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特朗普政府于美國時間7月10日發布了一份關于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征收10%的進口關稅清單,中美貿易戰再次升級。7月6日美國對中國340億美元產品征收25%的關稅,中國海關也在同一時間啟動了同等規模的反制措施。
美國為什么要選擇現在發動貿易戰?貿易戰開打,對中美各有什么巨大影響?《制度與繁榮》作者、旅美學者黃樹東,對此給予了深刻分析。
一、貿易戰是誰之過?
國內有一種思路,把貿易戰爆發和升級的責任加在中國身上,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它建立在貿易戰是可以避免的看法之上。
這一看法并不切合實際。
中美貿易戰不可避免,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首先,來看貿易戰爆發的歷史過程。
中美貿易戰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以避免,那就是中國的崛起出現夭折。
為什么這么講?貿易戰只不過是美國調整中美關系這整個戰略布局中的一個棋子。
美國對中國的這一輪戰調整可以追溯到小布什任總統的時候。后來,由于9·11、反恐、阿富汗戰爭以及第二次伊拉克戰爭,這個戰略調整暫告中斷。但是,關于戰略調整的討論依然持續推進。大家可以看看班農和有些內閣成員過去寫的書和發表的文章、講話。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美國迫切需要中國的幫助。即使是這樣,戰略調整還是開始了。
比如“亞太再平衡”“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都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針對中國的。
TPP其實就是潛在的貿易戰,甚至比貿易戰還嚴重——它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踢出現有的國際貿易體制。
但是,由于那時美國經濟依然處于艱難的復蘇期,美聯儲的QE需要中國的大力配合,購買它的國債,所以,中美之間還沒有直接的沖突。
特朗普對中國的貿易戰,也不是他就任以后才有的想法。他早在2015年的競選宣言中就21次提到中國,認為中國搶了美國的工作,損害了美國經濟,要大幅度提高對中國產品的關稅。他類似的看法還可以追溯到更早。
所以,貿易戰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認為貿易戰的責任在中國是不了解美國,或者是故意不了解美國的表現。
其次,來看貿易戰爭背后的戰略原因。
推動貿易戰爆發過程的戰略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我在2009年出版的《大國興衰》一書中就反復討論這個問題,認為它是難以避免的。歷史上也是這樣的,雅典和斯巴達,西班牙與荷蘭,荷蘭與大英帝國,法國和大英帝國,后來德國、日本與當時世界體系的沖突,前蘇聯和美國,戰后日本和美國,甚至包括美國和英國。
在《大國興衰》中詳細梳理了美國崛起的過程中大英帝國的手段和美國的抗爭。這個歷史的難題,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沒有答案。至少從2000年以來美國戰略思考的思路可以看到,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是相當警惕的。這個戰略陷阱才是貿易戰爭爆發的直接深層次原因。
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就認為,美國一定會遏制中國的崛起,中美未來必有一戰。班農早在幾年前就發表了對中國的看法,他強調中國對美國的歷史性挑戰。
他在2010年編導了一部紀錄片《零世代》。這部片子的結束語是:歷史是季節性的,凜冬將至。他說,“我們處在一個非常殘酷而血腥的沖突的開始階段”。這類書籍和言論很多。總之,美國精英對修昔底德陷阱的關切和思考,由來已久。
這種思考,責任不在中國。如果中國真有責任的話,那就是中國七十年的發展和崛起。
最后,從美國對日本和前蘇聯的戰略案例來看。
一旦崛起的國家經濟總量達到了美國經濟總量的65%左右,它就開始要實施大規模的經濟打擊了。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這個65%的戰略界限。
無論中國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貿易戰是遲早的事,不可避免。
貿易戰不是中國的選擇,不是中國的錯誤。我們要堅決摒棄那種把責任歸咎于中國的想法。
二、 美國為什么要在現在發動貿易戰?
