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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繼東：蘇聯(lián)亡黨亡國過程中的幾次法治改革陷阱及警示

點擊：作者：朱繼東來源：紅旗文稿發(fā)布時間:2018-08-05 09: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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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部署，圍繞如何推進法治改革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息過。最近，有些人竟然呼吁通過修改憲法，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人民民主專政等；還有些人呼吁盡快推出《新聞法》，以促進在中國實行西方所謂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也有些人建議應該通過立法加快國企私有化的步伐等。

　　這一切不禁讓我們想起蘇聯(lián)解體過程中的幾次法治改革陷阱：通過修改憲法取消了原來憲法中關于黨的領導地位的決定，剝奪了蘇共領導和指揮蘇聯(lián)軍隊的最高權力；通過推出《新聞出版法》等推行西方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通過出臺《私有化法》等全面推行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改革。歷史為何如此驚人地相似？以史為鑒，我國在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怎樣做才能夠不重蹈蘇共的覆轍？這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和回答的重大問題。因此，我們要認真總結和反思蘇共亡黨、蘇聯(lián)解體進程中的法治改革教訓，確保我國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和道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1、通過修改憲法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

　　總結蘇共亡黨、蘇聯(lián)解體的教訓，在所謂的改革中放棄黨的領導地位被認為是最根本的原因。尤其是黨的領導地位的放棄竟然是在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推動下、通過修改憲法來實現(xiàn)的，不能不令人感到震驚。那么，蘇聯(lián)是怎樣通過修改憲法取消了原來憲法中關于黨的領導地位的決定？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動修改憲法，這樣修改憲法又產生了怎樣的危害呢？

　　在蘇聯(lián)憲法中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戈爾巴喬夫在其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位1985年3月11日當選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在其上臺之后就匆忙推行經濟領域改革，改革失敗之后，不僅沒有反思，反而又開始推行所謂的政治改革。在所謂的“民主化”、“公開性”大潮中，以辯論會、俱樂部、青年小組等面目出現(xiàn)的各種“非正式組織”從1986年開始就在蘇聯(lián)不斷涌現(xiàn)，并在1987年底發(fā)展到3萬多個，到1989年更是猛增到9萬多個。其中不少“非正式組織”公然推崇西方民主，甚至主張全盤西化，并在幕后操縱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集會、游行、示威、罷工和罷課等，而作為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竟然對此大加贊賞。

　　就是在戈爾巴喬夫的支持下，被流放六年之久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1986年底回到莫斯科，并很快就開始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并迅速成為了蘇聯(lián)國內所謂“民主派”的領袖級人物。在1989年春舉行的全蘇人民代表選舉中，得知薩哈羅夫落選的消息后，戈爾巴喬夫竟然特別為他增加了一個名額，使其最終當選為人民代表。戈爾巴喬夫的這種做法也引起了國內一些人的質疑，甚至有人懷疑在他和薩哈羅夫之間存在著利益鏈條。

　　成為人民代表之后的薩哈羅夫，很快就鎖定了取消憲法中關于蘇共的領導地位的決定這一重要目標。在1989年5月25日召開的蘇聯(lián)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率先發(fā)難，提議取消蘇聯(lián)憲法第六條，而就是這一條明確規(guī)定了蘇共在蘇聯(lián)社會中的領導地位。他的提議馬上得到葉利欽等所謂“民主派”代表的贊成。但由于大多數(shù)代表對薩哈羅夫的提議表示堅決反對，該提議最終未能通過。

　　雖然第一次嘗試失敗了，但薩哈羅夫并沒有死心，他和葉利欽等一些所謂的“民主派”人物聯(lián)手，繼續(xù)從多方面努力以早日取消憲法第六條。在1989年12月12日召開的第二次蘇聯(lián)人民代表大會上，他再次提議取消憲法第六條，從而得到了更多代表的支持。

