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8年6月中旬,特朗普對參加七國集團(G7)峰會的其他各國領導人表示,克里米亞屬于俄羅斯,因為半島居民說俄語。特朗普也對七國集團其他領導人支持烏克蘭表示質疑,稱其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正如筆者一開始就預測過的,特朗普集團將緩和與俄羅斯的關系,集中精力攻擊和瓦解中國。中國最大的悲劇可能是,當普京乃至朝鮮金正恩這些小國學習當年毛澤東對付美國的戰略戰術不斷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中國卻因為精英階層拋棄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革命精神(中國新生的非法暴富階層及其政治代理人極端反共反毛親美),讓美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2016年11月11日,筆者在特朗普大選獲勝后第一時間發文《新里根還是新希特勒?--假如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http://www.cwzg.cn/politics/201611/32382.html 文章對2017年、2018年特朗普政權的一系列行為進行了精確的預測:
自2007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壟斷資本早已意識到傳統的自由主義政治體制已經無法有效地應對美國即將來臨的危機,其中包括經濟下滑、失業嚴重、階級矛盾激化以及外部俄羅斯和中國的挑戰,等等。美國資本寡頭一直在計劃用更加集權乃至更加極權寡頭式政治模式來改造美國傳統政治體制。這在美國壟斷財團尤其是其中極右翼的帝國主義喉舌福山等人的近幾年的著作中可以明顯地展示出來。……政治集權、給大資本減稅、要求海外資本回流、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我們看到,除了黃種人福山沒有明目張膽地煽動種族主義、攻擊少數族裔和中國工人外,特朗普的經濟政治主張和美國壟斷資本的喉舌福山之類的主張驚人的一致!
在外交上,與希拉里同時攻擊中國和俄羅斯并把中俄逼成盟友的作死節奏不同,特朗普在競選后期所展示的外交政策對美帝國來說更加“理性”而“務實”,這正是美國共和黨極右翼一直鼓吹的外交政策:在鞏固中東(沙特)和東亞(日本)地盤的基礎上,聯俄、聯印,聯歐,共同圍攻中國。特朗普在競選中對俄羅斯和普京一以貫之、史無前例的好感眾所周知。而對印度,2016年10月,特朗普曾在新澤西州的競選集會上稱贊了印度總理莫迪。而莫迪在特朗普初選獲勝后也強調:“我們欣賞你在競選活動中對印度展示出的友好。”
2016年7月18日至21日,美國共和黨全國大會在克利夫蘭召開,特朗普的“親普京”“親俄羅斯”主張獲得共和黨多數支持,但特朗普卻用史無前例的最強硬的字眼批評中國。特朗普主導共和黨通過了“史上最右翼的共和黨行動綱領”,其中明顯將中國列為最大敵人,包括:重申臺灣六項保證,贊揚蔡英文對兩岸關系的“建設性”立場;支持對臺售武,并強調支持柴油潛艇的技術輸出;譴責中國在南海和東海對美國盟友的“欺凌”;“不合理、不成比例”地擴充海軍。在經貿問題上,指責中國貨幣操控、不公平貿易、盜竊商業機密。在中國內政問題上,指責中國“文革復活”、“二孩政策”(強制性計劃生育),收買海外輿論等;全力支持越南,包括對越南售武等。
總之,配合特朗普將中國和中國工人當替罪羊,與中國大搞經濟戰、貿易戰的同時,外交上特朗普代表的美國共和黨極右翼勢力將在地緣戰略上加強圍堵中國。特朗普的確可能會進行戰略收縮,但是僅僅是把圍堵俄羅斯的力量收回來圍堵中國。將中國定性為最大敵人后,特朗普可能更樂于執行先搞掉中國、再搞掉俄羅斯的戰略方案。
繼承尼克松時代的遺產,里根主義的外交政策,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基礎上試圖招降中國,利用中國聯合對抗蘇聯,迫使蘇聯于80年代后半期在中美聯合圍攻下也被迫投降美國,這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勢力能夠在蘇聯崛起的重要背景,美國終于在80年代末將蘇聯肢解。
