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務私有化是為利益集團牟利
點擊： 作者：云南城鎮供水 來源：昆侖網摘編 發布時間:2018-08-09 08:54:11
在一次調研中，××市自來水公司老總告訴筆者他的一個親身經歷。一段時期以來，市場化、國際化在中國城市水業中大行其道，在有關部門要求下，××市自來水公司也承受著引進國際投資者的重壓。于是，他們組織了一個考察團，赴美了解學習美國華盛頓、紐約這些大都市是怎么市場化、國際化的。當他們提出相關要求時，美方有關人士聳聳肩：Sorry!你們必須向國防部申請，因為自來水公司屬于準軍事設施，由美國軍方管轄。
國際水務私有化的深刻教訓
21世紀初，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國公司銷售總額比全球191個國家中182個的總經濟實力還高。如果把跨國公司與國家按經濟實力一起排名，那么前100名中將有53名是跨國公司而不是國家。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運用其強大財力，糾集政府的高級官員、學術界與傳媒界人士，組成旨在為經濟徹底松綁的類似“三邊委員會” ，聯合向所在國政府、國際組織施加壓力，使其接受一個理念，即“任何東西都可以作為商品出售。即使人的生命中過去被認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些方面，比如健康和受教育權、文化與傳統、遺傳密碼與種子，甚至包括空氣、水在內的自然資源，現在都可被當作商品。”
世界銀行一直是水務私有化的積極推動者。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振振有辭：當今世界水危機的根源是因為水太廉價，差不多等同免費，水由此被人們大量浪費，而只需讓水價確實反映成本就能使人珍惜水，這就必須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調節。自由經濟學家為國際壟斷資本量身定做了一套經濟自由政策，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維廉森將其命名為“華盛頓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后便不遺余力地加以推銷。而世界銀行始終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呼應，從未間斷為私有化、市場化造勢。
2000年，在世界銀行贊助下，第二屆世界水務論壇在海牙召開，出席論壇的是大型水務公司代表、言必稱市場的政府官員以及自由派經濟學家。論壇最后的結論是，有水吃不應視為“人權”，只應視為“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好由市場及私人企業來滿足。
水務私有化得不償失
跨國水務公司、相關政府官員與自由經濟學者競相標榜，私有化、市場化會惠及所有人。可是，世界各地的經驗說明，水務私有化往往令水費持續提高，服務質量卻不斷下降。對私營公司的老板和股東來說，其首要目標是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是保證人人有水可用。在私有化、市場化后遇到的常見情形或跨國水務的經營方針是，鼓勵消費而不是節約用水，大眾消費越多，企業賺得越多。
英國是最早實行水務私有化的國家，在私有化五年內，水費平均上升1倍，同時水務公司利潤上升近7倍。印度水務私有化后，一些家庭用于購水的支出竟然占家庭收入的25%。非洲部分國家的水務私有化不僅沒有擴大服務的范圍，反而導致貧困地區的設施得不到及時維修，窮人飲水更為困難。而且，跨國水務公司破壞環境、貪污賄賂的案件不斷被報道。
正因如此，水務私有化、市場化在全世界正遭到越來越廣泛的抵制。
在玻利維亞、烏拉圭、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在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在南非等非洲國家，紛紛掀起各種抵制水資源私有化的運動，甚至出現起義或騷亂（左派贊譽為“起義”，右派、跨國公司則指責為“騷亂”）。
玻利維亞市民與買辦政府、跨國水務公司的宏大抗爭，引起了世界多國民間團體聯合起來，積極反對水的商品化與私有化。當2000年世界水務論壇召開時，全球幾十個民間團體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批評跨國公司以及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推動水務私有化。同年12月，幾百個民間團體代表在玻利維亞的科恰班巴市召開會議，發表以下聲明：