　　面對薩哈羅夫、葉利欽等人的進攻，戈爾巴喬夫不僅沒有表示反對，反而公開進行迎合。1989年11月26日，他撰文贊賞西方議會民主，認為蘇聯(lián)應該效仿西方式的三權分立。1990年1月，他在公開發(fā)表的講話中竟然宣稱：“我認為實行多黨制不會是悲劇”，“我們不應該像魔鬼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他的講話在黨內外引起極大的思想混亂，并迅速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所利用。

　　在戈爾巴喬夫的默許甚至縱容下，蘇共黨內外反動勢力聯(lián)手發(fā)動了越來越猛烈的進攻。1990年2月4日，所謂“民主派”竟然在莫斯科組織了20萬人參加的集會游行，并公然喊出了“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審判蘇共”等口號。

　　一個多月后舉行的第三次蘇聯(lián)（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在所謂“民主派”代表和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的蘇共“改革派”的共同推動下，大會竟然正式通過了修改憲法的法律——《關于設立蘇聯(lián)總統(tǒng)職位和蘇聯(lián)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將憲法第六條“蘇聯(lián)共產黨是蘇聯(lián)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lián)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修改為“蘇聯(lián)共產黨、其他政黨以及工會、共青團、其他社會團體和運動通過自己選入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參加制定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不僅如此，法律同時還做出規(guī)定，蘇聯(lián)公民有權組織政黨。這標志著，蘇共的領導地位不僅被正式取消，而且還意味著蘇聯(lián)開始施行多黨制。

　　不僅如此，《關于設立蘇聯(lián)總統(tǒng)職位和蘇聯(lián)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中還做出規(guī)定，蘇聯(lián)總統(tǒng)是蘇聯(lián)武裝力量的最高統(tǒng)帥，有權任命和撤銷軍隊高級指揮員。這就等于確認了西方一直鼓吹的“軍隊國家化”的合法性，通過法律途徑剝奪了蘇共領導和指揮蘇聯(lián)軍隊的最高權力，從此，“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也被取消了。

　　取消了黨的領導地位，蘇共亡黨、蘇聯(lián)解體的悲劇就不可避免了。一年以后，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擅自決定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并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11月6日，時任俄羅斯總統(tǒng)葉利欽簽署了《關于終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聯(lián)邦領土上活動的命令》，蘇共中央辦公大樓被查封。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通過電視講話辭去蘇聯(lián)總統(tǒng)職務。第二天，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舉行了最后一次會議，正式宣布蘇聯(lián)停止存在。

　　2006年，戈爾巴喬夫在接受《環(huán)球人物》雜志采訪時說：“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里，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xiàn)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蘇聯(lián)的前車之鑒警示我們，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是我們社會主義事業(yè)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保障，一旦失去了黨的領導，就會亡黨亡國。鄧小平曾指出：“有些人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傾向不是真正的擁護改革政策，它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

　　習近平總書記更是警示到：“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蘇聯(lián)的前車之鑒已經敲響警鐘，我們必須警鐘長鳴，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都必須始終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雖然現(xiàn)在還沒有人敢公開叫囂要取消黨的領導，但已經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公開呼吁通過修改憲法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人民民主專政等，我們決不允許這種變相取消黨的領導的做法繼續(xù)存在，也決不允許任何人、通過任何手段推行西方的多黨制、“軍隊國家化”等，更決不允許任何人打著依法治國的旗號通過修改憲法顛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2、通過推出《新聞出版法》等推行西方的所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媒體等輿論工具一直倍受西方國家的重視，而如何滲透、控制、摧毀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媒體一直是其對外進行意識形態(tài)滲透的重要目標，通過宣揚所謂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來解除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武裝則是其最常用的手段。在蘇共亡黨、蘇聯(lián)解體的過程中，西方國家和蘇聯(lián)國內的反對派相勾結，通過推出《新聞出版法》推行西方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最終瓦解了蘇聯(lián)的意識形態(tài)防線，甚至讓不少媒體站到了蘇共的對立面并成為其掘墓人。