貿易戰的爆發的時機選擇還是美國內部危機的需要。
我在《制度與繁榮》中對這個問題有非常詳細的討論。我也曾撰文指出,這場貿易戰是美國四大主義即新民粹主義、新保護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合流的結果。而推動它的是美國內部的種種危機。
關于民粹注意給大家講一個故事。
凡是看過2016年大選的人都知道,美國中下層,無論左右,對美國的建制和建制派是多么的失望、反感和反抗,尤其是那些偏遠地方的比較窮苦的白人,即特朗普的基本盤。
許多華爾街人士是支持民主黨的。但是,許多人憂心忡忡,擔心共和黨敗選會導致其基本盤大規模的公開的不滿從而導致社會經濟的黑天鵝事件。
所以,特朗普當選,許多人雖然有些失望,但是都松了一口氣。這就是為什么特朗普當選以后美國股票持續上漲的原因。原來擔心的低概率事件避免了。
美國那些窮苦的白人中下層,感到至少有了一個4年的窗口期來尋求內部危機的解決辦法。這至少表明,美國的社會矛盾曾經到了一個什么樣的臨界點。
民粹主義、新保護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是如何結合起來的,請參見筆者之前的文章:《美國對華戰略重大變遷》。
當這四種主義結合起來,就有了2017年的《國家安全報告》,2018年的《國防安全報告》,2018年的《臺灣旅行法》,印度太平洋艦隊的更名以及——中美貿易戰。
我在《制度與繁榮》中反復指出,不了解美國內部危機的嚴重性,就無法了解目前這場戰略調整的嚴重性。在歷史,尋求內部危機解決,有可能帶來危險的外向擴張的沖動,這可能是下一步世界性沖突,甚至熱沖突的開始。我們預測的第一步啟動了,它將帶來什么樣的地緣政治后果?
三、目前這場貿易戰是什么性質?
如前所述,這場貿易戰既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擾,又是尋求內部危機解決的外部手段。那么這場貿易戰的性質是什么呢?
首先,要準確把握戰略范圍。對它的全面性、持久性和戰略性我們需要有一個總體的把握。不能只限于經濟和貿易,要多角度多層次多方位地來看待這個問題。
其次,要準確把握戰略性質。至少在目前的階段,美國定義的中美關系是“競爭性的關系”,而不是對抗性關系。所以,一方面,我們要避免主動推動沖突升級,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過分妥協。要敢于競爭,善于競爭。但是,這個“競爭性關系”的維持也決定于中國自己能否穩定。
美國是要遏制中國崛起的。那為什么還不是對抗性關系呢?有幾個方面。
其一,是因為中國足夠強大又政治穩定,對抗性關系對美國成本太高。如果中國出現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那就可能變成對抗性關系。
其二,如果美國一下子搞對抗性關系,中國大多數政治力量可能眾志成城團結一致,一致對外,反而有利于中國。
其三,維持競爭性關系的提法,有利于催生中國的內部變化,達到分化中國內部的目的。以適當的壓力推動競爭對手內部的變化是美國非常成功的戰略。
大家回顧一下當年里根對付前蘇聯是用的什么辦法。是吸取了幾十年的經驗,發現尖銳的戰略對抗沒有起到作用,于是從戰略對抗退一步,同前蘇聯搞緩和。這個“緩和”加上對前蘇聯的意識形態批評導致了蘇聯內部的分化,尤其是高層的分化,出現了美國的政治盟友,導致了政治不穩。
這才是是蘇聯崩潰的開始。可以想象,如果沒有“緩和”,雅科夫斯基的那些論調是不會有市場的。所以,“競爭性關系”有時候比簡單的“對抗性關系”更加有殺傷力。
美國有一句俗語叫“Divide and Conquerer”,大意是分而治之,又不完全是。意思是,你先用盡一切手段,讓對手內部分裂,在對手內部催生自己的盟友,然后實現征服對手的目的。這種戰略,美國用了200多年,而且屢試不爽。
我們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關于貿易戰,國內目前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不乏那些責備中國、歡迎貿易戰的看法。這些有可能導致政策選擇上的分化,甚至政治分化。大家設想一下,如果一開始就是對抗性關系,這些看法有市場嗎?
在目前這個戰略關鍵點,中國一定要維持政治穩定,防止“Divide and Conquerer”(先用盡一切手段,讓對手內部分裂,在對手內部催生自己的盟友...)。
四、貿易戰對中國究竟有多大影響?
