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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國企混改必須維護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點擊：作者：周兵來源：昆侖策網【綜合】發布時間:2018-08-11 1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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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所有制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國企混改必須維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國企混改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改革新思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謀利益，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神圣職責，也是發揮我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主力軍作用最重要最基礎的工作。”[1] 30 年的改革實踐證明，只有不斷鞏固工人階級的國家領導階級地位，保障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國企改革才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才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打下堅實的基礎。

　　維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是我們黨的性質決定的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階級地位。”[2]在國企混改這場恢弘的經濟變革中，工人階級作為黨的階級基礎和國家領導階級的地位沒有變，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重要社會支柱的地位沒有變，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主力軍的地位沒有變，始終是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力量，是不斷發展人民根本利益的堅定力量，是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中堅力量。

　　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同我們黨的利益高度一致。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始終把工人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和依靠力量。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我們黨的根本指導方針，維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必須貫徹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過程，尊重職工群眾的主體地位，煥發職工群眾的國家主人翁精神，鞏固和擴大深厚的群眾基礎。黨的事業就是工人階級的事業，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關系著工人階級的前途命運。鄧小平同志曾說，工人階級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同社會化的大生產相聯系，因此它的覺悟最高，紀律性最強，能在現時代的經濟進步和社會政治進步中起領導作用。工人階級是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和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決定性力量，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主力軍。維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是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階級地位的有力保障。

　　堅決維護工人階級的國家主人翁地位。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其國家主人翁地位在法律上、政治上是明白無誤的。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國工人階級不愧是久經考驗的立場堅定的革命領導階級，能在現時代的經濟進步和社會政治進步中起領導作用，工人階級靠得住。

　　但隨著國企混改的不斷深入，部分企業過分突出企業領導者的責權利，而使職工群眾的權益在一些地方受到不應有的削弱，變依靠工人階級為依靠少數“能人”，嚴重忽視了職工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甚至有人不斷鼓吹西方新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潮，公開否認職工群眾是企業的主人，試圖改變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還有人錯誤地認為，既然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了，那么同資產階級相對立的工人階級也就不存在了；也有人提出，由于工人階級內部結構發生了變化，工人在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面前已喪失了它的先進性，進而否定工人階級是黨的階級基礎，否定黨的性質。這些行為都是值得警惕的。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和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所決定的，具有客觀實在的經濟政治基礎，是不容詆毀和改變的。

　　保障工人階級利益才能調動積極性和創造性。保障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是發揮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積極性、創造性的根本途徑。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3]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就要時時處處為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著想，保證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的權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就要在政治上保證、制度上落實、素質上提高、權益上維護，在國企混改中把工人階級的利益擺在重要位置，通過深入的調查、廣泛的動員、切實可行的操作，正確地處理個人與企業、局部與整體、小局與大局、眼前與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

　　當前國企混改比較突出的問題

　　在國企混改過程中，一些企業領導者過分強調金融資本、科技進步的作用，使金融資本在勞資關系中擁有的優勢地位越來越突出，并不斷地侵蝕工人的權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成長進步的觀點，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的觀點，那種以為科技進步條件下工人階級越來越無足輕重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有害的。”[4]另外，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鼓吹新自由主義，推銷國有資產私有化等論調，導致金融資本至上的思想不斷影響著一些國企管理者，從而嚴重忽視了廣大工人權益。

　　過分追求企業利潤而弱化職工權益。有的國有企業在混改的過程中過度市場化，不斷地向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單一目標轉化，存在通過削減職工權益，來達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利潤。一些主流經濟學者受境內外一些資本利益集團把控的輿論影響，自身的話語體系在相當程度被資本的利益所左右。如過分地強調我國廉價勞動力的所謂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對職工的生存現狀進行有意無意的忽視，抬高資本的主權和利益。企業一方面通過壓低職工工資水平和降低職工福利等手段提高企業效益，另一方面把企業原先承擔的住房、醫療和教育等保障剝離給社會，從而忽視社會公益目標，如解決就業、維護社會公平等等，導致職工權益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忽視，并受到侵害。與此同時，企業管理者的權威不斷得到強化，不再強調職工是企業的主人翁，日益忽視職工的參與決策權，與工人政治地位下降相伴隨的是職工經濟權益維護力度的相對或絕對下滑。

