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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神”弄“鬼”糊弄誰？！

——評《藥神》的火爆與馮“十條”的弄鬼

  胡  澄

最近的電影界頗有點波詭云譎的味道。陰陽變幻，神鬼唱和，上演著一場“目連救母”的大戲！

其中的標志就是《我不是藥神》的登壇“封神”與馮小剛的“十條”“弄鬼”。神鬼唱和之間，好像污濁一片的影視界陰霾一掃而光，成了陽光燦爛的正能量的聚集地。

先說說《我不是藥神》這部影片，現在真是成了“神”了，不但票房滿貫，而且評論界都是一片贊揚之聲，什么“現實主義的力作”，什么“小人物英雄的光輝”，什么“關注現實問題的巨片”等等。更可甚者，一些黨報大刊也頻發溢美之詞，令人炫目。如新華社主辦的《新華社每日電訊》7月5號在一篇吹捧文章中以《以小人物的成長，記錄社會的進步》為題，評論道：“電影《我不是藥神》因觸及抗癌藥昂貴的國情現實，展現我國推進醫藥改革的顯著成就，引發強烈關注。”這真是活見鬼啦！——一個國家醫藥改革的“顯著進步”要靠一個“假藥販子”來推動，這是對改革的“反諷”呢，還是對改革的“頌揚”？除此之外一些地方黨報，如北京日報等等也是連篇累牘地發文推薦這部影片，不斷地給“藥神”焚香上貢。這真是改革開放以來電影界所僅見之景象也。與此相對應的就是院線資本對此片的青睞，排片率已經高達60%以上。而不中他們意的小崔拍的大型文獻片的《您一定不要錯過》排片率僅僅為0.5%！可見其的愛憎！

其實，只要我們冷靜地想一想，《藥神》這部片子不過是大資本借重“小人物”所做的一種“慈善”排演而已。這部片子的素材來源于生活的真實，但是卻閹割了其中的進步性，變成了資本對窮人的“慈善”與施舍。真正現實生活中的“陸勇”自己就是白血病患者，在耗盡資財治病之余，他深切感受到醫藥缺乏對窮苦百姓的切膚之痛，出于“窮幫窮”的階級情感，才代售印度仿制藥品。而這種“窮幫窮”的幫助正如革命導師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部著作中所指出的：“窮人從他們的窮弟兄那里得到的幫助，比從資產階級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樸的無產者深知饑餓的苦楚，所以他們雖然自己也不夠吃，還是樂意舍己救人。他們這種援助的意義是與窮奢極欲的資產者所扔出來的那點布施迥然不同的。”而影片中的“程勇”卻被塑造成為成功的產業資本家，他的販賣變成了資本對窮人的關愛與施舍。這就表現了編劇的立場——一切都要靠資本來拯救，“小人物”就成了資本“慈愛”的化身。這部片子的拍攝與制作，說透了，不過是一些藝人對自身被資本豢養的恥辱的救贖，這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剩余價值理論》中所指出的那樣：“有一大批所謂 ’高級’ 勞動者，如國家官吏、軍人、藝術家、醫生、牧師、律師等等，他們的勞動有一部分不僅不是生產的，而且實質上是破壞性的，但他們善于依靠出賣自己的 ’非物質’ 商品或把這些商品強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 ’物質’ 財富。對于這一批人來說，在經濟學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類，被說成靠真正的生產者（更確切地說，靠生產當事人）養活的食客、寄生者，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l，第167—168頁）這部片子，充其量只是這些文藝界的“高級”勞動者為遮掩在“經濟學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類”這種“不愉快”角色的遮羞布，所以，他們把“患者”陸勇，編（變）成了“資產者”程勇。這怎么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成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力作”了呢？！

這樣就把一個鮮明的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健康，是靠資本的施舍與“上等人”的救贖，還是在共產黨的帶領下依靠人民集體的力量去奮斗，爭取？！顯然，影片結尾中那段好萊塢式的煽情橋段——一個個摘去口罩兒目送被警車押送的程勇的患者們（他們是弱勢群體的形象代言人）是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爭取自身的利益與健康的。

