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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是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的一種基本形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改革思路，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的路徑設計。當前理論界關于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簡稱“國企混改”），在“為何混”“如何混”等問題上一直存在激烈爭論，其中頗有影響力的一種觀點是國企具有壟斷地位及特點，妨礙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的實現，在混改過程中主張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甚至提出要將國企私有化；還有人提出要發展以民營企業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等等。此外，由于國企混改在操作層面尚缺少規范性、制度性細則，對有效率的國企和效率差的國企進行改革時，不加區分，不做詳盡分析，一概而論等做法，都導致國企混改面臨諸多問題。實際上，這些爭論及其改革困境涉及國企混改的深層次問題，即國企混改背后隱藏著的國企混改應該堅持什么標準的問題。

國企混改的根本目的是做強做優做大國企，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國企生產力，而不是借混改之機削弱國企，甚至將國企私有化。堅持生產力標準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改革標準問題上取得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推進國企混改應該明確堅持的根本標準。當前關于國企混改的理論之爭以及推進過程中的諸多困境，都顯示出生產力標準有被淡化的傾向，這種傾向不僅容易導致國企混改偏離根本目的和出發點，最終還會影響國企混改的實效性。因此，當前迫切需要進一步明確堅持生產力標準來推進國企混改的政策主張，這對于破解國企混改爭論“迷局”，凝聚國企混改共識，防止國企混改陷入私有化的誤區，從而穩妥推進國企混改，具有重要意義。

Part.1、準確理解國企混改的科學規定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全會決定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論述，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制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從這一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國企混改的幾條原則：第一，國企引入其他資本要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第二，通過國企混改這個形式，要有利于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要從所有制性質上區分我國國企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企”的不同，認清我國國企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支柱，這是我們通過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深化國企改革的科學前提。第三，強調混合所有制經濟包含三種資本類型，不僅有國有資本與非公有制資本，還有集體資本。也就是說，除了國有資本與非公有制資本相互交叉持股外，二者還可以和集體資本相互交叉持股，通過國有資本與集體資本相互交叉持股、國有資本與非公有制資本相互交叉持股以及國有資本之間相互交叉持股等多種形式，促進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增強經濟活力，實現原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發展理念，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些重要論述再次闡明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功能定位、產權保護、政策待遇上的基本原則。

針對非公有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三個鼓勵”：“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企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請注意，這里的用詞是“鼓勵”，而不是“必須”。“鼓勵”可以包括態度上的支持、行動上的促成，具體地說，可以是某些政策上的支持，比如在融資渠道的拓寬上給予政策支持，在負稅上給予政策優惠等。但這里的主要意思在于，非公有制企業只有在有需要、有條件的情況下才能去做這些事，國家才會鼓勵、給予必要的支持。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是強調非公有制企業自身發展模式的方向也是混合所有制，意味著同樣鼓勵公有資本加入非公有制企業。最后，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企改革的重點是鼓勵參與，“參與”不是“主導”，更不是利用“參與”變成國企的控股主體。可見，從這里得不出通過國企混改達到去國有化目的的結論。因此，必須準確理解國企混改的科學規定，反對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片面解讀國企混改的意義。

Part.2、正確理解國企混改的現實意義

1.國企混改要有利于提高國企效率、增強國企競爭力

效率和競爭力是企業生產力的重要體現，同時二者又密切相關。企業效率是企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面，企業效率的提高也有助于企業整體競爭力的增強。通過混改進一步提高國企效率，進而增強國企競爭力是堅持生產力標準、推進國企混改的內在要求。因此，應該優先對效率低下、效益不好、競爭力較弱的國企進行混改。然而，在現實推進混改的過程中，卻出現了“靚女先嫁”的呼聲和現象，即首先將一些效益好、效率高、競爭力強的國企進行混改。例如，在央企混改層面，中石化對旗下的油品銷售業務板塊實行混改，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參股；在地方國企混改層面，貴州茅臺、五糧液等國企也紛紛引入戰略投資者，開啟混改熱潮。中石化、貴州茅臺、五糧液等都是目前我國經營管理水平較高、效益較好、競爭力較強的國企，而且油品銷售板塊一直以來都是中石化的優質資產，貴州茅臺、五糧液也都是行業龍頭領軍企業，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對優質國企、國資實施混改，雖然對于非公有制企業來說具有較大吸引力，比較容易推進，但這種“靚女先嫁”的思路和方式卻偏離了國企混改的目的，不僅無法解決國企效率和競爭力問題，反而有可能從根本上弱化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使得國企混改走偏方向。

