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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龍：中國如何走出一條社會主義金融的新路

點擊：  作者：鄢一龍    來源：摘自《天下為公》  發布時間:2018-07-04 11:51:24

 

 

      編者按：《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出版三年，暢銷60萬冊，該書兩位作者聯袂其他四位學者，近日再度推出政論力作《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21世紀》。該書由來自北京、上海、武漢、華盛頓的鄢一龍（清華大學）、白鋼（復旦大學）、呂德文（武漢大學）、劉晨光（中央黨校）、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尹伊文（世界銀行）所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本文即摘自《天下為公》一書，該書以學術的方式談政治，從世界視野回應了中國進入新時代后所面臨的矛盾和挑戰，探討了中國如何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國家的高質量發展，從中西文明基因的角度探究了中共如何實現對蘇共的超越，展望了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發展趨勢。

 

 

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標志，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資本主義一體化過程已經逆轉，經濟虛擬化帶來的階級對立矛盾日益凸顯，資本主義體系內在的危機正在往深度演進。中國的經濟處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中，需要保持其社會主義的特質，為人類探索出一條金融社會主義新路。

 

金融是服務實體經濟的，而不是自我循環；金融應成為普通民眾獲得財產性收入與分擔財務風險的工具，而不應成為民眾財富的收割機。好的金融是經濟體系的造血器官，壞的金融則會成為經濟體系的吸血怪獸。金融社會主義的實質就是好的金融。

 

金融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題中應有之義，它是指在金融這一資本主義特征最為突出的領域，仍然能夠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既能利用金融又能駕馭金融。可以說，能否有效駕馭金融資本，是檢驗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執政能力的試金石。

 

第一，拓展實體經濟發展空間，避免經濟脫實向虛。

 

中國經濟發展總體上走了一條實體經濟立國的道路，金融資源大部分流入了實體經濟，支持了中國經濟發展。

 

然而，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確實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脫實向虛壓力。中國已經由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實體經濟利潤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資本涌入虛擬經濟追逐投機暴利。中國經濟如果也走上虛擬化的道路，面臨的問題會比美國更大，因為中國并沒有美國搞金融霸權的條件，不能像美國一樣讓全球為其分擔后果。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國具有產業發展的巨大戰略騰挪空間，不必走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的老路，應自覺引導制造業向中西部轉移，而不是向國外轉移，同時，推動國內制造業與國外制造業聯動發展，拓展制造業發展的全球空間。中國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開創世界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的新局面，同時也拓展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市場空間，拓展中國金融服務業的全球服務能力和全球服務半徑。

 

強實的同時還需要抑虛。一切實物資產只要具有流動性，理論上都可以金融化，而金融衍生品泛濫的前提就是實物資產的過度金融化。農村土地等實物資產不宜過度金融化，應該最大化其使用價值，而不是炒作其金融價值。

 

第二，發展社會主義普惠金融，讓人民真正從金融中得益。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認為金融需要大眾化，“如果要實現全社會的共同繁榮，那么金融必須為社會的每個成員服務，并且其服務必須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

 

普惠金融需要讓普通人分享金融資本收益，而不是使得金融市場成為一種一輪又一輪的割韭菜機制。凱恩斯就告誡說，為了公眾的利益，普通人進入賭場的門檻要很高，股市也要做同樣的安排。中國股市被調侃為“毫無門檻的賭場”，有接近1億的散戶參與炒股，幾十年下來的結果很清楚。股市就是信息、資源高度不對稱的戰場，越是弱勢群體，越不可避免地成為被掠奪的對象，許多股民都成為股市的“災民”。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夠潤澤人們的生活，而不是導致洪災肆虐。經濟生活中充斥著各種算計如何從別人口袋里圈錢的“金融創新”，但是真正能夠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務的創新太少。草根創業者、貧困大學生如何抵押未來收益，開啟職業生涯？中產階層如何分散其財產風險？個體如何共享新技術的收益？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創新。

 

社會主義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體。市場經濟將個體從集體共同體中拋出，原子化的個體無力抵御現代社會的高風險。真正普惠的金融創新能夠重建群體共擔風險、群體共享收益的新共同體，其不同于傳統的共同體，是個體自由選擇的共同體。

 

羅伯特·席勒提出新金融秩序以實現大規模的風險共擔。他說的大規模的風險共擔的重要前提是，數據時代的到來使得風險的識別和評價更加容易。但是，這又使得風險擴散與放大變得更加容易。這種風險共擔機制通過提供對沖機制，在使得經濟體系更穩定的同時，也空前放大了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新的金融共同體不是自組織的金融共同體，而是政治金融共同體，需要有政治實體來處置金融風險點，防范道德風險，避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