　　顛倒工人和管理者的關系。有的企業忽視規范企業與廣大職工的關系，顛倒廣大工人和經營者在企業中的地位。管理層成了企業的主體，在一些企業中，廠長( 經理) 負責制變成了廠長( 經理) 所有制。企業領導者在企業中的權力絕對至上，擁有對生產資料和工人勞動的日常控制權，致使廣大職工在企業管理和維護自身權益上失去話語權。盡管很多企業在宣傳中強調生產工人的主體地位，強調職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和使用權，但在實際的改革中，已經將工人的主體地位邊緣化、模糊化，使工人外化為企業的客體。

　　企業職工的歸屬感下降。隨著國企混改的不斷展開，利益調整、體制轉換、觀念更新都在更深的層次上進行。企業中各種利益沖突也日漸增多，職工的思想難免處于矛盾與困惑之中，對國企的認同感、歸屬感產生下降。據相關調查顯示，在一些企業認同“老板或領導是企業的主人，職工只是雇傭勞動者”的人數占被調查者的50.8%，顯著多于認同“職工是企業的主人翁”的人數；64.3% 的職工從未參與過企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經營方針的制定、企業管理人員的任命、工資薪酬的調整、勞動保護方案的擬定和財務狀況的監督等企業經營管理活動；71.1% 的職工認為向企業提出建議沒有作用或作用不大。企業職工的主人翁意識、歸屬感下降，更使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發展權受到影響。[5]

　　企業內部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有的國企高層管理人員收入積極與國際“接軌”，效仿實行年薪制。年薪制的廣泛實行，使企業內部收入差距大幅加大，而作為國有企業中堅力量的普通工人階層大部分收入則增加較少甚至不增加。企業勞動者階層與企業投資者、經營者的收入嚴重比例失調，導致經濟利益分配不公造成的群體矛盾和沖突日益嚴重，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政府職能定位缺位。在國企混改過程中，有的地方政府職能定位不清晰，導致職工權益的保護狀況在一定程度上的下降，給勞動者權益保護帶來失控和無序狀態。如果政府缺乏獨立于企業與勞動者的公共服務和公平維權意識，在勞動關系中的角色和定位不清晰，在維護職工權益和處理紛繁復雜的勞動爭議中缺乏有力措施和手段，就會出現不知所措和無所作為。另外，片面追求GDP 的扭曲政績觀使得許多地方政府極力為企業提供各種優惠和保護，把犧牲職工權益作為交換，例如用降低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標準來迎合企業的利益等。一些勞動監察部門甚至出現為了所謂改善投資環境，對勞動違法行為遷就放縱等現象。

　　維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要落到實處

　　工人階級是黨的階級基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根本方針。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不論時代怎樣變遷，不論社會怎樣變化，我們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都不能忘記、不能淡化，我國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動搖、不容忽視。”[6]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過程中，應該緊密結合新形勢、新任務，注重解決實際問題，把維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要真正落到實處。劉少奇同志曾說：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緒提高了；加強教育，工人覺悟提高了；組織工人，工人團結起來了，就有了力量。[7]在積極推進國企混改的過程中，要從講政治的高度認真維護廣大工人階級的利益，切實把工人階級根本利益落實到實處，要看得見、摸得著。

　　加強黨的領導，強化“老三會”職能。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但是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更是當前經濟改革深化的迫切要求，“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干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8]充分發揮“老三會”（黨委會、職代會、工會）在企業經營決策、人事任命、監督董事和經理行為、調動職工積極性、調節經理層與職工關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加強企業的黨的領導、政治導向、黨的建設，尤其是黨委會對公司的控制力影響力，在政治上尊重職工群眾的主體地位，發揚職工群眾的主人翁精神，把職工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落到實處。發揮職代會作為企業民主管理主渠道的作用，以民主管理促進企業管理，統一思想，凝心聚力，調動廣大干部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例如，山東省青島港( 集團) 有限公司就堅持全心全意依靠職工辦企業，通過職代會，共商港口發展大計，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時，使工會真正成為工人利益的代表，增強工會維權能力，發揮工會作用，進一步加大“組織起來，切實維權”的工作力度。

