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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與西羅馬帝國為何崩解

來源：《歷史分光鏡》中華書局2015年版

東漢是一個朝代，自有其明白的起訖年份。然而，東漢上承秦代與西漢的典章制度，作為一個政治體，其上限不能不溯及公元前第三世紀。東漢帝祚之終在獻帝之世，但是董卓進洛陽，天下開始紛擾，東漢代表的秩序已經解體，則東漢之崩解實際上應在公元189 年。

羅馬帝國，上承由羅馬城邦建立的羅馬共和國。公元前264 年，羅馬統一意大利半島；公元前165 年，羅馬滅馬其頓，確立地中海霸權，執希臘文化圈的牛耳。公元前30 年，屋大維掌握政權，公元前27 年，屋大維稱奧古斯都，共和國改為帝國體制。公元第三世紀（公元193—284 年），羅馬帝國經歷幾乎長達一世紀的混亂，沿邊烽煙四起，軍人擁立皇帝，皇位更迭頻繁，更有一年之內數易帝主（如在公元238 年、253 年等），內戰不絕，政治敗壞，百姓愁苦。至Diocletian（284—305 年）及Constantine（306—337 年）才恢復治安。公元364 年，羅馬分東西兩都。從此，地中海世界分裂為二。西羅馬的正統至公元476 年終止，東羅馬則又延續了千年之久。在公元第五世紀，西羅馬北邊與西邊的日耳曼部族紛紛入侵，割裂疆土，建立政權，歐洲終于出現了多國體制。以上西羅馬變化，在時間上與東漢以至三國魏晉平行。東漢末年的擾攘，三國分立，以致五胡紛紛進入中原，中國長期分裂。兩個古代世界崩解的情勢也相類似。

西羅馬衰亡是歐洲史上一大課題。從吉朋（Edward Gibbon）以來，論著不斷。吉朋的經典著作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對于羅馬帝國的覆亡，提出全面的討論：內亂外患，天災人禍，都在不同的時期，擾亂了也削弱了羅馬的國力。他在第三十章中，綜述了覆亡的幾項原因。他特別注意到基督教及其對羅馬精神的影響。教會與國家兩個分立體系也使羅馬社會難以整合。在其他方面，吉朋以為羅馬低估了邊疆外族的威脅，指出羅馬疆域內各地區利益與傳統的多元性，也觀察到文明腐蝕了羅馬人的精神與生活方式。

1886年雕刻版畫《西羅馬帝國皇帝霍諾里烏斯的最愛》

另一位羅馬史的專家Michael I. Rostovtzeff 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考察羅馬衰亡的原因。他指出羅馬社會的分化，一方面羅馬世家大族與一般百姓之間的隔絕；另一方面由于羅馬世界的都市文化，有城鄉之間的對立。終于，以城市文化為基礎的羅馬，被底層文化拉垮了。Frank William Walbank 也從社會結構分析羅馬的覆亡，卻采取生產力的理論，以為羅馬低效率的奴隸生產制是羅馬崩解的原因。Ramsey McMullen 將羅馬覆亡歸咎于戰爭的負擔及軍人勢力的膨脹。A.H. M. Jones 認為羅馬早期擴張及后期的外患，導致羅馬財政困難，及外重內輕的失衡，因此，外族的壓力是羅馬覆亡的重要原因。也有以為自然災害及生態變化，導致羅馬帝國農業衰退，人口減少。

回到吉朋的著作，他在不同的章節，提出不同的原因，以說明羅馬帝國的崩解。用中國歷史學家處理朝代覆亡的說法，末世的現象，必是天災薦臻，政治敗壞，內憂外患，人謀不臧，百姓愁苦……一大串的“并發癥”，遂致天命改易。

東漢地方與中央之間，也是漸行漸遠。地方大族逐漸根深柢固，形成新貴族，包辦了察舉，也把持了地方，東漢州郡掾屬是當地實質統治階層，所謂“汝南太守范孟傅，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地方逐漸發展主體性，東漢州郡，每有地方的史籍，如《陳留風俗傳》、《汝南先賢傳》、《益都耆舊傳》、《襄陽耆舊記》、《青州先賢傳》……諸書多已不存，但仍見于《三國志》裴松之注及其他史籍的引用。這種心態，正反映了漢代次級系統尋求自主意識。

東漢人口，極盛時也有四千余萬，不下于西漢人眾，但人口分布頗不相同。東漢末季，中原州郡人口減少，東南與南方大幅增長，內外的比重，非復舊時。西漢的州部，只是督察單位，刺史權位，不如郡守。但東漢州權大增，刺史統轄屬郡，位同方伯。東漢分裂的形勢已成。黃巾一起，皇室威信已經蕩然，是以皇甫嵩立了大功，閻安即勸他“推亡漢于已倒”，代漢自立。漢祚之移，在于人心已散，不必等待董卓曹操了。及至大亂已成，名豪大俠，州郡守將，風起云聚，四處舉兵，漢代的復雜體系，在主軸解紐之后，中國分裂為五六個競爭單位，歸結為三國分立……這種發展，正是不穩定系統崩解為若干次級系統的實例。