 

第三，國家統籌金融資源，打造居民與國家的金融利益共同體。

 

金融資本如同河水必須流動，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會，控制不好會造成洪災。近年來，隨著實體經濟投資機會減少，其吸納金融資本的能力不斷減弱；企業、居民積聚的財富增加，資本供給的壓力不斷加大，再加上國際游資在其中游弋出擊，使得經濟運行發生波動，一陣兒是股市暴漲暴跌，一陣兒是樓市的暴漲。其背后就是這種尋找出口的流動性力量在興風作浪。

 

 

治理的方法必須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主要靠疏導。國家需要給老百姓提供穩定的、持續的財產增值機會。

 

由于市場的短期、分散的資金與大規模、長周期投資回報之間的不匹配，社會的總體資金相對過剩與國家建設資金不足并存，這就需要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將市場巨量資金引導到服務國家長遠發展中去。

 

我國仍然有巨大的公共投資需求缺口。如同史正富所言，我國在國家安全、廣義生產要素（包括生態、能源、人力、資源、科技等五大類別）等領域是投資不足的，之所以出現投資不足，是由于這些投資規模大、周期長、不確定性高、收益排他性模糊。

 

史正富還提出，可以通過設立擔負國家戰略使命的準市場型戰略投資基金體系，由央行與國家財政提供引導基金，形成國家戰略引領、國家資金帶頭、多元資本混合的長期投資基金。這種基金雖然在中、短期難有回報，但在長期具有持續穩定的投資回報。

 

這種將市場優勢與社會主義優勢相結合的制度設計，能夠將充裕的投資資金用以進一步提高廣義積累率，既為未來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短期解決就業、穩定經濟提供條件；既可以有效地吸納居民儲蓄，又可以為居民投資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渠道，讓居民共享國家長遠發展的紅利。

 

第四，避免住房等資產過度金融化，使其回歸使用價值屬性。

 

住房是民生品，不是普通商品，更不是金融產品。住房金融化的一個結果就是住房市場出現空前的非理性繁榮，2006—2015年10年間我國住宅竣工面積達到了176億平方米，相當于每戶竣工了近44平方米。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40.8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36.6平方米。我國的人均住房面積已經和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難分伯仲，但與此同時，許多民眾卻“望樓興嘆”——買不起房。

 

住房金融化也加劇財富所有者與勞動階層之間的分化。居民財富中，住房是大頭。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表明,住房已經成為發達國家財富的主要組成部分，例如，法國與英國兩國的財富與收入比自1970年以來不斷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住房財富比重的急劇上升。中國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中國居民財富的六成左右是房產凈值。

 

這使得社會分化為炒房階層、自住房階層和無房階層。炒房階層就是所謂的“投機資本家”，在房價暴漲的過程中空手套利；對于自住房階層，住房對他們的意義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金融價值，房價高低無關緊要。

 

一線城市的底層不是無產階級，而是“無房階級”。當一座城市的房價上漲到依靠勞動收入（無論多高的薪水）無法購買的時候，房價就已經成為資本（特別是投機資本）階層與勞動者階層劃分的天然界限，并可能摧毀勞動者階層通過奮斗和誠實勞動過上美好生活的信心。

 

住房是民生之需，只有實現一個家庭基本上有一套房的保障，才能讓老百姓有安定的生活，社會才會穩定。對于大部分老百姓而言，要民主的目的是為了民生。只有少部分所謂“精英”可以不顧民生，只要幻想的“民主”。

 

如何控制房價？光靠以限價為主的政策顯然作用不大。調控的歷史也表明，越是嚴厲的調控越是帶來下一輪的報復性快速增長。治本之策就是要落實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根本定位，改變住房的投機品屬性，回歸商品和民生品的屬性。

 

其一，要在去金融化上下功夫，降低住房資產的流動性。在當代社會，任何資產都可以金融化，流動性越高，金融化的能力越強；去金融化，就是降低其流動性，增加住房資產變現的難度。

 

可以通過限售而不是限購來遏制頻繁交易。例如在2017年的這一輪調控中，有的地方規定購買的住房若干年之內不能交易。這種降低住房資產流動性的政策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同時，要加大持有投機房產的成本。征收房產稅，有助于加大持有房產的成本，特別是對三套房以上者要按照累進稅率征收。

 

要嚴控住房貸款的杠桿率。對于二套房提高首付比例，對于三套房以上必須全款購買。

 