關于國企的效率和競爭力問題，長期以來就存在兩種負面聲音：一種是“國企低效論”，認為國企天然具有低效率的特征，并借此主張通過混改進一步降低國有經濟比重，取消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另一種是“國企全面退出論”，認為國企缺乏市場競爭力，主張國企應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這兩種觀點不僅在理論上存在誤區，而且對于當前我國推進國企混改也有嚴重的誤導。

關于“國企低效論”，首先，“國企低效論”的觀點往往是簡單套用西方經濟學的要素理論，截取國企某一發展階段中的特殊指標，對國企的經營效率進行孤立的、片面的、割裂式的衡量和評價，進而得出國企效率低下的結論，并將其原因簡單地歸結為企業性質本身，而用企業性質作為企業效率低下的唯一的、根本的解釋，這在研究方法和理論邏輯上存在嚴重缺陷。其次，對于我國國企的效率問題應該作客觀、全面的考量和評價。企業的效率是多層次的，我國國企的效率體現在多個方面，除了經營效率外，更加體現在國企的社會效益和制度績效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始終保持穩定、快速、健康發展，創造了“中國奇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始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企功不可沒。與當代資本主義相比，這也是我國國企在制度方面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指出的：“當代世界資本主義今天面對的大挑戰，包括不平等問題（特別是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的世界中不斷生產的貧困）和‘公共產品’問題（那是人們一起共享的，如環境）。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將幾乎肯定要求一系列推動我們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第三，國企的經營效率與企業性質并無必然聯系，企業性質與企業經營效率之間也無必然的因果關系。最后，即便是以國企效率低下為由，也得不出需要通過混改、將國企私有化的結論。國企混改的根本目的正是提高國企效率，最終做強做優做大國企，而不是通過消滅國企本身來解決國企的效率問題。

關于“國企全面退出論”，這種觀點堅持認為國企是政府控制的壟斷企業，國企在競爭性領域的大量存在會損害市場的公平競爭，擠占私企生存發展空間，并且導致國企效率低下、缺乏競爭力、管理僵化、尋租腐敗等一系列問題，因此主張在混改過程中，國企應該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僅在有限的領域存在，并且越少越好。然而，這種主張不僅不符合理論邏輯，更缺乏現實依據。

第一，“國企全面退出論”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競爭經濟，允許不同性質企業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國企也是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之一。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客觀上對我國參與和應對來自全球范圍的競爭提出了更高要求，國企通常具有規模大、技術力量雄厚、服從國家戰略引導的特點，因此應當成為我國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主力軍，而不是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第二，“國企全面退出論”不符合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和布局優化的基本方向。當前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和布局優化的基本方向是：依據商業類和公益類國企的不同功能，堅持“三個有利于”基本標準，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資本重點是要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要求國企全面退出所謂競爭性領域的實質是要求國企退出所有經濟領域，顯然不符合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和布局優化的基本方向。第三，“國企全面退出論”不利于提高國企競爭力。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都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國企通過混改引入非公有資本，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目的是要促進市場競爭，提高國企活力和競爭力，從而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國企。而所謂“國企全面退出論”，是要在混改過程中不斷稀釋、甚至賣盡國有股份，其結果不但無助于國企競爭力的提高，而且有可能最終將國企搞垮。

國企通過混改，一方面針對當前部分國企存在的經營不佳、效益不高的狀況，通過混改引入民營資本和社會資本，改善國企資本結構和產權結構，擴大國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從而提高國企經營效率、增強國企整體競爭力。另一方面針對部分國企存在的管理僵化、體制機制陳舊等問題，通過混改引入戰略投資者，不斷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科學的法人治理、激勵約束并重的管理架構和運行機制，從而提高國企管理效率，激發企業活力。國企混改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通過調整不同所有制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來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手段。通過混改引入非公有資本，從而使各種資本在企業內部相互融合，放大原有資本功能。同時，發揮不同種類的資本的比較優勢，實現這些資本的協作制衡、優勢互補，進而形成國企有利于參與市場競爭的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有利于解放和發展國企生產力的生產方式、管理模式、股權結構，從而提高國企運行和國有資本配置效率，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

