楚宗教組織與黨組織、政府組織之間的本質區別。一旦宗教出現與社會主義不相適應的情況，這種危險就變得十分明顯了。

（二）黨內有神論問題的危害

黨內有神論問題嚴重危害黨的健康，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重視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

首先，黨內有神論問題的存在嚴重破壞了黨內政治生態。健康潔凈的黨內政治生態是黨的組織正常運行的基礎。黨內有神論問題嚴重污染了黨內政治生態，對黨的健康帶來極大危害。

一方面，黨內有神論問題侵蝕著黨的思想基礎。在我們黨內，任何對于有神論的讓步，都等于對無神論的收縮，任何有神論的擴展，都意味著無神論的失利。黨內有神論問題的日益嚴重，實際上說明了我們黨內有越來越多的黨員和組織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方面、在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方面產生了動搖，這種動搖從根本上侵害著我們黨的思想基礎，毀壞著我們的黨內政治生態。

另一方面，黨內有神論問題削弱了黨的集中統一。我們黨的力量，來自于黨的隊伍在行動上的一致性，來源于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集中統一。共產黨員一旦將神作為自己膜拜的偶像，就一定不能做到對黨絕對忠誠、對黨的事業完全投入，甚至多數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以共產黨員之形，謀求神拜佛之實，當黨的利益同神的旨意發生沖突時，又必然倒向神的一面，損害黨的利益。有的黨員爭辯說，他在膜拜神靈的同時也同樣信仰著共產主義。這完全是無稽之談。一心不可二用，每個人都不可能有兩個信仰。歷史上無數革命運動的實踐都表明，共產黨必須是徹底的唯物論者，一切不徹底的唯物論者最終必將放棄對于共產主義的追求。如果黨容許大量有神論者以公開的或隱蔽的方式存于黨內，久而久之，必然削弱黨的集中統一。這種削弱，越是到了關鍵時刻就越是表現得明顯。

其次，黨內有神論問題的存在嚴重破壞黨在群眾中的進步形象。我們黨是以鮮明的階級性來展現自己的先進性、又以自己的先進性來帶領人民群眾向著理想的方向前進的。科學的無神論是這種鮮明的階級性及以其為基礎的先進性所由產生的根本基礎。黨內有神論長期存在并且發展，是黨墮落的一種表現。

這種墮落，短期來看，會造成群眾對于有神論思想在認識上的迷惑，從長期來看，則會使群眾懷疑黨的先進性，進而逐漸放棄對黨的支持和擁護。如果黨對于存于黨內的有神論問題長期未能有效治理，那么再談多少“堅持黨的領導”也仍然是自說自話、無人理睬的。

可見，近年來黨內有神論問題在黨內有所發展，并開始危害到黨的精神的和肌體的健康，成為威脅黨的生命和黨的事業的一大隱患，是新時期全面從嚴治黨必然要面對的重要而緊迫的問題。

二、黨內有神論問題的原因與實質

黨內有神論問題產生和發展的原因錯綜復雜，要從根源上治理，必須找準原因，抓住實質，才能確保根治。

（一) 黨內有神論問題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探析

黨內有神論問題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復雜，可以從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展開探析：

從客觀方面來看，大體上可以概括出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社會轉型。

社會轉型期一般都伴隨著各種社會思潮的躍動，各種有神論也和其他社會思潮一樣，用盡各種手段，爭取自己的群眾陣地。過去的四十年，是我國社會大變動的四十年，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等所有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精神生活開始豐富多樣的同時，社會思潮也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在多種社會思潮的競爭中，有神論也必然努力占據一定的市場。這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二個原因：歷史傳統。

傳統中國是一個世俗社會，并沒有過政教合一的歷史，這是事實。但是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和剝削階級統治的需要等原因，神靈也一直沒有淡出過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到統治者的政治統治，下到老百姓的民間信仰，有神論幾乎無處不在。雖然今日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遷，但是要想在中國社會一下子清除已經浸染在日常生活和社會習俗中的有神論仍是絕不可能的事。

不僅如此，我們還應有心理準備，即一旦有合適的時機，有神論還會膨脹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由于歷史上一直都不是一個敬奉單一神靈的社會，而是一個包容各種有神論的社會，當某種外來宗教傳入中國的時候，很少遭遇到十分決絕的抑制。這成為新時期各種有神論爭取陣地的一個有利客觀條件。