　　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防線的動搖是從大肆鼓吹所謂“公開性”開始的。1986年2月，在戈爾巴喬夫等人的策劃、推動下，蘇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謂“公開性”問題，并宣稱“公開性”就是要“讓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等，甚至專門揭露黨和國家歷史上的所謂“陰暗面”、“消極現(xiàn)象”和歪曲、偽造歷史等。同年3月，戈爾巴喬夫掀起“重評斯大林”運動并邀請大眾媒體批評蘇聯(lián)黨政機關，甚至對新聞媒體說：“在當今社會發(fā)展階段，我們的報刊可以成為獨特的反對派。”

　　在“公開性”的旗號下，一大批過去被禁止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小說、電影等文藝作品被紛紛解禁，先是詆毀、攻擊斯大林時期政治生活的影片《懺悔》在1986年12月公映，然后是歪曲、抹黑斯大林時期黨內斗爭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在1987年公開面世……越來越多攻擊、抹黑蘇共和社會主義的文藝作品不斷出籠，歷史虛無主義泛濫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尤其是《懺悔》公映被認為是蘇聯(lián)“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崩潰的開始”。

　　為進一步推動“公開性”，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的蘇共“改革派”又進一步要求推行指導思想多元化，這也是其一直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一大理論支柱。1988年2月，他提出要在國內、國際政策的任何問題上的輿論多元化，自由對比各種不同觀點并進行爭論等。他這樣做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同年6月底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他又把“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并列為三大“革命性創(chuàng)議”，并把“多元論”稱為是“民主化”、“公開性”發(fā)展邏輯的歸宿。

　　不僅在國內大搞“公開性”、“多元論”，戈爾巴喬夫還為西方對蘇聯(lián)進行意識形態(tài)滲透大開方便之門。1988年12月，在他的指使下，蘇聯(lián)多年來一直進行的、對被認定為反動電臺的多家西方電臺的干擾被停止，并且還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用來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在蘇聯(lián)國內公開出售。很快，美國專門在西歐設置了針對蘇聯(lián)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電臺、自由歐洲電臺，每天用6種語言向蘇聯(lián)民眾宣傳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并通過造謠、抹黑等方式對蘇共和社會主義進行攻擊、詆毀，大肆進行意識形態(tài)滲透。

　　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認為：“蘇聯(lián)停止干擾西方廣播，可能比戈爾巴喬夫決定從東歐撤軍50萬的允諾更重要。對美國來說，它為促進蘇聯(lián)社會的‘和平演變’，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戈爾巴喬夫竟成了西方和平演變蘇聯(lián)的“好幫手”！

　　在一步步推進之后，戈爾巴喬夫終于邁出了摧垮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防線的最關鍵一步，就是通過立法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提供法律保障。1990年6月12日，他以總統(tǒng)名義批準了《新聞出版法》，并在6月20日的《真理報》上全文公布，自1990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這部《新聞出版法》共7章，分別是：總則、輿論工具活動的組織、輿論的傳播、輿論工具同公民和各種組織的關系、新聞工作者的權利與義務、新聞領域的國際合作、違反新聞出版法的責任。《新聞出版法》明確規(guī)定“報刊和其他輿論工具是自由的”、“公民有創(chuàng)辦輿論工具的權利”等，其出臺和實施標志著蘇聯(lián)開始推行西方一直鼓吹的所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尤其是《新聞出版法》中關于國家機關、政黨、社會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年滿18歲的公民都有權利創(chuàng)辦輿論工具的規(guī)定，更是為“自由辦報”開了綠燈，使反對派政黨團體辦報、私人辦報等從此完全合法化，也助長了更多反共反社會主義媒體的創(chuàng)辦、發(fā)展。