“水理應屬于地球及一切物種，水對生命來說是神圣的。因此，為了將來世代以及自然環境，世界水資源必須好好保護及由人民拿回來。用水是基本人權，必須受各級政府所保護。因此，不能把水商品化、私有化或為商業目的而買賣。這些權利必須得到各級政府尊重，特別需要一條國際公約來保障這些權利。由當地居民來保護水資源是最恰當的，因此在保護水源及其調節上，當地居民應被視為同政府平起平坐的伙伴。人民自己才是促進民主及保護水資源的力量所在。”
跨國資本“試水”中國
隨著城市發展進程的加快及公用事業改革的深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匱乏，讓各地方政府捉襟見肘。水務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在沒有更有效手段解決資金短缺問題時，市場化、私有化自然成為部門與地方最簡單、便捷的選擇。
2002年12月，建設部發布《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鼓勵社會資金、外國資本采取獨資、合資、合作等形式，參與市政公用設施的建設。2004年3月，建設部發布《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由此，大規模的外資和民營資本開始進入水務市場，掀起了水務改革“第一波聲浪”。威立雅、中法水務等外資水務巨頭紛紛與國內水廠進行合資。
在決策部門那里，水務市場化的初衷是推進特許經營制度，即經營層面的改革。但是，只有市場方向，沒有實施細則。自由化理論本身就存在諸多不足，加上政策的粗糙，如此到貫徹執行時，必然會出現嚴重問題。如同賽場哨聲吹響，運動員卻不知道跑往何方，一時間只能亂作一團。如此，就給了一些貪官、惡商渾水摸魚的機會。正是有些部門的語焉不詳，地方政府膽子更大、步伐更快，在“特許經營”之中，塞進了“產權改革”的私貨，“市場化”升級為“私有化”，即出讓當地水處理企業的股權，再限定經營年限。地方之所以紛紛“偷天換日”，是因為“產權改革”比“特許經營”更有短期“油水”。
國外水消費一般占個人收入的4%，而在中國城市目前平均僅為1.2%左右。由于相關水費一般由政府定價，價格始終處于低位，一些城市甚至十多年沒有上調過水價，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因而未來上升空間很大。更何況，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不斷加速的城市化、工業化與居民家庭生活現代化的進程，都給未來水務市場留下足夠的空間。巨大的市場空間則像磁石一般吸引著跨國與民間資本紛紛進入。
在“市場化”與“私有化”尤其是“國際化”的感召下，包括威立雅、蘇伊士里昂、泰晤士等跨國水務巨頭挾其強大競爭實力紛紛登陸。它們憑借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在中國水務市場競爭中占有明顯優勢，并以特許經營、BOT模式（“建設—經營—轉讓”模式）、TOT模式（“移交—經營—移交”模式）、控股、合作等投資方式，打入北京、上海、天津等10多個大城市的水務市場。
2002年5月，上海自來水浦東公司與法國著名的威立雅水務集團簽約組建中國第一家大型中外合資城市自來水公司。一開始中方報出的轉讓評估價為7.6億元的國有股股權，而威立雅的報價超過這一評估價的2倍。這讓中方各界諸多人士驚詫不已，也迷惑不解。尤其是到2007年，跨國水務公司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溢價大戰。是年1月，威立雅水務與蘭州供水集團簽署了45%的股權轉讓意向性協議，報價17.1億元，遠遠超過同時競標的中法水務報出的4.5億元和首創股份報出的2.8億元。8月，揚州自來水股權轉讓項目招標，轉讓49%的凈資產，中法水務以8.95億元的投標獨占鰲頭，報價為資產價值的5倍左右。9月，威立雅水務以21.8億元奪得天津市北水業49%股權轉讓項目，超出凈資產額3倍。
跨國水務公司動輒以3~5倍的高溢價競購中國水務資產，令相關地方政府欣喜若狂，不僅增加了政府收益，而且還引進了外資，提高了GDP與政績。然而，中國水協會長李振東一針見血：“外商今天高溢價收購供水資產，明天都要成倍地賺回去。一屆政府的政績，將成為今后歷屆政府的嚴重隱憂，最終都會轉嫁給老百姓。”
高溢價競購隱藏諸多玄機
逐利是資本的本性，而且跨國壟斷資本積極謀取的還是高額壟斷利潤，外資高溢價競購水務資產隱藏諸多玄機。2007年9月，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發出《關于城市水業資產溢價轉讓行為的公告》指出：在政府定價的背景下，水業資產溢價是地方城市用以后預期的水價和水量收益進行的短期資產融資，溢價的收益最終將進入消費者的支付體系中。跨國水務付給中方的高溢價最終都要在中國收回。