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在新中國的前30年，我們依靠集體的力量與人民的奮斗，在人民健康事業中取得了偉大成就。例如：在建國的頭30年，雖然資源比較匱乏，結核病的發病率卻下降了60%至70%。完全消滅了“瘟神”血吸蟲。而在改開40年以來，盡管經濟發展，治療手段更加成熟，肺結核發病率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呈持續上升的趨勢。目前我國肺結核患者的數量居世界第二。此外，本來已被徹底消滅的各種性病有死灰復燃，泛濫成災。在地方病方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經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蟲病已經卷土重來。

改開以前，盡管中國的經濟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衛生領域，中國曾經被看做一個非常成功的典范。直到80年代，每逢國際組織對各國進行排序，雖然中國的人均GDP排名不高，按健康水平排名則高得多，贏得了廣泛贊譽。但是改開以來，世界衛生組織在一次對191個成員國的衛生總體績效進行的排序中，中國被排在144位，比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蘇丹，、海地等等這些國家還要低，而這些國家的人均GDP都沒有中國高。另外一種數字，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政府預算衛生總費用占比為36%，近些年竟最低下降到了2.3%。結果居民個人衛生支出的比重節節攀升，從1980年的23%，到某些年份達到了60%多。換句話說，改開這些年，中國衛生總費用的增長主要靠居民個人負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醫療衛生領域是世界上市場化改革最為徹底的國家。改開以來，總有“改革家”抱怨，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對醫療衛生包攬過多。結果現在中國衛生總費用在政府的負擔還不到40%。而這一例在發達國家則高達75%，在最不發達國家政府平均負擔也達到60%。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與資本的“決定性”作用下，一些“瘟神”又回來了，現在市場與資本竟又制造出“藥神”來拯救！

這部影片有它的現實真實性，但是卻有著鮮明的傾向性——人民的命運要靠資本的施舍與拯救。這正如恩格斯所犀利指出的：“你們吸干了無產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對他們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滿的偽善的心靈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擺出一副人類恩人的姿態（其實你們還給被剝削者的只是他們應得的百分之一），好像這就對無產者有了什么好處似的！這種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掃地；這種布施使得本來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會排擠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賤民放棄他最后的一點東西——人的稱號；這種布施在用施舍物給不幸的人打上被唾棄的烙印以前，還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7頁））大家可以想一想影片中這樣的情景——窮苦柔弱的患者跪在大資本家豪華的座駕前苦苦的哀哭！大家可以看一看現實中這樣的情景——羸弱的矽肺病人在大資本家的廠房外凄凄的悲鳴！

所以在這種被背景下，我們就明白院線資本為什么那么賣力地推送這部片子了。是資本制造出了“瘟神”，是市場制造出了“藥神”；大資本兩頭賺——既賺足了巨額利潤，又賺足了眼淚“道義”，好處都是你們的，你們置那些貧弱患者于何處？！

回頭來再說馮小剛的“弄鬼”——蟄伏多日的他，在電影界被《藥神》打造得一片“光輝燦爛”的時候，他“心領神會”地跳了出來，肆意的猖狂！他反駁崔永元的“十條”的中心意思就是我們藝術界電影界是高尚、慈悲的化身，我們文藝界捐了多少多少學校。這不禁令我又想起了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部著作中所說的：“看吧！英國資產階級行善就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會白白地施舍，他們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筆買賣。他們和窮人做買賣，對窮人說：我為慈善事業花了這么多錢，我就買得了不再受你們干擾的權利。”（《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7頁）

馮小剛們以為有了這點兒捐助就有了想讓人民不再“干擾”你們的權力，呸！我們不但要“擾”，而且要“干”到底，你們這種“神話”、“鬼話”糊弄不了已經日益覺醒的勞苦大眾！

這里讓我引一首受資本壓迫的工人階級詩人王學忠的詩以為吶喊——

壓吧！

用你全部的淫威與卑劣，

但千萬不要露出一絲縫隙，

否則，

那顆不屈的頭顱，便會在鮮血淋漓里呼吸！

只要生命還在，抗爭不會停息，

風雨雷電中繼續，生長我的葉，生長我得枝！

   （作者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