　　調動全體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正確對待職工對改革發展的意見。依靠工人階級，必須全面理解和把握它的科學內涵，正確分析和處理工人階級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相互關系，著力于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整體作用，避免忽視普通職工群眾的權利和利益。不能把落實職工權益緊緊停留在宣傳上口頭上，從而挫傷廣大職工群眾參與、投身改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妨礙工人階級整體作用的充分發揮。只有高度重視發揮普通職工群眾的作用，才能進一步調動大家在國企混改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國企混改是一個破舊立新、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也就會產生不同意見。這就需要我們加強企業民主建設、暢通職工訴求渠道，實事求是地對待職工意見，只有認真聽取并加以改進，才會有助于推動企業發展。重視職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廣開言路，并采納職工所提出的“金點子”，才能讓職工在企業中能找到歸屬感。

　　嚴格落實職工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有效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要在國企混改中切實加強和完善職工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強化職工的民主管理和監督制度。在企業管理體制中正確處理經營管理者和職工兩者的關系，發揮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兩方面的作用，調動兩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國有企業職工作為企業的主人，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并對決策的實施進行監督，既是法律賦予的權利也是其維護切身利益的內在需求，這方面的權益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首先要拓寬職工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內容、方式、途徑；其次是要依法保障職工民主管理；第三要大力提高廣大職工的民主管理意識，不斷增強職工民主管理的能力。

　　充分發揚國有企業傳承下來的優秀經驗，如體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鞍鋼憲法的經驗，尤其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使職工當家作主切實體現到企業發展的各個環節當中。

　　為全體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也是改革的根本目的。工人階級是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主體，理應享有較高的經濟地位，獲得較大的經濟收益，應避免出現企業的領導者和管理者的收入過高于一般職工。隨著改革的不斷前行，企業職工收入雖然逐年上升，但始終慢于GDP 的增長，當前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另外，一些國企在改革中也人為地造成企業員工之間收入差距懸殊，特別是一線工人的經濟地位相對下降的問題相對突出。

　　政府要充分發揮作用，完善勞動者權益保護機制。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認真貫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密切聯系職工群眾，深化改革。充分發揮政府在維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中的主導作用，加強經濟利益分配的宏觀調控，認真解決國企混改中分配不公的問題，維護全體工人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地位，指導企業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企業職工收入水平的正常增長，防止收入差距過分懸殊。同時完善社會保障立法，增加政府投入，建立廣覆蓋、有梯次的職工權益保障體系。

　　我國目前已初步建立了以勞動合同管理、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處理為主要內容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在促進勞動關系和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各項勞動制度還需要進一步規范和完善，促進我國的企業職工權益保護真正步入法制化、規范化、有序化的軌道。為防止勞動者權益侵害現象的發生和勞資沖突的惡化，需要進一步完善事前預警防范機制。加強健全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完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企業內部應建立勞動關系協調委員會，形成經常性的爭議調解機制，同時建立勞動爭議民間調解機構，使企業內部調解與外部調解結合起來，并積極探索勞動爭議仲裁訴訟制度的改革。

　　構建職工教育體系，加大教育投資力度。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提高企業職工的素質。幫助職工進行職業生涯的設計與規劃，指導他們進行個人目標的設計，與他們共同勾勒出企業和個人的可預見性的發展前景，將企業戰略目標和職工個人的職業發展規劃相結合，結成命運同盟體，使職工在為企業實現經營目標的同時，也實現了個人的職業目標。

注釋：

[1]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5 年4 月28 日。

[2]習近平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并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13 年4 月28 日。

[3]《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67 頁。

[4]程恩富等:《關于我國企業職工權益保護狀況的調研》，《經濟經緯》2009 年第1 期。

[5]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5 年4 月28 日。

[6]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5 年4 月28 日。

[7]《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25 頁。

[8]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黨對國企的領導不動搖，新華社，2016 年10 月11 日。

附:

劉實：當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

作者系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一、雇傭化

　　 目前，約有一億職工在私營企業、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黨的十三大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雇傭性質的。鄉鎮企業中，有的名為集體，實為私營，這樣企業的職工也是雇傭性質的。國有企業如何？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行了“小賣”和“大股”。一部分中小國有企業賣給私營企業主，變為私有企業；一部分實行經營者持大股。