第三個原因: 和平演變。

帝國主義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演變從未走遠。對于這一點，我們必須始終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隨著中國的發展和強大，和平演變的戰略也在不斷地調整和變換。利用各種有神論包括宗教、迷信甚至是邪教等，或者傳播攜帶西方政治文化基因的意識形態、進行政治上的滲透，或者明里暗里支持和煽動、削弱黨在社會上的威信、干擾社會主義建設的進行等等，一直是西方帝國主義敵對勢力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重要手段之一。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他們借中國對外開放因而國門大開之機，或者直接組織、或者背后資助、或者間接慫恿，欲圖通過各種辦法搞亂中國社會，架空黨的領導，扼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無論我們是否愿意和是否承認，只要帝國主義敵對勢力存在，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演變就不可能停止，各種有神論也必然會在其操縱之下以各種方式、借助各種機會滲入中國。

以上三個方面原因，造成了黨內有神論問題發生的客觀環境，構成了黨內有神論問題產生和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

從主觀方面來看，大體上可以概括出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唯物主義世界觀不徹底，共產主義信仰不堅定。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其信仰必然具有科學性、系統性和完整性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馬克思主義政黨，不僅僅要求黨員樹立共產主義信仰，而且還要求黨員將共產主義信仰牢固地樹立在徹底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無產階級政治立場的基礎之上。只有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對個人來說，才不致成為精神世界的空中樓閣，才能在科學世界觀的支撐下堅實牢固。

因此，要堅定共產主義信仰，首先就要樹立科學的世界觀，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成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從整個人類哲學史發展的過程來看，在世界觀問題上只有兩個基本派別，即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不存在中間派別。所謂二元論者，由于其唯物主義世界觀不徹底，最終還是要倒向唯心主義的。

因此，在我們黨內的每一個成員，如果是在世界觀問題上三心二意或者是半心半意，那就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最終必然要倒向唯心主義，而唯心主義終究是不能將其引導到追求共產主義的道路上來的。倒向有神論只不過是所有倒向唯心主義的情況中最為墮落的一種而已。

第二個原因：政治意識不強，政治功能弱化。

政治性是政黨的本質屬性，不論是無產階級的還是資產階級的政黨都必須要講政治，否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講政治，最首要的就是要講究階級斗爭。中國共產黨能在舊中國激烈殘酷的階級斗爭中誕生和成長起來，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其善于講政治。但是改革開放后，越來越多人的政治觸角失去了原有的敏感，變得麻木、冷淡。恥談階級斗爭、輕視階級斗爭，甚至不承認階級的存在，把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武器閑置起來，這些做法一時間在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潮流”。這個“潮流”若長期存在有巨大的危害。

一方面，它會嚴重弱化我們黨的政治意識，進而弱化了我們黨的政治戰斗力，使黨失去原有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判斷力。我們看到，在黨內有神論問題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一些黨員看不到有神論與黨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競將其當作一般的社會文化加以包容，甚至加以支持；一些黨員忽視了某些有神論擴展過程中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推手，幼稚地認為這是一種全球化大趨勢帶來的思想交融。可見，不講政治，黨就有可能在未來發生激烈政治斗爭的時候，徹底失去政治對抗的能力，成為政治角逐中的失敗者。從另一角度來看，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資產階級政黨一直是非常講政治的。如果我們不講政治，就相當于在未來的階級斗爭中正要迎來一場與有準備者的無準備之仗，斗爭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我們黨的宗教觀和宗教政策，體現著黨對有神論的深刻認識，有著深刻的內涵，也體現著對于我國社會有神論存在狀況的切實把握，并在實踐中反復得到證明。要正確地理解黨的宗教觀，正確執行黨的宗教政策，其中第一個要求就是要講政治。只有講好政治，才能避免片面化、簡單化和庸俗化，才能不致在面對各種有神論問題時犯方向上和戰略上的錯誤。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看問題要抓住主要矛盾。造成黨內有神論問題的原因多樣，錯綜復雜，但主觀原因是問題的主要原因。這一方面是因為，黨內有神論問題是屬于黨的思想領域的問題，主觀原因比客觀原因更加接近問題本身；另一方面是因為，雖然一系列客觀原因造成了黨內有神論問題發生發展的環境，但是在客觀條件一定的情況下，主觀能動性是否能夠正確地發揮和發揮到何種程度，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換句話說，以上列舉的一系列客觀原因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應是黨內有神論問題發生發展的定量因素，而兩個方面的主觀原因，則是黨內有神論問題發生發展的變量因素。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說黨內有神論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觀原因。