貿易戰不是我們期望的,它是對中國的經濟挑戰。但是,也不是末日世界。有些人把貿易戰的影響夸大了。
第一,目前的貿易戰不是禁運,是增加關稅。
即,中國的相關產品還是可以向美國出口,但是必須抽取額外的10%-25%的關稅,而不是禁止出口。許多人在計算新增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時,直接就這500億、2500億,甚至55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來計算它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這就把關稅壁壘和禁運二者混淆了,不是正確的方法,夸大了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
最初的25%主要是針對首批的340億美元和另外的160億美元,而剛剛公布的2000億美元則征收10%的額外關稅。換句話說,這些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價格要高10%~25%左右。價格的增高對不同產品產生不同的影響。
那些不可替代的產品則美國依然必須從中國進口,不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那些低端的可替代產品,有人認為可以完全被其他發展程度更低的國家或經濟替代,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首先,低端產品不可能由發達國家替代;且由于數量巨大,也不能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替代。我們以印度和越南為例。印度的GDP大約是2.2萬億-2.3萬億美元,5500億相當于它GDP的1/4左右;如果讓印度1/4左右的經濟轉變成對美國市場的出口,這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無法在幾年內完成;越南的GDP不到3000億美元,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替代。
要把5500億產品從中國轉移到其他低水平的國家去,是一個巨大的資源配置和產業鏈在全球的重新配置過程。就算不是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內不現實。短期內,這種替代非常小,對中國出口的影響非常小。
總之,即使由于貿易戰一些中國產品被替代,中國也有非常長的窗口期,來成功管理它和進行轉型。
那種認為這場貿易戰是中國5500億美元對美出口,同1500億美元對美進口之間的貿易戰,把關稅壁壘當成了禁運,是錯誤的。
第二,貿易戰中價格競爭的成分可以化解。
總體上講,中國產品出口到美國市場上的價格要增加10%-25%,這個中國是可以化解的。特朗普在競選中認為中國操縱了匯率,導致人民幣被低估,就任后就不提這個問題了。為什么?因為他得到的信息是,中國的確操縱了匯率,但那是導致人民幣被高估。所以,人民幣有貶值的空間。
貿易戰對中國大約5000億美元的出口增加10%的關稅,對另外500億美元的出口增加25%的關稅。對那10%的新增關稅,可以用匯率貶值和勞動生產率提升的方式來化解。換句話說,人民幣貶值10%,所有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說貶值10%不太現實,那就貶值5%,然后加上5%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就沖抵了。如果政府再把對美國進口商品相應征收的關稅總額用于相關出口企業,可能5%的人民幣貶值和5%的勞動生產率沖抵都不需要。
結果,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可能價格不變,或上漲較小。關鍵是政府征收的新增關稅總額要同美國相當,用來補貼出口。
第三,5500億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可能被短期內替代。
但那是非常小的一個部分。要知道,中國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出口下降了13%!但是,中國依然度過了難關。我們估計,這場貿易戰導致中國出口的下降不會達到13%。所以,美國有的投行認為中國GDP增長會下降到5%,中國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無法迎戰,這些都是基于錯誤的算法。然而,這些觀點極大影響了中國的輿論。
第四,有利于中國高科技的發展。
中國從美國的進口也可以分為可替代和不可替代。對可替代的我們就不用討論。中國對美國進口產品也不是禁運,而是增加關稅。
美國產品在中國市場上的價格會增加。而且如果把匯率下降5%計算在內,就可能增加15%-30%(關稅增加10%-25%加上人民幣貶值5%)。它們將推升中國中下游企業的成本,甚至導致物價上漲。
由于中國對美進口總額才1300億-1500億,所以收到的價格影響比美國輕,政府也可以管理。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量進口的是高科技產品,是芯片。高關稅帶來的高價格,使國內相應高科技產品價格也要上升,導致盈利預估的上升。
這反而是中國發展高科技,發展2025產業的大好時機。一次性的價格上漲,增加的盈利預期,將推動大規模的投資和大規模的進口替代。所以,貿易戰如果打下去,將是中國新一輪技術進步的高峰。
第五,貿易戰可能會導致少部分短期內可替代產品被轉移到其他國家去。
即使再少,也是總需求的下降。為此中國需要進一步解決貧富懸殊,提高內需,推動經濟轉型。
第六,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的商品額外征收10%的關稅有兩個月的聆訊期,然后聽證,還可以申請豁免。
知道美國運轉方式的人都明白,這給它的最后實施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而且,美國國內最近對貿易戰或關稅戰的異議比較多了起來,這也為這兩個月的聆訊增加了變數。
第七,同美國相比,中國的潛在財政能力和貨幣政策空間都非常大。
我們可以采取反周期的政策,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國內外許多對貿易戰持悲觀態度的人士,忽略了這點。
總之,我們認為,貿易戰對中國經濟會帶來一定的壓力,同時也帶來了技術升級和經濟轉型的機會,只要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到位,是完全可以變挑戰為機會的。
只要內部穩定,站穩了腳跟,打反而比不打好。我們不同意那些聳人聽聞的說法,也不同意所謂動用經濟核武器的說法。中國沒有必要懼怕,也沒有必要主動推動沖突升級。
五、貿易戰對美國有多大影響?