國企混改在宏觀戰略上應堅持分類推進和分層實施的基本思路，在具體操作上應遵循“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改則改、穩妥推進”的基本原則。將國企功能分類與混改統一起來，依據國企不同功能，在科學分類基礎上，穩步推進國企混改。國企混改既要積極穩妥，更要有序有效。要明確為什么要“混”、哪些國企要“混”的問題，然后才是怎么“混”的問題。國企混改不是“渾改”，不能“一哄而上”“一哄而散”，更不能相信“一混就靈”。混改并不是解決國企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和唯一手段，有些國企適合混改，有些國企則不適合，在指導思想上要把是否有利于促進和提高國企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做強做優做大國企作為衡量國企混改的根本標準。針對國企普遍存在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問題導向，“對癥下藥”，試點先行。要優先對效率低下、效益不好、競爭力薄弱、管理僵化的國企進行混改，不能僅僅為了求穩和調動非公經濟積極性而對效率高、效益好、競爭力強的國企首先進行混改。應堅決防止“靚女先嫁”“為混而混”“一混了之”等現象的出現，真正達到提高國企效率、增強國企競爭力，最終做強做優做大國企的根本目的。

2.國企混改要有利于促進國企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堅持生產力標準推進國企混改，不僅要有利于提高國企效率、增強國企競爭力，還要有利于促進國企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國企屬于全民所有，具有天然的人民屬性，是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是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是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是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當前國企混改更多地強調通過混改更好地發揮其在提高經濟效率、轉換經營機制、改善治理結構、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中的經濟責任，而對于促進其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功能強調得不夠。通過混改，堅定不移地做強做優做大國企，促進國企更好履行社會責任，既是國企本質屬性的集中體現，也是推進國企混改的應有之義。

社會責任也是一種生產力。對于國企而言，履行社會責任與承擔經濟責任同等重要。從長遠來看，履行社會責任不僅不會增加國企負擔，還會成為國企做強做優做大的一項重要生產力。作為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國企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經濟支撐，是促進廣大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是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的引領者和示范者。社會主義國企最根本的社會責任是維護好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使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實力和綜合競爭力。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改善收入分配，將社會發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最終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切最終的核心都是為了勞動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是以人為本而非以資本為中心。這也是資本主義發展混合經濟與我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根本區別。資本主義混合產權制度是為了緩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緩和階級關系，為私人壟斷企業獲得高額壟斷利潤服務的，因而資本社會化和法人資本所有制，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性質。而發展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的社會主義混合所有制經濟，根本目的是要維護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企自身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等方面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我國國企主要通過上繳稅金、改善民生、拉動就業、承擔改革成本等方式履行社會責任。據財政部網站公布的數據統計，2015年央企國有資本經營總收入1612.92億元，其中用于補充社保基金、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及改革成本支出就達382.38億元，占總收入的23.71%，國企納稅總額（非金融類國企）達38598.7億元，更是占全國總稅收的35%。另外，國企還主動參與扶貧助教、慈善捐助等公益活動，90多家央企定點幫扶189個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可見，以央企為代表的國企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促進國企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是推進國企混改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國企本質屬性的體現。國企通過承擔改善民生、保障公共安全、保護環境等社會責任，能夠不斷提高企業社會信譽度和信任度，更好地樹立負責任的國企形象，得到社會更多的認可和支持，從而為國企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輿論環境。自覺履行社會責任還能夠使國企在爭取政策支持、開拓市場競爭、發掘人力資源、開展國際合作等方面獲得比較優勢，對于國企科學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同時，國企的不斷發展壯大又會為國企更好更多地履行社會責任提供有力的物質基礎和可靠保障。

Part.3 、堅決防止國企混改陷入私有化的誤區

國企混改在堅持有利于提高國企效率、增強國企競爭力，有利于促進國企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還要堅決防止陷入私有化的誤區，堅守住國企混改的目標和底線。無論是“國企低效論”還是“國企全面退出論”，其實質都是在新自由主義理論指導下，恪守“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完全市場化”的信條，試圖通過所謂的“國企低效”“國企缺乏競爭力”等理由來妖魔化國企，以此推銷國企私有化的主張，從而達到削弱國企、削弱其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目的。當前部分國企的確存在經營效率欠佳、市場競爭力不強、管理僵化等問題，但是私有化的主張絕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靈丹妙藥”，更不是國企改革的“良方”，解決國企存在問題的方法絕不是消滅國企本身。因此，要堅決反對和防止不顧我國歷史與現實的實際情況而盲目借鑒西方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經驗，將國企私有化的主張；堅決反對和防止企圖削弱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的做法。