（二）黨內有神論問題的實質

抓住了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比較容易抓住問題的實質。黨內有神論問題的實質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是黨性不純，特別是在世界觀上不能做到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另一主面是黨紀權威不立，特別是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屢遭輕視和破壞。要有效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必須抓住這兩個方面問題的實質。

梳理黨內有神論問題的表現和危害，分析其產生發展的原因并抓住問題的實質，這些都是在認識上解決黨內有神論問題。然而，全面從嚴治黨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在實踐中解決問題。就黨內有神論問題而言，在從認識上把握到實踐上解決的過程中，有兩個環節最為關鍵：即落實責任和找到方法。

三、黨組織應對黨內有神論問題負起政治責任

責任，有兩個方面的涵義，一方面是指份內應為或應不為之事；另一方面是指出現問題或過失后應承擔的義務。要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必須厘清責任，一方面要準確定位責任主體，另一方面要明晰確定責任性質。

首先是準確定位責任主體。 

定位責任主體就像治病之前要找準病灶一樣，是解決黨內有神論問題的一個前提。表面上看，這個責任主體似乎并不難找。以往研究一般都直接或間接地將黨內有神論問題的原因歸咎為“理想信念不堅定”，而將責任主體指向黨員。雖然這些分析和推論有理有據、符合邏輯，但是黨內有神論問題仍然沒有因此得到徹底的解決。這是為什么呢?究其原因，可以說是“病灶不準，醫治無效”。

本文認為，黨員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不堅定，的確是黨內有神論問題發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但它只是一個直接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這是因為，就黨內有神論問題的性質、影響和形成過程來看，該問題主要是黨的問題，而不主要是黨員個人的問題。我們認識、分析和解決黨內有神論問題，也應主要地在黨的層面進行，而不是主要地甚至全部地在個人層面上進行。誠然，黨的確是由一個個黨員組成，但黨卻不只是一個個黨員的簡單相加，而是經過一系列系統的組織工作組織起來的有機整體。如果把黨的問題與黨員個人的問題混淆起來，實際上是在認識上犯了機械論的錯誤，必然使實踐走向錯誤的方向。

在近年來的實踐中，黨內有神論問題遲遲得不到徹底的解決，深究起來，應是在于把解決問題的主要關注點放在黨員而不是黨組織的身上，形象一點說，就是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找錯了主要病灶的位置。因此，要從根本上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就要把責任主體定位于黨的組織而不是黨員個人；要把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的發生空間，定位于黨組織的層面，而不是黨員個人的層面。

第二步是要明晰確定責任性質。

黨組織在黨內有神論問題上究竟負有什么樣的責任，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根據前述研究，本文將黨組織在黨內有神論問題上所應負的責任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責任：黨內政治生活不嚴肅，造成黨性熔爐功能弱化的責任。

黨的組織是一個大熔爐，通過熏陶、教育、鍛煉、批評甚至淘優汰劣等等過程對黨員加以錘煉，使黨員成長成熟，掌握并堅定對于科學世界觀認同，黨性日久彌堅。黨組織的黨性熔爐功能，為黨的事業發展所必需。這是因為黨的事業——實現共產主義——之偉大，不可能由一人之力、憑一世之功完成，必須有一個整齊劃一且延續不斷的政治隊伍來承擔。黨的事業的發展和黨的隊伍的成長必須同步進行，互為條件，相輔相成。黨的事業發展為黨的隊伍成長提供了鍛煉平臺，而黨的隊伍的成長則為黨的事業發展提供著組織基礎。這就必然要求黨的組織發揮黨性熔爐功能，將有著萬千差異的單個黨員錘煉成一個方向一致、步調整齊、充滿力量的有機整體。

然而黨組織又不天然是一個大熔爐。對于黨組織來說，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就是這個熔爐里的火。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燒熱”黨組織這個熔爐、錘煉黨員黨性的前提條件。實踐證明，沒有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黨組織的熔爐功能就會弱化甚至喪失。

習近平同志指出：“有什么樣的黨內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樣的黨員、干部作風。一個班子強不強、有沒有戰斗力，同有沒有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密切相關；一個領導干部強不強、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經過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鍛煉密切相關。”[④]