　　讓西方很興奮的是，《新聞出版法》中的一大“亮點”是規(guī)定新聞輿論不受檢查，改審批制為登記制，印數(shù)低于1000份的出版物甚至可以不用登記。這就徹底改變了蘇聯(lián)對新聞出版行業(yè)的嚴格管理制度，引發(fā)了蘇聯(lián)媒體格局的裂變。僅僅是到當年10月，蘇聯(lián)全國便已經有700多家報刊進行了登記，而且其中1/7屬個人所有，甚至還涌現(xiàn)出了獨立的通訊社。而這些新涌現(xiàn)出來的媒體，大部分的輿論傾向都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從此，蘇聯(lián)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徹底進入了混亂時代，堅持為蘇共和社會主義服務的媒體不斷受到打壓，以《真理報》為代表的蘇共黨報體系受到沉重打擊，從此一直走下坡路并一蹶不振，蘇共徹底喪失了對新聞媒體的領導權和輿論的主導權。

　　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聲明與新黨章，新黨章竟然規(guī)定“蘇聯(lián)共產黨堅決放棄政治上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壟斷主義”，主動放棄了多年來一直堅持的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主導地位。此舉進一步加劇了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混亂局面，讓越來越多人陷入極大的迷惘之中。

　　事實證明，所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只是國內外敵對勢力用來滅亡蘇共、解體蘇聯(lián)的工具。1991年“8·19事件”后，葉利欽就拋開了《新聞出版法》，加強對新聞媒體的控制，不僅頒布了《關于俄羅斯聯(lián)邦新聞中心的命令》等，而且明確規(guī)定俄羅斯聯(lián)邦新聞中心服從于俄羅斯聯(lián)邦總統(tǒng)，并且其領導人由總統(tǒng)任命。尤其是1993年的“白宮事件”后，葉利欽更是進一步加強了對輿論的管控，命令在政府內部成立一個特別部門來控制新成立的管理電視、印刷品的國家委員會。在其強勢管控下，不少媒體受到打壓，還有的報紙因為“言論危及總統(tǒng)”而被開了“天窗”，更有的媒體被逼關門。

　　近些年來，在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滲透下，我國國內一直有些人批評中國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并通過呼吁出臺《新聞法》來推動實現(xiàn)所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事實上，作為西方新聞理論的組成部分，資產階級鼓吹的“新聞自由”雖然主張尊重理性個人的自由表達權利，要求媒介自由報道信息，反對任何對新聞活動的限制和干預。但世界上從來沒有絕對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任何自由永遠是相對的，尤其是“新聞自由”作為有重要社會影響的一種權利，更是歷史的、具體的、相對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資本主義國家也從來沒有不受限制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蘇聯(lián)的前車之鑒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并警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在黨的領導下依法管理、引導、規(guī)范和推動新聞出版行業(yè)的發(fā)展；如果制定《新聞法》，必須堅持黨管媒體、政治家辦媒體等原則不動搖。

　　3、通過出臺《私有化法》等全面推行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改革

　　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把經濟體制改革變成經濟制度變革，是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重要手段。在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美國總統(tǒng)里根的引誘和蘇共黨內西化派的推動下，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的蘇共“改革派”成為新自由主義的“俘虜”，不僅為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大開方便之門，甚至通過了《關于企業(yè)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原則法》（簡稱《私有化法》），利用法律手段強推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最終毀掉了蘇共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經濟基礎崩潰、喪失之后，蘇共亡黨、蘇聯(lián)解體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早在1984年，戈爾巴喬夫和新自由主義的旗手、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已經見面，雙方從此便建立起密切關系，新自由主義等西方思潮也從此開始影響戈爾巴喬夫。在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后，隨著歷史虛無主義在蘇聯(lián)的泛濫，一些思想西化的經濟學家便開始鼓吹新自由主義，并打著所謂反思的旗號攻擊蘇聯(lián)的全民所有制，企圖全盤否定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實踐，進而給蘇聯(lián)開出私有化的藥方，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走出改革的困境。

　　尤其是在西方某些政治、經濟勢力的推動下，國內外仇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勾結起來，一股大力推動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改革的思潮快速在全國蔓延開。在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了從根本上進行經濟“改革”的任務，開始嘗試為推行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打開大門。1990年8月，他更是公開攻擊公有制為主體是“經濟壟斷”，并認為“改革”的主要而又刻不容緩的任務就是取消公有制的壟斷地位，大力推行企業(yè)非國有化、私有化，甚至主張放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已經變成新自由主義的信徒，開始以新自由主義作為黨和國家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指導蘇聯(lián)的經濟改革。

