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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非常火爆，在知乎上，大家對這部電影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討論的也很熱烈。

　　于是不出所料，在我開開心心摸魚的時候，又有不識趣的人來催我了：“在嗎?在嗎?《我不是藥神》看過了嗎?感想如何?寫個影評唄?別拖稿……”

　　不過老實講，首先我沒文化，你要我寫豆瓣式的影評我也寫不了;第二這部電影我沒看過……也不能這么說，畢竟知乎上對于電影的討論早就劇透我一臉了……

　　如果說這部電影最打動我的是什么，恐怕還就是那個滿臉橫肉的假藥販子說出來的大實話——

　　【“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

　　這句話讓我一下子想到了白求恩，想到了他的那個發自肺腑，卻被人有意和無意遺忘掉的論斷——“窮人肺結核”。

　　【“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康復，而窮人——死亡。”】

　　為什么說肺結核是“窮病”?關于白求恩的“窮人肺結核”，可以看看這一段：

　　【我家里是地主，所以對土地改革的問題比較了解。我為什么走共產黨這條路?我在高雄中學的時候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以后，又找了一些書來看。

　　當時我看了日本的《三代實錄》，書中收錄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時代的許多政治歷史事件，沒有特別立場，只是報道。

　　書中被捕的日本共產黨員在法庭上的陳述讓我很震撼。有個日本醫生加入共產黨，被問到為什么?

　　他說，他家是大地主，她媽媽患了嚴重的氣喘病，他從小立志做醫生救病人。一天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結核。

　　他告訴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就會好。

　　兩年后，女工又來看病，卻惡化為末期，沒救了。醫生罵她為什么不聽話。

　　女工哭著說，她爸爸早就過世，媽媽長期生病，家里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

　　這位醫生說：以他的經濟條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無法救全國同樣需要幫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產黨。

　　他講這些話時，整個法庭寂靜無聲。

　　法官說：他能理解這樣的心情，但為什么非要參加共產黨呢?

　　醫生反問，(除了共產黨以外)現在有哪一個政黨有意愿、有膽識提出解決這種社會問題的綱領呢?因此他認為，參加共產黨是唯一的選擇。

　　這對我影響很大。所以對土地改革不會反對，我很希望解放土地給農民。

　　——陳明忠，臺灣共產黨黨員，地主家庭出身，久經考驗，數次被捕，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險些犧牲。】

　　在上世紀初的西方，白求恩式的人物在“醫生”這個群體所討到的罵名和當今那些損害西方大企業利益，分享知識、提供服務和廉價物資，還要被愛資病跳腳罵的倒霉蛋們簡直如出一轍——在那時，醫生的身份是“富有”、“安穩”的代名詞;醫生數量稀少(讀醫科學校需要一筆昂貴的費用，行醫資格證也被人為控制)，使得他們能夠收取高額的診療費用，在社會體系中維持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生活;如果誰要是打破了這種默契(例如義務出診、降低出診費治療疑難雜癥)，就要遭到行業“圈子”里無情的嘲弄和打壓：

　　一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1936年5月，白求恩寫了一部報告：《我在胸外科手術中犯過的25個錯誤》，這是一篇有高度價值的自我批評文章，它能夠幫助年輕的外科醫生在白求恩的錯誤和經驗中——而不是以患者的健康與生命為代價——學習醫術并且避免錯誤。

　　然而，這篇文章激怒了“圈子”里的許多同行，在他們看來這等于是向社會“揭同行短”、“敗壞醫生聲譽”，某種意義上還破壞了資深醫生帶實習醫生，門徒、派系/學閥式“口口相傳”的不成文規矩。最終這篇文章沒能公開發布。

　　除了不計較個人和小利益團體的私利，以真理為標桿，全身心的投入到醫療科學事業。白求恩還義務出診，派發藥品，他深感無產階級貧窮的生活、高強度的工作和惡劣的居住環境、無法得到保障的休息以及匱乏的醫療衛生保健是導致各類傳染病和慢性病的重要原因。他呼吁自己的醫生同行都對窮苦人予以幫助，此外他向政府請求：應當建設各類公立醫院和保健機構、承擔部分診療費、平抑藥價。

　　不出所料，他遭到了猛烈的抨擊和惡毒的攻訐：在政府和醫療行業，他得到的是冷漠和敵意，他的“赤化”言行和他本人的私生活被人當成把柄大肆宣揚——一如當今在中國，有些網絡媒體就有點得意忘形地不斷重復，白求恩是一個薄情無義的花花公子、浪蕩闊少……

　　1935年8月，白求恩奔赴蘇聯莫斯科參加國際病理學大會，他在蘇聯度過了一個月的時光，他廣泛地參觀了蘇聯各地的醫院、療養院和休憩地。詳細的了解蘇聯的醫療制度和保健、勞動保護與療養體系。

　　他驚嘆于蘇聯在連年動亂戰爭，一片廢墟還遭受西方經濟和技術封鎖的背景下，還能夠普及全民醫療，著力于提升全民的身體素質，控制與消滅諸多疫病的蔓延與疫情。

　　白求恩確信，他在蘇聯的所見所聞是他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醫生面前再也沒有窮富之分，醫療能夠真正的踐行其救死扶傷的職責，而不是被利益集團綁架，沾滿銅臭味。即使一個人得了慢性病或者傳染病，他也能安心的去住院和療養，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的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生命與健康權利。

　　在白求恩和當時的許多人看來，蘇維埃制度所能夠控制并消滅的不僅僅是傳染病本身，更重要的是“窮病”的源頭——那位日本女工的哭泣和哀怨：“媽媽重病，兩個弟弟年幼;我不做工，一家人都要餓死，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

　　是啊，誰不想活命?電影中的老太太，她想活命，可昂貴的藥吃沒了房子吃垮了家。這位年輕的日本少女不想活命?可她必須要在重病的母親，年幼的弟弟和她自己的生命當中二選一……都是被逼的，被這……

　　后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白求恩也和那位被捕的日本共產黨員一樣，深感以自己一人之力行善，充其量只能讓自己沉浸在“大善人”的自我感動當中;根本無法改變世界數億貧苦者在沉默中被無聲屠殺的境地。

　　(例如某個“念經治病”還被西方炒作起來的基督教神棍)

　　除了共產黨，沒有人愿意和致力于“讓人活命”“人能做人”的問題……

　　要么，打倒他們。

　　要么，倒逼他們：這些人既不害怕年輕白求恩規規矩矩的上書請愿，“為民請命”;也不害怕一些人所吹噓的，漂亮、無瑕、溫和的“人道”、“改良”、“純潔的革命”。

　　他們只害怕能夠真正切實地消滅自己，并且取而代之的存在;盡管在他們的嘴里，這個心中燃燒著烈焰，頭顱仰望著太陽的利維坦冷漠殘暴，渾身血污，粗鄙丑陋，手中的巨斧猙獰可怕。

　　但他們偏偏不害怕規矩、打扮得體、還噴香水的“正人君子”，只有在“利維坦”的大棒之下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搞“讓利”，一如格瓦拉說的，“不是他們發善，而是我們來過。”

　　于是白求恩加入了共產黨，開始了中國人民都無比熟悉的那一段艱苦征程……

  原標題：她改變了蘇聯——“窮病”、白求恩與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