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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舉行，會議由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主持。

　　首先，博古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承認第五次“反圍剿”沒有打好，但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敵人過于強大”、“紅軍供應不足”和“沒有大規模地瓦解敵軍”三個方面。

　　然后，周恩來作了副報告，直接對李德的錯誤指揮提出批評，并主動承擔責任。

　　隨后，張聞天代表毛澤東、王稼祥作了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

　　接著，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以來，嚴重損失的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具體表現在：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毛澤東還以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的不利條件下奪取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在報告中為錯誤軍事路線辯護的各種借口。

　　會議的緊張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生死攸關的大是大非面前，每一個與會者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毛澤東的發言對兩種截然不同觀點之間的交鋒，無疑起到了引爆作用。

　　在關鍵時刻，王稼祥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

這時，朱德明確表明表態支持毛澤東。朱德歷來謙虛穩重，這次發言卻聲色俱厲，譴責臨時中央排斥毛澤東，依靠外國人李德，弄丟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同志！

　　周恩來的發言，全力支持毛澤東參加中央核心領導。他指出，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接下來，王稼祥首先提議把軍隊指揮權交給毛澤東。

　　會上大多數人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只有博古、凱豐出來反對。

　　經過三天激烈的討論，會議作出以下決定：

　　1、毛澤東當選為常委。

　　2、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討論。

　　雖然會議沒有明確讓毛澤東負責全黨的工作，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錯誤的軍事路線已被拋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已經被確立。

　　遵義會議之所以能作出正確的抉擇，是老一代共產黨人在經歷挫折后，堅持實事求是，經過艱苦思考的結果，經過艱苦斗爭的結果。下面，讓我們一起回顧一下，圍繞遵義會議召開，我們的前輩都做了哪些艱苦的思考和斗爭。

　　湘江戰役失利后，中央紅軍戰斗力大為削弱。毛澤東因為患病一直躺在擔架上，他望著紅軍戰士疲憊的身影陷入了沉思。

　　當初，他領著秋收起義部隊奔上井岡山時，中央曾有人批評他要做山大王，他堅持住了，并在井岡山建立了根據地；當紅軍剛剛站穩腳跟有所發展時，中央又命令他去攻打大城市，結果兵敗郴州城；當他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開展土地革命、進行蘇區政權建設時，中央又有人批評他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當蘇區逐漸擴大鞏固時，中央機關被迫離開上海進入蘇區后，又剝奪了他的兵權，并全盤否定了他取得反“圍剿”勝利的經驗；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他曾建議紅軍主力轉移外線作戰，中央卻聽任李德的瞎指揮，以碉堡對碉堡，作繭自縛，使蘇區最終淪陷。紅軍損失三分之二……在這些重大問題的決策過程中，他曾據理力爭，效果卻適得其反。

　　難道李德、博古就想把事情搞糟嗎？還不是。那他們為什么三番五次地與自己作對呢？毛澤東冥思苦想，他提醒自己要冷靜全面地思考，以便從龐雜的紛爭中理出一個清晰的思路。猛然間，他想起了“對牛彈琴”這個成語，牛不識樂，對它彈琴，公明儀豈不太蠢了。博古不懂軍事，一味迷信國際路線；李德年輕浮躁，對中國國情幾乎一無所知。那為什么自己總不能說服他們。多少次爭論，自己也是火燒火燎，也是情緒煩躁。不僅沒能說服他們，還助長了他們的對立情緒。若這樣下去，豈不害了紅軍，害了黨。他開始自責，懊悔，反悟，決心轉變方法，盡可能多說服一些人，不能采取說不過去就走的辦法。

　　毛澤東思路暢通了，精神就振奮起來。他告訴抬擔架的民工說：“你們抬著我太辛苦了，我唱個歌子給你們聽好么？”

　　民工說：“主席莫客氣，你想唱就唱吧”

　　毛澤東用他濃重的湖南鄉音唱起了花鼓戲，逗得民工笑聲不斷。

　　湘江戰役失利后，官兵們怨聲載道，李德的瞎指揮嚴重損傷了他們的自信和熱情。高層領導都在思考著紅軍未來的前途，都希望改變紅軍前進的方向。但要把思想凝聚起來并付諸行動，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整個紅軍隊伍要改變行軍方向，一是要做統一思想的工作，二是要通過組織程序形成決議。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老一輩共產黨人為凝聚共識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