今天,代表共和黨極右翼勢力的特朗普可謂重操舊業。只不過在他們眼中,中國和俄羅斯的位置已經互換,中國已取代當年的蘇聯成為最大的替罪羊和最大的威脅。特朗普究竟成為肢解中國的新里根,還是成為自取滅亡的新希特勒,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的戰略選擇。
今天,特朗普正在用當年美國瓦解蘇聯的方式來對付中國:通過貿易戰、金融戰及地緣政治問題(如利用南海問題和臺灣問題)圍堵中國。在這些問題上,特朗普大搞“勇敢者游戲”戰略,不斷突破一切底線,甚至試圖拿兩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來恐嚇中國。當年美國正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用核戰爭恐嚇住了蘇聯的赫魯曉夫,迫使赫魯曉夫走向對美全面妥協路線,直至出現了戈爾巴喬夫集團。
今天,美國也試圖用戰爭威脅、恐嚇、訛詐中國,給中國內政外交劃定活動范圍,比如強迫中國開放金融;強迫中國放棄謀求核心技術的計劃,充當美國半殖民地和依附國等等。美國已經擺出不惜一切代價遏制中國的態勢,比如,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先后出臺“臺灣旅行法”和“國防授權法”,鼓勵美軍參加臺灣軍演,加強美臺雙邊合作與提高臺灣自我防衛能力,幫助臺灣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攻擊大陸,允許美方所有層級的官員訪問臺灣,允許臺灣高階官員在“受尊敬的條件”下來到美國,與包括美國國防部、國務院的高官會見,并鼓勵臺灣駐美經濟文化代表在美展開業務……
特朗普及美國極右翼反共反華勢力之所以要這樣做,是他們認為,即便是美國摧毀了一切中美建交的基礎,中國也不敢對美國并展開對等還擊,甚至與美國惡化關系乃至斷交,他們愚蠢地認為中國最終會像赫魯曉夫時代的蘇聯那樣,在美國的“勇敢者游戲”的戰略圈套中,選擇向美國妥協。美國認為他們可以像當年瓦解蘇聯那樣,瓦解中國。
面對美國的一些軟硬戰爭的訛詐,我們有必要借鑒毛澤東當年是如何戰勝美國的“勇敢者游戲”,逼迫尼克松最終在毛澤東的書房向中國低頭,為中國奠定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使后幾代中國領導人能夠有條件、有資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
整個冷戰是一場“勇敢者游戲”。美國在冷戰中戰勝了蘇聯,其采用的“邊緣政策”式的威懾戰略,出自蘭德公司的博弈論。
“博弈論”中的著名模型——“勇敢者游戲”,是由長期服務于蘭德公司的托馬斯·C·謝林(后來于2005年獲諾貝爾經濟獎)提出并完善的。而謝林的靈感則直接來自毛澤東。
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托馬斯·C·謝林直接參與決策,為美國總統肯尼迪提供咨詢。他認為,“要公開讓全世界都知道,要么蘇聯人撤走布署在古巴的導彈,要么美國將不惜升級為核戰爭,舍此之外美國沒有其他任何選擇”。這一決心通過肯尼迪政府的公開聲明周知了全體美國人、前蘇聯政府及國際社會。美國政府這種公開聲明的做法就是告知蘇聯,“我已經將自己置于一個不可能再有其他選擇的地位”。這實際上為美國贏得了“最后的機會”——為了避免核戰爭使整個人類毀滅,蘇聯最后選擇了退卻。
謝林在1960年出版的《沖突的戰略》一書中談到:“‘最后的機會’是指在交通事故發生之前,對肇事雙方而言,存在一個可能避免事故發生的臨界點,這是他們阻止事故發生的最后機會。談判中,一方過早地做出最后承諾也許是放棄了與對方達成共識的最后機會。這也意味著他放棄了任何妥協、讓步的機會,將過早地僵化自己的立場,但是對方也可能必須做出對其有利的選擇。例如,一個司機已經加速行駛并且無法剎車,另一位司機認識到了這一點,也只好妥協讓步。……這一原則有助于我們理解在一些情況下,為什么一定意義上的弱勢(優勢)能夠轉化為另一個意義上的優勢(弱勢)。當一個人或國家失去自助能力或失去避免與敵人同歸于盡的能力時,另一方必須為此承擔全部成本和責任。”