跨國水務公司可以通過關聯交易轉移成本與利潤。工程和設備服務關聯是成本轉移的途徑之一，跨國水務公司與地方政府約定，合資企業的某個項目，或者全部的工程服務項目，或者主要設備，必須由投資人所屬的工程公司或設備公司提供，而提供服務的價格則回避了競爭機制。
更為關鍵的是，跨國水務公司利用在我國政府中的廣泛人脈，清晰地把握了中國水務發展的血脈。早在修改的《循環經濟促進法》中，就已經透露出“水價即將改革”的信息。跨國水務公司高價收購后，迅速于幾年內做大，待其全面掌握某個城鎮供水主動權后，便要求調漲水價。
前人種刺，后人遭殃
發展中國家水務私有化、市場化與國際化的弊端，如今正一一在中國再現。跨國水務公司在華并購，通常第一項要務，就是裁減原國營水務公司的員工，以提高效率；緊接著就是投資改建與擴建，積極從事關聯交易以轉移成本與利潤；其后，在萬事俱備、控制供水主動權后，便調漲水價。威立雅自1997年進入天津獲得第一個項目起的10多年時間，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價格先后上調了8次，由每噸0.68元提高到3.40元，水價上漲近5倍。昆明市自來水集團 2005年底開始與威立雅合作，次年1月昆明市就上調水價，2007年7月再次上調，漲價幅度和頻率都令當地百姓驚詫。2007年7月，威立雅旗下的青島威立雅水務被曝向自來水管道排放污水，通過自來水進行稀釋，以使污水處理達標，導致多人身體嚴重不適，引起社會震動。
水務，永遠的朝陽產業
水的戰略價值遠沒有被我們所認知。《財富》雜志在2000年5月的一期特刊中宣布：“水在21世紀中的地位將相當于20世紀中的石油，它將決定一個國家的窮富”。在戰略家看來，水：不只是一般資源，是藍金，是21世紀的石油，而與石油不同的是，作為生命之源的水，沒有替代品。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克勞斯•特普費爾在1999年這樣評述：在不久的將來，最激烈的沖突可能是為水而戰。為水而戰不僅是國與國之間，還有一國之內的階層之間，更多的恐怕是跨國壟斷資本與東道國貧民之間，從玻利維亞市民的宏大抗爭中就應看出這個端倪。
拉美、東南亞、蘇東等國的教訓反復表明：一個缺乏戰略性預見的國家注定要被國際資本洗劫。中國從外匯儲備到石油等資源，因為缺乏清晰的國家戰略，引狼入室，與狼共舞，因此一直就是被敲詐的對象。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使得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完全拋棄了水業的公益性、長期性、戰略性，于是便出現了“把自己賣了還要給別人數錢”這樣啼笑皆非的困境。水業不是夕陽產業、不是一般競爭性行業，它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行業，是永遠的朝陽產業。
新自由主義教條禍害深遠
以“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為核心內容的“華盛頓共識”在多次金融危機的沖刷下，已經在國際社會式微，但是在中國依然盛行，因為中國迄今尚未遭遇大規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沖擊，新自由主義勢力異常強大。我們一些高級干部國外進修，中層干部國內進修，他們主修的經濟管理，近乎全部都是新自由主義的貨色。一些干部高喊著要打破馬克思主義教條，廢除社會主義教條，置換的卻是新自由主義教條。
跨國水務公司、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及政府中的買辦官員一般都認為，國有企業低效、滋生腐敗，但是國際勞工組織下屬的國際公共服務組織（PSI）根據他們多年的跟蹤研究認為，“無論是水業還是其他公共服務業，私有化過程的特征之一就是腐敗”。世界銀行的報告也證實“私有化過程本身就是可能產生腐敗的溫床。
每一個奇異的引資背后，都有見不得人的交易
2002年3月《南方日報》曾報導，在90年代，沈陽市政府給予興建沈陽第九水廠的香港匯津公司的保證回報率異常得高：第2~4年為 18.5%，第5~14年為21%，第 15~20 年為11%。這種異常穩定的高回報拖垮了沈陽自來水總公司，因為它向市民供水的價格只是每噸1.4元，而向匯津公司買水的價格每噸卻是2.5元。這種只有傻子才做的買賣竟然由政府達成。后來，沈陽市原政府副秘書長、前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遲若巖因涉及“慕馬案件”落馬，由此方才揭開原先的“水務黑幕”。中國在處置國有資產、推進市場化、引進外資過程中，奇異交易眾多，有多少黑幕等待揭示?