　　經戈爾巴喬夫授權，根據(jù)葉利欽和一些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授意，為盡快推行“加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方針，經濟學家、蘇聯(lián)總統(tǒng)委員會成員沙塔林等人制定出了《向市場經濟過渡——構想與綱領》，這就是著名的“500天計劃”。這個被稱為“休克療法”的激進方案主張在大規(guī)模私有化的基礎上，從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內，分四個階段將蘇聯(lián)從計劃經濟快速過渡到市場經濟。1990年8月，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達成妥協(xié)，同意以“500天計劃”為基礎向市場經濟快速過渡。1990年10月，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通過了由戈爾巴喬夫主持起草的《穩(wěn)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實質上就是全盤接受了“500天計劃”中的全面私有化內容。在這一錯誤思想的指引下，蘇聯(lián)經濟在1990年出現(xiàn)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首次負增長。

　　“500天計劃”流產后，1991年4月，在戈爾巴喬夫的授意下，原俄羅斯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亞夫林斯基和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阿里森合作，共同制定了一個以新自由主義為準繩的所謂“希望協(xié)定”——“亞夫林斯基——阿里森計劃”，也被稱為“哈佛計劃”。這個被蘇聯(lián)官方稱為“蘇美穩(wěn)定蘇聯(lián)經濟計劃”的經濟改革綱領，被認為是解決蘇聯(lián)政治經濟危機的新藥方，其實就是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tǒng)里根等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肆推銷、用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翻版，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這個“哈佛計劃”雖然受到蘇共內部一些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反對，但卻非常受戈爾巴喬夫的青睞和支持。為進一步加快私有化步伐，蘇聯(lián)國內外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在“哈佛計劃”基礎上，決定搞一次法治改革，用法律為私有化保駕護航。1991年7月1日，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于企業(yè)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原則法》，也就是著名的《私有化法》，制定了國有企業(yè)分階段私有化的時間表。

　　根據(jù)這部法律，到1992年底，蘇聯(lián)有將近一半的工業(yè)企業(yè)將脫離國家控制，并且這一比例到1995年將達到60%至70%。而葉利欽任總統(tǒng)的俄羅斯更是充當了國有企業(yè)私有化的急先鋒，1991年12月19日，葉利欽批準《1992年國有及市有企業(yè)私有化綱要基本原則》，加快推進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在法律的庇護下，蘇聯(lián)的經濟改革就這樣亦步亦趨地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一條新自由主義的“不歸之路”。

　　私有化改革不僅重創(chuàng)了蘇聯(lián)經濟，而且瓦解了蘇共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進一步加速了蘇共亡黨、蘇聯(lián)解體的進程。1990到1991年，蘇聯(lián)經濟年均下降近9.5%，并且在1991年更是下降了15%。并且，隨著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快速推進，除了少數(shù)當權者利用手中權力瘋狂瓜分、掠奪國家財產而致富外，蘇聯(lián)國家和人民成為最大的受害者，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蘇聯(lián)經濟很快到走向崩潰。而經濟崩潰迅速導致社會秩序全面崩潰，失業(yè)率、犯罪率急劇上升，越來越多的人對蘇共徹底失望、絕望，蘇共亡黨、蘇聯(lián)解體的悲劇自然很快就發(fā)生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始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決反對和批判新自由主義。但也一直有人呼吁要“全面打破國企壟斷”、“進行徹底市場化”、“政府全面退出市場”等，變相鼓吹、推行新自由主義，企圖通過削弱、瓦解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改變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尤其是在國企改革中，有些人竟然認為國企改革就是賣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搞私有化等，甚至有人呼吁要徹底取消國企、消滅公有制，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最根本出路就是私有化。對這些錯誤論調，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一定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這一底線，真正牢記蘇聯(lián)的前車之鑒，決不能讓一些人在改革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私利的機會，更不能允許有些人通過私有化動搖甚至瓦解我們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