肯尼迪在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時,采納謝林的建議,讓赫魯曉夫明確知道,美國已經“失去避免與敵人同歸于盡的能力”、美國“已經加速行駛并且無法剎車”(這是一種高明的恐嚇戰略,其實美國完全不想打核戰爭),而愚蠢的赫魯曉夫則徹底上當,從而只好“承擔全部成本和責任”、“只好妥協讓步”。實際上蘇聯決定向古巴部署導彈,完全是為了回應美國在與蘇聯接壤的土耳其部署的帶核彈頭的“木星”導彈。赫魯曉夫提出,如果美國保證不再侵略古巴并撤出土耳其“木星”導彈,蘇聯將從古巴撤出導彈。最終的結果是,蘇聯的導彈從古巴撤走了,而肯尼迪的回應則是將土耳其的“木星”導彈換成了更加致命的、威力更大的北極星導彈發射潛艇。
而對于古巴,美國繼續采用一系列恐怖主義手段進行顛覆破壞,除了加大對卡斯特羅的暗殺外,美國加大了對普通古巴人的恐怖威懾和肉體屠殺。1962年11月8日五角大樓宣布所有的蘇聯導彈基地已被撤除,就在同一天,美國特工小組炸毀了一個古巴工廠的設施,打死了400名工人。不管是蘇聯和美國,當時都沒有透露蘇聯古巴導彈和美國土耳其導彈之間的對應關系——肯尼迪不想讓世人認為整個事件的導火索是咄咄逼人的美國,而赫魯曉夫則不想讓人知道他是多么的懦弱和膽怯。最終的結果是美國人的完勝:美國即贏了面子,又贏了里子。
美國冷戰教父喬治·凱南于1947年便有教導:“美國有力量極大地加大壓力,限制蘇聯政策的推行,迫使克里姆林宮采取比近年來它所遵循的做法要克制和謹慎得多的態度,以此來促進那種最終必將導致蘇聯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軟化的趨勢發展。”正是“勇敢者游戲”將凱南的戰略落到實處。從古巴導彈危機開始,蘇聯便一直在美國的戰略威懾下寒蟬若驚。美國以核戰爭為威懾,警告蘇聯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蘇聯竟然大體遵守。從赫魯曉夫開始,為了不與美國激化矛盾,蘇聯強迫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全部放棄武裝斗爭,走和平議會道路,對那些不服從其命令繼續用武力對抗美帝的共產黨視作仇敵。而蘇聯不管是赫魯曉夫時期還是勃列日涅夫時期,面對美國都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與美國產生武力沖突。而面對社會主義同盟國如中國則是極端蠻橫,動輒以武力威脅。其最終結果,自然是全面妥協派戈爾巴喬夫的上臺及蘇聯的解體。
赫魯曉夫對美國的徹底投降是必然的,這在其1956年蘇共二十大提出“三和理論”(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時便已注定,這次大會的另一個主題是自毀根基、妖魔化斯大林。毛澤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赫魯曉夫的實質:“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赫魯曉夫訪美,他和艾森豪威爾都給對方臉上擦粉,但比較起來,美國人倒是有原則、有分寸些。赫魯曉夫得意地說什么‘戴維營精神’(按:歷史上的G2)的劃時代意義,但是1960年2月3日艾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卻說,他不知道‘任何戴維營精神’。赫魯曉夫和王明一樣,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門去,結果被人家一個巴掌打了出來。擦粉、和平過渡這一套有欺騙性,但要長期維持也困難。因為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的策略可以改變,而本性是不能改變的。”
后來的戈爾巴喬夫全面發揚光大了赫魯曉夫的思想,接受了美式普世價值觀,在美麗的“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下,完全向美帝投降放棄了一切斗爭,并最終使蘇共徹底土崩瓦解。戈式信奉的“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不過是汪精衛所信奉的“大東亞共榮”、“黃種人團結起來將白種人趕出亞洲”的翻版,其背后仍然是對美國強大軍事力量的深深恐懼??梢哉f,整個冷戰,便是一場“勇敢者游戲”,美國是這場戰爭的完勝者。從這個角度看,蘭德公司及托馬斯·C·謝林的博弈論模型發揮了多么大的作用!