　　2002年8月7日，浙江工人日報刊登一篇新華社記者的國有中小企業改制調查《“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調查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經營者持大股”正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廣泛推崇。通過多種多樣的購股方式，一批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一夜之間”擁有了數十萬、上百萬、甚至千萬元的股份，形成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社會群體。這樣的企業經營者，各顯神通，破解籌資難題。有的是通過向親朋好友借，有的以個人資產作抵押向銀行貸款，有的以現金購買。此外，更有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拿出一部分錢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經營者一部分技術或管理要素股，虛擬入股，持大股的經營者都未出錢或只出了一小部分錢。有的是經營者和職工購買企業時自己出了一部分錢，然后動用職工工資節余基金配股。獲得了大股的經營者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為自己好好干。

　　國有中小企業經過改制，職工也改變了原有的地位，成為雇傭勞動者或實質上具有雇傭的性質。國有大型企業改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營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強調企業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企業經營者持有股份，并實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的職工，勞動也帶有雇傭的性質。

　　二、貧困化

　　 比之于私營企業主、外商投資者、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上層，工人階級的生活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對貧困的。統計表明，1978年沒有私營企業，到2001年，私營企業達到202.85萬戶，擁有注冊資本18212.24億元，其中注冊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的2.3萬戶，億元以上的383戶，雇傭職工2253.03萬人。

　　私營企業主和外商投資者資本積聚的重要來源，正是無償占有職工的剩余勞動。《中國教育人力資源問題報告》報導，1995年——1999年的制造業，每個勞動力的成本，中國是729美元，相當于美國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韓國的五分之一、泰國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還低。還有材料反映，中國制造業的工資水平每小時不到60美分，遠遠不到40個便士，還不到英國最低工資的十分之一，不到英國一般性工業部門工資的二十分之一。私營企業能夠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愿意到中國辦企業，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職工相對貧困，勞動條件和工作條件也差。一些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勞動時間長達十小時以上，工資很低，還時常遲發、欠發，安全條件很差，有的還沒有人身自由或人格受到侮辱，工傷事故或幾十人死亡的事故時有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農民工的單位，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極差，用農民工的話說，“起的比雞還早，干的比牛還重，吃的比豬還差……”。

　　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即最低的生活水平也難以維持。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和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二是雖然收入超過最低工資線，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到其他災害，生活過不下去的。絕對貧困的職工有多少，可以從一個數字作出推算。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萬人，還有漏保的，實際的數字會比這個大。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承受子女上學、看病買藥、住房的負擔。在他們那里，就發生過賣血、自殺等情況。近年來職工的貧困，是以失去勞動和工作條件為特征的。

　　除去社會上失業的，還有大量職工下崗。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2700萬人。此外，還有停產、半停產企業職工實際上失去勞動崗位，有些企業還搞了內退、終止勞動合同、有償買斷工齡。能夠就業或再就業的卻逐年減少。這幾年提出減員增效、搞下崗，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下崗、不勞動，怎么會有效益。所謂效益，只不過是在冊職工勞動生產率的統計上高了一些，減少了一些工資、福利性的支出。但是，下崗的職工仍然要維持最低生活，要組織他們再就業，還要維持社會的穩定，這都要投入，給政府和社會增加了很大的負擔。要增效，只能是轉崗。轉崗增效能不能做得到？這幾年已有一些企業這樣做了，證明是行得通的。以黑龍江一個林業局為例，林木采伐完了，人員富裕下來，轉為搞造林，又利用山地、水面搞了種植業和養殖業，利用建筑物和場地搞了加工業，富裕人員都得到安置。就在最近，2003年3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報導了浙江富潤集團，十年兼并企業二十家，九千職工無一推向社會。富潤集團總經理趙林中說：“我們的宗旨是，兼并過來的企業要增效，但減員并非增效的唯一選擇，要依靠職工辦好企業，辦好企業讓職工有依靠。”還有一些地方和企業，采取先放水，后養魚的辦法，也沒有把富裕人員簡單地推向社會。