國人期待，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水務將會成為與石油、電力同等規模甚至更大的產業，長期兼并重組后，產業內也將出現與中石油、國家電力齊名的“中水集團”。政府應當切實破除部門利益、地方利益，更多地考慮國家利益、大眾利益，為中國的水安全、水清潔提供切實保障。
“環保衛士”常上環保黑榜
外資水務企業往往以“環保衛士”自居，可是在中國，卻成了環保黑榜上的常客。
蘭州自來水苯含量超標事件不是個案。《瞭望東方周刊》查閱公開資料發現，威立雅在中國多個城市因污染問題曾多次受到公開處罰。
2013年5月，威立雅海口白沙門污水處理廠被查出水糞大腸菌群數超標，海口市環保局于2013年11月對其違法行為進行立案處罰;
2012年9月，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對廣東惠州東江威立雅執行《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情況進行監督性監測時發現，威立雅焚燒爐廢氣多種元素超標，該項違規在2013年8月迎來環保部的公開處罰;
2007年7月，青島威立雅負責運營的青島麥島污水處理廠，擅自將污水處理廠回用水管道接到了自來水主管道上，污染了自來水的水質。
曾采訪報道過威立雅污染事件的兩名環保記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事發后，威立雅拒絕當面采訪，電話采訪被推脫掛斷。報道見報后，威立雅就直接去找“大領導”施壓。
由世界水務巨頭之一的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和香港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合資組成的中法水務投資有限公司，也稱不上“好好學生”。2008年2月26日，中法唐家沱污水處理有限公司因為未能及時處理污泥，并將產生的污泥委托給不具備處置能力的單位外運傾倒，未采取無害化處置措施，被重慶市環境保護局責令整改;2007年，上海化學工業區中法水務發展有限公司，因排放水污染物超過規定的排放標準，違反水污染防治管理規定，被列入上海市環保局2007年第一批市環保系統查處違法企業名單。
國內對威立雅公司的指責并非從蘭州水污染事件開始的。近年來，上海浦東、青島、海口等地威立雅分公司都曾因污染事件被立案處罰。據報道，日前，在蘭州事故分析會上，威立雅蘭州公司董事長坦承：“以前判斷有無污染僅靠水表面有沒有油花。”
“自來水是‘生命最重要的保障’。 在德國，自來水在所有‘入口物’中是質量控制最嚴格的，其水質標準與瓶裝水一致甚至更高。這樣的標準制定和監控都由政府嚴格把關，因此人們才會放心直接飲用。”德國水務專家理查爾德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表示。
水權也應該是一項基本公民權
長期以來，水污染和水短缺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城市發展、威脅居民正常生活及身體健康的主要因素。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水務私有化隨著全球化進程成為一種世界現象，被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作為一種公認合理的、甚至是核心的策略采用。由于水行業的壟斷特性，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期國家的水務私有化還沒有成功的例子。物極必反，對此，近年來全球范圍內對公民水權的維護越來越受到重視，即每個人和每個家庭都應擁有充足的、安全的、可以接受的、容易獲取的而且支付得起的飲用水。水務私有化引起的一系列嚴重問題不僅激發了發展中國家居民的不滿情緒，甚至在發達國家（美國、荷蘭、日本等）也是如此。因此，由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全球范圍內的反對水務私有化聲浪愈演愈烈。
今天，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市場化和私有化并非是靈丹妙藥，尤其是在事關廣大人民基本生存的水務領域，更不應該盲目迷信私有化和市場化。對于已經完成私有化改革的水務領域，中國政府必須有決心在私有化遭受重大失敗的時候撤消私有化。
首先，政府應當在立法層面上制訂相關的政策法規，保障公民對水務工作的參與和監督權利。其次，應當鼓勵對居民開展持續的用水教育，讓每一個市民清楚了解有關水務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同時可以通過社區組織和一線水務工作人員增強與居民的溝通，了解居民的分布并收集意見，鼓勵社區對水務管理的參與。此外，政府與公民應當共同推動制度創新，也就是建立公營—公眾伙伴關系。
提高政務透明度和公眾知情權是一個以人為本的成功的公用事業的基本特點。透明度是公共供水服務的主要優點，遠勝于私有水務公司，因為私人公司可以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向公眾提供資訊。
國家在法律層面上為公民的知情權提供了保障，但在具體的落實機制上還十分欠缺，各級地方政府的“官本位”思想嚴重制約了城市公營供水機構主動向公眾公開賬目、收支狀況、審計資料、管理程序等。
此外，既然水務市場化改革涉及到所有居民的利益，供水以及污水處理企業應將其工作透明化，把飲用水的水質情況和污染物排放信息在網上公布，將運行情況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
（來源：昆侖網摘編自“云南城鎮供水”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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