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毛澤東主張的策略與赫魯曉夫完全不同。毛澤東一眼便看穿美國的“核訛詐”、“紙老虎”本性,鼓動赫魯曉夫和卡斯特羅識破美國的陰謀、頂住美國的壓力。毛澤東認為美國的核武器是紙老虎,只要蘇聯和古巴堅持原則,美國最終會退卻??ㄋ固亓_的確是硬骨頭,他在蘇聯妥協后仍要求蘇聯將戰術核導彈秘密留給古巴,以抵御美國的威脅。赫魯曉夫卻被嚇破了膽,將導彈撤得干干凈凈。為了說服古巴同意全部撤走武器,米高揚還向卡斯特羅撒謊稱,“我們國家有一條未公布的秘密法律,禁止向第三國轉移武器”。在蘇聯撤退妥協的時刻,毛澤東仍然鼓動卡斯特羅“將古巴革命進行到底”。
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親筆修改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的社論,批判赫魯曉夫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指出美帝的政策是“核訛詐”:“如果迷信核武器,看不到也不信任人民群眾的力量,在帝國主義的核訛詐面前倉皇失措,那就有可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就可能犯投降主義的錯誤。”文章如此批評赫魯曉夫:“如果在戰略上不敢藐視敵人,而在戰術上又輕率、魯莽,那就既會在戰略上犯投降主義的錯誤,又會在戰術上犯冒險主義的錯誤。”文章還一針見血地諷刺了赫魯曉夫在戰略上的荒唐:“他們同帝國主義就那樣‘迎合’、‘彼此讓步’;而對兄弟黨和兄弟國家卻是這樣誓不兩立。他們對張牙舞爪的敵人可以采取‘明智的妥協’、‘克制’的態度;而對兄弟黨和兄弟國家卻不愿意采取和解的態度。”假如毛澤東生在蘇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不是今天這個命運。
歷史已證明了毛澤東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高瞻遠矚。事實上,托馬斯·C·謝林提出博弈論模型“勇敢者游戲”,也完全是從中國毛澤東那里學來的。謝林在1960年出版的《沖突的戰略》一書中談到:“如果我們認為以全面戰爭威脅阻止對方還為時不晚,那么,我們只能做出全面戰爭的威脅,否則就會降低威脅的可信度。假設我們以1/20的幾率的全面戰爭威脅阻止對方繼續前進,那么,如果對方繼續一意孤行,我們則只能忍氣吞聲以19/20的幾率妥協讓步,從而避免一般戰爭的爆發。……我們可以以同樣的方式理解金門問題。……全面戰爭不爆發則已,一旦爆發,后果將不堪設想。”謝林在此書中多次以1958年的毛澤東炮擊金門事件為例來詮釋其理論。
在金門事件中,美國試圖以“戰爭”威脅中國毛澤東,而毛澤東則“一意孤行”地擴大事態,最終結果是,美國害怕與中國爆發全面戰爭,“只能忍氣吞聲地妥協讓步”。為何美國懼怕與中國的“全面戰爭”?因為當時的美國仍處在幾年前“朝鮮戰爭”大失敗的陰影里: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軍隊的武器雖然極其落后(初期入朝軍隊的主要武器是三八大蓋,而后期蘇式武器則尚未使用熟練戰爭便結束了),并且完全沒有戰場制空權(后勤運輸部隊出現大規模傷亡,志愿軍因缺乏御寒衣物大批凍死),卻將美軍從鴨綠江趕到三八線。
2008年6月12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C·謝林在中南大學做報告談核戰略及其博弈論,其中提到六個案例,1962年之前的案例便是朝鮮戰爭及1958年毛澤東炮擊金門事件。謝林指出,金門炮戰中,毛澤東擴大態勢,但美國卻不敢使用核武器。由此可見,1958年毛澤東炮擊金門,是謝林博弈論“勇敢者游戲”模型提出的主要淵源和背景。在這場“勇敢者游戲”中,毛澤東是完勝者,美國總結毛澤東的經驗和原則,拿來戰勝了蘇聯。說毛澤東是美國的戰略導師,當然是當之無愧的。