　　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三個前提。即以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國家宏觀調控。現在看來還應加上一條，有勞動能力的人能夠就業。“砸爛鐵飯碗”的口號極為不妥，由此引發的主張和措施，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只要搞社會主義，就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造成大量的勞動后備軍，國家必須保證公民勞動權的實現。

　　三、無權化

　　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經濟生活狀況而言；也有“弱勢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社會政治活動狀況而言。職工群眾每日每時能感受到的權力是對企業有參加管理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有形式主義，但總是起一定作用的。現在，有的嚴重形式主義，有的干脆不召開了。特別是企業如何改制，企業要職工買斷工齡，這樣影響到企業命運和職工命運的重大問題，都很少讓職工討論。

　　第十屆全國人代會中，工人、農民的代表是511名，占代表總數2984人的18.46％。現在有一種說法，說工人、農民沒有議事能力，因此工人、農民不能選為代表。現在黨和政府召開各種征求意見會、座談會、茶話會，參加的各界都有，唯獨不見職工界。很多輿論宣傳工具，除了講到下崗、就業問題外，很少出現職工群眾的聲音，也很少報道職工群眾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上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職工群眾里共產黨員的比例，《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反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的調查結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工人中共產黨員與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對比，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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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指出，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明顯上升。1993年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進一步上升到19.8％。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產業工人中的黨團員比例明顯下降。現今的工人與黨組織沒有多少聯系，他們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和有關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這些情況表明，工人的政治地位下降，與黨的關系逐漸疏遠。

　　 四、分散化

　　 工人階級是靠社會化的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有紀律的隊伍，以工廠為家是我國工人階級的優良傳統。現在，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系是一紙合同，職工對于用工者來說，總是處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權益常常受到損害，職工對于說自己是企業的主人很有反感。至于終止合同后，職工只能另尋生路，基本上是個人顧個人。失業和下崗職工，有的做小買賣，有的打零工，有個體化的現象。

　　原來我們的企業，是經濟組織，又起著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黨、政、工、團等基層組織把職工嚴密地、有層次地組織起來。現在只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終止合同或買斷工齡后，職工就找不到什么組織了，就無依無靠。大慶職工買斷工齡后，黨員關系都不知道轉到哪里。他們反映，不但買斷了工齡，連黨齡都買斷了。在全國的3.5億職工中，工會會員1.3億。許多私企、“三資”企業和農民工中沒有成立工會組織。由于在職工群眾中很少進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教育，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嚴重地侵蝕工人階級。職工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發生群體事件時，職工卻甩開黨政和工會組織，自發地組織起來。

　　 美國等西方反動勢力，妄圖支持成立與黨和政府對立的所謂“職工維權組織”，必須高度警惕。實際上，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國工人階級從整體看，無論在我國的經濟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正逐漸地社會邊緣化，并積累著社會矛盾。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

　　 為了使工人階級的狀況從根本上扭轉，建議：一、重申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關乎黨的性質、國家和社會的性質，關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順利進行，是我們黨的根本指導方針。對黨的十六大報告和黨章中所講的“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應作完整的準確的理解和貫徹執行。對黨的建設、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中的兩者關系，前者是主，后者是輔，不能等量齊觀，更不能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后者，而使前者成為一筆帶過的虛文。

　　二、請中央政治局在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上，討論和制定貫徹執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指導方針的重大措施，這特別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充分體現。

　　 三、必須治愈中國工會的軟骨癥。這就要對中國工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把職工群眾充分地組織起來，特別是如何把私營企業職工、“三資”企業職工、農民工充分地組織起來，如何真正成為職工群眾的代表者，如何堅強地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進行歷史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并做出有指導方針性的切實可行的決定。這就要改善黨對工會的領導，使工會工作者能據實反映情況，依法依理力爭。

　　四、黨所領導的一切宣傳工具，都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宣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對我國革命和建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宣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創造性勞動對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大作用和意義，批駁輕視勞動和勞動人民的錯誤思想，旗幟鮮明地維護工人階級的合法權益，揭露和斥責損害工人階級權益的言論和行為。

　　以上反映的情況和建議，如有不妥之處，請指出，并給予批評。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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