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其核心要義在于嚴肅認真地講政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需要多方努力，其中至關重要的是要使全黨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政黨有別于其他政黨的本質特征”[⑤]我們不難發現，凡是黨內有神論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黨組織的黨內政治生活大多是不夠嚴肅認真的。這種不嚴肅、不認真主要地表現在淡化黨內政治生活政治性的問題上。

有的黨組織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只討論業務問題，避談政治問題或輕描淡寫地談政治問題；有的黨組織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對黨員思想上的變化不聞不問，對錯誤思想不事批評，搞無原則的包容；也有的黨組織在黨內政治生活問題上采取娛樂化的態度，或懶于深入研究理論問題和現實情況，無的放矢，搞點形式主義應付了事，造成黨內政治生活的庸俗化，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黨員的黨性得不到有力的錘煉，科學的世界觀不能穩固地建立，一部分人滑向有神論，或者不敢、不愿同有神論作斗爭，致使黨內有神論問題日益嚴重，就不是很難理解了。黨內有神論問題的發生發展，同一些黨組織長期弱化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造成黨組織的黨性熔爐功能嚴重弱化密切關聯。

第二個責任：原則問題面前不亮劍，造成戰斗堡壘功能弱化的責任。

所謂戰斗保壘功能是指黨要求自己的基層組織作為黨直接與群眾聯系的環節，要起到聯系、凝聚并率領群眾一起按照黨的要求完成各項黨指派的任務的作用。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戰斗堡壘功能，在不同的時期由于時代的原因和黨的工作重心不同內容也有不同，但在堅持政治原則方面則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實踐證明，堅定的政治原則是基層黨組織保持戰斗力和正確戰斗方向的根本前提，是基層黨組織發揮戰斗堡壘功能的基礎。無論到了什么時候，無論黨的工作的具體內容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堅持黨的政治原則這一點都不能有絲毫改變。正所謂，有所變，有所不能變。

每一種社會思潮都有盡可能多掌握群眾的要求，有神論也一樣。從性質上看，有神論與科學世界觀相悖，是剝削階級腐朽的政治統治思想體系的殘余。面對有神論借著改革開放之機洶涌而來的狀況，黨的基層組織有責任與之進行堅決的斗爭，通過大力宣傳黨的理論、詳細解釋黨的政策、耐心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抵制有神論在群眾中的傳播，把更多群眾從有神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引導他們轉向科學的無神論的方面。

意識形態的高地，我們不主動占領，敵人勢必捷足先登。面對有神論的挑戰，黨的基層組織必須要發揮出戰斗堡壘功能。習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⑥]這句話時刻提醒我們，每個基層黨組織都不應忘記自己的政治性質和政治責任，不能只顧經濟工作一頭而淪為一般的經濟工作單位或上傳下達的行政機關，在政治工作中完全失去積極性和主動性。

然而，在實踐中，我們經常看到一些黨組織輕視或者忽視了抵制有神論的工作，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作為黨組織的政治性質，對有神論問題的發生發展不聞不問，個別黨組織甚至對于一些有組織的、或明或暗的有神論宣傳活動不理不睬，不敢、不愿亮出我們黨的真理之劍，使各種有神論在其治下如入無人之境，迅速擴張，導致黨的工作在這些地區陷入十分尷尬和被動的境地，在有些情況嚴重的地區，黨在群眾中的威信竟比不上神的“旨意”了，黨對一些群眾的工作居然要通過教會組織，黨的一些政策也依賴當地教會組織幫助宣傳，還美其名曰為“讓宗教發展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馬克思曾說：“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 [⑦]因此，這種情況是十分危險的。可見，黨內有神論問題的發生發展，同一些黨組織長期在政治原則問題上奉行好人主義而不是亮劍相對，造成黨組織的戰斗堡壘功能嚴重弱化密切關聯。

第三個責任：宗教政策落實不到位，造成政治服務功能弱化的責任。

黨的事業同人民群眾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決定了全面落實好黨的政策是黨組織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基本途徑，也是基層黨組織發揮政治服務功能的重要內容。我們黨現行的宗教政策來源于革命時期的統戰需要，建國后又充分考慮到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和國家安全、穩定和建設的客觀需要，實事求是地制定的。隨著歷史的發展，黨的宗教政策經歷了時代的考驗，不同時期有所調整，但在實質上沒有變化。面向群眾全面宣傳和執行黨的宗教政策，這是黨對于基層黨組織在宗教工作方面的基本要求。