拿“1958年毛澤東炮擊金門”與“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對比,可鮮明看出,毛澤東是如何的偉大,赫魯曉夫是如何的愚蠢,而美國則是如何的狡詐。蘇聯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此后如此之不同,蓋因源此。
“1958年炮擊金門”事件的背景,是1954年12月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簽訂后,美臺軍事合作步步深入,美國逐步加強在臺軍力部署,美軍駐臺軍事顧問團擴大到兩千六百人,美空軍第十三特種航空隊進駐臺灣。美軍甚至部署核武器威懾中國:一九五七年五月,美軍公開宣布在臺灣部署了攜帶核彈頭的斗牛士導彈和電導導彈。從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起,美國中斷中美大使級會談,又縱容臺灣蔣介石集團對大陸沿海騷擾破壞。
炮擊金門事件
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爆發革命,第二天美國對黎巴嫩進行武裝干涉,中東事件成為世界的一大焦點。七月十八日晚,毛澤東做出指示:金門炮戰,意在擊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爭。8月22日,在明知將會擊斃美國軍人情況下(國民黨軍中的美國顧問一直配備到營一級),毛澤東下達了炮擊金門的命令。
用謝林后來總結的話講,毛澤東這樣做等于告訴美國,中國“已經加速行駛并且無法剎車”,美國必須撤退,否則就是與中國的全面戰爭。在接連幾天的炮戰中,國民黨軍隊傷亡近千人,美軍顧問多人死亡。國民黨艦艇大多由美軍艦艇左右護航,但仍被我軍擊沉十幾艘,美軍丟棄國軍艦船落荒而逃。毛澤東指示我炮兵,只打蔣艦,不打美艦——這是一種十分高明的戰略,其目的是分化美蔣聯盟,給艾森豪威爾一個臺階下。如果我軍重創美軍,美國總統就會在各方壓力下加大對蔣介石的支援甚至參戰。金門炮戰期間,美軍向臺灣加大兵力部署,但是始終不敢參戰。在金門炮戰的數以萬計的炮彈中,美蔣聯盟出現重大裂縫,美國對中國的“核威懾”及美臺《共同防御條約》一同煙消云散。
美國國防部在1978年的一份題為 《1945年7月到1977年9月間核武的部署與管理歷史》的報告中提到,美軍在臺部署有斗牛士導彈和核彈,斗牛士導彈配屬核彈頭的部署時間為1958年1月至1962年6月,而核彈部署時間為1960年至1974年7月。中國軍隊之前已通過抗美援朝重創美軍?,F在面對美軍的核威懾,毛澤東用“炮擊金門”方式“先發制人”,以“全面戰爭”威脅美軍,而美軍始終不敢介入戰爭,更不敢動用核武器。美國在臺灣部署核武器,毛澤東卻用炮擊金門證明美國及其核武是“紙老虎”,后來在朝鮮戰爭勝利的基礎上又在越南戰爭中重創美軍。就這樣,毛澤東曾經用炮彈擊敗了核彈,而擁有強大核武的赫魯曉夫,卻在古巴被美國的核威懾嚇得屁滾尿流。
毛澤東便是這樣,以“炮彈擊核彈”、以弱國擊強國,這便是謝林隨后總結的:“一定意義上的弱勢(優勢)能夠轉化為另一個意義上的優勢(弱勢)”。毛澤東是博弈論大師,是將“勇敢者游戲”玩得爐火純青的戰略大師。1958年毛澤東炮擊金門,而美國卻不敢參戰更不敢使用核武器,這啟發了謝林完成了其博弈論,并用這個理論指導美國在“古巴導彈危機”及隨后的美蘇冷戰這場“勇敢者游戲”中成為獲勝者。
當1965-1973年間,毛澤東用“援越抗美”戰爭再次將美軍拖死在越南時,中國已經成為擁有“兩彈一星”的世界強國了,而國防工業的三線布局更使中國做好了與美國甚至于蘇聯打一場全面戰爭的準備。毛澤東已經完全把握了那個“最后的機會”,這個時候的美國人,只能按照“博弈論”模型,“忍氣吞聲以19/20的幾率妥協讓步”,扮演那個失敗者、膽怯者的角色了。當1972年尼克松訪華并在書房“朝覲”毛澤東的那一時刻,中國已經注定會成為冷戰的最大贏家,毛澤東是冷戰這場“勇敢者游戲”的王者,美國不得不在1974年7月將核武器撤出臺灣。
盡管美國發展了完善的博弈理論,但是,這一戰略思維的發端,卻是毛澤東教會美國人的。