　　在行軍途中王稼祥對毛澤東說：“如果再讓李德瞎指揮，我們這點本錢就要丟光了。我看還是要按照你的辦法做，紅軍才有希望。”

　　毛澤東說：“現在不是說按哪個人的辦法，而是要用科學的辦法，馬克思主義講的就是科學，可是有人就是不按科學的辦法去做事。”接著，他從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說到倉促突圍的路線，最后又說到紅軍今后前進的方向。

王稼祥感覺有道理，說：“李德不聽怎么辦？我看當前最緊要的問題是把李德的指揮權拿下來，幾億中國人民的革命前程不能掌握在他一個人手里。”

　　兩個人經過深入交談，都認為紅軍每往前一步，就是離危險近了一步，應盡快找幾位重要領導人談話。王稼祥負責找張聞天、聶榮臻談，毛澤東負責找周恩來、朱德談。結果幾位主要領導都贊成毛澤東提出的改變行軍方向的意見。

　　王稼祥對聶榮臻說：“現在蔣介石在我們面前擺了那么多兵力，我們卻要往刺刀上闖，遲早要吃大虧。我看，毛澤東的分析是正確的，應該讓他出來指揮。”

　　聶榮臻說：“大多數上層領導的看法是相近的，只是這樣在下面議論不行，我們應該開個會，認真來解決這個問題。”

　　高層思想基本統一了，王稼祥馬上去找周恩來、博古，建議開會。

　　1934年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湖南通道縣召開。毛澤東說：“現在敵人在湘西、黔北布設了一個大口袋，如果我們繼續北上，必將被敵人包圍。根據目前的局勢，我建議，應該放棄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貴州方向進軍，那里敵人力量薄弱，紅軍可以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到修整和補充，以爭取主動局面到來。”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但李德、博古竭力反對。尤其是博古態度強硬，有些失態。

　　周恩來看意見僵持不下，一時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誤了軍機大事。他說：“會議就開到這里吧，現在黎平駐有敵人一個團，紅軍不論西進、北上，他對我們都是個威脅。所以我們要先吃掉這個敵人，也好讓部隊休息一下。”

　　大家心里都明白，黎平在通道的正西方向，正是毛澤東主張進軍的方向。打下黎平后，周恩來對毛澤東說：“黎平占領了，我們西進的大門就打開了，解決前進方向問題的時候到了。”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黎平城中召開。會上，毛澤東提出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根據地的建議。李德、博古再次對毛澤東大發脾氣，博古說：“你毛澤東不過是蘇聯的布爾加寧，有什么資格改變中央的決定！”布爾加寧當時是蘇聯的政府主席，不是實權人物，博古的這句話是想壓制毛澤東的發言。毛澤東接受以往的教訓，笑而不答，博古也不好再說什么。

　　周恩來抓住機會說：“對于戰略方針，大家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政治局可以用表決的辦法來解決，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我們就按原則辦吧”。表決結果絕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即做出《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決定》明確了一條紀律，規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一條紀律在相當程度上是針對博古、李德的，也從根本上阻止了個別人決定軍事行動的不正常現象。

　　紅軍到達遵義后，王稼祥對周恩來說：“現在黎平會議確定的目標已經基本達到了，應該是徹底解決黨和紅軍領導問題的時候了。不然的話，一開會李德、博古就大吵大鬧，這樣下去會誤事的。我建議快些把他們轟下去，讓毛澤東出來。”

　　周恩來點頭說：“你的話很有道理，反映了廣大紅軍戰士的心愿。但是，我們如何搞法，還要仔細研究。”

　　王稼祥說：“我看，最好的辦法是中央馬上開會，把軍團以上的首長都叫來，大家一齊發言，問題就解決了。我和張聞天、聶榮臻等一些同志都談過了，他們也是這個看法。”

　　周恩來思索了一下說：“中央開會要通過博古才行，他現在還是總負責。”

　　王稼祥說：“博古和我個人關系還好，他這個人我比較了解，思想有些僵化，自認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又過于迷信王明和李德。你和他深談一下，他也許會同意的。現在黨和紅軍的命運處于危急關頭，只有你能說服博古。”

　　周恩來說：“爭取能說服博古，名正言順地解決問題。”