但是近年來，某些基層黨組織在宣傳和執行黨的宗教政策方面比較片面，特別是在體現黨的政治原則方面出現了淡化和輕視的現象，比如有些黨組織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等同于鼓勵和支持或者不主動限制宗教的發展；有的黨組織以積極引導宗教和社會主義相適應為名，無原則地調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與宗教的根本分歧，不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科學的無神論；有的黨組織一味地宣傳宗教信仰者的權利，很少提或根本不提其應盡的義務，不強調其應嚴格遵守的不得在國家不允許的非宗教場合中進行傳教活動等禁止性規定等問題；一些黨組織沒有在強調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更加強調公民其實也有不信教的自由，這使得一些世界觀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受到信教家長和親友的影響，從小就被宗教氣氛裹挾，在接受科學世界觀教育方向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更有甚至者，個別黨組織竟然無視宗教與迷信、邪教的區別，容忍迷信活動和邪教活動打著宗教信仰自由的旗號大肆活動，平時不加干預，到出現嚴重事件或已有損群眾巨大利益時才緩慢招架等等，這些問題，給有神論問題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滋生空間，也給黨的形象帶來極壞影響，從本質來看，實際上是使黨的宗教政策的政治性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被閹割。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對于黨內有神論問題的發生發展，我們黨的基層組織是負有責任的。這個責任，相對于黨員個人自身理想信念不堅定的責任來說，是更為主要的責任。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從性質上來說，這個責任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責任。一些黨組織的政治功能減弱退化，與黨內有神論問題的嚴重性成正比相關，存在著根本上的因果關系。因此，一些黨的基層組織必須反思在面對有神論時存在的政治弱化傾向和因此出現的問題，黨也有必要責成這些基層組織為此負責。

四、以制度規范組織責任、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是思想建黨的重要內容

厘清責任、落實責任都不是最終目的，解決問題才是根本要求。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不但要有明確方向，還要有具體的途徑。從嚴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是新時期思想建黨的重要內容。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大背景下，以制度規范黨的基層組織在這一問題上的責任，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為此，主要應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努力:

（一）方向明確的目標責任

組織的行動不同于個人，必須有方向明確的目標，才能保證整個組織的行動整齊高效。如前所述，一些黨的基層組織長期不重視講政治，政治功能嚴重弱化，給黨內有神論問題的提供了滋長的空間，因此要負政治上的責任。要從嚴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首先必須明確黨的基層組織應所承擔之目標責任的政治方向；同時，為了便于落實和追究，目標責任還必須簡單明確，基本上應包含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黨的基層組織必須確保本組織內部無有神論現象。黨的指導思想是科學的無神論，每一個黨員都應當是無神論者。這是黨的重要原則。黨的基層組織作為培養和管理黨員的一線單位，有責任通過審查、教育、引導、批評、處分甚至淘汰等黨紀規定的手段有效清除黨內的有神論現象，不論這些有神論現象是表現在思想、言論還是行動上，也不論這些有神論現象是處于公開狀態還是半公開或不公開狀態，黨的基層組織都有責任對其進行有效的清理，直至清除。

黨組織有責任不斷提醒和教育每一個黨員，黨是科學的無神論信仰者組成的先進政治組織，不允許任何黨員信奉、支持、贊同有神論或在有神論與無神論中間持所謂中立態度、模糊態度，或者說一切不堅持或不堅決堅持科學無神論的人和現象都是必須受到政治上嚴肅批評和嚴格整改，直至重新回到科學無神論的方面來。這是黨內極其重要的政治紀律要求，任何黨的基層組織如果不做到這一點，就要在政治上承擔責任。

二是黨的基層組織要在對群眾的工作中樹立科學無神論組織的正面形象，并確保科學無神論在群眾精神世界中的陣地持續而有序地擴大。領導群眾同落后的現象做斗爭，并力爭向進步的方向不斷前進，是黨的先進性的體現；而群眾之所以能跟黨走，最根本上也是因為黨具有這樣的先進性。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對群眾工作的第一線，負有教育群眾、引導群眾和凝聚群眾的重大政治任務。如果黨任憑群眾都流動到信仰有神論的方面去而不積極地做群眾的工作，不主動引導群眾轉到科學的無神論方面來，那么就談不上堅持黨的領導、也談不上搞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了。