朝鮮戰爭中,毛澤東說“我們不會置之不理”,而美國依據雙方懸殊的國力對比,根本不相信中國會出兵。結果中國不僅出兵,而且是出動百萬大軍,四億人民團結一致將美帝打敗的姿態,先從氣勢上壓倒了有原子彈的美國。隨著美軍的巨大傷亡,朝鮮戰場上視死如歸、靈活多變的志愿軍將美軍徹底震懾住了,美國遇到有史以來的最強大敵人。只有手榴彈的中國,戰勝了有著原子彈的美國。
美國入侵越南后,毛澤東命令美國人不能越過17度線,否則中國將出兵。美國有了朝鮮戰爭的教訓,被毛澤東嚇破了膽,沒有再敢越過17度線。這是美國越南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后來,中國在越南出兵抗擊美軍,但美國仍然不敢越過17度線。
1969年中蘇珍寶島沖突,經過“古巴導彈危機”,蘇聯這次汲取了教訓,果斷出兵與中國對抗,毛澤東則以成功試爆一顆地下原子彈和一顆氫彈為回應。蘇聯在這次勇敢者游戲中又當了一次妥協者,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再也不敢進行挑釁甚至試圖擴大戰爭。中國不僅贏得了對蘇聯的戰略心理戰,也贏得了對美國的戰略心理戰。
為何毛澤東能夠做到在戰略上藐視敵人,而赫魯曉夫卻要在戰略上向敵人投降?因為毛澤東確實有足夠的把握和底氣以弱勝強,即便是面對美軍這樣的強敵也毫無畏懼。
毛澤東親筆修改的批評赫魯曉夫的文章《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中說:“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唯武器論者,也不是唯核武器論者。我們從來不認為核武器能夠決定人類命運。我們深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只有人民群眾才能夠決定人類歷史的命運。”有底氣說這個話的,當時只有毛澤東。
人類歷史上的歷次戰爭,大多是由武器裝備及軍力強弱所決定的。但毛澤東的軍事生涯,卻是一部不斷以弱盛強的歷史,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就是如此,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戰爭更是如此。毛澤東的軍隊首先始終站在正義一邊,結果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次,實現了精英與群眾間的緊密團結,形成了指揮者-士兵-人民群眾三位一體的強大結構,能最大程度發揮戰斗潛力。第三,在客觀物質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精神力彌補物力之不足。
毛澤東的軍隊戰斗力很強,并非強在技術裝備,而是因為這是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是一支有高度理想、信仰、道德和覺悟的新型軍隊。精神力的強大彌補了物力的不足。軍隊高級干部理想信仰堅定,沒有絲毫的個人利益打算,軍隊內部官兵平等、上下團結一致,軍隊和人民之間魚水情深、團結如一人。面對任何敵人,無論是國民黨軍隊、日本軍隊、美帝軍隊還是“蘇修”軍隊,這支軍隊都有無上的道德制高點、無邊的心理優勢、無窮的斗志、無限的犧牲精神。這種內在的精神品質遠勝于德國及日本軍隊所注重的“意志的勝利”及“武士道”精神,這就是美軍為何能打敗德軍、日軍卻無法戰勝裝備更差的毛式人民軍隊的原因。人民戰爭理論,這是毛式“勇敢者游戲”的無敵之處。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后來也被美國人學了去,發展成了心理戰戰略、不對稱戰略、總體戰戰略等。