西羅馬的崩解，也可作如是觀。羅馬由意大利半島上一個城邦起家，東征西討，逐步兼并了半島上的各邦，然后統一地中海沿岸，又北收高盧，東并兩河及尼羅河流域。羅馬軍團兵鋒所及，無不臣服。在這一大帝國內，羅馬并未建立西漢那樣的郡縣制度。羅馬的統治權，建立在戍守各地的武裝力量，及收奪各地資源的殖民政策與貿易活動。這一帝國，也有空間的中心與邊陲，也有層級的羅馬與屬地。但是，羅馬的復雜體系，可稱為“擴散型”的結構，與漢代的“凝聚型”極為不同。

擴散型的結構，離中心越遠，中央控制越弱，羅馬在各處的控制，都以城市為據點。在意大利半島上，城市之間有密切的來往。地中海各地，如北非及北岸，則城市與城外，族屬與文化均不同，頗像中國周代的封建，有國野的截然劃分。地中海東部以及海東地區，原是希臘文化的世界，各屬地有其各自歷史傳統，羅馬人的戍軍及殖民者所建莊園之外，全是土著居民。這些地方，羅馬的控制，均須假手當地的勢力。舉例言之，猶太人也是羅馬百姓，但是猶太人治耶穌死罪，羅馬的總督置身事外，讓猶太人以猶太法律處置。這種次級系統，其原有的獨立性，遠較漢代州郡的自主性為強。于是，一旦羅馬失去控制能力，這些次級系統自然紛紛脫幅，羅馬的復雜體系也就崩解了。

羅馬的統治結構，原由城邦制度演變而來。奧古斯都改共和國為帝制，權力集中于皇帝。但是統治階層的參議院議員，其家族都是富貴顯赫的上層。舊日羅馬擔任騎士的士族，服公職及兵役，但是不易有晉入上層的機會。這一統治階層的內部分歧，其彼此隔絕，也迥異于漢代察舉制作為上下溝通的情形。羅馬各地城市，有市民階層，城外則是農莊主人與辛苦勞作的農民。這三者之間，也缺少了社會流動的機制。于是羅馬上下之間，本少交流，其結構是相當松散的。

羅馬以殖民與戍軍維持這一復雜體系于不墜，又以貿易將羅馬生產的酒與橄欖油，換取各處資源。羅馬不斷擴張，壯者從軍，內地生產只能由奴隸擔任。羅馬越是開疆辟土，其本土人口與總人口的比數越小；戍守在外的軍團越多，留在本土的人口越少。這一擴散型的體系，終于外強中干，枝強干弱，一旦本土小有變動，各地必定尋求自主。羅馬建立東都，原為有效的控制東土。然而，東都皇帝的利益在東方，漸漸不再支持西都的本土。于是，東羅馬漸成為希臘化的另一勢力，不但不是羅馬犄角支援，反而割裂帝國據地自雄。東羅馬在西羅馬覆亡之后，又延祚將及千年，其實已是另一政治體系。

從東漢與羅馬帝國的崩解的比較，可知各種天災、人禍、內憂、外患，都是崩解過程中的因與緣。兩者崩解的原因，都在其結構方面，是不夠穩定的次級系統，勉強系附于主系統，一旦內部各成分彼此不能協調，即是失去運作功能。主系統失去控制能力，復雜體系也就崩解為若干獨立的次級系統。漢代中國有一個相當整合的市場網絡，將全國農業與制造業經濟有機的聯系于整體的流動轉輸。這一經濟體系，也可以分裂為若干獨立的次級系統。然而，中國是一整片土地，南北東西，互通有無，則彼此互利。各個獨立系統，若沒有外來力量的干預，終于還會整合為一個籠罩全國的龐大體系。這一現象，加上儒家文化的滲透各地，中國的龐大復雜體系，雖經過中古的崩解，還是越來越凝聚，成為穩定的結構。

相對于漢代的情形，羅馬的世界，也有互通有無的經濟網絡。制造業大多在城市之內。城鄉之間少有共同的利益。羅馬各行省與各屬國，都有其自己四周的經濟圈，不必依賴于羅馬帝國的交易網。加上在基督教成為正統后，羅馬文化不再是廣大地區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能夠整合地中海世界，甚至能擴散到歐洲及中東地區。但是基督教會與帝國政權，分多合少。是以羅馬崩解后，地中海世界有天主教與東正教兩個是可以取代帝國的教會秩序，卻不是羅馬帝國政治體系的延續。

兩個帝國崩解的表面現象相似，兩者結構又不相同。似乎崩解之原因，均在結構本身核心部分有了分裂，遂不足以維系不十分穩定的次級系統。但是凝聚型的結構，終于有復合的能力，擴散型的結構則一旦分散，即不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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