為此，黨的基層組織在對群眾的工作中，必須積極宣傳黨的觀點和主張，舉起鮮明的科學無神論旗幟，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使群眾受到教育，使越來越多的群眾逐漸地從落后腐朽的有神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是一切黨的基層組織都必須努力完成的政治任務，任何黨的基層組織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要在政治上承擔責任。

（二）科學規劃的程序責任

程序，一般指人們辦事所要經歷的步驟或環節以及這些步驟或環節之間的次序。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人們幾乎每辦一件事情都要涉及到不同的單位和個人，如果沒有科學規范的程序或不按照程序來進行，很多事情的辦理都會寸步難行。現代管理學特別重視程序管理，提出“細節決定成敗”的口號。他們認為嚴格執行科學規范的程序就是整治細節最好的辦法。

全面從嚴治黨借鑒了這一科學觀念。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行動中提出了制度治黨的理念，程序治理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對于黨內有神論問題，程序治理是必備的治理方式。黨必須重視以制度方式對基層組織提出科學合理的程序要求，并責成其完成程序任務；黨的基層組織也必須堅守履行程序之責，確保完成好程序任務。既然如此，必須首先對于黨的基層組織所應履行的程序責任進行科學規劃和制度設計，準備好落實其程序責任的前提。限于篇幅，本文不從微觀上討論程序步驟具體細節的設置，只從宏觀上討論黨的基層組織必須要履行的幾個程序內容。

一是黨組織必須要履行教育的程序。黨組織的教育工作分為教育黨員和教育群眾兩個方面，教育的內容以政治教育為主。黨組織對黨員的教育主要以組織黨員學習黨的理論、大政方針政策等內容為主，教育的方式分為集中性教育和經常性教育兩種，在樹立科學世界觀和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等問題，要以經常性教育為主。

針對目前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過程中出現的經常性教育屢有缺失或者無效、集中性教育不夠又易流于形式主義等問題，可以考慮除對黨的基層組織履行程序的過程進行嚴格要求之外，還應加入嚴格的考核措施，以考察各項程序履行的效果。

黨組織對群眾的教育以宣傳為主，宣傳的黨的大政方針政策，以求群眾的理解、認同與支持。對于群眾的教育要講究方式，以群眾的理解和接受作為履行教育程序的目的。為此必須深入聯系群眾，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對群眾在有神論問題上的認識程度、認識水平和群眾對黨的理論的接受程度進行掌握，并根據本地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展開宣傳教育工作。

二是黨組織必須要履行調查的程序。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針對性。黨內有神論問題在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的表現程度各有不同，形式也多種多樣，不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就不可能掌握情況，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因此，必須在制度上規范設計調查的組織程序，責成黨的基層組織認真履行。

基本上調查程序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形勢調查，即要求基層組織應實時掌握對本轄區本單位的黨員和群眾的思想動態，以及時向上級組織匯報情況并有針對性地開展好自己的工作，防止出現黨組織掌握的形勢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甚至大相徑庭的情況；

二是人員調查，即要求黨的基層組織在發展、教育、管理黨員和聯系、組織、發動群眾的一線工作中，要通過各種途徑，做好辨識人員的工作，包括對于黨員、積極分子、群眾骨干等人員的背景資料和發展情況等有比較真實具體的掌握，對針對性地對其展開教育、引導、影響的工作，防止出現組織內部有黨不了解的黨員、組織周圍有黨根本不認識的群眾的惡劣情況；

三是問題調查，即針對某一特殊現象或問題展開調查，查清來龍去脈，有效解決問題，及時上報情況并總結經驗教訓，應注意防止出現小問題不屑于解決，大問題又難以招架的被動情況。

實踐表明，黨的在實際工作中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很大程度上要靠深入的調查研究來保證，黨的基層組織作為黨的一線工作部門，承擔著全黨工作中最基本的調查任務，其所作的調查將匯總成為黨中央最后決策的基本依據。因此，必須重視黨的基層組織的調查工作，以制度方式嚴格責成其履行調查的程序。

三是黨組織必須要履行處置的程序。黨內有神論問題發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基層黨組織在問題處在萌芽狀態時未能及時、合理、有效地進行處置，終使小問題累積為大問題，造成被動局面。