其二，供需總量平衡的調控。進行總量平衡調控，使得土地的供給增長與需求增長大體保持平衡，就不會造成一房難求的狀況。而一些地方政府通過限制土地供應抬高地價的方法，可謂反其道而行之。這種調控方式的一種動機可能是為了炒地皮。即便不是如此，也反映了某些城市的“亂計劃”思維，不是根據需求來計劃供給，而是在控制人口的一廂情愿的思維下控制住房用地的供給，結果不但人口沒能控制住，而且住房用地也出現了嚴重的供需失衡，導致短短十幾年間住房價格暴漲了十多倍，可謂政府庸政、怠政的典型。

 

真正的供需平衡的計劃，是根據需求變化來逐步增加土地供給。比如，根據每年住房剛需以及改善性需求增加量，有序增加土地供給，以避免因為供需失衡，出現炒作地價、炒作房價的問題。對于市場需求變化這些簡單的算術題，通過經驗性估算就可以得出，更別說大數據等信息化手段了。不是能不能為的問題，而是愿不愿為的問題。

 

在根本上，政府需要管住自己炒地皮的沖動。高明的“土地財政”不是賣地，而是像重慶等地那樣為了公共利益運營土地，先實施土地收儲政策，再逐步開放給開發商，利用土地未來的收益進行城市建設的融資，使得土地的漲價收益落入公共財政的口袋，而不是落入私人開發商和炒房集團的口袋。這才是與市場經濟融合的土地運營方式。

 

同時，要通過政府的平準機制，抑制住房價格的暴漲，改變房價單向上漲的預期，讓炒房者血本無歸，讓亂炒地皮的企業血本無歸。

 

其三，要大力推行租賃轉“共有產權”的住房制度。

 

如果說股市上漲的時候是貪婪，下跌的時候是恐懼，房市則是炒房者的貪婪與剛需群體的恐懼交織在一起，從而推動了房價的暴漲。

 

租賃轉“共有產權”的住房制度根本上就在于服務剛需。租房的青年人既是房客，又是未來的房主。政府牽頭建設大批政策房，由政府供地，地價便宜，主要是建造成本，并由政府回購，規模要達到市場占有的1/3以上。政府將房子租賃給剛需群體，在租賃期間可以實施“租購同權”，租賃者與購房群體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務；達到若干年限以后，租賃者可以申請按照“共有產權”購買，購房者可以終身使用，可以繼承，但是不能自由交易。“共有產權”實質是限制住房的投機品屬性，而充分保障其民生品屬性。

 

第五，政府設立金融市場平準機制。

 

金融市場本質上是非均衡的。由于金融體系內部的相互拆借，金融的風險很容易演化成系統性風險，一旦觸發危機，就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打擊。只有政府予以強有力干預，強有力地執行去過度杠桿化政策，才能避免暴漲暴跌和系統性危機。

 

好的金融市場不應該鼓勵暴利，需要有相應的政府平準機制，抑制波動，露頭就打，避免資金惡意炒作。

 

新中國成立之初，陳云同志領導的穩定財經的戰役就是對平準機制的成功應用。新中國成立之初，大城市發生了通貨膨脹，市場投機活動極其嚴重。為了打壓市場投機活動、穩定財經，陳云同志領導了一場經濟戰，從商業、銀行、財政、稅收等方面四路出兵。商業上，由政府逐步拋售商人囤積的物品，使市場物價不漲反跌；同時，銀行貸款限制借出數目，少投放票子，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去杠桿”。幾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當綜合力量超過商人的力量的時候，商人就會跟著政府調控的意圖走，從而平穩了物價。

 

當下和未來，黨和政府如何駕馭金融資本？這段歷史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金融戰同樣需要國家隊。設立國家隊的目標不在于營利，而在于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不被少數人收割，保障國家金融體系穩定，保障國家利益不被海外勢力侵襲。作戰方式類似當年穩定財經的辦法，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運用國家的力量，與資本家的投機行為抗衡。投機資本家力量分散，而國家力量統一，統一領導，集中發揮力量，則戰無不勝。

 

更重要的是，中國需要在全球金融戰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國際上的金融大鱷經常是以做空主權國家來獲利的：1992年，索羅斯做空英鎊獲利豐厚，英國則蒙受了巨大的損失；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后同樣是國際金融大鱷發動的金融戰。中國如何在這種殘酷的金融斗爭中保障國家利益？除了設立防火墻之外，同樣需要成立金融的國家隊，以對抗國際金融大鱷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