第一,通脹,甚至滯漲。
美國的大幅度減稅導致政府赤字大幅度增加,如果導致進口減少,可能導致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從而導致通脹;加上由于幾千億美元的中國產品面臨10%-25%的價格上漲,它對通脹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同中國的1300億-1500億美元的美國進口產品相比,這5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對美國通脹的壓力比中國大得多。而且,中國產品許多還是低價值鏈產品,它的價格上漲,如果推動了美國在相同領域的投資,則對美國總勞動生產率會起到負增長的作用。
總之,它可能導致許多企業成本大幅度上升,盈利減少甚至虧損。如果預期這是永久性的,那么投資也會減少。
另外,根據美國資本市場的微觀結構,我在《制度與繁榮》中不看好美國減稅對投資的推動作用。實際結果也是這樣的,同我們的估計一樣,大量的企業減稅被用于股票回購。
在這種情況下,盈利預期的下降,會進一步導致企業回購股票,而不是實體投資。投資的減少,最壞的情況,就可能是滯脹。這種結果對美國中下層,尤其是對偏遠地方的中下層是不利的。
第二,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受到挑戰。
美元是世界貨幣,而它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手段是貿易赤字。如果美國堅持要減少貿易赤字,其實就是在挑戰美國世界美元的地位。
過去幾十年,從國際貿易的角度看,是中國兩頭在外的發展戰略在幫助美國鞏固世界貨幣地位。
兩頭在外的發展戰略是建立在國際貿易的基礎上的。1978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不大,到了2017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是27.79萬億人民幣,換成美元是4萬多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用美元結算的。
這表明:
1.美元對世界貿易的控制有了指數級增加,美元是世界經濟以及中國兩頭在外的基礎;2.中國和那些同中國做生意的國家必須有大量美元儲備。
中國對美國的那5500億美元的出口貨物大部分都是兩頭在外。如果真正影響了它們的對美出口,中國的兩頭在外的國際貿易將大幅度下降,美國的世界貨幣地位也要下降,甚至迫使中國和貿易伙伴尋求替代貨幣。
第三,美國的高科技企業將大幅度失去中國市場。
美國的高科技和制造業是非常先進的。但是,這個先進是建立在中國市場基礎上的。失去中國市場,它們將失去發展的動力。
例如,在2008—2009年經濟危機的時候,由于中國經濟出現了困難,美國國內的高科技企業對中國的出口面臨困難,它們的盈利大幅度下降甚至虧損。
如果由于貿易戰爭,導致這些產品在中國市場上價格大幅度上升,必將推動中國大規模的替代戰略,毫無疑問對美國在這些領域的領先地位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短期內國內相關產業鏈將面臨困難,但這卻是長期的戰略機遇。這就是為什么從一開始我就不相信,美國會真正對中興實施禁運,它是想利用中興博取最大利益,而不是要主動讓出中國市場。
第四,對美國資本市場將是巨大打擊。
目前美國資本市場還不是非常相信貿易戰要大規模地打起來,所以,對資本市場雖然有影響,但遠遠沒有反映最終的美國成本。一旦貿易戰按宣稱的規模打起來,那些與中國進口產品相關的行業預期盈利將大幅度下降甚至虧損;
而美國的高科技和制造業在中國市場上將面臨進口替代,它們的預期盈利和增長速度都會大幅度下降。這兩種相加,結果就是,預期盈利下降,市盈率大幅度下降,會給美國資本市場帶來巨大的打擊。
目前,美國投資者包括許多知名的投資者,都沒有把終極貿易戰當成高概率事件,所以資本市場還比較穩定。這也同中國的迎戰有關。如果中國選擇從高科技和制造業入手,可能美國股市早就一地雞毛。
第五,中美兩國面臨兩種不同的進口替代。
中國從美國進口的主要是高科技產品,出口的是低端產品。貿易戰導致的進口替代,可能使中國的經濟資源從低端向高端配置;而美國則相反。
上述種種,就是為什么我們從一開始就認為貿易戰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是要打擊中國的2025戰略產業,是要中國過度開放金融,是要中國過度開放產業,是要控制中國的經濟主權。
總之,我們不能盲目樂觀,也不能過度悲觀,更不能把責任歸于中國,要全心全意維護中國的政治穩定。貿易戰真正打下去,雖然會給中國帶來短期困難,但卻是中國產業升級、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機會。
(本文的基本觀點在黃樹東近期出版的新書《制度與繁榮》中有詳細的論述。《制度與繁榮》,2018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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