國企私有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根本指導，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的一場改革浪潮。從1979年英國撒切爾夫人上臺開始推行大規模國企私有化開始，直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國企私有化浪潮持續了近30年，波及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西方很多學者對私有化進行了大量研究、總結和反思。例如，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和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早在1993年就指出：從理論上講，私企比國企效率更高的說法是不成立的。企業的產出效率和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斯蒂格利茨也曾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中指出，至少有一位東歐國家政要曾經明確表示：支持私有化的論斷是缺乏說服力的，之所以搞私有化是出于政治原因。另外，很多經濟學家也明確指出，支持私有化的諸多論斷不僅在理論上缺乏說服力，在實踐中也是缺乏客觀事實依據的。然而，在當前我國推進國企混改的進程中，仍然有一部分人以多種理由、各種方式大肆鼓吹國企私有化，主張“國退民進”，企圖將國企混改引向私有化改革的道路上去。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和警惕。

在這方面，俄羅斯私有化的教訓值得我們深刻反思。俄羅斯推行以私有化為核心的“休克療法”后，很短的時間內將國有資產量化均分，后來又對國有資產“改分為賣”，大型國企或被低價抵押，或被委托給私人經營管理，龐大的國有資產被集中到少數寡頭和國際壟斷資本手中。私有化改革使得少數人一夜暴富，卻讓很多人喪失了工作崗位，失去了收入來源，愈加貧困，表面上看起來公平的私有化卻沒有帶來公平的結果。據統計，1992年當年的俄羅斯通脹率即達到2501%，至1999年，81%的居民已經沒有儲蓄存款，所有的勞動積蓄被徹底洗劫。私有化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俄羅斯社會面貌，瓦解了原有制度的經濟基礎，改變了社會階層結構，催生了私人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形成，導致“財團、寡頭”參政局面出現。

20世紀70年代以來，拉美國家的私有化改革同樣教訓深刻。以私有化為核心推進經濟改革是“華盛頓共識”給拉美各國開的“藥方”，以此對新自由主義的主張進行全面實驗，但實驗的結果卻是拉美經濟出現了“兩個失去的十年”。拉美國家的私有化改革涉及生產、服務、金融等幾乎所有領域的國企，其中阿根廷的私有化最為徹底，不僅賣掉了競爭性領域的國企，還幾乎賣光了包括鐵路、石油、煤炭、天然氣等戰略性行業的國企以及交通、通信、電力等基礎性領域的國企。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對30多家國企實行了私有化改革。阿根廷私有化改革不僅沒有促進國家經濟的繁榮，反而使國家陷入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深淵難以自拔。具體表現為經濟動蕩、制造業遭遇沉重打擊、失業率和貧困人口上升、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等。據世界銀行統計，21世紀初的阿根廷所欠巨額外債達1300多億美元，財政赤字嚴重，全國30%的人口陷入貧困，失業率超過20%，近10年來，基尼系數由0.43上升到0.55。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認識，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私有化與提高經濟效率之間并無必然聯系，反而極有可能導致經濟衰退和發展困境，單純地認為通過私有化提高經濟效率不是天真無知，便是別有用心。今天在推進國企混改過程中，少數人有意曲解混合所有制的含義，試圖將國企混改引向私有化的歧路。或者過分強調非公資本參持國有資本，卻忽視不同資本主體參持對方股份的雙向性和平等性；或者過分強調國企的微觀經濟效率，卻忽視國企的宏觀效率以及國企承擔的改革成本和履行的社會責任。這些錯誤思潮不僅曲解了國企混改的科學規定和實質，而且誤導了人們的思想和輿論。國企通過混改不斷提高效率、增強競爭力、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實現國企做強做優做大，從而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這不僅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因此，在今后的國企改革中，一定要堅決防止國企混改陷入私有化的誤區，堅守住國企混改的目標和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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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波，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陶惠敏，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察網www.cwzg.cn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