有鑒于此，必須責成黨的基層組織嚴肅履行處置程序，對相關人員、事件及時處置，抓小抓早，妥善解決問題。黨組織履行處置程序，必須體現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則：一是及時性原則，即抓小抓早，盡量把問題消滅在萌芽時期，把損失降到最小范圍；二是制度性原則，即處置問題的過程要做到有理有據、依法依規進行；三是嚴肅性原則，即在政治問題上嚴肅追究，不能輕描淡寫；四是挽救性原則，即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嚴肅處置問題和人員的同時，使大家廣受教育，降低此類問題繼發的可能。

（三）嚴格督查的執行責任 

制度的權威要靠不折不扣的執行來體現。再科學規范的制度，一旦在制度執行這一關有所松懈，就會前功盡棄。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必須對基層黨組織的制度執行工作進行嚴格督查，落實其執行責任。

具體來說，黨組織的執行責任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嚴格督查：

一是執行前，要嚴選執行人員。制度執行是黨的行為，但總是要人來執行的，由誰來代表組織進行這項工作，這需要由黨組織來決策。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是一項重要而復雜的工作，不是隨便什么人都能勝任，執行制度的人員必須是理想信念堅定、政治素質過硬并具有一定相關工作經驗的人員。黨的組織有責任在遴選人員、安排任務的過程中考慮到這些內容，采取審慎負責的態度。

二是執行中，要嚴查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害死人”[⑧]。制度執行一旦沾染了形式主義的病毒就將變得毫無意義。黨內有神論問題歸根結底是精神世界的問題，是思想領域的斗爭，最容易在實踐中沾染形式主義。有的基層組織只將任務分派下去就坐等收獲，認為再出了事情應由執行人員具體負責，這種態度是很不負責任的。雖然黨的工作要一個個個人來具體執行，但這些個人都是代表黨來執行，黨的基層組織仍是這些執行活動成敗的第一責任主體。即使任務已經分解派發，但黨組織仍負有監督之責，有保證制度執行有效進行之責。因此黨組織在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的過程中必須嚴格督查制度執行，謹防形式主義。一旦出現形式主義，黨組織應為其負責。

三是執行后，要嚴審執行質量。治理黨內有神論問題要達到一定的目標，治理行動方能被視為有效，因此，執行治理措施后，要嚴格審查執行效果，對照目標要求，找出差距，反思原因，即行整改，直到達到目標要求。黨的基層組織有責任嚴審治理工作的執行質量，并為此負責。

黨的基層組織既是黨內有神論問題的責任主體，又是治理主體。在制度上落實黨組織應負的責任，是在根本上和長遠上解決問題的需要。在黨內有神論問題的治理過程中，要把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有機地結合起來，用制度的現實性打敗形式主義，造成一座連接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實踐之橋。

綜上所述，雖然黨內有神論問題既表現于黨內，也表現于黨外，但因其產生的根源仍在黨內，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分析內因出發。另一方面，就問題發生的層次來看，黨內有神論問題主要地應是黨組織的問題，而不應主要地被看成是黨員個人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首先明確該問題的責任主體是黨的基層組織。同時，對于該問題的治理，應當注意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用制度方式落實組織職責，最終達到在思想上肅清錯誤觀念、取得對黨內有神論問題斗爭的勝利。

注 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頁。

[②]習近平:《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報》，2016年4月24日，第01版。

[③]參見：李向平：《紅色宗教徒的入黨問題》，中國宗教學術網，2011年3月30日，http://iwr.cass.cn/zjyzz/201103/t20110330_3109343.shtml；卓新平：《論積極引導宗教的現實意義》，：《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等。

[④]習近平：《歷史使命越光榮奮斗目標越宏偉，越要增強憂患意識，越要從嚴治黨》，北京：《人民日報》，2014年10月9日，第01版。

[⑤]習近平：《歷史使命越光榮奮斗目標越宏偉，越要增強憂患意識，越要從嚴治黨》，北京：《人民日報》，2014年10月9日，第01版。

[⑥]習近平：《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  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北京：《人民日報》，2013年8月21日，第01版。

[⑦]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頁。

[⑧]轉引自：江澤民:《江澤民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頁。

（作者系鹽城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博士后；本文發表于《科學與無神論》2018年第3期，來源：治國理政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