“勇敢者游戲”是強者的游戲。美國的博弈論,是受毛澤東的啟發。而兩者之間又有差異。美國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博弈成功,依靠的是美國強大的軍事科技實力,以對蘇聯形成威懾。而毛澤東則在初期一直依靠人民戰爭方式威懾美國,在后期則繼續通過“人民戰爭”方式搞出了兩彈一星(兩彈一星精神是其延續),這便是已經物質、精神兩條腿走路,毛式軍隊比起美軍來,更加強大。
毛澤東的軍隊建設思想,和工業建設思想、經濟技術建設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我們不僅僅培養了一批軍事干部人才,也培養了一批外交人才、科學技術人才、企業管理人才、金融管理人才。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大寨精神、大慶精神,是當年的紅軍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的繼承和發展。
赫魯曉夫集團及戈爾巴喬夫集團之所以在美國的“勇敢者游戲”戰略中選擇向美國妥協,歸根結底是他們已經開始蛻化成脫離人民群眾、謀求自身腐敗利益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不想像列寧時代和斯大林時代那樣繼續革命,繼續和人民同甘共苦,團結人民戰勝強大的外敵的威脅,而是希望像美國的資本寡頭們那樣窮奢極欲、作威作福。
當年毛澤東所面臨的是這樣的局面,如果不用類似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式的局部戰爭打疼打怕美國,美國最終會像當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那樣不斷挑釁、侵略中國,那么中國最終等來的或許是中美直接沖突式的世界大戰。
赫魯曉夫繼承了斯大林留下來的軍事工業體系和強大的軍隊,卻在美國的戰略訛詐下不斷收縮,最終蘇聯出現了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集團,蘇聯亡黨亡國。普京從葉利欽手中接手的俄羅斯的軍事工業體系,比起當年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來說,其相對地位和力量要弱小很多,但是普京繼承了蘇聯早期勇于和美國斗爭的精神,在克里米亞、敘利亞問題上連克美國和西方,普京一雪蘇聯赫魯曉夫時代以來的恥辱,在國勢最弱的時候用俄羅斯版的“抗美援朝戰爭”(克里米亞和東烏克蘭戰爭)、援越抗美戰爭(敘利亞戰爭)重新打怕打疼美國,贏得美國的尊重,迫使美國對俄羅斯妥協。2018年6月中旬,特朗普對參加七國集團(G7)峰會的其他各國領導人表示,克里米亞屬于俄羅斯,因為半島居民說俄語。特朗普也對七國集團其他領導人支持烏克蘭表示質疑,稱其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正如筆者一開始就預測過的,特朗普集團將緩和與俄羅斯的關系,集中精力攻擊和瓦解中國。中國最大的悲劇可能是,當普京乃至朝鮮金正恩這些小國學習當年毛澤東對付美國的戰略戰術不斷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中國卻因為精英階層拋棄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革命精神(中國新生的非法暴富階層及其政治代理人極端反共反毛親美),讓美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今天中國要想在貿易戰、金融戰及臺灣、南海等問題上戰勝美國的戰略訛詐,同樣需要我們金融、科技、外交、軍事領域的各級干部能夠繼承和發揚紅色傳統、紅色精神、紅色基因,在貿易、金融、科技、外交、軍事各條戰線上將美國打疼、打怕。迫使美國像當年尼克松那樣向中國妥協讓步,為中國未來二十年的發展創造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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