　　之后周恩來又和朱德交換了意見，說：“我們和博古的分歧不是個人義氣之爭，事關革命前途，只能這樣辦了。”

　　于是，周恩來開始下功夫做博古的工作，說：“現在紅軍上下有些議論，主要是擔憂革命前途。有人提出中央要開個會，你看如何？”看博古表示疑惑，又說：“大家關心革命，議論是正常的，與其讓大家在下面議論，不如開個會，讓大家充分討論一下，也好統一思想。另外，第五次反‘圍剿’已經一年多了，你作為黨的總負責人應該代表中央作個總結，找出經驗教訓，以利今后發展。”

　　自從通道、黎平兩次會議以后，博古在工作上比較重視周恩來，有些重要事情也放手讓周恩來去做，說：“第五次反‘圍剿’打得不好，但是經驗還是有的。這個總結我負責，其他還有什么內容，你可以安排。”

　　周恩來說：“我們可以開個政治局擴大會，你作個主報告，我再作副報告。然后，大家可以發言。我們還要研究以后的工作，總之，這個會要開好。”

　　見周恩來態度真誠、堅定，博古就說：“好吧，我同意，就開個政治局擴大會。”

　　博古說到這里，周恩來心里的石頭落地了。

　　（聽說要開會解決路線問題，教條主義的支持者也想爭取主動，積極向人們做工作。會前和會中，凱豐曾多次找聶榮臻等高級領導談話，一談就是半天。）

　　做通博古的工作后，周恩來又去找毛澤東，請毛澤東出來指揮。

　　毛澤東說：“我毛澤東不是天生會打仗的，無非是靠兩條，一條是靠學習古人的經驗，第二條是靠大家幫助。說句心里話，如果沒有自己和別人失敗的經驗，我也不可能總結出來像‘十六字訣’之類的所謂經驗。在政治上，現在讓我當總負責有三條壞處：其一，我們中共中央的負責人歷來是共產國際認可的，我這個人在共產國際眼睛里形象一般，把我搞上去，共產國際會對中國革命有看法；其二，博古、李德在黨內、軍內一些同志思想中還有一定影響，采取把他們轟下臺的辦法，會引起黨內、軍內的思想混亂，不利于內部團結；其三，實踐證明，黨內、軍內一個人說了算的辦法不好。讓我總負責，我毛澤東再犯錯誤怎么辦呢？所以，還是集體領導好。這樣，我們不用明確撤換博古，同樣可以糾正他的錯誤路線。這三條，請你考慮一下，不是我毛澤東擺架子，事關重大，我們不得不考慮深遠一點。”

　　毛澤東一番精辟的分析令周恩來從內心佩服，說：“就是說，我們要用一種辦法，免去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和政治決定權，又不完全撤銷他們的職務，只是變更一下他們在黨內的分工。”

　　毛澤東說：“我們要把握住一點，就是只談軍事指揮問題，不談政治路線問題，一談路線問題，什么左呀，右呀，問題就復雜了，弄不好會弄出麻煩來。也巧，我們現在與共產國際聯系的電臺中斷了，在作戰頻繁的情況下，我們改變軍事上的問題，以后恢復了聯系，共產國際也會理解的。”

　　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出了毛澤東杰出的領導才能與政治智慧。他在會議上只批判臨時中央在軍事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這是毛澤東的一個英明決策。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會后，曾有人問毛澤東，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錯誤的，為什么當時不和他們干？毛澤東說，那時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使人不易識破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地發動斗爭，就會造成黨和軍隊的分裂。只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才能解決。毛澤東還注意把推行“左”傾錯誤的頭頭和執行者嚴格區分對待，爭取大多數同志轉變立場。

　　值得一提的是，博古雖然是會上主要批判對象之一，但是他的態度也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不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和磊落態度。會后，他堅決服從和執行中央決定，并嚴正拒絕了別人的挑撥意見。直到10年后的七大，他還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這些都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應有品質。

　　總之，遵義會議是一次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會議，在歷史的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在同共產國際失去電訊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解決黨內重大問題，充分表現出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成熟。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確領導，我們黨才開始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從此革命煥然一新。

　　遵義會議啟示我們：有成就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自己的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事實上已成為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我們黨有一個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總書記為核心，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必將從勝利走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